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最后吴用出来打圆场：“且教卢员外……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才算把僵局暂时缓和下来。


    等到打破曾头市，卢俊义擒住史文恭，给晁盖报了仇。为了第一把交椅应该由谁坐的问题，在梁山义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正面争论——


    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弟兄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一本作‘员外出身豪杰之子，又无至恶之名’），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佑。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体得推托。”卢俊义拜于地下，说道：“……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武松……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撒开！”（第六十八回）


    宋江以晁盖的遗言为理由，要把梁山泊的首座让给卢俊义，从表面上看，乃是重视义气的表现，似亦未可厚非。但李逵等人公开反对宋江让位，却不单纯是为了与宋江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被认为是轻视晁盖遗言，而是由于以梁山的革命事业为重。宋江做梁山领袖，是经过实际考验的。尽管他时时刻刻不忘“归顺朝廷”，向往“招安”，但是从私放晁盖、梁山泊奠基创业开始，一直到“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一系列事实都可以证明宋江是个有威信、有谋略、有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对起义事业有过贡献的领袖。梁山泊实力日强，声势日大，同宋江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头领们对于起义军由谁领导的问题不能不十分重视。他们推戴宋江，正是由于信赖宋江的领导。把第一把交椅轻易让给初上山不久的大地主、大富商卢俊义，头领们不仅不甘心，而且也不放心。晁盖个人的遗嘱，卢俊义个人的功绩，甚至宋江个人的坚决举荐，都不能动摇头领们的坚定意志。因为反对让位的意见是从维护梁山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的。我们只看反对最激烈的人，恰好是李逵、鲁智深等几个革命性最坚定的人（甚至连打过圆场的吴用这时也公开站在反对的一边），就可以体会这个道理。这些人平时对宋江是衷心服膺的，但到了紧要关头，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但是他们真诚坦率，言辞虽激烈，态度却十分明朗，动机也非常光明磊落。他们既不怕得罪卢俊义，也不怕得罪宋江。


    我们再看宋江所提出的让位的理由。宋江自称不如卢俊义的三个条件，第一条根本不成理由，甚至看起来十分可笑。第二、第三条却值得研究。所谓“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实际上都反映了宋江思想意识中的严重阶级局限。而“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的提法，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宋江的错误政治路线。宋江所以竭力争取卢俊义上山，上山后又非把第一把交椅让出来不可，主要原因只在于，如果卢俊义这样的人当了“山寨之主”，对将来“归顺朝廷”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宋江自然不考虑起义事业的结果，反而想尽办法让出梁山泊的领导权。这同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思想无疑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一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是把农民革命政权交给谁去领导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里，宋江没有拗过群众的意见，仍旧坐了第一把交椅。[3]但是，由于作者的严重思想局限，却把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形象和性格给歪曲了，使他们非但不能认识到宋江本人就是错误路线的引导人和执行者，即使宋江才能再大、威望再高也不能弥补或抵消他引导和执行错误路线这一根本性缺陷；相反，还让他们对宋江表示了誓死不贰的忠心。因此全书发展到“排座次”之后，在当时历史的局限之下，在宋江具体的错误领导之下，梁山义军到底没有逃开毁灭性的悲剧结局。[4]


    《水浒传》作者通过这一段情节——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宋江和李逵等人的思想冲突，给我们揭示了梁山义军内部尖锐矛盾的实质（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暗示给我们：梁山英雄这时已经逐步走上了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的道路。


    四


    卢俊义虽没有坐第一把交椅，但坐了地位仅次于宋江的第二把交椅。对于宋江来说，在走“招安”路线方面确实增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尽管作者在后半部没有用更多的篇幅来描写卢俊义对宋江的正面支持，但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简本（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征王庆的途中，卢俊义对宋江曾明白地吐露出自己在受“招安”以后蕴藏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男儿之志，在于四方。卢某自北京被难之后，得蒙仁兄援力相救，上山同兴大义。幸今皇上降诏招安，乃得与朝廷出力，征讨四方。今当取封侯，立功名；而不酬其志，则平昔所学，岂不徒然！


