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独正者危，至方则阂（通“碍”）。


    又说：


    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观使才于履屐，作表帅于人伦；……门堪罗鸟，庭无杂宾；……马帐溢执经之客，鹿车骈问字之人。


    以一个全椒望族中的佳子弟，而能“安黔娄之贫”，而且交往极少，除了来请教他学问的人就没有别的“杂宾”，可见他的“方”与“正”已经达到了不合时宜（“危”与“阂”）的程度。然而吴霖起却是一个笃于天性的人，非常孝顺他的母亲。在《移家赋》中，吴敬梓曾用曾参和介之推的孝亲来譬况他父亲，并且说：


    ……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感蔡顺之噬指，鄙温峤之绝裾。


    可见吴霖起早年本可以出去做官，而竟因“念色养之堪娱”而终于不去“捧檄”，这在二百年前的社会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好品质。


    吴霖起到赣榆县做教谕时，吴敬梓才十四岁。这时吴敬梓的母亲已于前一年死去，所以他就跟着父亲到任上去。据《移家赋》注里说，他父亲曾“捐资破产兴学宫”。做官而不去贪赃枉法刮地皮，反捐了家产办教育，那显然是要招忌的，因此官也做不长正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公元1720年即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吴敬梓中了秀才；两年以后，他父亲就从赣榆去官回到全椒；又过了一年，即公元1723年，他父亲就死掉了。那时吴敬梓才二十三岁。


    我认为，吴敬梓一生的思想行动，同他父亲对他的教养是完全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对笃于天性和疏财仗义的人都持肯定态度，这正是体现了他父亲的思想的地方。甚至吴敬梓在南京捐资卖屋修先贤祠的豪举，也同吴霖起的捐资兴学很相类。


    吴霖起死了以后，家道就中落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中杜慎卿叙述他堂弟少卿的为人，说道：


    ……我那伯父是个清官，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


    这话可能是有作者的生活实际做根据的，因为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曾说：


    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


    吴敬梓就这样走出了他所出生的那个大家庭，开始做官僚地主阶级的不肖子孙了。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吴敬梓后来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所以能把当时人的真面目穷形尽相地描绘出来，恐怕同他的穷困潦倒是大有关系的。特别是以他这样一个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孙，竟能对自己原来的阶级表示深恶痛绝并有所揭露，其企图冲决网罗的精神和毅力实在是伟大，也就更值得人民尊敬。


    二　吴敬梓的时代、思想渊源及其出处问题[2]


    吴敬梓死于公元1754年即乾隆十九年甲戌，从他诞生之年即康熙四十年算起，照老的说法，刚好赶上了清初的盛世或治世。然而这所谓“盛世”或“治世”的形成，却是清王朝统治阶级残酷的屠杀手段与怀柔的羁縻政策双管齐下的结果。在这种高压专制与粉饰太平相结合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贪饕与剥削就愈益变本加厉。因此到乾隆末叶，“盛”与“治”的骨子里早在腐蚀陵夷，封建社会制度已开始动摇并日益走向崩溃。为了下面仔细地分析《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简括地说明康、雍、乾以来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象，是完全必要的。


    清朝初叶，从清兵入关到康熙三十年前后，民族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在当时，汉族人民以武装起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纷纷起来与清王朝对抗。不论是民族英雄史可法、郑成功的起义失败，或是汉奸藩镇吴三桂、尚可喜等的被削平、消灭，都意味着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尖锐深刻。反映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较晚的吕留良等人的民族思想在草野间流传扬播，深入人心。康熙中叶以后，武装起义的斗争形式愈来愈稀少了，清王朝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政权也愈益巩固了。于是统治者就把方向转到对付知识分子这一方面来，开始从思想上肃清异己，借以稳定政权。


