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


    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


    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


    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


    “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格龙奇语)。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


    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


    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


    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


    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用了？’嗯，我们全都估计最晚十二月或一月就会得到解放，但战事却拖延下去，她无法理解这一点。接着是对阿登山攻势和许特根森林相持很久的战役感到极其忧伤。我向她作了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现在德国人在拚命抵抗，因为美国人已踏上德国土地，而且严寒的冬天当然会妨碍进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论此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呀，您要明白，她已怀孕，我们得找个男人，这人要靠得住，可以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她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肯写上:‘生父不明’。波利斯没事找事———我今天仍认为是没事找事，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节外生枝，有一天对她悄悄地说了一个名字:GeorgTrakl。我们两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毫不明白:是否他建议让此人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那么，他是谁，家住何处？莱尼将Trakl听成了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以为是Truckel或Truckl呢。我至今不知道波利斯一九四四年九月讲这话时在想什么。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四处打着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莱尼急得要命，想要在当天晚上就搞清楚。结果一无所获: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的。最后，天虽然已不早了，她仍赶回家去向霍伊泽一家刨根问底。一无所获，真叫人难堪。第二天因为她不得不牺牲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去问波利斯这人是谁。他说:‘诗人，德意志，奥地利，死了。’莱尼于是立刻跑到最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在索书单上写下:Trackel，Georg———这使一个年纪大的女图书管理员神态严肃地表示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借到了一本小诗集。她满腔热情地接过这本书，在电车上就看起来。我还记得几首诗，因为她每天、每天晚上都把这些诗念给我听。我觉得《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不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另外一首更好:‘少女们伫立在门旁，胆怯地向花花世界张望，润湿的嘴唇在微微震颤，在心中充满着希望。’我听了就会失声痛哭，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年纪愈大，感触愈深:希望我心中充满着，无忧无虑———充满希望，无忧无虑———而另一首诗莱尼非常喜欢，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每当暮色降临，常见斯人倩影，亭亭玉立井旁；每当暮色降临，她就前去汲水，水桶上下不停。’那本小册子里的诗都这样是的，她把它们都背熟，在工场临时配上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使他高兴，他听了确实感到高兴，但这也引起了麻烦，跟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对她大声嚷嚷，责问她，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只是在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波利斯真傻，插嘴说他知道这个德国诗人，这个诗人是东部边境地区———确实他说了东部边境地区!———的人，名叫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这又使那个纳粹分子火了，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熟悉德国诗———他找党的领导或到别的地方去打听这个特拉克尔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大概别人对他说，此人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人，一个共产党，对这个特拉克尔竟如此熟悉，这是否有问题，大概别人对他讲，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不能让劣等人的嘴巴糟蹋。更多的不愉快之事事实上还发生了，莱尼此时一度变得自信和放肆，神采焕发，因为她有人爱，而我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我连施勒默也没有这样爱过，也许海因里希会这样爱我。因此她偏偏在那一天唱松娅的诗:


    ‘黄昏返回故园，蔚蓝的静谧，松娅的生活。’———四次提到松娅了。那个纳粹分子喊道:松娅是俄国人名字，这是背叛人民的行为等等。莱尼马上回敬一句:松娅赫尼也叫松娅，她一年以前还看过一部电影《邮政局长》，在里面全是俄国人的，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这场争吵后来由佩尔策出面才宣告结束，他说这通通是废话，还说莱尼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当然可以的，只要不是唱反对国家的东西就无可指摘。于是大家进行表决，莱尼由于有很好听的略带女低音的嗓子，由于大家本来都很消沉，谁也不会张口就唱，因此大家一致表决反对那个纳粹分子———她临时谱曲的特拉克尔歌曲，莱尼可以继续唱了。”


    克雷默尔、赫特霍尼和格龙奇都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三人的说法虽然不同。赫特霍尼说:“天啊，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叫人感到舒畅:很优美，这姑娘的女低音，她唱歌———不用命令。嗯，她对舒伯特的乐曲看得出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巧妙地换用优美动人的歌词。”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真叫人心花怒放。她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都没有反对；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感觉到，她不仅有了心上人，而且彼此心心相印———可那人是谁———我们谁也猜不到，那个俄国人因为总是不言不语地站在一旁，漠然地干他的活。”


