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汉斯·罗斯林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假设事物总是按照直线发展的，并且我们要记得，直线发展的事物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
要想控制直线思维的本能，我们就需要记住，自然界有很多不同的曲线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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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直线假设。有很多事物的发展并不遵循直线规律，
而是遵循S形曲线、滑梯曲线、驼峰曲线或者倍增曲线的规
律。没有一个孩子是按照直线的规律长高的，而且也没有父母会认为孩子的身高会无限增长。
CHAPTER
4
第四章
恐惧本能
怎样才能藏起来四千万架飞机
我怎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血流遍地
1975年10月7日，我在医院里工作，正在忙着给一个患者的手臂打石膏。这时一位助理护士冲了进来，慌慌张张地告诉我，有一架飞机坠毁了，受伤的飞行员正在被直升机运过来的路上。那一天是我作为急诊室的助理医师工作的第五天，我工作的单位在瑞典的一座海边的小县
城。正值午餐时间，所有的资深医师都已经下楼吃午餐了，只有我和助理护士在疯狂地寻找灾害处理指导手册。这时候我听见了窗外直升机降落的声音，我必须和助理护士独立面对这个事件了。
几秒以后，担架车被推了进来，上面躺着一个穿着深绿色连体服和迷彩色救生衣的男人。他的胳膊和腿都在痉挛。这是一种癫痫症状，我心中想道。我们开始帮助他脱掉外衣。救生衣很容易脱下来，但他的连体服却是个问题。这看起来就像太空服一样，从头到脚都是被拉链拉上的，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拉链的开口部分，所以没有办法帮他脱下连体服。穿着这样制服的人，应该是个军队的飞行员。我突然发现地板上流了很多血，我大喊道：“他在流血!”我知道这么大量的失血，会使人在几秒之内就死亡的。但是由于我没办法帮他脱下连体服，我找不到伤口究竟在哪里。我抓起了一把止血钳，大声地对护士吼道：“四袋O型血，
马上!”
我转过头来，对患者大喊道：“你哪里受伤了？”他模糊不清地回答了几句话。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好像是俄语。我盯着患者的眼睛，用俄语对他说：“冷静，同志，这里是瑞典的医院。”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听到我的这句话之后，脸上出现的恐惧表情。他惊慌失措地对我说着什么，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我猜想他一定是个苏联的空军飞行员，在瑞典的领空被击落了。这意味着苏联在进攻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瞬间被无边的恐惧吞没了。
幸运的是，在这个时候，护士长伯吉塔吃完午饭回来了。她一把从我手中夺下止血钳，对我小声说：“不要把连体服弄坏了，这可是空军
的专业制服，价格超过了一万瑞典法郎。”她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对我说，“请不要踩在救生衣上，你踩到了救生颜料，所以把红色的颜料洒满了地板。”
伯吉塔回过头来，很镇定地帮患者脱下了他的连体服，并且用几条毯子把他盖了起来。同时她用瑞典语对他说：“你在冰冷的海水里面泡了23分钟，所以你在发抖和抽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不懂你说的
话。”听到了护士长的话，这位在例行飞行任务中坠机的瑞典空军飞行员向我笑了笑。
几年之后，我联系了这位飞行员，当他告诉我他完全不记得进入急诊室的那一天的前几分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但是对我，这一次的经历永生难忘。我会永远记得我彻头彻尾的误判。所有的判断都错了。不是苏联飞行员，而是瑞典飞行员；不是战争，而是和
平；不是癫痫，而是抽筋；不是血流满地，而是救生颜料。然而所有的误判我当时都深信不疑。
当我们陷入恐惧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看到现实。那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医生，面对我的第一例急诊案例，我一直怀有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做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噩梦。有时我会从噩梦中醒来，跑到我父母的床边。每次我的父亲都只能重复我们的应急计划来安慰我：我们会用自行车拉上我们的帐篷，跑到森林中躲起来，森林里面有很多蓝莓，我们可以吃蓝莓，不会被饿死。毫无经验的我在面对第一次急诊案例的时候，我的头脑中迅速地产生了最坏情况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看到我应该看到的东西，相反，
我看到了我最害怕的东西。理性思考永远是困难的，尤其当我们恐惧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被恐惧填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没有空间来思索事实了。
注意力的过滤机制
我们没有人有足够的脑容量来处理全部的外部信息。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接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我们忽略了什么信息？我们总是倾向于接受一些夸张的信息。
我们可以想象在外部世界和我们的大脑之间，有一张护盾，或者一种注意力过滤器。这种过滤器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外界噪声的干扰。如果没有它的保护，我们的大脑会接受太多的信息，很快就会超出它的负载