    办法一共有两套，即上面所说的屠杀手段和羁縻政策。对付知识分子的屠杀手段就是大兴文字狱，这从康熙二年庄廷鑨的《明史》案开始，康熙五十年又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文字狱最多，从雍正三年到八年，就有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曾静、徐骏等七八起。其中曾静一狱牵连最大，已死的吕留良的尸首都被掘出来枭去头颅，连吕氏的家属、门生都遭到灭门之祸。到乾隆年间，又有沈德潜和全祖望的文字狱。我们看到当时一些文人如方苞之流，简直害怕得噤若寒蝉，自不难体会到统治阶级是如何的残酷。


    羁縻政策花样就更多。最普遍的方式是因袭明代科举制度继续以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的视野只拘囿于《五经》《四书》（而且只许读朱注）和高头讲章、时文墨卷之中，把读书人弄成孤陋寡闻、迂执酸腐的村学究。但明清之际的遗民很多，学养识见都很深远，他们不一定肯上科举的圈套。于是在正规化的科考之外，又设了一种博学鸿词科，专以名儒学者及为乡里所称誉的特殊人才为对象。此外还用编“类书”或修“全书”的方式来消耗知识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如康熙朝编纂《佩文韵府》《康熙字典》，乾隆朝修《四库全书》，都属于这一类）；并且开了明史馆，吸引一些眷怀故国的人来修《明史》。这样一来，大批的文人学者就只知沐戴天恩，忘记造反，甚至变成新朝腹心，不再替敌国守节了。在思想内容方面则又与八股文的形式相适应，从康熙初年起就大加提倡程朱理学，宣扬忠君观念，强调礼教的制约性，让老百姓好循规蹈矩死心塌地地听候宰割。有名的御用学者李光地，就是康熙朝最得宠的理学家。因此，在清朝初年，凡在行动上辞征辟、在思想上反程朱的人，就有着积极的进步性，就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风操气节。


    在经济方面，由于康、雍、乾三朝注意开发海边农利，注意修筑沿海堤塘，清初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发达的，农民的生活也比较安定。但也由于官僚、地主加紧兼并土地，农民一遇到天灾，就不免饥饿穷困，像康熙四十六年大旱，饿死的人就很多。加上清王朝为了巩固政权，生怕农民造反，于是对外专门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一变明代开拓海外贸易市场之风（主要是怕像郑成功那样的人到海外去找根据地）；对内则对地主的利益保护得无微不至，规定了永不加赋的制度：这就轻而易举地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代一点点发育起来的幼芽。


    闭关自守的政策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官僚、地主在中国版图以内的经济垄断与政治垄断，因而社会上在大地主与大官僚之外，又出现了两种畸形的寄生虫。一种是商业上的暴发户，这是一种与官僚、地主相表里的、专门以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甚至剥削中小地主为生的大寄生虫。其行业则不外是盐商和高利贷商（所谓“票行”商）；而由于高利贷的特别发达，就造成了典当业的特殊势力，因此典当商在当时也是炙手可热的。另一种是小寄生虫，主要是依附统治阶级的帮闲和帮凶，从土豪劣绅及其豪奴恶仆到皂吏捕快，都在其中；而那些有“功名”的，不日即将爬到官僚阶层中去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他们或充幕宾清客，或做才子山人，或者包揽词讼，或者鱼肉乡里，总之是仰仗大寄生虫的鼻息来维持生活的。这两类人物在当时的行为，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具体表现。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口诛笔伐的，刚好也就是这些人物。


    另一方面，从明朝就开始逐渐发达起来的、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城市中单独或集中经营的手工业者，在闭关自守的社会中，其数量就日益普遍、日益增多起来。因而，那种以零星小贩的形式出现的市集商业也就在经济上占重要地位。这种生产结构如果给予合理的发展的机会，是可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使政权可长期保持，永无变化，就一面多方照顾大地主与大盐商的特殊利益，一面却竭力压低这种小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加以重重束缚和剥削，称之为贱民，打击他们，这就无形中阻碍了他们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显然，他们是自食其力的，他们在当时的阶级社会中是比较先进的，然而他们在当时是被迫害的，在二百年前的社会里，并不大有人钦佩与同情他们。可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却在二百年前就开始颂美他们，同情他们了，这不能不说是吴敬梓的伟大。


