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古人注杜，于此句每不措意。非失之眉睫，实以旧时于“失业”之意本无歧义或误解，故以为无须加注耳。仇注引《汉书·谷永传》，亦但取字面而已，初无助于读者对词义之理解。如改引《汉书·食货志》，则其义自明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民失作业”，即百姓失却可耕作之产业，故有大饥馑也。《汉书·食货志下》云：“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则兼指农夫之土地与商贾之财货。杜此句“失业徒”，当显指丧失田亩之农夫无疑。苏轼《李氏园》诗：“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以“失业”为果，“夺民田”为因，义极醒豁，足为正确理解杜诗此句之得力佐证。


    说“畏我复却去”


    一


    757年4月,杜甫从沦陷在安禄山手中的长安逃到凤翔，这年秋天，他告假回鄜州探望妻儿。到家不久，就写了三首《羌村》。第二首开头四句是：“晚年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第四句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以仇兆鳌为代表，他说：“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状最肖。”另一种则以金圣叹为代表，他把这句讲成孩子怕杜甫再离开家，“绕膝慰爱，畏爷复去”。


    人民日报曾刊载了萧涤非先生一篇文章，主张后说。我则主张前说。现在谈一下我的意见。


    从全诗看，杜甫回了家，骨肉团聚，本是高兴的事。但由于诗人忧国伤时，以“偷生”为耻，虽与妻儿朝夕相处，也觉得“少欢趣”，因此总不免带有不悦的神情。孩子对父亲原很亲热，自然就慢慢地悄悄地退缩着躲开了。而孩子的行动翻转过来又增加了诗人“还家少欢趣”的心情。这与下文“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的写法是一致的。从前贪凉，常在树下绕弯儿，现在走到树下，听到的却是北风萧萧，反而增加了内心的焦虑。矛盾的心情构成了曲折的诗境。我的这个讲法还不全同于仇说，诗中所写并非“乍见”时情景，也不给人以“久视而畏”的感觉。诗人只是把初回家时日常生活中的一刹那摄取入诗而已。但仇氏肯定这一句是具体的形象描写而非干瘪的心理叙述，则是正确的。


    照另一种讲法至少有两关通不过。一、杜集中用“畏”字的诗句共二十余处，没有一处把它用作“担心”或“恐怕”的意思，都是作“畏惧”或“畏怯”讲的。照金说，“畏”字先不合。二、照金说，只说“复去”就够了，句中的“却”字便毫无着落而成为废词，甚至有不通的危险。古人主此说者对此点者回避不谈。用仇说，“却去”是一个词，意思是“退去”；而“复却”二字却从没有在一起连用的。杜甫最讲究用字，绝对不致过不去文字关。况且照金说，“二·三”的句法变成“一·四”，即使在古诗中也是相当别扭的。


    萧先生的文章主要就杜甫为人慈祥这一面立论，并强调孩子不会怕杜甫。其实照我现在的讲法，谁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说杜甫是“可怕的父亲”。因此他未免“过虑”了。


    二


    “畏我复却去”的公案由来已久，从来就有两种讲法。1957年1月号《语文学习》上曾发表拙文《说古典诗歌中的词义》，即曾涉及这一句诗的讲法。到了1961、1962年纪念杜甫时，这个问题乃又被提出。前面的小文章是1962年1月26日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到了1962年6月，萧涤非先生在《文史哲》双月刊上又发表《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再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驳难文章，对傅庚生先生和我进行反批评。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已无兴趣，也不想再撄固执己见的萧先生的锋芒，便听之任之了。到这年年末，中华书局决定把我的那篇短文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让我再写几句话表明态度，我就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拙文初无与萧涤非先生争论之意。后来拜读萧先生驳难长文，真是受宠若惊。今既以拙文收入专辑，只好略作解释，对读者有个交代。解诗首重文义。杜甫着“畏我复却去”一语则诗人之憔悴与娇儿之神情一时俱见。《羌村》三首皆即景写实，于此当无例外。徐增与金圣叹说未免求之过深，所以不取。关于“畏”字讲法，我曾据《杜诗引得》逐条逐首勘详其义，并非主观。有的地方解为“畏避”或转为状词，仍不作“担心”解。张相说此句本误，不具论。至“却”是否作“即”解，尚难臆定。唯雍陶诗“此生无复却回1963年3月小如校后附记。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荏苒至今，已近廿年，最近重读萧文，并细绎老杜原诗，感到还有再坚持己见的必要。萧文过长，不便迻录，今但再申鄙见如下。