    征王庆虽是续书，但这段话却符合卢俊义的思想发展逻辑。卢俊义上山以后虽很少发表意见，但内心是充满了矛盾的。他人虽被迫上了山，他的人生理想却并未因参加梁山义军而彻底改变。他并不甘心终身做一个梁山头领，其最终目的也和宋江一样，仍旧是幻想“归顺朝廷，建功立业”，最后博得个“封妻荫子，官爵升迁”。如果说上引的一段话出于续书不尽足凭，那么再看杨定见本第一百十九回的描写，也可以“思过半矣”。


    征方腊以后，由于起义军自相残杀，梁山队伍已经土崩瓦解，面临悲惨的结局。一百单八将只剩下三十六人，而且病的病，死的死，十分暗淡凄凉。鲁智深在杭州“坐化”，武松也预感不妙，抽身隐退了。就在这时，奴隶出身的燕青也来劝卢俊义“纳还官诰”“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可是卢俊义丝毫不省悟，反而回答燕青道：


    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俺弟兄们身经百战（一本此句作“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动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指他自己和燕青）。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尽管燕青再三苦劝，用韩信、英布等人相比，可是卢俊义竟自忘了血的教训，仍旧对封建王朝充满了幻想，认为：“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这充分暴露了卢俊义严重的阶级局限，不但对封建统治者丧失了警觉，而且灵魂深处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鄙陋的思想意识也完全展现出来了。这一套想法同他上山以前的人生理想正是一脉相承的。


    自“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在对待“招安”问题上，义军内部开始不断发生矛盾。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就同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反对“招安”派发生了正面冲突。李逵为了反对“招安”，甚至激烈到“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第七十一回）。等到陈宗善第一次来梁山泊招安时（第七十五回），具有两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表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宋江一派的人卑躬屈节，委曲求全，尽量容忍对方的轻蔑和侮辱；反对派中如阮小七、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就采取了提高警惕、不合作、反抗屈辱的行动，直至公开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阴谋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次揭露假招安的斗争里，反对派占了优势，连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穆弘），最后也都站到反对招安的这一面来。这一场政治骗局，在反对派猛烈攻击之下，终于被粉碎了。然而，即使真相已经大白，宋江在陈宗善被赶跑以后，还是忍不住埋怨大家：“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真是惋惜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连吴用都听不过，批评宋江太“执迷”了（第七十五回）。


    在这一场斗争里，卢俊义的态度如何呢？作者没有记述他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他有行动，而且倾向性很明确：


    萧让却才读罢（诏书），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应理解为除宋江外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起铁禅杖，高声叫骂；……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挡，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第七十五回）


    卢俊义在这次斗争里，并未单独出面说一句话，但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却十分明显。和宋江一起“大横身抱住”李逵的是他，和宋江一起“亲身上马”送走陈宗善、“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的又是他。可见他是不在“一大半闹将起来”的头领之内的。作为梁山主要负责人之一，卢俊义采取了与宋江和谐一致的行动。在力图委曲求全以争取“招安”这一点上，他和宋江之间是有长久的默契的。因此，他和宋江一样，在陈宗善面前，是以一种表示愿竭全力为王朝效忠的“正面人物”的姿态出现的。他和宋江的这种表现，又一次同李逵等反对“招安”的英雄们的行动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


    卢俊义在做“员外”时一天也没有受过阶级压迫，相反，他对农民起义还十分仇视。他在极其被动的形势下勉强上了山，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显然十分薄弱而且很不稳固。上山以后，一直没有丢掉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因此也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他成为宋江错误政治路线的“同路人”，是很自然的。这正是卢俊义的阶级出身、阶级意识和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太欠深厚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终于，在宋江和卢俊义坚持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导致了梁山义军失败的悲剧结局，同时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


    五


    反动的封建文人金圣叹从仇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出发，把《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情节全部删去，在结尾处添写了一段“卢俊义梁山惊恶梦”的情节。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段情节，让读者形象地看到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都被统治阶级杀掉，然后才可能出现“天下太平”的局面。虽然金圣叹采用了做梦的象征性手法，但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残酷阴森，并用以预示起义者的最后命运。这种对梁山英雄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但他选择了卢俊义作为“惊恶梦”情节的主角，却对我们分析卢俊义这个人物的阶级性格，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卢俊义上山之前，思想意识是那样反动顽固，对梁山是那样敌视，只是由于被封建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才上的山。可是后来居上，在他上山不久“排座次”的时候，他不但坐了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和宋江平分秋色，也当了“总兵都头领”。从大富豪一变而为阶下囚，又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下囚一跃而为义军领袖：这对当时的卢俊义来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在情绪上，也必然会引起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强烈波动。在他上山之后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矛盾丛生的。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不得不把梁山当作权且栖身之所；而另一方面，对革命本无足够的信心，自然也就不能安于长期“落草”的现状。其灵魂深处既惴慄于起义失败，自己受到“王法制裁”；又憧憬着那种“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美丽”幻想。因此，他一面盼望朝廷尽快“招安”，使自己早日恢复原来的社会地位，重新过安定“合法”的生活，一面又不免担心事情闹得太大，北宋王朝是否肯赦免自己所犯的“叛逆”罪行。在这一系列矛盾动摇的思想活动和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之下，卢俊义做出这样的“恶梦”是完全有可能的。