    当然，这同吴敬梓的思想渊源有关。我们知道，由于明代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芽，反映在思想方面，就产生了一些对君权发生疑问、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起动摇作用的思想。这种含有民主成分的思想由于明清之际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就伴随着遗民思想即民族观念而滋生起来——这就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主导思想。稍后，这种思想又通过颜元和李塨，成为一种新面目的儒家思想，重实学讲实践，提倡身体力行。而这些思想家对传统的程朱理学则一致反对，因为他们看穿了那不仅是束缚人性的桎梏，也隐隐约约指摘出那是强者欺凌弱者，富者兼并贫者的工具。这种思想当时流传很广，特别是在南方，几乎有星火燎原之势。但到了吴敬梓的时候，顾、黄、王一辈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已经逐渐衰微，甚至因为清王朝的文禁日严、文网日密，连颜、李的思想都已不敢公开流布（例如吴敬梓的好友程廷祚，原是李塨寄予很大希望的传人，而在他辞征辟回到南京以后，就失掉斗争的勇气，不敢再菲薄程朱了）。再稍后，那就更进一步地变了质，成为乾嘉朴学，专门为考据而考据了。


    从吴敬梓的著作——主要是《儒林外史》——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受到清初几位思想大师的影响的；当然，从他所交游的人如程廷祚来看，从他的行动有一定斗争性来看[3]，则他受颜李学派的影响也很深厚——而这些思想家之间的渊源原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我觉得，那种富有民族意识的遗民思想给吴敬梓的影响似乎并不很明显，而另一种从清初诸大师所日渐滋生的对统治阶级深表不满的思想，以及那种反礼教、反八股的重实学、尚致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那种从颜李学派身体力行的思想所蕴蓄起来的斗争勇气，才是吴敬梓所具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就是清初诸大师思想中的民主成分。如果我的话有几分是处，那么我们对《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将比较容易了解和掌握。


    这里我愿附带谈一下吴敬梓的出处问题。我认为，吴敬梓对于自己究竟是否赴都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一事，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胡适认为，吴敬梓的不应考是因为真害病，而非用害病借口；后来爽性“弄真成假”，并且引他的《丙辰除夕述怀》诗，说他还很叹息后悔自己的不遇。我以为这话是不对的。请看他这首诗：


    ……令节空坐愁，北风吹窗隙；霸子俱跳荡，莱妻只羸瘠。……入夜醉司命，陈辞多自责：回思一年事，栖栖为形役；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短歌与长叹，搔首以终夕。（《文木山房集》卷二）


    “霸子”“莱妻”，明白说出自己的立场是不拟出仕的隐者。“封禅书”与“天人策”，在传统的用法上并不是正面意义的典故，而是有讽刺味道的。后文从“人生”以下，既指思想斗争时的苦况，却又语语双关，并不一定专指自己的懊悔。所谓“愬愬”（音索，惊惧也）是用《易·履卦》的典故，意思说，任何事情都会使他感到惊惧。假如他有懊悔的情绪，为什么还说“愬愬”和“在网罗”呢？我们从《文木山房集》中许多作品里，固然可以看出吴敬梓是个身体不强健、时常害病的人，但是否病到不能动的程度就大成问题了。我们不否认当时吴敬梓在思想上有斗争，但他终于未去应聘赴考，总该是胸有定见，而非事出偶然。因为尽管他受顾、黄与颜、李思想的洗礼时间较晚，可是他父亲的行动已足够成为他的模楷的了。有人引唐时琳的序文证明他确实有病，我却认为反能说明他的病是借口。因为唐序说：“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可见当时有不少人已明知吴敬梓的确是“托为病辞者”。至于诗中“采薪”二句，就更值得玩味。因为“采薪”典出《孟子》，根本就是装病的意思。照我的想法是，吴敬梓以小病为借口辞却荐举。如果当时他一点病也没有，可能也得上京去走一遭，但《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不是去了又回来的嘛，所以我断然说，吴敬梓的不做官是下定决心的，绝对不是什么“弄真成假”。