    第一，问题确如萧文所云，在于对“少欢趣”的理解上。这次重读，感到“少欢趣”不但是使娇儿畏己之“因”，而且还是娇儿畏己之“果”，即拙文所谓“孩子的行动翻转过来又增加了诗人‘还家少欢趣’的心情”。下文“忆昔好追凉”四句亦正植根于此。如果把“畏我”句讲成孩子怕我再离开家，则娇儿迄未离膝可知。那么诗人有爱子在膝边终始徘徊，纵寡欢悰，亦当解颜，既无足以启下文，亦非承上文的语气。可见金圣叹等人的说法，似深求而实为曲解，反而不能贯穿上下文义，所以我仍持不取的态度。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原诗“复却去”一本作“却复去”，或释“却”字为语助词，或径如萧先生之说解“却”为“即”，根据我的第一点意见，这句诗“去”的主语也仍应为“娇儿”而不应是作者自己。关键还是在于“娇儿”究竟是否已离开了膝边。


    第三，萧文中引用了他买到的旧书上所见的清人评语，认为解释得很精辟，并加以引申，把“故绕池边树”的“故”讲成“故意”的意思，从而把“忆昔”两句解释为娇儿硬拉着父亲到外边去散闷。那我不禁要问，“忆”的主语到底是娇儿还是诗人自己？萧先生的答案是：“这两句还是承上文娇儿来的。”可是“好追凉”的主语却依然是杜甫本人。试问古人写诗岂有这样的句法？至于“故绕”句，既然说“故”是孩子故意，那么“绕”的主语又是谁呢？这不仅有添字解诗之嫌，抑且有缠夹不清之病。况且从诗的本身看，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孩子拉着父亲去同绕池边树的印象。这种硬用一己之主观臆测来代替古人作诗的本旨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妥当的。


    我认为萧文对我的批评，有一点是对的。即我把“畏”字所具有的“担心”和“畏惧”二义截然分开，确是近于生硬勉强。但这并不足以动摇我对“畏我复却去”的讲法。


    三


    最近蒋绍愚同志在《文史知识》杂志上从“却”字的语言角度来分析“却去”的讲法，认为应该讲成“回去”，即回到杜甫来的地方去。姑不论“去”字的用法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并不相同，即使可以讲成“回去”，则杜甫当时已回到家中，硬要讲成“回”到杜甫来的地方“去”，亦属牵强。不顾全诗的作意，只抽出一个词来用代入法套将上去，这显然也是见树不见林的做法。


    1982年3月病中写完二、三两节


    说《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此诗予尝数为文论之。1956年曾撰《说古典诗歌中的词义》一文，内有一条即论此诗首二句，略云：


    “发生”这个词儿，今天的用法如发生事故、发生偏差的“发生”，都作“出了”解，但古人却不这样用。这里的“发”是茁发，“生”是生长；发生，犹言发育孳长。但前人拘泥于“发育孳长”之意，把此句解成“当春乃万物发生之时”(见明人胡震亨《杜诗通》引刘辰翁说)，也是不妥当的。照我粗浅的理解，作者是把春雨当成有知觉的东西来描写的，所以第一句就写着“好雨知时节”。诗人认为，春天是万物萌芽发生之时，而这场好雨恰似知道季节一般，它也在一个春天的夜里像万物一样地“发生”起来了。万物的孳长是一点点大起来的，这场雨也正是如此，它“潜入夜”而“细无声”，好像植物的嫩芽一样，刚看见它从土里钻出来，不知不觉就长大了。