    格龙奇说:“看到克雷姆普那个混帐王八蛋气急败坏地样子，在内心里和外表上我都笑得要死。那个松娅叫他多么生气!取名松娅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莱尼反应真够快的，马上举出了松娅赫尼来。嘿，这个姑娘一开始唱歌，就好像在冬天的菜地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向日葵。真好听，我们个个都感觉得到，她正在热恋中———她那时是多么心花怒放啊。当然罗，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的心上人是谁。”佩尔策说:“当然她的歌声使我高兴，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优美的女低音嗓子———不过我也很难向您哪怕是大概地说明，这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有人来问，是否真的是俄国歌曲，那个俄国人是否有什么关系，等等。嗯，事情后来平息了，但麻烦还有的是，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告诉您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是不危险的。”


    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这里必须纠正:波利斯和莱尼终日闷闷不乐，或是波利斯过分热衷于测试或提高莱尼对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他那个时期每天对波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总是快快活活，因为他———如果说，对什么事他还能确有把握的话———确有把握与莱尼重新见面，而且可以根据战争、轰炸和整个形势的情况，有“留宿”的希望。他在电车上唱歌挨揍以后就学乖了，使劲克制突然想唱歌的一时冲动。他熟悉许多德国民歌和儿歌，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而这使他跟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和营里的一些难友产生了不愉快，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可以理解———笔者)听德国歌。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莉莉玛莲》得到批准甚至备受欢迎，由于波利斯的嗓子受到赞赏，《莉莉玛莲》(据波加科夫说，波利斯并不喜欢这首歌———笔者)，允许他每唱一遍，再唱另外一支德国歌就可以。据波加科夫说，他最喜欢的德国歌是:《门前井台旁》、《野玫瑰》和《绿草地》。可想而知，波利斯清晨在电车上很想越过那些脸色阴沉的电车乘客高歌一曲《听，外面有什么来了》。在那次独一无二的、遭到极大误解而被粗暴压制的唱歌以后，不管怎么说，还能使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当时悄悄地安慰他的那个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都乘同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交换片言只语了，只是有时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只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估量，心心相印、意味深长地对视意味着什么。“他现在即使在工场里唱歌”(波加科夫语)，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防范措施。由于花圈场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免不了有时要同他讲话，克雷姆普和汪夫特甚至———即使只是叽里咕噜地说一声“那儿”或“就来”或“嗯”———由于佩尔策也必须同波利斯长谈———关于花圈帐目、缎带和花卉帐目、生产进度要求———有一天于是波利斯便向佩尔策提出请求，是否允许他有时也“唱支歌”给大家听。


    佩尔策:“我大吃一惊，是的，在电车上唱歌丢丑以后，这个小伙子居然还有这种雅兴。不过，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一次幸好没人注意他唱的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唱，并且向他讲明:鉴于战争的形势，一个俄国战俘唱歌会被当然看成是挑衅———您得明白。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人手里已经有罗马了，塞瓦斯托波尔已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唱。’嗯，我得告诉您，我听了很感动，确实很感动:他乐意唱德国歌。嗯，我就对他说:‘听我说，波利斯，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你知道，就我来说———就我来说，你可以像夏里亚宾那样引吭高歌，可你知道，普法伊弗太太(从来我不在他面前叫她莱尼)唱歌惹起了多少是非!现在又会怎样呢，要是你’我最后冒风险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我说:‘大家听我说，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波利斯已经干了半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工作努力，为人稳重，他喜欢德国歌，爱唱德国歌，请求允许他偶尔在工作时唱个德国歌给大家听。我建议我们进行表决，同意的举手。’我立刻首先举起了手———你瞧，克雷姆普并没有举手，只是叽哩咕噜地说什么———接着我说:‘波利斯想唱的是德国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喜爱德国文化遗产，这不是什么坏事的。’嗯，波利斯很聪明，没有马上开始唱，他又等了几天。后来，我告诉您吧，他唱了韦伯的咏叹调，我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如他呢。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音乐上无懈可击，德语也毫无问题。嗯，在我看来，他唱情歌多了一点，后来他终于唱起了:‘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新鲜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这歌，他经常唱，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布莱希特写的———我得说，我今天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支歌我觉得不错，后来买了唱片，今天还经常听，喜欢听———但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有余悸:布莱希特的作品，一个俄国战俘唱，而当时是一九四四年秋天，英国人已经挺进到阿纳姆，俄国人已到达华沙郊区，美国人快打到博洛尼亚了想起这事，能把头发急白。不过，布莱希特又有谁知道呢？连伊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布莱希特———对此他可以放心，没有人知道布莱希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特拉克尔。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和莱尼对唱情歌!真正的对唱!”