    三　《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


    《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从三个角度综合地来看。首先，从书中我们能亲切而深刻地看到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儒林外史》的作者相当正确而公允地把他当时的时代风貌及客观现实反映出来：这就是《儒林外史》的现实性。其次，通过种种人物和事件的客观描述，作者无私地表襮出自己的思想实质，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有启迪人民的作用，也有鼓励人民的作用；它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含有大量民主成分的思想——这就给封建社会的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同情与希望，把人民对当时社会的厌弃、对统治阶级残酷不仁的统治势力的憎恶，以及对人民自己的估计的程度加强并加深了：这就是《儒林外史》的人民性。更要紧的，作者在反映客观现实与表襮主观思想时，不是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纯客观主义的，含混模糊、动摇不定的态度，而是带有一种爱憎分明、论断斩截、立场稳定的勇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书中，所讽刺暴露的对象与所表彰赞美的人物虽是一个个的个别的人，而其所抨击与所肯定的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制度、风气与不被当时人重视的市井小民；这就是《儒林外史》里所表现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因此我以为，《儒林外史》很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映西方法国社会所存在的一切一样，它同样无情地然而公允地反映了二百年前东方中国封建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它是活生生的，有高度创造性的，比历史记载还要现实的社会史料。


    《儒林外史》一上来就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政权的恐怖政策，包括文字狱在内。第一回中作者写危素要认识王冕，时知县派翟买办去约请，翟买办到了乡下，立时拿腔作势，恐吓王冕，那个怕事的秦老，马上用“灭门的知县”的话来劝王冕，唯恐出了乱子。这种描写虽似轻淡之笔，实已给予读者以一种低沉的气压。后来时知县因访王冕不遇，“心中十分恼怒”，就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这虽未成事实，可是读者已能体会到在封建社会里即使一个小小县官也有这样大的威势。第八回中，作者又写蘧公孙周济了降顺宁王的王惠，王惠十分感激，便送给蘧公孙一个枕箱和几本残书。到了第十三回，蘧公孙把这个枕箱赏给丫鬟双红，双红的姘夫宦成问知枕箱底细，竟受了差人指使，要凭这枕箱去出首，因之蘧公孙险蒙窝藏叛逆的罪名而被捉将官里去。多亏马二先生向差人行贿，索回枕箱，此案才算了结。这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的恐怖气氛，更见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因此防范极严，网罗极密，胥吏的嗅觉也极灵敏，其手段真是无孔不入。至于第三十五回写卢德藏有《高青丘文集》，住在庄征君湖墅中，半夜三更，有个总兵大老爷把庄家花园团团围住；终于在次日，由卢德自己去投监；后来还亏庄征君写信去托京城里的大老，才保得卢德性命。这故事就更可怕，简直是康、雍、乾时代文字狱的缩影。据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卷三所载的《纪〈方舆纪要〉始末》，我们知道这儿的《高青丘文集》实是隐指顾祖禹撰写的《方舆纪要》，卢德是程的好友刘著；那出首的人名叫顾燝，中山王府则指的是江浙节制李卫，总兵是中军王英。刘著原是颜李学派中人，当时确住在程廷祚家。吴敬梓的故事是有事实做根据的。但据程廷祚在文章末尾所述，刘著的结局并不像吴敬梓写的那么简单，而是落得个“……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戮，而卒丧其书”的收场，因此“人皆怜之”。吴敬梓的笔下，对以刘著为模特儿的书中人物卢德是非常同情的，一则说“这人有武勇”，再则说他是“硬汉”，大有惺惺相惜之意。然则吴敬梓对当时文网之密的感到不满，也就不言而喻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对清王朝的羁縻政策是异常反对的，因而在书中反映得最多，也最具体。突出的表现，就在反八股与反礼教这两方面，就中反八股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八股文的流毒无穷，归结起来大抵可分为两方面，即迂执酸腐，空疏不学与虚伪矫情，违常灭性。前者是八股文本身直接起的坏作用，后者却是与旧礼教相结合以后产生出来的恶果。关于前者，在明代初年，八股文刚一出头露面时，宋濂就很尖锐地指出了。他说：