    其后1959、1962年，予皆有小文析此诗之义，惜稿已尽佚。今按：《庄子·庚桑楚》云：“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尸子·仁意》云：“其风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太平御览》卷十九引《尸子》文，与此小异。)《尔雅·释天》亦云：“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御览》卷十九引梁元帝《纂要》：“春亦曰发生。”皆杜此诗第二句所本。“发生”者，正形容春雨由疏而密、由少而多之神态。首句点明“好雨”，寓题中“喜”字意；次句即明写“当春”，则知好雨乃春雨矣。三、四两句写夜雨，以“潜”、“细”两字规定春雨之特征，即以明春雨之可喜。五、六两句写雨夜，五正写，六反写，以“明”衬“黑”，是雨夜真景。七、八两句预写次日清晨，以雨催花之可喜烘托诗人内心之喜。抑有进者，如从作者捕捉形象之次第考之，则当先有中间四句，而第二句乃三、四两句之自然结果，第一句又是第二句之结论。唯以律诗之章法结构求之，则首尾为虚写，中间为实写，乃成一完整之诗作耳。末句之“花重”，当指花之繁盛鲜艳，密度大而色彩浓，非指花着雨滞重之态。近人选本多从轻重义为注脚，似失作意。白居易《长恨歌》：“鸳鸯瓦冷霜华重”，陆游《涪州道中》：“雨添山翠重”，皆非单纯指轻重之意，可为佐证也。夫锦官城以产锦著称，用江水濯锦，锦色倍鲜；而春晓雨后之花，浓盛鲜活，恰为锦城添色。诗意实含双关。而清人俞瑒云：“绝不露一‘喜’字，而无一字不是喜雨，无一笔不是春夜喜雨。结语写尽题中四字之神。”盖写雨景切夜易，切春难，故用末二句点明万物发生之欣欣向荣，而“喜”在其中矣。


    说“沉塘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沉”字旧注各家均未加诠释。近人多释为沉没，其实非是。《语文学习》1957年5月号载有刘岫、商文光二君《对“沉塘坳”解释的意见》一文，引曹植《吁嗟篇》“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释沉为深，极有见地。今按，“沉”之训深，于古有证，不独陈思诗一例。《庄子·外物》：“慰睯沉屯。”《释文》引司马彪注：“沉，深也。”《史记·刺客列传》言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又谓田光“智深而勇沉”，深沉或复合连用，或连类并举，足证两字同义。《汉书·司马相如传》：“洒沉澹灾。”师古注：“沉，深也。”《后汉书·郭太传》：“沉阻难征。”李贤注：“沉，深也。”《论衡·问孔》：“或是而意沉难见。”意沉，谓意义深奥也。求之杜诗本集，以“沉”为“深”之例亦数见。《述怀》：“沉思欢会处。”《雨》之二：“沉思情延伫。”沉思，犹言深思，其语盖出于萧统《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又杜《枯棕》:“使我沉叹久。”沉叹，深深地叹息也。《长江》之二：“色藉潇湘阔，声驱滟滪深。”“深”一本即作“沉”，足证深、沉同义。就本诗言之，“沉塘坳”与“长林梢”为对文，“沉”自当训“深”为切。盖“茅飞”句极写风吹茅草之远，已远逾江之彼岸，自无从拾取之矣；“高者”句极写茅飞之高，达于高树之顶梢；“下者”句则极写茅被风卷至最低处，直至已涸之深塘之最坳下之底——亦皆无法拾取。然后下文乃更言尚有若干茅草固可为己所追及而重新拾回者，不意又为穷苦之“群童”公然抱持而去，己虽殚力竭气亦未能追及之。此正杜甫自伤年老力衰之具体写照。如释为“沉没”，则塘有水而茅轻，似未必能沉没于水底；使塘已涸竭无水，则沉字更无着落矣。“坳”盖指塘之最低下处，亦即塘之最深底也。必如此解乃合诗意耳。


    说“春知催柳别”


    《移居夔州作》：“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此是大历元年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杜甫诗选》于第三句注云：“见到柳色放青，知道春天的到来……故而有柳色催别的感觉。”是释原句为“知春催柳别”矣，疑未确。盖此句乃自灞桥折柳赠别之典联想而成。李白《劳劳亭歌》亦用此典而造意与之相反，可以参看：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仇兆鳌注“春知”二句云：“春知别意，江与清波，此从无情处看出有情。”虽不误而所释太简略。盖诗人正以春日为有情，谓其知己之将别，故催柳枝早日放青，以示惜别之意也。边连宝《杜律启蒙》释此句云：