    金圣叹的思想极为反动是不待言的；但他同时也具有敏锐的反动阶级嗅觉。凭着他尖锐的阶级敏感，一下子就找到像卢俊义这样思想基础不稳固、革命信心不坚定的人物——这正是符合他的需要，可以利用来编造“惊恶梦”情节的中心人物。很难设想，金圣叹会选取像李逵一类的人物来作为“惊恶梦”的主角。李逵只能一面高声叫骂，一面“轮起双斧”，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在皇帝的梦里出现（杨定见本第一百二十回）。李逵强烈的阶级仇恨和无畏的革命气魄，使最高统治者在睡梦里都会吓得“浑身冷汗”。李逵的心中只有反抗到底和勇往直前，而没有投降和失败。卢俊义和李逵的阶级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水浒传》作者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正如一切反动派善于寻找符合他们胃口的同路人一样，金圣叹以其敏锐的反动阶级嗅觉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识别阶级性格的线索。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本身是一株毒草，金圣叹编造这一情节的动机和目的也肯定是极其反动的。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卢俊义所以被金圣叹看中，正是由于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具有严重阶级局限的缘故。


    *　*　*


    《水浒传》的作者（假定是施耐庵）既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了梁山上许多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描写了一支农民义军从发生到发展的宏伟图景；又以强烈的憎恨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一系列剥削人民、残害人民和镇压人民反抗的大大小小罪行。我们认为，如果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起义的实际斗争，没有受过封建统治阶级血淋淋的迫害，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巨著的。但是，书中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严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在全书若干具体描写中，作者对封建王朝的皇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了严重的“忠君”观念，从而把“招安”路线当成农民起义理想的出路，甚至在描写农民义军自相火并的时候竟然对自称帝号的义军领袖方腊进行诬蔑，根据封建正统观念诋毁他为“盗贼”，并用来同走投降路线的宋江等人的所谓“忠义”对立起来。这样一来，从“排座次”以后，作者就把农民义军反抗封建王朝的一场规模浩大的阶级斗争，转化为仅只是反对谗邪奸佞、贪官暴吏的斗争，从而模糊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界限。尽管作者在后半部书中写出了执行投降路线的惨痛下场，揭示了血淋淋的教训；但毕竟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了“忠义”的“忠”，只反对蔡京、高俅等人而开脱了荒淫腐朽的首恶宋徽宗，并把宿元景等写成了正面人物，因此给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带来了很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自然也影响到对卢俊义这一形象的塑造。


    总之，对《水浒传》中卢俊义这样一个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正如对待《水浒传》本身一样，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看法：卢俊义既是一个被作者歌颂的正面人物，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艺术形象。作者基本上是把卢俊义放在典型的历史环境里，按照其阶级性格和真实的思想发展逻辑来描写的。用这个人物形象来揭露封建政权的黑暗残酷，来映衬农民起义的声势浩大，来表现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具体过程和作为一个被分化出来的上层分子参加农民起义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以及最后仍不免遭到统治阶级的毒手，等等，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的。另外，这个形象的“第一等长者”身份，“忠义无伦”的阶级意识，“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人生理想，恰恰又成为支持和拥护宋江“招安”路线的思想基础。而梁山泊有了这样两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宋江和卢俊义）做“总兵都头领”，最后导致土崩瓦解的悲剧结局，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但是，也必须指出，作者在描写卢俊义被逼上梁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是不够充分、不够深刻的；尤其对卢俊义上山后的妥协动摇，和在投降路线上与宋江的默契一致，作者不但没有给予严正有力的批判，反而把某些言行当作“美德”来加以宣扬。这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是十分严重的缺陷。过去的评论家以为卢俊义这一人物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我以为其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1]如江州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大名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蔡京的门生，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堂弟等。