    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馀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遭碑铭》）


    而这种迂执酸腐、空疏不学的“入彀者”，在《儒林外史》中几乎是俯拾即是的。像张静斋信口胡说，把宋代赵普的事迹算到明代刘基的账上；范进不知道苏轼是哪一朝代的人；马二先生除了举业之外一无所知，读历史只凭《纲鉴》，游西湖时路过“御书楼”就扬尘舞蹈一番——都是被吴敬梓用蜻蜓点水般的讽刺笔调加以调侃的角色。而讽刺得最深刻的，我认为无过于写鲁编修的女儿，即蘧駪夫的妻子。蘧駪夫最初本是个名士，有点瞧不起八股；可是鲁小姐从小受父亲熏陶，竟成了一位制艺时文专家。结婚以后，鲁小姐深不以乃夫为然，还因此大哭了几场。后来蘧駪夫经过妻子的潜移默化，也能同马二先生一道评选墨卷了。令人最难过的是，鲁小姐竟常常熬到半夜不睡，亲自课督她那个年仅四岁的小儿子，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作者看到害人的八股文已经在一代糟蹋一代的情况下谬种流传，才如此同情地写出这一畸形的怪现象。其用心是非常深曲的。


    至于与礼教、特别是与程朱理学结合起来的虚伪矫情，在书中作者就不只讽刺而已，而是义正词严的口诛笔伐了。虚伪矫情的人物几乎每一回里都有。用行动表现的，莫过于第四回写范进守制，不用牙筷而吃虾元子的故事最有代表性；而用言语表现的，则最普遍的是扯谎说大话，最深刻的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说大话的例子太多，简直不胜枚举，作者写得最出色的一个应推第四十七回里的成老爹（他向虞华轩扯谎，说方老六要请他吃饭。结果虞华轩打听得并无其事，就设法把他捉弄一番，让他挨了一天饿）。而口是心非的人则可以用严贡生和严监生为代表。严贡生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可是行动上竟把邻居家的猪据为己有。严监生口里说的是骨肉情重，结发义长，心里却盼着自己的正室王氏早死，把宠妾赵姨扶正。严监生死后，严贡生却只想着如何欺侮赵姨，谋夺财产。甚至于倜傥慕义的娄氏兄弟，也不免因为好虚名而矫情干誉，把那些言行不符的权勿用（此人形象最为龌龊无聊，吴敬梓对他简直有深恶痛绝之意）、张铁臂这些小寄生虫罗致在门下。他如余大先生的受贿通关节，万里的冒充中书，都是揭露出当时上层社会虚伪矫情的典型故事。作者对这些故事，是充满了浓厚的憎恶情绪的。


    然而在吴敬梓的笔下，对于当时盲目讲求礼教，结果甚至弄到灭绝人性程度的人和事，就写得格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书中最著名的一段，即王玉辉硬主张女儿绝食殉夫，以博得朝廷旌表为烈女的故事（第四十八回），是暴露旧礼教，特别是反程朱末流的最尖锐的诛伐。这是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灭绝人性的封建教条的正面抨击。后来女儿死了，王玉辉反而难过，引起内心激烈的冲突。就其现实性而言，这个例子真是再鲜明、再突出不过的了。