    “春知催柳别”，犹“吩咐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也。(小如按：此二句见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吩咐”作“寄语”，边氏引文当是误记。而王西厢此二句又借自金人高汝砺临终留诗“寄谢东门千树柳，安排青眼送行人”之句。高诗见《中州集补》，近人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谓见于《中州集》，小误。)


    然作者写“春”与“江”虽同属有情，而三、四两句之感情初非一致。三句所抒为惆怅惜别之情，如卢元昌《杜诗阐》所谓“顾此柳色依依，若有离恨”是也。四句则写江涨波清，与人以放船东下之便，若赞助己之迁居者然，是所抒为喜悦快意之情，恰与上句形成对比。汪灏《树人堂读杜诗》谓：“春柳渐浓，春亦愿我离云安；江涨渐清，江亦愿我赴白帝。”释第四句甚恰，而解“春知”名则不免有“合掌”之病。夫作者自此迁彼，心情本自复杂，既惜别云安，复向往白帝，种种委婉曲折，仅以两句摹绘出之。解诗者乃一以贯之，使诗意简单化，自不免索然寡味。予尝谓杜诗易读而难通，此诗即一例也。


    略论杜诗的用事


    清初人吴见思撰《杜诗论文》，在《总论》中曾提到另有《杜诗论事》一书，补旧注之不足者凡一万余事，惜其书不传。1979年4月，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光临北京大学，在中文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来研究杜诗的心得，对前人解释杜诗未能惬心贵当之处提出了他精辟的意见，如《行次昭陵》“幽人拜鼎湖”句的“幽人”和《秦州杂诗》之五“南使宜天马”句的“南使”究何所指的问题，很带启发性。因此笔者深感在研究杜诗的用事方面还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园地。这里略谈一点个人体会。


    所谓用事，有的是用古事古语，即通俗所说的用典故；有的则是用当时的事或典。吉川幸次郎教授所谈的几个例子，大都属于前人误把唐代当时的事或典当成了古代的事或典，所以认为值得商榷。我这里想说的则是杜诗在用古事时有明典有暗典，明典易知，暗典难求。而暗典之中，又有正用或反用的不同。其实我国古代诗词的艺术特点多凭借此种手法来表现，杜甫不过是继往开来的大师之一而已。


    所谓明典，如《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的“趋庭”，《题张氏隐居》五律中的“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之类，只要找到一个详尽的注本，一检可得，无烦诠释。至于杜诗中暗用的典故，即使前人注了出处，往往仍不免有雾里看花或似是而非的毛病；何况有的诗句前人所注或未尽确，或根本未注。如七古名篇《哀江头》云：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第一人”即指杨玉环，用《汉书·外戚传》汉成帝宠赵飞燕姊妹使居昭阳殿事，此即所谓明典。而“辇前”四句，倘不深究，很可能被认作写实。但钱谦益、仇兆鳌两家注本都引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其实潘岳这里也是用典，所谓如皋射雉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引叔向当初所讲的一个故事：


    昔贾大夫恶(生得丑陋)，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驾车带着他妻子到皋泽中去)，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


    《哀江头》是杜甫忧国伤乱之作。当时长安已陷于安禄山之手，杜甫在诗中所“哀”的是唐玄宗的西逃和安史部下对长安的蹂躏，至于李隆基因宠幸杨玉环而导致外戚弄权和军阀窃国，则非作者此诗着力谴责的所在。但追本溯源，宠爱杨氏又确是李唐肇祸之端。于是作者暗用此典，写皇帝为了讨好贵妃，不惜晏安鸩毒，流连于射猎歌舞，正如贾大夫之媚其美妻。这种含而不露的微讽，于诗旨是恰到好处的。


    三十多年前听俞平伯先生讲杜诗，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女乐馀姿映寒日”一句解释说：这句是暗用向秀《思旧赋序》，借以寄今昔沧桑之深慨。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很精辟的，它正与诗中上文“感时抚事增慨伤”句相映照。检《思旧赋序》云：