能力，使我们丧失思考功能。然后让我们想象这个过滤器上面有十个
洞，对应十种本能，一分为二、负面思维、直线思维等等。绝大多数信息都不能通过这个过滤器，但是这十个洞会允许那些符合我们十种基本本能的信息通过，而忽略掉那些不符合这些本能的信息。
所有的媒体才不会浪费时间去编造那些不符合我们基本本能的故事。
下面就是一些我想象出来的媒体标题，这些标题永远不会成为报纸头条，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大脑过滤器。“疟疾发病率继续缓慢下降。”“气象学家在昨天准确地预测了今天伦敦的天气。”而有一些标题则会持续通过我们的大脑过滤器，并获得我们的注意：地震、战争、难民、疾病、火灾、洪水、鲨鱼袭击、恐怖袭击。这些非正常事件比日常的正常事件更具备新闻价值。但是持续看到非正常事件的报道将使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一幅错误的景象。如果不是极度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会把非正常的情况看成正常，并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
当今社会的信息发达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可以获取关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的数据。然而，由于我们情绪化的思维本能，以及媒体必须利用我们的情绪化本能来捕获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一直拥有一种过度情绪化的世界观。在所有情绪化的本能中，恐惧本能最能影响媒体对于传递给大众的新闻的选择。
恐惧本能
当我们用问卷调查人们最恐惧的东西的时候，位于前四名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蛇、蜘蛛、位于高处和被困于狭窄的空间。然后才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针、苍蝇、老鼠、陌生人、狗、拥挤的人群、血、黑暗、火、溺水等等。
这些恐惧感都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根植于我们脑海深处的。对人身伤害、受困和中毒的恐惧，对我们祖先的生存非常有帮助。在当今社
会，对这些危险的恐惧会触发我们的恐惧本能，而你很容易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发现能够激发我们恐惧本能的类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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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伤害：人，动物，尖锐的物体或者自然环境带来的暴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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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陷入困境，失去控制或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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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被不可见的物质感染或者毒害。
这些恐惧本能，对于生活在收入水平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人仍然是有帮助的。例如，对蛇的恐惧。哪怕是看到一条井绳，也要赶快逃开。无论如何都不要被蛇咬到，因为旁边是没有医院的，就算有医院，你也付不起医药费。
一位乡村医生的心愿
1996年，我和一些瑞典学生一起来到坦桑尼亚一个偏远的村庄，去访问一个农村里的乡村医生。我希望我的这些生活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医学院学生能够亲眼见到生活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真正的医疗工作者，而不是从书本上读到关于他们的故事。这位乡村医生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当他讲述他的日常工作的时候，学生们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位乡村医生经常来往于几个村庄之间，帮助那里的妇女接生。没有干净的
水，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也没有电，接生只能在完全的黑暗
中、在泥地上完成。
有一位学生问道：“你自己有孩子吗？”“是的，我有。”她很自豪地回答道，“我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那你的孩子
以后会像你一样做乡村医生吗？”她笑得前仰后合说：“我的女儿吗？像我一样工作？不，绝不可能，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他们都在达累斯萨拉姆工作。”这位乡村医生的孩子们已经逃离了收入水平第一级。
另外一个学生问道：“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件装备，来使你
的工作变得更容易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要一个手电筒。”她回答道，“我从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的路上，即使有月亮出来，也实在是太黑了，我看不到草丛里的蛇。”