    [2]参看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和近人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后者见于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


    [3]《水浒传》作者在这一段情节以后没有马上就写“排座次”，而是加入了一个插曲：宋江和卢俊义用拈阄的办法决定分头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谁先得胜，谁就坐第一把交椅。“调拨人马”的工作是由宋江传令安排的，他把一向视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吴用、公孙胜都派给了卢俊义；卢俊义部下的战将比起宋江自己所率领的也有过之无不及。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还是“让位”的思想在支配着宋江。第七十回开始，当宋江听到卢俊义打东昌府失利时，曾有一段自白：


    宋江见说了，叹曰：“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金批本作‘坐这第一把交椅’），谁想又逢敌手！”


    宋江的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最后还是在宋江的指挥下打下了东昌府。我们认为，这个插曲也是有意义的。从故事叙述中可以看出：以吴用、公孙胜为代表的梁山头领，在这一战役中并没有为卢俊义尽全力。卢俊义出兵迎敌，只伤了郝思文、项充二将，吴用就派白胜去向宋江求救；及至宋江兵到，却有十五员将领奋勇争先，同张清厮杀。最后“弃粮擒壮士”的计谋，是吴用策划，并由公孙胜配合进行的。而在宋江未到时他们却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这说明初上山的卢俊义远不及宋江有群众基础。人心所向决定了宋江在梁山的领导权。金圣叹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但其结论却认为这是宋江有意不让卢俊义成功，则是错误的。当然，作者这样写，也受宿命论观点的支配，正如吴用所说，究竟谁坐第一把交椅要“听从天命”。不过从书中具体描写看，卢俊义之“必不得与宋江争也”（金圣叹语），却是“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4]芥子园本《水浒》第六十七回，在宋江让位给卢俊义时，眉批云：“死晁天王山寨不知无主，让卢员外兄弟反欲相争，可见同德推尊自有最胜，众心归向必无二人。”杨定见本第六十八回末亦有总评云：“众人十分拥戴宋江而江愈谦让，所以英雄帖服，豪杰归心。”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意见，都可供参考。


    《聊斋志异》简介[1]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一部杰出的作品，两三百年以来，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志异》，共收四百九十一篇，是目前最完善的一个本子，近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


    《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居士，“聊斋”是他的书斋的名称。他是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出身商人小地主家庭。到蒲松龄这一辈，家道已经没落，由于“家贫不足自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曾到江苏高邮、宝应等地当了一年幕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蒙塾里教书，又比较熟悉农村生活，因此对一年到头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劳苦农民和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同情和了解。这在《志异》中是有明显反映的。


    蒲松龄对功名很热衷，但他从十九岁进考场，考中了秀才之后，却一直没有再考取，直到七十一岁，才得了一个岁贡。科举的失意对他刺激很大，使他对封建社会中许多黑暗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感到愤慨。由于仕途没有出路，他就把精力转到著书方面来。1679年春，《志异》已基本写成，因此他写定了一篇《志异自誌》。此后，他一直在不断修改、补充这部书，直到死前为止。


    蒲松龄生于明末，经过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到了康熙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已基本稳定。满族统治者采取了勾结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办法，思想统治是非常严密而恐怖的。为了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蒲松龄便借着写花妖狐魅的故事来抒写他自己的愤懑不平。他在《志异自誌》中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幽明录》是南北朝时一部志怪小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寄托“孤愤”正是他写《志异》的真正目的。


    但《志异》里面的故事有很多都是来自民间传说，群众创作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自誌》里说：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晋干宝编写过一部志怪小说叫《搜神记》）；情同黄州，喜人谈鬼（宋苏轼被贬到黄州后，总爱让别人讲鬼的故事给他听，别人说没有，苏轼就让他“姑妄言之”）。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志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正由于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在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在《志异》的四百多篇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杂糅在一起的，必须将其中封建性的腐朽反动的东西和在当时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然后加以批判和吸收。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则纯属糟粕性质，应该完全否定。因此我们在读原书时必须进行审慎的抉择。