    (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向秀自指)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是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嘹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所谓“日薄虞渊，寒冰凄然”，正是此句“映寒日”之所本。唯作者写得极为含蓄，使人不觉其用典，即所谓“暗用”是已。黄生《杜诗说》卷三评云：


    后段深寓身世盛衰之感，特借女乐以发之，其所寄慨，初不在绛唇朱袖间也。


    此外，陈式《问斋杜诗说意》卷十八、张远《杜诗会粹》卷二十，皆申此旨而详略互见，今不具引。但他们都未涉及“映寒日”所暗用之典。仇注引陶渊明诗“惨惨寒日”，只从字面找依据，已失之泛；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杜甫诗选》注云：“舞时在十月，故云映寒日。”也把用典看做单纯写实，且仅就季节言之，未免近于皮相矣。


    杜甫还有一首五绝《八阵图》，乃是家喻户晓之作：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历来注家于此诗多着意于第四句的解释。据仇注归纳说：


    今按，下句(指“遗恨”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见《津逮秘书》本《东坡题跋》卷二《记子美八阵图诗》，又见《东坡志林》)；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王嗣奭)《杜臆》、朱(鹤龄)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刘逴)之说也。


    此四说中究以何说为是，我以为关键在于对第三句的解释。所谓“江流石不转”，实暗用《诗·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而反其意。《柏舟》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以石为喻，言石虽坚而尚可转动，而我之心却比石更为坚定，竟连一丝也不动摇。杜甫则谓诸葛亮之忠于蜀汉，不但其心坚定不二，就连他遗留在江中的石蕝也不随江流而转动，足见其矢志不移的节概。然而诸葛亮对刘备最感遗憾的，乃是刘备贸然妄兴吞吴之师，终于失算，以致功败于垂成。而自己既受知于刘备，竟不能予以制止，当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可见仇注所引朱鹤龄说，从全诗来看似更确切。当然东坡之说与朱说也并无太大矛盾，只是不及朱说深刻。仇注虽引《柏舟》诗句，只是仍着眼于字面，却未点明是反用其意，这就把诗中的真正含义给疏忽了。


    杜诗这种暗用典故的手法到宋诗中乃日益发展，尤以陆游为更擅胜场。如陆的七绝《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云：


    买醉村场夜半归，西山月落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第二句看似眼前实景，其实却是暗用杜甫《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之意，以见作者与独孤景略交谊之深、志趣之相投和自己对亡友怀念之切。这正是杜诗影响于后世的重要方面之一。


    ［附记］


    杜甫的这种暗用典故的手法也是在继承前代诗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如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看似实，实有寓意。灞陵为汉文帝墓，作者所以登灞岸而回望长安，正暗示因面临长安大乱局势而缅怀西汉文帝治世，唯使人不觉其用事耳。晚唐杜牧则反用王粲诗而袭其意，其《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这正是作者对晚唐黑暗政局有所不满，才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表示向往(昭陵是唐太宗墓)，故望昭陵以寄意。可是杜牧把王粲诗的“登”和“望”的地点调了位置，便显得有模仿的斧斫痕迹，所以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就明确点出了。可见在暗用典故这一方面，小杜还是略逊老杜一筹的。


    整理后记


    己丑春，小如太夫子望九之年，重开帷幄，授杜工部诗于中关园。余与谷君曙光、沈君莹莹等，半月一至席前，承其謦欬，寒去暑来，都为一十五讲。余与谷君退而谨书所闻，征录音以成此讲记，敬付剞劂，庶燕郊席上之珍，流布而为寰区之宝。


    先生执上庠古典文学讲席，逾四十载，所论及于古今诗人者，华章盈箧，然终未专力于杜工部诗，其将有待也。夫黄钟大吕，知音实难。杜工部集诗家大成，颠沛饥寒而成此山高水深，其沉郁广大，非老成无以相契！古今注杜者众矣，其间有所得者，非器识深浑、学力超迈，弗敢入于宝山。若先生者，博观沉潜，六十年间，其学沛然一出乎醇正。于今杜律重研，考洪钟而出巨响，斯皆老成之力，而为精诚之所感怀也。