但是对于当今生活在收入水平第三级到第四级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太从事体力劳动，而真实的危险也大大减少了。这种恐惧本能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反而多于好处。对于第四级的人们而言，恐惧本能带来了
害处。比如有一小部分人，大约有3%的处于第四级的人遭受着恐惧症的困扰。对于绝大多数并没有患恐惧症的我们，恐惧本能仍然扭曲了我们的世界观，从而对我们造成了伤害。
媒体绝不会放弃利用我们恐惧本能的机会，因为这是一种最容易获取我们注意力的方法。而最大的新闻往往是那些能够同时激发我们多种恐惧本能的故事。比如绑架或者飞机坠毁，都会同时激发我们对物理伤害的恐惧和对受困的恐惧。在地震发生后，受困于倒塌的房屋中的受害者，既遭到了人身伤害又经历了受困，他们就会比一般的地震遇难者得到更多的关注。等多重恐惧本能被同时激发的时候，这个事件就会变得非常引人注目。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当现实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和平和安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关于各种危险的报道。
恐惧本能，曾经帮助我们的祖先幸存下来，而今天则帮助那些记者保住饭碗。这并不是记者的错，我们也无法寄希望于他们能够主动改
变。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头脑中的信息过滤机制导致了他们的行为。
如果我们注意头条新闻背后的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揭穿当今世界的五个最大的谎言。
自然灾害
尼泊尔是仅有的几个仍然处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亚洲国家。2015
年，它遭受了一次地震。地震的死亡率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国家总是比较高的，这是因为它们的建筑水平很差，交通基础设施也很差，并且医疗设施不足。这次地震在尼泊尔导致了9000人死亡。
事实问题7：
在过去的100年间，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是如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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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几乎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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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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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几乎减半
这个数字包括了所有死于洪水、地震、暴风、干旱、火灾、极端气
候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的人数。只有10%的人选择了正确的答案。即便在回答准确率最高的国家，芬兰、挪威、瑞典和日本，正确率也只有16%。动物园的大猩猩们从不看新闻，靠瞎蒙乱猜也能做对
33%。事实上，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下降了远远不止一半。今天这个数字仅仅是100年前的25%。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了50亿。所以如果我们看单位人口的自然灾害死亡数的话，这一比例几乎接近于零，只有
100年前的6%。
当今社会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急剧减少并不是因为自然环境改变
了，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今天并不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是灾害带来的实际伤害却非常不
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就会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下图展示了在过去的
25年间，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自然灾害带来的平均死亡人数。
而且，由于更好的教育、更廉价的自然灾害防护措施以及国际合
作，即便在收入水平处在第一级的国家，自然灾害带来的死亡人数也大幅度下降了。具体情况请见下图(我们选择25年这个区间是因为自然灾害并不是平均分布在每一年里面的。即便这样，也会有极端案例发生。
2003年欧洲发生的持续高温，使得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国家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增长了5倍)。
回到1942年的孟加拉国，它的收入水平处于第一级，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民。他们连续两年遭遇了恐怖的洪水、干旱和龙卷风灾害。没有国际组织参与援救。200万人死亡。今天孟加拉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第二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可以上学，并学到当看到三面红黑相间的旗帜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跑到避难中心