    《志异》中除极少量的作品是写现实生活里的人和事外，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浓厚的幻想成分的狐鬼故事。在这些作品中，通过作者所塑造的各个艺术形象和所描绘的许多离奇情节，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我们今天读《志异》，最有认识价值的，就是一批尖锐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迫害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全书中并不占很大比重，但比较有代表性。如《促织》《席方平》《红玉》等都属于这方面写得相当成功的作品。此外如《向杲》《梦狼》《潞令》《冤狱》《王者》等篇，作者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大大小小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草菅人命的狰狞面目。蒲松龄在《梦狼》的结尾处曾大声疾呼：“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一个接一个）也！”这正是封建社会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有力的控诉和愤怒的呼声。


    由于蒲松龄一生在科举功名上不得意，他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许多黑暗和丑恶的现象是非常愤慨的，因而在《志异》中对此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于当时封建知识分子因迷恋于科举功名而造成的思想精神上的堕落和道德品质的败坏，他都给予了批判和讽刺。他认为读书人所以考不中，是由于考场中的贿赂公行和考官的有眼无珠（《司文郎》《于去恶》），竟使一些被埋没的人才郁郁而死（《叶生》《司文郎》）。相反，一个考生从多少落卷中把根本不通的坏文章“连缀成文”，勉强记住了去应考，竟高中经魁（《贾奉雉》）。有人做梦也想着考科举，尽管家里穷得一无所有，可是在梦见他自己“高中”时却“大呼长班”，摆起了官架子（《王子安》）。这些犀利而辛辣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而这种嬉笑怒骂的文章正是出于蒲松龄一生出入考场的切身感受。


    蒲松龄在上述两类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局限是非常严重的。他对于科举，只反对受贿赂和不学无术的考官，却不反对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和专门束缚思想、毒害灵魂的八股文；对于封建社会，只反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黑暗丑恶现象，却不反对构成和维系整个社会的支柱和纪纲——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和森严的等级差别；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只反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却不反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相反，他把希望和理想始终寄托在好皇帝、清官、识别真才的贤考官和慈善开明的地主这些人的身上，并且慨叹儒家所宣扬的一套所谓爱民如子的“仁政”和忠孝节义等封建教条的不能付诸实施。事实上，他正是封建社会的支柱和纪纲的一个真诚的维护者。比如在《促织》的篇末，蒲松龄有一段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评论：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尽管这段话所以被后来的刻本删掉，是由于作者触及了封建统治者的痛处，但实际上这里只是谴责了“奉行”皇帝命令的贪官暴吏，对“天子”本身只作了非常温和客气的规劝，并加以开脱。可见作者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吃人的剥削制度。而在《胭脂》《席方平》等篇中，作者所美化和歌颂的正面人物不过是那些清明的官僚和正直的神。这就充分说明蒲松龄的立场和世界观完全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并没有超出几千年来正统儒家“民本”思想的范围和体系。他的出发点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发泄和寄托个人的“孤愤”，对于封建主义剥削制度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封建意识形态（如礼教之类），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此，每当他看到和写到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切委之于命运使然，从而在《志异》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随时随地都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命定论，并对一些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甘心受命运摆布的人物加以肯定和宣扬。这显然对封建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者起了严重的麻痹作用，而不是鼓励他们起来反抗。由于他的美学观点的庸俗腐朽，他对八股文是醉心钻研、乐而忘返的，因此在《志异》中许多正面人物形象的身上总是流露出迂腐的头巾气。有些评论家认为蒲松龄具有像鲁迅那样“反戈一击”的精神，这无疑是很不恰当的。


    《志异》中篇幅占比重最大的是那些以鬼狐与人相恋爱为题材的爱情故事；也有一些爱情故事只带部分虚幻情节，并不涉及狐鬼。这一大批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狐鬼故事，大都具有冲破礼教堤防和等级差别、强调婚姻自主等进步内容。特别是有一些爱情婚姻故事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紧密相连，它们的思想内容就更有认识价值。如《红玉》和《张鸿渐》中的狐女，是同情和援助被迫害者的；又如《鸦头》和《细侯》中的两个女主人公都是被压迫的妓女，她们的行动是反抗迫害者的；再如《窦氏》，则是揭露地主阶级玩弄女性“始乱终弃”的罪恶行为的。而《王桂庵》一篇，则写纨绔子弟对待出身贫寒的女子，如果是真诚相爱，以平等身份相待，就可以被肯定；如果用金钱买笑的玩弄态度，那就要被否定并受到谴责。这些故事，都反映出作者的世界观中的若干进步因素，可以说是《志异》的精华所在。但在另一些故事中，作者或大力肯定男女主人公是情痴，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爱情至上；或对地主阶级腐朽享乐的生活方式表示艳羡，并大肆宣扬一夫多妻制，流毒很广；或由女主人公出面，以爱情作为鼓励男子考科举、求功名的动力，通过爱情的外衣吹嘘妻财子禄这一套地主阶级的庸俗思想。此外，作者还刻画了悍妇、妒妇等被歪曲了的女性形象，这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观念。这些作品都应加以批判，甚至应完全否定。把它们也当作全书的精华加以推崇，显然是错误的。