    玛格蕾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


    此时莱尼每天都给他带点东西:香烟、面包、白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小方块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您可以计算，她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起，没有一天不给他带东西。她总是在最下面的泥炭包中掏个洞，然后再用泥炭把洞口堵上，当然，藏东西的地方对着墙，然后让他去取。看守，她当然还要讨好的，免得他们对他搜身———这必须小心谨慎，有那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爱说爱逗，但厚颜无耻，想带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说用他的话来———‘抱一抱’———一个厚颜无耻的小流氓，此道十有八九精通，只是嘴上不说。他硬要莱尼陪他出去，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起去。我们于是去过几次有舞场的低级军人酒吧，我很熟悉这种地方而莱尼从未去过。这个无耻的家伙公开承认，我比莱尼更符合他的要求，他认为莱尼过于娇贵，‘漂亮姑娘’我则更像个———嗯，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这家伙是莱尼非常担心的———他叫博尔迪希———看出苗头，惹是生非。我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嗯，我也没有吃什么亏，我干脆把他接过来，也许应当说，我要了他———对我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牺牲，一九四四年底，多一个少一个已经无所谓了。他相当阔，这个无耻的阔少，每次想和我‘放唱片’———他也这样说———都住最好的旅馆，要香槟酒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此人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爱吹，几杯酒下肚，就什么都说。只要有可能，干任何买卖:烟酒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进帐最大的是买卖授勋证书、伤员证和士兵证———在某一次撤退中他偷到大批这种玩意儿，您可以想象，我听说有士兵证时马上就警觉起来，为了波利斯和莱尼。嗯，我先让他大吹特吹，然后就嘲笑他，一直到他亮出了那些玩意儿。果然如此:他有一个一本大词典那么大的硬纸匣，里面装满签字盖章的表格，还有休假证和车票。好啦。我让他去———不过我们如今已把他掌握在手心了，而对我们他仍然一无所知。我向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是可怜虫，他有时也送给他们几支香烟，反正他的烟蒂都是赏给他们的，而他也不想再为自己树敌。卖一张一级铁十字勋章证书，这个博尔迪希收三千马克，还说这是‘白送”；一张士兵证卖五千马克，说这‘以后能救人的一命’———在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时他的伤员证一销而光，那时逃兵们藏在废墟中互相开枪———当然距离要合适———打伤胳膊和腿，这样揣上一张伤员证就名正言顺了。当时我在野战医院工作已经两年，知道自我致残者的底细。”


    佩尔策:“那个时候一度生意开始滑坡。幸亏一直觉得假腿没有装好的克雷姆普得到军医院去住院几个月。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三个人解雇———理由:死人并未减少，但城市疏散抓得更紧更严了。伤员已经不再全部送到了我们这个城市，而是直接送过莱茵河。嗯，幸而谢尔夫和策芬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最后，几乎剩下来的人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不过，要使剩下来的人都有活干，仍然够困难的。我最后安排他们到温室去干活———即使这样，企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入不敷出。我们一九四三年甚至加班，有时还加夜班；这时却出现了不景气，后来业务又突然上升，这和英国人空袭活动增加有关———是啊，我们属于殡葬行业嘛———这座城市的死人又多起来，于是我就把大家从温室调回来，恢复了两班倒。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创造发明，大大地推动了生意。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盆花盆已破的石楠，干脆就用它去扎无骨架花圈，扎出来的东西小巧紧凑，这当然又使人产生了罗马式的嫌疑———不过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白痴还会去计较了———莱尼干这真在行，这种花圈小巧玲珑，几乎像是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将一层清漆涂上了；莱尼还在花圈上扎出死者或送花圈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有时名字不长就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行，这可以产生一些漂亮的对比，例如绿配紫。而且，她没有从来，一次也没有破坏点缀花圈左上方三分之一的规律。顾客欢欣鼓舞，我欣喜若狂———由于我们还能自由地渡过莱茵河，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去拉大批石楠也不成问题。她有时扎进一些宗教象征、锚、鸡心、十字架，超过了自己以往的水平。”


