第六章

    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将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


    几乎波利斯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说他是当然的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确凿的有一点: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发，身材瘦削，至多体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一九四一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作为苏联战俘一年半以后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此笔者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为什么男主角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是我无法忍受的，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差一点甚至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将虚构的大麦粥喝着，就得险些送命吗？


    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接受，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毕竟他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他尽管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学历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他在年轻时如果承认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业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么，恐怕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也愿意承认，比莱尼他并不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我们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现年波加科夫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依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悔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使他满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了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尽管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构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同住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什么精美的食品但并非”:腌黄瓜。


    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是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乡思是简直摆脱不了的”。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贝伦科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


    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待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买“香烟”的时机是不消说的。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在夜里由于“几十年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确实他的双手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自己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了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受用的抽烟架”，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一个套圈，我们用铁丝做了，用两只衣夹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将一个烟嘴儿夹住，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


    “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


    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


    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将几杯相当不错的茶喝过(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之后就到了，这位先生相当粗鲁———是确实如此的———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咪咪于是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


    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在一间客厅里坐着，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德国树木，英国草坪、大约最小的一棵树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劳申贝格、沃霍尔、佩杀施泰因、瓦尔德米勒、普尔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沉浸。这里也有T、W、L2和S!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


    “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了解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喏，大致差不离是我能说的。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呢？(耸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什么危险的事，这可不是，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亲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我们是重视苏联的，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喏，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了，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也无关紧要，这个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我送给他向他介绍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说，是《乡村医生》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一九二○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我这时得知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是否您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是否您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这一切我认为全都对头吗？我这时(声音由弱变为很弱)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这小子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是否他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集中营里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什么叫采石您知道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他觉得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他回答的机会尤其是根本没有。)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责备口气，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这种可能也从未有过，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把他先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这个党内大人物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点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


    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


    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


    “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


    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xx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禁不住这块缝上去的皮才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我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他命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


    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太过分了，这个。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了，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宽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当然我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有几次他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调查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他原来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听懂歌词内容———他唱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这样做您认为明智吗？———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并非我被扣上红帽子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你怎么给了我？’———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差不多战争已打赢了。’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这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


    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高级)轿车，他妻子有一辆(中级)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以后还有多次)，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


    “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不是看得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甚至我女儿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什么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懂得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她后来把房了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时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她，我就爱上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我隐瞒了这些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我伤害过吗？没有。不错，我在那以前有点粗暴，我承认。可一九三三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也许唯一一个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如同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从莱尼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当时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她如果从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基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马上就知道———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不快、羡慕、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我们的莱尼在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从自己的壶里她用自己的杯子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莱尼来说———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来这种咖啡的香味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平常他坐在那里干活，解开放着他的假腿，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还是可以的: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将讨厌的格龙奇除外，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将它表达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了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一种挑衅，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这么一个杯子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她接着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整个场面———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感、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在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汗珠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您听着，可能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这样一来幸而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如释重负地赫特霍尼叹了一口气，叽里咕噜地克雷姆普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龙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莱尼这时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从自己的壶里她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一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


    莱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进一步想广泛将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一笔附带着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对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您既然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把布尔什维克追击着(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里呆着，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当时不寒而栗，鸡皮疙瘩全身都起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有一种在那里面———我说是冷静的———人性和真诚，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很长时间，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


    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她认识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也不能说。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莱尼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对劣等民族虽然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五分钟，我觉得至少有。”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测定可以进行的: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离莱尼的桌子(这里放着咖啡壶)有两米自来水龙头———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很可能莱尼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就无需模拟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笔者———做了三次试验，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笔者这里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会弹钢琴，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欲不遂的寡妇(由于艾哈德的遭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养———上述这些特性及其组织无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我们想要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到那时为止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为什么她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理所当然地、一个苏联战俘(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闹不清楚犹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她根本不明白吗？


    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相当简单的解释她提出了一个:“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闲饭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问题这是毫无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给任何人她会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她也会请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纳粹分子。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这种人她就是的，并且真诚热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这样一种印象这里切不可产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这种可能有。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客观地从个人角度却可以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少数)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联系起来看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莱尼的为人如果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同样她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说出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一向总是在事后去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去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后来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端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了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莱尼简言之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把这种潜能唤醒，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估计数)，并没有充分把她的潜能调动起来，这种本领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


    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将结果叙述了，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


    佩尔策:“俄国人从此以后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他这时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看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时间虽然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当时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我在想什么您知道吗？听上去这话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居然她动手了———她动手了，好家伙，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在男女关系上莱尼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动。当然她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的。”


    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从玛格蕾特那里我们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


    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佩尔策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他三天后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她们俩受他领导，不过这一点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了。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一一二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鹰徽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他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我有一次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N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您既然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N字和鹰徽嘛，自己的历史处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如果说我不仅没有难为过他，而且还给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数学这一门是精通的，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这当然，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产量结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让他出，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我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黄瓜、烟草和西红柿。”


    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在他第二次访问时汪夫特对他更加冷淡，就一笔勾销了她。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后一次克雷默尔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她在赫特霍尼那里，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讳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留连忘返，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一支接一支抽烟者的明显反感是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


    “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不仅让他们把我们的税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空气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都一样的意思———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北威州———笔者)，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一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建立这个国家我赞成过吗？没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谁把我们出卖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举行过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清新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我们和文艺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笔者答应这样做。)不，从来我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他们那里种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我不过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添麻烦。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是莱尼了不起的地方。我还得告诉您，一定您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难为过什么人，克雷姆普也许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难，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这种看法恰恰错了:讨好多数人，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实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倒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九四○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其实这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这些小伙子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就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向您我就这样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一个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


    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