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汉斯·罗斯林
战争和冲突
我生于1948年，在这一年，使6500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了三年。没有人敢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到来。然而我们等到的却是和平，是人类历史上强权之间最长时间的和平。
今天暴力冲突以及死于暴力冲突的人数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我们生
活的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代。然而当你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你会看到各种吓人的图像，使你觉得很难相信我们生存在一个最和平的时代。
我不想说战争的恐惧是微不足道的，我也不想低估终结现有冲突的重要性。请记住，事情可以是不好但同时是在变好的。这个世界曾经是极度野蛮的，而今天，大多数人不再是野蛮的了。但是在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这些趋势并不能让人感到安慰，那里仍然存在着野蛮。
叙利亚战争很可能会变成1998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大的一场冲突。我们仍然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也不知道冲突是否会扩大。但是如果这场冲突带来了上万人的死亡的话，仍然比发生在1990年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少；如果这场冲突导致了20万人死亡的话，仍然比发生在1980年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少。对于那些身处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中的人来说，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不处在战争状态的其他人来说，我们可以认识到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在逐年减少，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有更少暴力，这一总的趋势是最伟大的进步。正是过去几十年中的全世界的和平使得其他的进步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达成其他的高尚目标，比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那么我们必
须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和平。污染
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随后的30年间，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我们都知道广岛的受害者的惨状，我们也经常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在炫耀它们的核武器，就像在健身房炫耀肌肉的健身者一
样。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削减核武器的行为是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决定授予我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不是直接给我
的，而是给IPPNW这个防止核战争的组织。我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感到非常自豪。
在1986年，世界上有64000枚核弹头，今天只有15000枚。恐惧本能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但另一方面，恐惧本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扭曲我们的风险评估，导致可怕的后果。
2011年，在海平面下一万多米处，靠近日本海岸线的太平洋海床
上，发生了地壳褶皱运动引起的大地震。这场地震使得日本本岛向东移动了2.4米，并且造成了一场巨大的海啸。这场海啸导致18000人死亡。这场海啸掀起的巨浪比福岛核电站的防波堤还要高。福岛被水淹没，全世界也充斥着指责福岛核电站可能有核污染的报道。
人们拼命逃离福岛，但有超过1600人死亡。他们的死亡并非由于核辐射。1600人中没有一个人死于他们拼命想逃脱的核辐射。这1600人死亡都是由于他们拼命试图逃脱。他们中主要都是死于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精神疾病或者心脏病的老年人。他们并没有死于辐射，而是死于对辐射的恐惧。(甚至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件，也就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中，当所有人都预测会有巨大的核辐射死亡率的时候，世界健康组织的调查员发现这种预测是无法证实的，甚至生活在切尔诺贝利核污染地区的人们也是如此。)
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很伟大的化学品被发明了出来，它可以杀死绝大多数害虫。农民们觉得欢欣鼓舞。与疟疾作斗争的人们也非常开心。人们在各种场合下使用DDT，而对它的副作用一无所知。DDT的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早期环境保护运动才开始关注DDT在食物链中的积累效应，甚至鸟类和鱼类也不能幸免于难。伟大的科普作家瑞
秋·卡森在她著名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中报道，在她生活的地区，
鸟蛋的壳变得越来越薄了。当我们得知人类可以传播一些不可见的物质去杀虫的时候，当我们得知权威专家们都无视这种做法对人类和其他动物形成的更广泛的影响的时候，这景象实在是令人震惊。
对于监管不力和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恐惧被点燃了，从此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我们要感谢这些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后续发生的更多关于污染的丑闻，包括原油泄漏、杀虫剂致残、核泄漏等，让今天的我们拥有了非常严格的关于化学品使用的安全保护措施(当然不及我们在航空领域做得那样好)。DDT在很多国家被禁止使用，而很多援助机构也不再使用这一产品。
但是，请允许我说但是，作为一种副作用，人们对化学品污染的恐惧简直形成了一种恐惧症。这可以被称作化学恐惧症。
这意味着对儿童疫苗注射、原子能利用以及DDT等问题的研究，人们仍然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大家总是会记起，原来我们是那么缺乏监
管，而这种负面的记忆总会带来恐惧和不信任。这种情绪将会阻止我们看到数据背后的事实。那么还是让我来用数据说话吧。