    玛格蕾特:“当然莱尼开始扎石楠花圈时是别有用心的。


    她自己就这样说过:她要用石楠做新床；他们的活动范围由于只限于陵园之内，除了挑选一个大型家族墓室作幽会地点外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她就挑选了博尚普家的大型私人教堂。当时这座教堂已经相当破旧，里面有长凳、一个小祭坛，别人是看不到祭坛后面的石楠的，而且不费什么事就能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储藏处，把香烟、葡萄酒、面包和糖果存放着。同时，莱尼变得狡猾多了，她早已不再是每天给波利斯一杯咖啡，而是隔四五天才请他喝一杯。有时在验收花圈时她也避开他，很少在场内同他接近，两个人也不再咬耳朵了。藏东西的地方由泥炭包转移到博尚普家教堂的圣坛。五月二十八日是他们的好日子:空袭警报有两次，一次紧接着一次，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一点至四点半之间———投下不多的炸弹，但刚巧够得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家时满面春风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日———三月十八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波利斯对我说什么吗？听英国人的，他们是不会撒谎的。’然后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两个多月白天没空袭，大多数空袭是在夜间，有几次是在午夜前不久。我们正在床上躺着，莱尼自己嘀咕:‘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白天再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一点也不远嘛到这儿。’那时她已怀孕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终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有两个半小时之久———我相信———炸弹扔下不少，有几颗甚至落在陵园里，一些弹片穿过了博尚普家教堂的玻璃窗，在他们俩头上呼啸飞过。接着就是莱尼所说的‘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念珠月’———从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共发生了九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莱尼对此的评论是:‘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


    这里应当概括地提供一些具体材料:此时莱尼二十二岁，按照市民的说法，尽可以把一九四三年圣诞节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留宿”之间的这三个月称为订婚期；他们从一九四四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这一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其名的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之后，这段时期应当被作为“新婚”了。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对我们在这方面比佩尔策和玛格蕾特提供的情况更有用处。白天空袭共有十七次，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一日，投下约一百五十枚空投水雷、一万四千多枚爆破炸弹、约三十五枚燃烧弹；要知道，对这一对有利的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局面:没有人再去认真注意，谁躲在什么地方，谁和谁钻出来从什么地方，哪怕是从一个家族墓园的小教堂里钻出来。这时过分拘谨的情侣会畏缩不前，而———显然莱尼和波利斯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这时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互相谈论父母、兄弟姐妹、出身、学历和战局。几乎根据空袭的统计资料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莱尼和波利斯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度过，单是十月十七日一天就连续三个小时。因此，有人如果觉得这两个人可怜，那就应迅速摆脱这种感情了，只须想一想，又有多少情侣，不论合法或非法，不论是不是被俘，能有这么多时间这样亲热地一起度过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得把这一对说成是命运的宠儿———他们竟大逆不道地希望英国空军白天进行空袭，以便能在博尚普家教堂再次相会。