    这一切都与蒲松龄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分不开。作者是迷信神仙佛祖的，他既承认妖术可以迷人害人，也相信法术可以救人降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更是个大讲因果报应的轮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为了使好人有好报，他不惜给许多有认识价值的篇章加上庸俗的尾巴，如《促织》中的成名最后成了家累千金的富翁；《席方平》中的席氏父子最后成了长命百岁的地主。为了写女子有“美德”，让佳人配才子，便不惜一再安排一夫多妻的情节作为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男女主人公的归宿。为了倾吐自己一生穷苦的怨气，作者便把发家致富、升官发财和世代簪缨作为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几乎在绝大部分的篇章里都不知疲倦地津津乐道。至于在作品中歪曲诬蔑农民起义为“盗”“贼”“寇”“乱”，强调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为做人处世的根本，肯定以男子为中心的等级观念等，更是作者维护封建秩序和保卫封建纪纲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典小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来源和艺术传统的。远古的许多神话和传说大都保存在先秦古籍里。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宣传他们比较深奥难懂的抽象理论和头绪纷繁的政治主张的同时，还讲了一些浅显易晓、美丽生动的故事，借以阐释他们所要说明的大道理。这些故事就是寓言。有不少寓言（如《庄子》中的“庖丁解牛”和《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是利用原有的神话和传说加工而成的，这就给后世的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门路。从两汉到六朝，小说大体上分为“志怪”“志人”两种。“志怪小说”除了一些荒诞神奇的故事外，还有很多宣扬因果报应、讲求长生不老等宗教迷信的东西。“志人小说”则属于野史范畴，以记载封建士大夫的“嘉言”“轶事”为主，但也有不少夸张虚构成分。到了唐代，封建文人就把这两种类型的作品从形式上加以扩大融合，写成有头有尾，既反映社会现实又饰以虚幻色彩的传奇小说。宋元以后，市人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讲史逐渐盛行，传奇和志怪日被淘汰。而到了清初蒲松龄的手中，《志异》一书就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鲁迅曾说《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可见它在体裁上是既兼众长而又独树一帜的。其中不少有寄托、有寓意的作品，则是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传统。另外《志异》中还有一些篇幅短小的、大抵属于琐闻杂记之类，则是模仿“志怪”“志人”小说的产物。蒲松龄还在一篇故事的末尾往往附上大段议论，用“异史氏曰”的形式从正面发挥作者自己的观点，这显然是有意识地仿效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做法。总之，凡是过去短篇小说中所有的东西，《志异》里都有了，并有所发展和提高，这说明《志异》在小说发展历程中的艺术成就。


    在《志异》的几百篇故事中，作者塑造了上百个有声有色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既具有人类的各种阶级烙印，又赋有动植物的不同特征。鲁迅曾说蒲松龄写《志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意外的变化），知复非人”。这说明作者成功地把幻想世界和现实社会在故事中融为一体，创造了各种瑰丽离奇而又生动新颖的艺术形象，给作品增加了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以《志异》中的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因此富有曲折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这对我们今天创作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从文言发展到白话，是我国语言进化的必然历程。而《志异》却是用文言写成的。不过《志异》所用的文言，特别是用于对话的文言，是我国白话小说已经流行了几百年以后的产物。它既不同于佶屈聱牙的古代书面语，也不同于明代以来封建文人死学古人的假古董，而是从口语加以提炼而成的。它虽不如口语鲜明浅显，却具有特殊风格，显得洗练凝缩，而又口吻毕肖。如果我们扬弃其故意用典和爱用生僻词汇的缺点，而吸取其精练的特色，对于学习运用祖国语言，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附〕　从《促织》谈起