我举一个错误的批判性思维带来毁灭性结果的例子吧。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肯让他们的孩子注射疫苗。而这些疫苗是可以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很多种致命疾病的传染的。我喜欢批判性思维，我也尊敬那些怀疑主义者，但是无论批判性思维还是怀疑，都应该建立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因此如果你怀疑麻疹疫苗注射，我希望你能够做两件事：第一，希望你了解当孩子死于麻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得过麻疹的孩子都能够康复，但是总有1‰到2‰的孩子是不能康复的。第二，请扪心自问，自己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改变看法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无论什么证据也不能使自己改变看法，那么你就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动用理性思维。那么如果你会非理性地怀疑一切的话，下次做手术的时候请告诉你的医生不用去洗手了。
上千老年人在逃离一场核事故的时候死亡了，而他们无一死于核污染。DDT是有害的，但是我却找不到任何说明DDT曾经直接致死的案例。在1940年，我们并没有对DDT的危害做任何的详细研究。在2002
年，世界疾控中心做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篇长达497页的关于DDT、DDE
和DDD的毒性的报告。在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也结束了对DDT的调查，并且把它归类为轻微有害物质。也就是说，DDT在很多情况下，其
实是功大于过的。
我们应当谨慎地使用DDT，因为它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在蚊蝇成群的难民营里，DDT往往是能够拯救生命的最快也最便宜的方法。美国人、欧洲人，还有那些被恐惧驱使的政治家，他们拒绝接受世界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也不打算讨论使用DDT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很多需要公众支持的援助组织将无法使用这种明明很有效的方法来挽救生命。
有些时候恐惧和死亡率带来了监管方面的进步，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福岛核电站事件和DDT这种对不可见物质的恐惧，反而给我们造成了伤害。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自然环境正在恶化。但是正如地震比痢疾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和关注一样，化学物质的污染比一些更有害的环境恶化，比如逐渐死亡的海床和过度捕鱼，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人类的化学恐惧症还意味着，几乎每隔6个月就会有一篇新的科学发现来探讨我们常规食物中的某种微量化学物质可能是对人有害的。而事实上，要达到致死剂量，你必须连续三年每天吃两卡车同样的食物。你总会看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拿着红酒，一脸严肃地讨论这种风
险。人们对这种物质产生恐惧感，似乎只是由于它是化学物品。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西方人们近几年来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恐怖主义
如果有一类人能够最彻底地理解恐惧本能的威力的话，那么这类人一定不是记者，而是恐怖主义者。他们的名字就代表了一切。恐惧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成功就依赖于人们对各种事物的恐惧，人身伤害、失去自由、中毒或者被污染。
本书第二章关于负面思维的内容里面，恐怖主义绝对可以作为一个例外。这方面的情况确实是在变坏。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感到十分害怕呢？首先，在2016年，恐怖主义导致的死亡只占全世界死亡原因的万分之五。其次，它取决于你生活的国家。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群学者对1970年以来的恐怖主义事件做了详细
的统计。他们的统计结果可以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里面免费得到，这个数据库包含了17万条恐怖主义事件的详细信息。从这些信息里面你可以看到，在2007年到2016年这10年间，恐怖主义事件总共导致了全世界
159000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比10年前增长了三倍。就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当一个数字在翻倍或者成三倍地增长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感到焦虑，并且希望能够弄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研究恐怖主义活动数据
在本书的这部分内容中，所有的趋势都终结于2016年，因为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只提供到2016年。这是因为研究者们非常仔细地分析了很多的数据来源，并且把其中的谣言和假信息剔除掉了。这些工作导致了数据的延迟。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但是我却不太同意这种方法。正如我们讨论过埃博拉病毒一样，如果我们在研究一件非常重要且令人担忧的事情的话，我们难道不是最需要及时的数据而不是完美的数据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吗？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恐怖主义活动是在增多还是在减少呢？
维基百科包含了关于最近全世界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文章。很多志愿者非常快捷地进行更新，几乎在第一条新闻被报道出来之后的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非常喜欢维基百科，如果信息来源是可靠的话，我们不需要等很久就可以看到趋势。为了验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比较了2015年维基百科的数据和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如果重合度接近百分之百，我们就有理由推测2016年和2017年维基百科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
结果我们却发现维基百科在不经意间制造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而且这是一种从西方人视角产生的系统性的扭曲。准确地说是78%，维基百科资料中的死亡人数少了78%。几乎所有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的死亡都被记录了下来，
但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的死亡，只有