    波利斯没有想到的有一点，大概也永远不知道:莱尼经济上非常困难。考虑到她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半磅咖啡，她的房租收入约为一百支香烟，而她大约一个月要消耗两磅咖啡，她消耗的香烟———把她如果不得不“偷偷地塞给”张三李四的也计算在内———有三四百支，那么，人人都会明白，一条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这里以排山倒海之势显示其威力:收入少而支出增加。若准确地或者八九不离十地推算一下，四千马克是莱尼每月所需要的，有时要五千马克，才能开销咖啡、白糖、葡萄酒、香烟和面包的费用———按一九四四年的黑市价格计算。总共她的工资和房租收入约有一千马克，结果是明摆着的:拉饥荒。另外，再考虑到，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她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有时也想通过复杂的转弯抹角的方法使他将“一些东西”得到，那么，大约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她每月开支增加到近六千马克，而收入为一千马克。莱尼从来没有积蓄，在波利斯和她父亲使她的额外开支增加之前，她自己的消耗就已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一言以蔽之，有据可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她已负债两万马克，开始逼债了，债主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的大手大脚变本加厉了:她渴望得到刮脸刀片、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葡萄酒，老是要葡萄酒。


    洛蒂霍伊泽说:“她倒从未向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有时她还偷偷塞点东西给我，面包票和白糖，也有烟丝或几只烟。不，不。她这个人很规矩。她从四月到十月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有了心上人，而且此人也爱她。我们当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全都以为她在玛格蕾特家和情人幽会。我当时不在公司已有一年了，先是在劳动局，后来到了难民救济局，挣的钱刚刚够买定量供应的东西。公司经过了改组，部里派来一个新人，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后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都管他叫‘新风’，因为他———他叫基尔温德———老是说什么要‘给旧的安乐窝通通风，把屋子里的臭气放出去!’我公公和我也属于被放出去的臭气。对我他很坦率地说:‘你俩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了———我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不愉快，我们现在要在西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使用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女人和德国劳改士兵，情况很复杂。你们并不适合干这种事。最好你们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雷厉风行者，讲话带刺，但也不是那么叫人讨厌———这种人常常可以碰到。‘你们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我公公到铁路局当会计。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霍伊泽是当时就已暴露出他的本性，还是这种品性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他变得相当卑鄙了，直到今天本性难移。我们家里的情况，说它像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共吃共住，也吸收还在待命入伍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参加。马尔娅和我婆婆起初负责采购、照看孩子，有时马尔娅还下乡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去，至少带回了一些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回一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一直到我公公开始把他中午在铁路局领到的不定量的汤带回家来，在炉子上晚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咂咂地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是额外的，他的一份集体伙食里还有。后来我婆婆也变得———用马尔娅的说法———‘斤斤计较’起来，开始对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过秤。此后一个时期，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锁在一个小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上，而且不消说，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东西被偷。我婆婆把她的人造黄油锁起来之前都先过秤，然后在取出来时再过一次秤———每次她都说有人偷她的东西，我发现她———我的婆婆———甚至对我孩子吃的牛奶下手，往牛奶里搀水，有时为的是给自己或者给我公公做个布丁。我于是就改同马尔娅合伙，由她采购和做饭，我这样过得很好，莱尼或马尔娅从来不小里小气———可这时，每当烧点什么吃的或是桌上放点什么，霍伊泽老两口就馋得慌，用鼻子使劲闻来闻去，一种新的有趣现象这又引起了:羡慕。是啊，我真羡慕莱尼，她可以一走了事，同她的情人到玛格蕾特家去栖身———我想。可这时，自从老霍伊泽到铁路工作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到处拉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帐，一九四三年他们还跑遍了欧洲差不多所有角落，从那儿捎回紧俏商品，从这儿捎去紧俏商品。从乌克兰他们用一袋盐可以换回一整口猪，用一袋粗粒面粉可以从闹饥荒的荷兰或从比利时换回雪茄烟，当然从法国可以换到葡萄酒，大量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所处地位有利，他由于后来还负责协调货车的调拨和行车时刻，他变成了大老板。具体掌握欧洲何地何物紧缺，组织相应的换货交易:


    把荷兰的雪茄烟运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之前———去换黄油，然后将黄油又运到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去换雪茄烟，比运往诺曼底去的数量换到的雪茄烟翻了一番。由于他还主管车辆的运行，司炉和机车司机都听他调配，当然他把最好的路线分给那些最积极的合作者，而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在不同地方的市场，各种商品价格当然也不同。在大城市，一个好价钱，什么东西都能卖到:食品和嗜好品———咖啡当然在乡下更吃香———而且通过以物易物，比如用黄油换咖啡，按照他的说法可以把本钱翻一番。他用不着说，是借钱给莱尼最多的人。