去。今天孟加拉国政府已经在全国的河流三角洲地带安装了数字监控系统，在网站上实时公布洪水监控数据。仅仅15年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先进的洪水监控系统。2015年，当龙卷风袭击孟加拉国的时
候，这套系统起到了非常大的预警作用，还得到了世界粮食组织空运
113吨饼干给被疏散的3万个家庭的帮助。
同样在2015年，发生在尼泊尔的可怕的地震通过生动的图像传遍了世界各地。救援组织和直升机迅速到位。虽然数千人死于这次灾害，但是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帮助这个处于收入水平第一级的国家最大可能地减少了死亡人数。
联合国的救援网站现在成为一个全球灾害的统一协调中心，这是以前的灾害遇难者们做梦都无法想象的。而这些救援费用是由生活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人们支付的。我们应当为此自豪。我们人类终于找到了对抗自然灾害的办法。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死亡人数大幅度降低，这是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功。
不幸的是，那些生活在收入水平第四级并为联合国救援网站付费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我们的调查显
示，91%的人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在他们国家，媒体在持续对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报道，就好像现在是世界上最坏的时代一样。而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图表上这条长长的下降曲线，对他们来说不具备新闻价值。
下次当你再看到媒体报道中那些困在倒塌楼房里面的遇难者的照片的时候，你会想起这条长长的下降曲线吗？当记者们对着镜头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危险”的时候，你会提出反对吗？你会在看到那些头戴鲜艳颜色头盔的救援队员的时候想起“他们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是他们却都可以按照国际通用的救援准则来工作，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
好”吗？
当记者们做出一脸悲伤的样子说“在当今这样的时代……”的时候，
你会微笑着想起他说的这个时代恰恰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时代；恰恰是很多素昧平生的人果断伸出援手，派出他们最先进的直升机的时代吗？你会觉得基于现实，人们应该坚信人类在未来将会防止更多自然灾害吗？
我认为不会的。我自己也做不到。因为当摄像机开始转动，拍到那些从废墟中拖出来的遇难儿童的尸体的时候，我的大脑就被恐惧和悲伤彻底占据了。在那一刻，没有任何曲线图可以影响我的感情，也没有任
何事实能够使我感到安慰。在那个时候，如果谁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好，他将被认为不尊重这些遇难者。这是不道德的。在这种时刻，我们必须忘记宏观的趋势，并且竭尽所能去提供帮助。
必须等到危机过去之后，再思考事实和宏观趋势。那时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并且对数字进行分析，从而能够在未来更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防止更多的伤害。我们不能被恐惧驱使着采取行动。由于有国际协作的存在，我们最恐惧的那些危险，
往往是不能对我们造成多大伤害的。
在2015年中有大约10天的时间，全世界都在关注尼泊尔传来的图
像，在那里有9000人死于地震。在这同样的10天里边，被污染的饮用水导致的腹泻使得全世界8400名儿童死亡。但是没有媒体会报道这些儿童虚弱地躺在他们哭泣的父母的怀抱中的样子。也没有威风的直升机从天而降，直升机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仅仅是几条塑料管、一个水泵、一些肥皂和一套排水系统。这一切比直升机要便宜得多。
4000万架次看不见的飞机
2016年全年总计有4000万架次的商用飞机平安降落。仅有10架坠毁。然而坠毁的那0.025‰的事件恰恰是记者们急于报道的。飞机安全降落是没有新闻价值的。请想象一下：
“从悉尼飞往新加坡的BA0016航班平安降落，这是今天的新闻。”
2016年是航空史上排名第二安全的一年，这同样也没有新闻价值。下图显示了在过去70年间死于空难的人数。飞行安全性提高32100
倍。
回到1930年，飞行是极其危险的，乘客们通常会被各种事故吓跑。全世界的飞行管理局都明白商业飞行的价值，但是他们也理解，要想让人们敢于坐飞机飞行，必须让飞行变得更安全。1944年，他们在芝加哥开了大会，一致同意一些航空安全飞行的通用准则，并且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航空飞行协议。其中规定了所有航空公司必须用统一的格式进行事故报道，并且这些信息要公开分享。这样所有人都可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并改善飞行安全。
从那时起，按照全世界统一的标准，每一起空难事故都会被调查、被报道，风险因素都会被系统性地分析，安全流程也得到改善。多么伟大呀!我认为芝加哥会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合作之一。当有着共同恐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人们可以如此亲密无间地一起合作。
恐惧本能是如此强大，它既能够使全世界的人们跨国合作，也能够使每年4000万架次的安全飞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也可以从电视镜头里抹杀每年从痢疾中拯救33万儿童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