    方其口讲指画，娓娓忘倦。夔府风云，盈容膝之陋室；诗律琳琅，耀冬日之寒窗。吾与诸君，得侍函丈，仰千载而思接，忽忽若身世之两忘。所愧才拙笔短，徒惊绚烂，余音虽在，而无以识其妙处。


    严沧浪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此诗家三昧，然末流所及，不免蹈空。先生论诗之旨，厥有四端：明训诂、通典故、考身世、察背景。此惩蹈空之弊而以征实相尚者也。先生深于小学，所著《读书丛札》发明诂训，见重学林。其论诗，亦倡“治文学宜略通小学”，未有字义不安，而能得风人之旨者。此编所论“静”(衣露静琴张)、“堕”(及我堕胡尘)诸字义，皆深有发明。“锦里祠庙”诸典故之考校，亦多精核。所谓“欣赏”者，当自此实学四端之“苦赏”始，而一归诸揆情度理，斯又烛幽照微，藏往知来，所论《石壕吏》、《新安吏》、《咏怀古迹》，融会通达，冰释悬疑，皆揆度之妙境。


    杜诗非胸藏古今体式，无以知其独造。先生博观之识，尤多圆通。循宋词婉约以解杜律之“沉郁”，以宋诗新变，明杜诗之广大。先生复精皮黄，此编或以氍毹神妙发明诗道，其论《赠卫八处士》之收结，李、杜诗才之异，尤会心而莫逆者也。


    古今注杜者，无虑千数百家，先生幼禀庭训，受杜诗于其先君玉如公，其后复承俞平伯、林静希诸先生教诲，此编于前代注家之外，每及于诸先生之所见。风流已远，逝者如斯，杜工部睹玉华之虚无，感世事之沧桑，“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尝记先生讲解至此，而一室怅然。呜呼！若杜律之光华不泯，诚藉诗心千载相续之力，而百代之下，先生所深察于少陵者，亦将有待于来者也。


    时维庚寅岁杪，小门人刘宁敬识于燕东园


    吴小如先生教我读杜诗


    谷曙光


    记得十余年前，读到叶嘉莹先生怀念其师顾随先生的文章，文中特别谈了顾随先生的古典诗歌教学，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真令人无限神往。我三复斯言，一面感慨前辈大师讲课的一任神行，一空依傍；一面又叹息自己没有福分，不得“开悟”，未能赶上这样的好老师。


    不过我还是十二分幸运的，后来有机会拜在心仪已久的吴小如先生门下，追随先生研治古典文学2009年的春夏，先生为我开了一个学期的小灶，专门在家里给我讲授杜诗(同时听讲者，还有社科院的刘宁老师等)。


    事情的起因是，2009年的春季学期，学校安排我给学生开杜诗的专题课，这让我非常惶恐，同时对我也是一个挑战。近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上，一遇到问题和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生；而他老人家每每诲人不倦，给我的启发和教导亦最多最大。记得2008年我开《文心雕龙》选修课时，就曾趋庭受教，咨询过先生。后来老人家不放心，又专门打电话指导我，竟在电话里讲了足足一个钟头，直到我的手机没电。这次要讲杜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先生这个“坚强后盾”，赶紧跑到先生家“求计”，企盼他能金针度人。说明来意后，先生竟慨然说：“我总算对杜诗还有兴趣，你去给学生开杜诗专题课，我还不放心。这样吧，我先给你系统讲一遍，你再去给学生讲，这就保险了，叫做‘现趸现卖’。”我听了欣喜异常，一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又担心先生的身体，生怕累着老人家。不过，看着先生饶有兴致的样子，再加上自己求教的迫切，还是盼望早日实现这桩好事。


    按照先生的指示，我先拉了一份讲授杜诗的篇目。毕竟杜诗有一千余首，只能撮要精讲。先生在我提出的篇目基础上，略加增删，就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五那天，正式“开讲”了。每周讲授一次，先后15次，共计讲杜诗八十余首。听先生讲诗，真是一种艺术享受，謦欬珠玉，启人心智，一个学期下来，我徜徉在杜诗的艺术世界里，时有妙悟，同时也圆满完成了学校的教学任务，诚可谓两全其美的佳事。