    表面上他把她劝阻，但每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借给她。最后，他已不仅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供货人，而他可以向她开花帐捞点外快，对此莱尼一无所知。她只知道总是打借条。最后还是他打听到了老格鲁伊藤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当建筑工人，在水泥搅拌机旁跟一个劳改队干活，后来调到柏林清理轰炸后的瓦砾———办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经常给他捎去一包东西并得到他的消息，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捎口信给我们:‘不必担心，很快我就会回来的。’这方面也需要花钱。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莱尼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向霍伊泽借的债已达两万马克，他是怎么做的您知道吗？他逼她还债!他说，孩子，这笔钱不给我，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结果怎样？莱尼把她的房子抵押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了一万。我曾劝阻过她，我对她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把实物抵押出去，这真是乱弹琴———可是她笑了，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孩子，还送给了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由于海因里希恰好这时悄悄走进我们房间来找额外的东西吃，她也送给他一份，并且同这个莫名其妙的小伙子还跳起舞来。嗯，她那种神采奕奕、轻松愉快、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的心上人。马尔娅此后不久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只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抵押到期了，这时，是的，这时———我真不好意思说———他这时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一九四四年底———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的情况，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就开始收房租，那时我才看出他的本性。每月一日到各家去收房租，这一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一九四五年一月收入不多，大多数房客已被疏散，顶上两层被烧毁，真叫人好笑，他把我也列入他的房客名单，当然普法伊弗家也在其中，不过他们一九五二年才回来———直到他向我第一次收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我们这些年来住莱尼的房子一直都是白住呀。我从前有时想莱尼真糊涂，我曾经提醒过她———可今天我认为，她并不糊涂，她把一切同她的心上人一道花光，而和平时期她也并没有饿死呀。”


    玛格蕾特:“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检阅部队现在开始了。


    据她对我说，第一次检阅部队是她刚同波利斯开始相好时进行的———对所有亲朋好友她都仔细审查了一遍，在家里甚至有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去进行测试，她‘检阅’了霍伊泽夫妻、马尔娅、海因里希和场里的所有同事，从她的检阅中留下的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副官又是谁呢？是我。她可惜没有当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她如何对每一个人进行审查我想到了，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洛蒂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但由于‘妒忌心重’而一笔勾销了她。老霍伊泽夫妇‘反俄、古板’，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太‘拘谨’，也都不在话下。她确有把握知道，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她甚至登门拜访，和她进行了一次不会使人为难的谈话，但发现她‘简直太胆小，太胆小，太疲劳了；她是不想再干的，我很理解’。她也考虑过赫特霍尼太太，但也‘由于她道德观念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排除了她，‘此外，此外当然也要心中有数，谁足够坚强，知道这种事而坚持到底’。是啊，她决心打赢了这一仗，对她来说，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打仗需要用钱和有据点，她在第一次检阅部队和审时度势时发现的唯一据点就是我———莫大的光荣，但也是沉重的担子的。那就是说，我足够坚强。在地下防空室里，在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跟前，在家里，她系统地进行摸底，一反她沉默寡言的常态，把种种故事编造。她首先讲一个德国少女和一个英国俘虏相爱的故事，结果令人十分沮丧———把他们枪毙、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等是多数人的主张———但她又搬出一个法国人来进行试探。法国人作为‘人’下场要好一些，作为‘值得考虑的情人’(法国人精于也许是因为床上功夫吧———笔者)，博得会心的一笑，但随之却作为‘敌人’完全遭到拒绝。最后她不得不搬出，或者不说如抛出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而大家认为至少得‘砍头’。在家庭小圈子内，加上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当然意见更坦率真诚一些，不那么带政治色彩。马尔娅令人惊讶地偏爱波兰人，认为他们是‘英俊的军官’，英国人‘大概不能当情人了，法国人‘道德败坏’，———俄国人捉摸不透’。洛蒂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全是这些话费话，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废话。她的评论是:‘男人就是男人’。洛蒂指出，虽然马尔娅和她的公婆没有克服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但像寄生虫，波兰人非常热情，富有魅力，但不忠贞，俄国人爱情专一，忠贞不贰———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包括洛蒂在内，大家都认为，‘至少同一个西欧人搞什么名堂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搞什么名堂则有生命危险’。”