25%被记录了下来。
无论我多么喜欢维基百科，我们仍然需要严肃的科学研究者来维护可靠的数据。而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才能够更快地更新数据。
然而，虽然恐怖主义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增多，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这个数字却在降低。从2007年到2016年的10年间，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总共有1439人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死亡。在那之前的10年，这个数字是4358人。这包括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
件，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在那次恐怖袭击中，共计2996人死
亡。如果我们剔除“9·11”事件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在两个10年之内，
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并没有增加。而同一时期在收入水平第一、第二和第三级的国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都有巨大的增加。这些增加主要来源于五个国家：伊拉克(几乎占了增加数的一半)、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
2007年到2016年之间，在世界上最富裕的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中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0.9%。这个数字在一个世纪以来持续下降。2001年以来，就从来没有任何恐怖分子可以通过劫持商业客机来杀害任何人。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是所有致死原因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过去的20年间，美国共有
3172人死于恐怖袭击，平均每年159人。在这同样的时间段内，酗酒导致了140万人死亡，也就是平均每年69000人。但是这个比较并不十分科
学，因为在酗酒的案例中，很多情况下，酗酒者本身就是受害者。如果要做个更科学的比较的话，最好选择那些受害者本身不是酗酒者的案
例。比如交通事故或者谋杀。我们根据非常保守的估计，在美国每年会有7500人死于酒精引起的事故或谋杀。在美国，你的亲戚朋友死于酗酒的可能性会比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高50倍。
但是在收入水平第四级的国家，恐怖袭击事件会被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而酗酒导致的死亡事件则几乎得不到报道。而且在所有的机场，
很严格的安检措施往往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一周后，盖洛普的统计表明，51%的美国公众会担心自己的家人在恐怖袭击中受害。14年后，这个数据仍然保持一样——51%。今天的人们对恐怖袭击的恐惧程度正如在“9·11”发生一周之后的人们一样。
恐惧vs.危险：对真正危险的事情感到恐惧
在正常的情况下，恐惧本能对我们人类是有用的。但是恐惧本能往往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起到反面作用。它误导我们的注意力去关注那些我们最害怕的事情，而不是那些真正危险的事情。
本章介绍了一些可怕的事件：自然灾害(1‰的致死原因)、飞机坠毁
(1/10万的致死原因)、谋杀(7‰的致死原因)、核泄漏(0%致死原因)和恐怖主义(5‰的致死原因)。所有这些无一能够构成百分之一的致死原因，
然而它们却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当然我们应当致力于减少这些死亡的案例。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恐惧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的关注点。要想理解真正的生命威胁所在，并且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恐惧本能，并实实在在地分析死亡原因。
因为恐惧和危险是两个不同概念。可怕的事情，仅仅给了我们一种危险的感觉，但是另外一些真正危险的事情则会威胁我们的生命。过度关注可怕的而不是危险的事情，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宝贵的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方向。恐惧曾经使得我在本应该给飞行员治疗低温综合征的时候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使得人们在本应当关注正在荒漠化的海床和数百万人死于痢疾的时候，却去关注地震、飞机坠毁以及化学物质污染。我希望我的恐惧能够集中在今天真正的威胁上，而不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
实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害怕的事情不一定是真正危险的。我们对于暴力、受困以及污染的天然恐惧，会使我们习惯性地过度高估这些风险。
要想控制我们的恐惧本能，我们需要计算真实的风险。
·
可怕的世界：恐惧vs.现实。我们感受到的世界，比真实
的世界更可怕，这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的信息都是被媒体精心选择过滤过的，而媒体刻意选择那些吓人的信息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
风险=危险程度×发生的可能性。你面临的真实风险，并
不取决于它看起来多么吓人，而在于两个因素：危险的程度和发生的概率。
·
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你在恐惧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不要在恐惧中做决
定。
CHAPTER
5
第五章
规模错觉
重新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两个神奇工具
合理看待战争纪念碑和熊攻击人
事件
看不见的死亡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莫桑比克做医生工作。那时候我必须做一些非常艰难的算数工作，艰难是因为我所计算的是儿童的死亡数。具体来讲，我统计我们纳卡拉医院内的儿童死亡数和我所服务的整个区域的儿童死亡数，并把两个数据进行对比。