    吴小如先生的杜诗是得过名家传授的。如同演戏，内行素来讲究“实授”(即指得到有根有据、实实在在的传授，而非向壁虚构、逞能臆造者可比)。太老师玉如公对杜诗就颇有研究，先生秉承家学，对杜诗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读大学时，先生系统听过俞平伯先生和废名先生讲授杜诗，可谓渊源有自。我还曾在浦江清先生签名送给先生的《杜甫诗选》里，看到先生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抄写了许多前人的评论，足见先生对杜诗所下的工夫很深。在前辈老师的指点下，加上自己几十年濡染浸淫其中，先生之于杜诗，自然有独到的新见和胜解。先生在给我讲授时，屡屡提到，某句诗、某个字玉如公怎么讲，俞平伯先生怎么讲，废名先生又怎么讲；而在师辈的基础上，先生又加以按断，或补充，或引申，或径直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既看出先生对老师的尊重与爱戴，同时也显出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学术薪火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比如，先生讲《望岳》首句“岱宗夫何如”之“夫”字，先引了清人翁方纲和俞平伯先生的讲法，再加以生发：


    在文章中，“夫”是一个开端虚词，诗里很少用。杜甫却用了，但又未用在句首，而是用在中间，这已是有创造性的用法了。它有指代关系，即主语的岱宗，也就是泰山。把“夫”字用在第一句，不仅可笼罩全篇，有气势，而且起到感叹作用，加重语气作用。当然这要与“如何”连用才有这种作用。但，我们不妨试着改一下，比如说用“其”字，或竟用“彼”字，乃至“果”、“竟”，都没有这个“夫”字好，不如“夫”自然妥贴，而且顺理成章。这就是杜甫的功夫，杜诗的特点了。


    仅一个平常的虚词“夫”，先生就像层层剥笋一般，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其中的精妙之处。不是辨析精微，感受敏锐，恐怕是不能如此准确地搔到痒处的。从讲诗即可看出先生治学问和教课的路数，先“照着讲”，再“接着讲”，先生研治杜诗的途径是在转益多师、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


    据我粗浅的体会，先生讲授杜诗的一大特色，在于贯彻了他一贯的治学理念，即“治文学宜略通小学”。诗词看重感发兴会，但一味跟着感觉走，则难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病。先生讲诗，首重文献。先生昔年曾给讲诗词立下五个前提条件，即通训诂、明典故、考身世、查背景和揆情度理，我以为这是读诗、谈诗、教诗的不刊之论。不通字句、不知人论世、不以意逆志，则根本无法对诗词有惬心允当的理解和把握。传统“小学”，看似离诗词很远，实则是深刻解读诗词的津梁和工具。音韵、训诂、校勘，哪一项都会影响我们对诗词精华妙义的探寻和解说。先生在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重点谈了“丈人试静听”之“静”字。按，“静”字《说文》作“审”解，吕忱《字林》作“靖”，是假借字。先生指出，仇注引鲍照诗，非最初者，应引刘伶《酒德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而诗中之“静听”乃谛听、细听之意。由此生发开去，先生又提到《夜宴左氏庄》里“衣露静琴张”之“静”字，还附带谈了“静”、“靖”、“净”诸字的区别和关系，可谓见微知著，举一反三。有时，看似寻常的诗句却大有讲头，不可轻易略过。《春望》的“烽火连三月”向有几种讲法，先生认为“三月”是虚指，而非实指，并引清人汪中《释三九》为证，说明“烽火连三月”是指打仗已经很长时间，其解说最为通脱有理。又如先生释《佳人》“万事随转烛”之“转烛”为走马灯，指世事变幻莫测，也令人信服。