    由于八股文和旧礼教的乌烟瘴气，社会上更造成了种种不良风气，最坏的风气莫过于好名与趋利。吴敬梓对这两方面也给予了无情的讽刺与抨击。前者如赵雪斋、景兰江，都是丑态百出的好名者，最无耻的则有牛浦郎与牛玉圃；后者如成老爹、唐二棒椎，都极尽趋炎附势之能事。凡是这些描写，都将永远为读者所喜爱。因为作者严肃地指出了旧社会礼教堤防的蚁穴。


    在反八股、反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吴敬梓自然就连带着对男女问题、婚姻问题有了新看法。吴敬梓认为纳妾是不应该的，《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季苇萧曾劝杜少卿娶妾，少卿就回答说：


    ……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后文虽未坚决反对娶妾，但这种议论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因此，作者对一娶再娶的季苇萧就表示鄙夷与憎厌，而对沈琼枝的遭遇则寄予十分的同情。别人看见沈琼枝在南京流浪，认为她不是“倚门之娼”，就是“江湖之盗”，而杜少卿却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第四十一回）这实在是作者用全力来赞扬的写法。同时，吴敬梓对倪廷玺娶王太太的事，也不免感慨万端，那恐怕是看到了包办婚姻的害处才如此写的。


    正因为吴敬梓看到八股流毒之大，所以才正面提倡“文行出处”。第一回楔子里，作者借王冕的话标出他全书宗旨：


    ……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又因为吴敬梓看到那些“时文鬼”空疏不学，所以才正面描写了虞博士、迟衡山等所谓通儒的提倡经学和反对迷信风水之说。这在雍、乾年间，实在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更因为吴敬梓反对虚伪矫情，所以才正面提倡率性任真，不顾世人毁誉。如杜少卿拿了金酒杯携眷游山，大把地挥金如土，凡是他父亲门下的宾朋一律优礼相待之类，都是作者的理想的具体表现。我认为，就连五河县的开明地主虞华轩那种放浪形骸的作风也是作者理想中的标准人物所具有的超尘轶俗的表现。因为作者反对趋炎附势，所以才正面肯定辞征却聘，如庄征君和杜少卿；因为作者反对世态炎凉，所以才正面提倡尊崇古制，如修泰伯祠行古礼法。[4]他的用心是深曲的，他的见地是有正义感的，他的出发点是针对封建统治阶级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对人民是有利的。这就是《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它所以伟大、所以值得肯定的原因之一。


    关于吴敬梓时代的经济情况，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所反映。首先说农村。第八回中写邹吉甫的生活逐渐小康，可能是康熙时农村中的实况。但邹家所以由佃农变成中农，主要还是仰仗娄通政家势力。因为娄家的坟山，“府县老爷们，大凡往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是连“一茎草也没有人动”的（第八回）。等到写匡超人的家境（第十六回），那就比邹家差得多了。匡超人的哥哥如果不营副业，匡超人自己如果不出来自谋生计，单靠种地就根本活不下去。然而真正倒霉的却是佃农。第三十六回作者写虞博士在常熟县的一处僻远村子里看到有个佃农跳河。幸亏虞博士把他救了起来，“问他因甚寻这短见”，那人就说：


    小人就是这里庄农人家，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我想我这样人还活在世上做甚么，不如寻个死路！


    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对这种情形总该不陌生，可是吴敬梓在二百多年前就注意到这种情形了。还有在第三十五回，写庄征君辞官归里，走出彰仪门不远，就遇到一幕惨剧：一对老年的农民夫妇在一昼夜中相继死掉。吴敬梓借庄征君的口发出了无限的同情与感伤：


    这两个老人家就穷苦到这个地步！


    清人入关以后，京畿一带的土地大抵被皇室及八旗贵族圈占，这两位老人恐怕就是辇毂之下最现实的牺牲者了。


    其次，由于家口增累所引起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悲剧，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里也有反映。这就是倪廷玺的父亲倪老爹的故事。倪老爹有六个儿子，死掉一个；由于衣食欠缺，活不下去，就把那四个卖掉了。最后只剩下小儿子倪廷玺，也还是养不活，于是“过继”给鲍文卿学戏，而鲍文卿却“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这“二十两”的数字可能是当时买卖人口最高的价格。《儒林外史》似乎真可以补“食货志”之不足了。