在那个年代，莫桑比克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当我到达纳卡拉的时候，我是那个人口30万的地区唯一的医生。在第二年有第二个医生加入了。这样的人口数量如果放在瑞典，就需要有至少100名医生来服务。每天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做50个医生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会接收上千名重病的儿童，平均每天三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拯救这些儿童的生命。他们通常都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比如痢疾、肺炎和疟疾。而他们通常同时患有贫血症和营养不良症，使得病情更加复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总会有5%的儿童死掉。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手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救活他们。
我们的医疗手段非常有限，我们只有生理盐水和肌肉注射。我们没法给患者打点滴。因为护士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打点滴的服务。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氧气瓶，我们也没有能力输血。这就是极度贫困国家的医疗状况。
某一个周末，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也是瑞典人，在一家320千米外的条件稍好一点的医院工作。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必须紧急赶去医院，他就和我一起去了。我们一到达医院，就见到了一位双眼中充满了恐惧的妇女。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由于严重腹泻已经变得非常虚弱的婴儿。他现在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马上安排给这个孩子嘴里插了根管子，让他口服补盐液。我的朋友看到了这一切，非常焦急和愤怒
地把我拉到了一边，他认为我采取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是不够的，他认为我只是图省事，想要快点回家去吃晚饭。他认为应该立即对这个儿童进行静脉注射。
对于他的不理解，我也非常愤怒。“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治疗。”我解释道，“如果要给孩子做静脉注射的话，至少会花掉我们半小时的时间，而且护士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你说得对，我确实需要回家吃晚饭，否则的话，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儿撑过一个月。”
我的朋友不接受我的说法，他决定留在医院，花费了好几个小时，
努力想给这个孩子做静脉注射。
当晚和我一起回家的路上，我的朋友继续和我辩论。他说：“你必须对每一个患者都做到全力以赴。”
“不。”我说道，“我不认为我应当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仅仅花费在来到医院的患者身上。如果我能提高整个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我就可以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我要为整个社区的孩子的死亡负责，而不仅仅是这些来到医院、死在我眼前的孩子。”
正如大多数医生和大多数社会公众一样，我的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救助来到医院的患者，而你所说的能够在医院以外救助更多的孩子，这只是你一种子虚乌有的猜测。”我觉得身心俱疲，就不再和他辩论，直接去睡觉了。但是第二天我做了一些统计。
我和我的太太阿格尼塔一起对数据进行了统计。那一年总共有946
个孩子被送进了医院，他们几乎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其中52个孩子死亡，占总数的5%。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和整个社区的儿童死亡率进行对比。
整个莫桑比克的儿童死亡率是26%，这一点在纳卡拉也是一样的。儿童死亡率是用当年死亡儿童数量除以当年出生儿童的数量来得出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当年的儿童出生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儿童死亡率来推测出每年死亡的儿童数量。最新的数据表明，在纳卡拉市区，每年的儿童出生数是3000人。对于整个纳卡拉区域而言，出生数
量应该是这个数字的5倍，也就是15000人。26%的儿童死亡率意味着当年有3900名儿童死亡。而这3900名儿童中，仅有52名儿童是在医院内死亡的。我所看到的死亡人数仅仅是我工作范围的1.3%。
现在我的猜测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在医院里给这些重病的儿童输液治疗，只能拯救一小部分儿童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改善社区的医疗条件，使得痢疾、肺炎和疟疾不再成为威胁儿童生命的重大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拯救的儿童就会多得多。我真心认为在绝大多数人口还没有获得基本医疗条件的时候，在98.7%的死亡儿童都死在医院之外的时候，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过度地投入在医院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我们集中精力去培训乡村健康工作者，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得到疫苗注射，也能使那些刚刚患病的孩子在第一时间就在附近的乡村诊所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这就是在极度贫困生活状态下的残酷的统计数字。也许人们会觉得我无视眼前个别病危的儿童而去关注我看不见的几百个垂死的儿童，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而这时我总会想起我原来的导师罗素女士的话。她曾经在刚果和坦桑尼亚作为教会护士工作过很多年。她总是说：“在极度贫困状态下，
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事情做得完美。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在从其他更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窃取资源。”
当我们过度地把精力集中在可见的局部而忽略了不可见的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误地把资源投入一小部分问题上面，从而只能拯救一小部分人的生命。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资源紧缺的情况。面对拯救生命的问题，我们很难来讨论资源的分配，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我们冷酷无
情。但只要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就需要开动大脑，找到使得我们的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