    当然，读诗光靠文献学是远远不够的，“小学”之于诗歌，只是坚实基础；对于解诗、讲诗而言，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灵心善感，既要有诗人的敏锐，又要有哲人的妙悟。先生本人恰是个具有古诗人气质的“今之古人”，他本人的旧体诗作得极好，更培养了对诗词极敏锐的感悟和极深沉的理解，所以他讲起杜诗来举重若轻，往往能抉出诗里最精髓的内涵，得前后照应、左右逢源之妙。先生讲诗，屡屡提到“文学细胞”一词，而一个人是否具备“文学细胞”，恰在读诗、解诗时最能表现出来。那种不悟诗旨、死于句下的笨伯，最为先生所不取。譬如先生讲《夜宴左氏庄》第一句“林风纤月落”，一定是“林风”，而不能作“风林”。盖“风林”乃刮大风，破坏了整首诗的意境；而“林风”为徐来之轻风，恰与“纤月”搭配熨帖，故而先生说写诗、讲诗里也有辩证法。又如《醉时歌》“灯前细雨檐花落”一句，先生特别强调“灯”、“檐”不能互换，并以《醉翁亭记》“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作类比，说明缺乏文学细胞者不知变通、拘泥于庸常事理的弊病。同理，《哀江头》之“一笑正坠双飞翼”比“一箭”强胜多多；而《春夜喜雨》“花重锦官城”之“重”，绝非沉重之重，实为茂盛、缤纷之意。这些看似细微寻常之处，若无灵思睿智，实难有准确的解说和品赏。


    先生讲杜诗，不是照本宣科，一首首、一句句地死讲，而是有详略主次的。先生兼顾到杜甫一生的几个阶段，挑选最有代表性、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加以讲授，把诗讲深讲透。先生还特别注重讲授中点、线、面的结合，不仅就杜论杜，而是以老杜为枢纽轴心，上挂下联，附带谈一些有关诗歌发展嬗变的宏观问题。杜诗虽为唐诗之一家，然而尝鼎一脔，关注老杜的前后左右，则对一部中国诗歌史思过半矣。现在回忆起来，先生以老杜《玉华宫》为例，谈唐宋诗之别，说明杜诗怎样开宋诗门径，是非常精彩的一课。先生认为，宋诗的几个主要特点，诸如描写工细、夹叙夹议、正反面掺杂着写，都从老杜那里承袭而来，而《玉华宫》恰是理解宋诗的一个极佳范本。先生是带着感情来讲这首诗的，诗中的那种今昔之感、沧桑之虑，乃是人人皆可感同身受的普遍情感，故而最能打动人心。先生动情地说，杜甫是一个过客，其实人人都是过客，每个人都只看见历史的一部分。人生如旅途，旅途也翻过来像人生，自己在旅途中奔波，恰如鲁迅说的“过客”。面对无穷的宇宙，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如果一个人只看到他的眼前、名利，就不会有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境界。听罢先生的讲授，我久久沉浸在诗的意境中，回味诗里诗外的滋味，竟也怆然泫涕……


    在讲授中，先生以“订讹传信”为重要宗旨，同时注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收教学相长之效。对于杜诗的种种不同说法，先生往往一一罗列，再加按断，摆事实，讲道理。先生从不强人从己，而是揆情度理，以理服人。杜诗名作《月夜》里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一联，很多人解释成描写杜甫的妻子，写其月下容貌之美；而先生坚定地认为此联是写嫦娥，用以指代月亮。先生最早是听俞平伯先生这样讲的，并一直坚持之。先生认为，李商隐“月中霜里斗婵娟”、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周邦彦“耿耿素娥欲下”，都是通过描写嫦娥写月亮。先生还找到北宋末年李纲《江南六咏》之三：“江南月，依然照吾伤离别，故人千里共清光，玉臂云鬟香未歇。”说明“玉臂云鬟”是描写月亮。我起初也认为此联是老杜写妻子，但在听了先生的讲授后，极感兴味，有耳目一新之感，于是试着去查找一些与月亮有关的诗词，结果愈发认同先生的说法。我发现南宋张元幹《南歌子》一阕可作为先生之说的有力证据。词云：


    凉月今宵满，晴空万里宽。素娥应念老夫闲。特地中秋著意，照人间。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休教凝伫向更阑。飘下桂华闻早，大家看。


    张元幹把杜诗一字不差地用在词里，径直指月。我高兴极了，把这首词抄给先生看，先生也非常高兴，认为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