    蒲松龄写的《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最近重读这篇故事，感到文章的可肯定处还在于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爱玩蟋蟀（即促织），竟使得故事中的主人公成名（姓“成”名“名”）几乎家破人亡。故事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中国西部的出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邑有成名者，……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宰（县令）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为了皇帝的区区“促织之戏”，官府竟把老百姓打得“脓血流离”“惟思自尽”，已经够惨无人道了；但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下面。故事写成名好不容易捉到一头“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蟋蟀，“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没想到成名的儿子只有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蟋蟀“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于是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孽）根！死期至矣！而（尔）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


    到这里为止，作者用犀利而酣畅的笔锋，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已揭露得相当深刻，爱憎感情鲜明而强烈地充满于字里行间。今天读了，还不禁使人动容发指。可惜作者对故事后半的处理采取了幻想式的手法，让成名的儿子的魂灵化成一只蟋蟀，不但让他父亲完了差、进了贡，而且还给家里挣来了大量家私。这固然体现了作者对被迫害者的同情，却也给整个故事带来了庸俗无聊的尾巴，从而冲淡了读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不过我们可以想到，在现实世界，小孩子投井自溺当然不能复生，而魂灵变蟋蟀更是荒诞无稽的鬼话。成名的命运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蒲松龄活在清初，用明初为背景来写这个故事，当然有他的用意。他曾用“异史氏”的名义对这个故事的主题作了发挥：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见影印抄本《聊斋志异》第二册）


    其实这段话只是谴责了“奉行”皇帝命令的贪官暴吏，对“天子”本人仅作了非常客气的批评，并加以开脱。然而在刻本《聊斋志异》中却已将这几句“违碍”之言删去，只剩下羡慕成名“裘马扬扬”的话了。可见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钳束控制，原是无所不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官僚王士禛（字阮亭，号渔洋山人）的几句评语：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


    轻轻数语，便把蒲松龄所揭露出来的封建统治者的严重罪行统统勾销了。皇帝是“好”皇帝，宰相是“好”宰相，哪里会因为小小蟋蟀而“殃民至此”呢？由于阶级本能使然，清朝的官僚即使对明朝最高统治者的罪恶活动，也要加以掩饰弥缝的。“可惜”得很，王士禛的主观臆测落了空，《促织》里所描写的故事背景并非出自虚构。明人朱国祯《湧幢小品》卷三十一中有一条说：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盖宣庙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苏太守况钟被敕：“索千个，不许违误。”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蟋蟀瞿瞿叫”二语，显然是民间曾经流传过的谣谚。话虽简单，却已流露出人民对这位“令主”的不满。而“九年七月”，更是确凿有据，并非“传闻异辞”。至于《湧幢小品》里提到的况钟，不正是古典小说戏曲中经常歌颂的“况青天”吗？皇帝向他索一千个蟋蟀，他是否完成了任务，朱国祯没有说。但从“不许违误”的字样来推想，况钟应该也是如数照缴了的。蒲松龄说得很清楚：“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把这几种书面记载比照而观，“况青天”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青天”，不也足够发人深省嘛！


    [1]这是笔者1972年至1973年间为北大中文系同学编写的讲义，未公开发表过。现收入本书，并以笔者1965年写的一篇短论作为附录。


    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一　吴敬梓的家世出身[1]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生于公元1701年，即清康熙四十年辛巳，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辈弟兄凡五人：最长的名国鼎，第三个名国缙，第五个名国龙，都是进士。他的曾祖父行四，名国对，是顺治戊戌年的探花。国对的长子吴旦，即敬梓的祖父，做过州同知，死得很早。吴旦的幼弟吴升，是个举人。吴国龙的儿子，一个叫吴晟，是进士；另一个叫吴昺，是榜眼，当时都很有文名。吴旦只有一个儿子，叫霖起，是康熙丙寅年的拔贡，做过一任江苏赣榆县的教谕，这就是吴敬梓的父亲。《文木山房集》卷一有一篇《移家赋》，描述霖起的为人很全面，首先是他的学问博雅，是个饱学的人：


    吾父于是仰而思，坐以待；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实文苑之羽仪，尠沧海之流芥。


    其次，他为人相当耿介，对升官发财似乎不怎么热心。赋中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