    洛蒂霍伊泽:“莱尼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和我公公谈钱的事。我打开了浴室的门，发现她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身体的优美线条。我从她背后给她披上一条浴巾，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脸红———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高兴吧，还能找到一个心上人，要是你从前曾经爱上过某人，那就把他忘掉吧。我是忘不了我的威利的———嫁给他吧，即使他是个英国人。’当一九四四年二月她吞吞吐吐地说出她那些可笑的假故事时，我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她正在和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和一个外国人搞什么名堂。老实说，我会极力劝阻她和一个俄国人或波兰人或犹太人搞上，这有掉脑袋的危险。我今天感到高兴，她当时没有告诉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真不是的什么好事。”


    玛格蕾特:“莱尼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甚至也把佩尔策当作可能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有可能入选，此人不过太喜欢饶舌。于是进行第二次检阅部队，莱尼已经怀孕及其考虑到后果了，又只有我是唯一可靠的人。我们最后考虑把佩尔策当作一种战略后备军，划掉了通常押送波利斯来场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看守，因为他老爱动手动脚、多嘴多舌，我们于是就考虑那个有魄力的博尔迪希，我有时还和他见面，他的生意兴隆———但已为时不长了。他太过分了，后来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抓住，抄走了全部表格和证件———并且在车站后面就地枪决了。他是在那儿做买卖时被抓获的。他这样就完了，可惜他那些士兵证也都完了。”


    为了对莱尼和玛格蕾特公平起见，这里有必要作一些与社会道德有关的重要说明这里。严格说来，莱尼算不上是寡妇的，她是艾哈德的遗属，有时她甚至拿他和波利斯作比较。“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哥哥，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空袭，她不仅同她的男人在家族墓室教堂里鬼混，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对于这个少妇来说，阿洛伊斯的胜利者可能还在耳边喋喋絮语余音未消，就像一首日益消逝的动人的流行歌曲，人家大约二十年前，也许曾跟着它的曲调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莱尼———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顾不上周围的情况———快快活活，惹人恼火。她周围的人都小心眼儿，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如果想到莱尼满可以把她父亲那些精致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出一个好价钱，而她却不仅把它们送给他，而且还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忍饥受冻的人员(一名红军政委就穿着她父亲的羊绒背心跑来跑去!)———那么，给莱尼再加上一个豁达大度的形容词，即使最多疑的旁观者也肯定会同意。


    关于玛格蕾特也将再补充一两句话。说她是个婊子，那是错误的。她只有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自从一九四二年应征到一所巨大的后备军野战医院服役起，她的日日夜夜就比莱尼艰难得多。莱尼可以不受阻挠地制作她的花圈，，经常与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受到佩尔策的好心保护。由此看来，莱尼决不是英雄，或者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首次对一个男人大发慈悲(敬爱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蕾特却从来没有干过不同的事，即使是在担任野战医院日班或夜班护士的工作中，她也对“任何一个可爱的、面带愁容的人大发慈悲”———而她同一个像列兵博尔迪希这样的玩世不恭、厚颜无耻之徒鬼混，只是为了将莱尼在博尚普家族公墓教堂的石楠床上的爱情幸福掩护，转移博尔迪希对莱尼的注意。这里我们为了比较公平起见，且看看玛格蕾特自己在充满忘我献身、慈悲为怀的漫长一生之后所说的话吧:“爱过我的人很多，只有一个是我爱过的。我自己只体会过一次常常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狂喜。”不，决不能说玛格蕾特是命运的宠儿，她比莱尼苦命得多———正如愤愤不平的洛蒂一样，不过对莱尼，这两个女人中谁也没有怀有妒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