    《儒林外史》里面的官僚、地主是很多的，不过吴敬梓本人原是官僚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对官僚、地主以及知识分子还不能识透他们统治与剥削的本质，因此他笔下的理想人物仍不免是：像向道台那样的清官和好官，像虞博士、庄征君那样的通儒或真儒，像杜少卿、虞华轩那样的地主。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思想中所受的时代的局限性。然而吴敬梓毕竟走在时代前列，他对当时最反动的、在统治者中间最占优势的，也就是说，统治和剥削人民最不遗余力的大小两种寄生虫，却极端地憎恨并予以猛烈的抨击。我们可以说，一部《儒林外史》所暴露的完全是这两种寄生虫最丑恶的脸谱。


    作者在第四十七回中，充分表现了对地主彭乡绅的憎恨，对盐商兼典当商方老六的鄙夷，以及对一般社会上的歪风的讥嘲。作者声色俱厉地写道：


    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


    这岂不是向旧社会统治势力挑战的檄文嘛！


    吴敬梓对盐商的愤慨是非常强烈的，因之暴露讽刺得也最尖锐。第二十二回、二十三回中出现的万雪斋，和第四十回中出现的要娶沈琼枝作妾的宋盐商，都是“小妾”的数目已达“第七”，而且后者还是“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的。通过对万盐商的描述，说明暴发户是怎样起家并爬上高枝儿去的！通过沈琼枝的故事，则又说明盐商的骄奢淫逸与欺诈豪横。因此，作者借子午宫的道士口中把万雪斋的下流无耻形容得穷形尽相。而宋盐商的名字叫“为富”，正是作者用《孟子》“为富不仁”的话来直接表示他的憎恨情感。当沈琼枝的父亲告到县里去时，知县先叹了一句：“盐商豪横一至于此！”等到宋家“叫小司客具了一个诉呈，打通了关节”，知县就改了作风，勃然大怒，说琼枝的父亲“是个刁健讼棍”“一张批，两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这就看出盐商“手眼通天”的威福权势。老百姓在盐商这种飞扬跋扈的压迫与剥削之下，就难免因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第四十三回有一个描写盐船遇劫的场面，实在痛快淋漓之至：


    这日将到大姑塘，风色大作。……那江里白头浪茫茫一片，就如煎盐叠雪的一般。只见两只大盐船，被风横扫了，抵在岸边。便有两百只小拨船，岸上来了两百个凶神也似的人，齐声叫道：“盐船搁了浅了！我们快帮他去起拨！”那些人驾了小船，跳在盐船上，不由分说，把他舱里的子儿盐，一包一包的，尽兴搬到小船上。那两百只小船，都装满了，一个人一把桨，如飞的棹起来，都穿入那小港中，无影无踪的去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对“响马”的看法并不是肯定的，第三十四回写孙解官和萧昊轩押解饷银进京，中途遇盗，最后还是把“响马”打跑了。甚至高利贷者陈正公的银子被骗，凤四老爹还替他要了回来（第五十二回）。这两件事说明吴敬梓对剥削阶级并没有极其严明的是非界限。可是这儿写盐船被劫，下文却没有交代是否把劫盐的人捉住，相反，作者倒借这一事件把那该管的县官讽刺了一通，然后不了了之，“扯个淡”，把朝奉舵工们“一齐赶了出来”（详见第四十三回）。可见作者对盐商的反感实在太深了，宁愿让“两百个凶神也似的人”把盐劫走。这种对盐商深恶痛绝的感情，我们不能否认是同当时人民的感情和利益一致的。


    关于高利贷商，应以第五十二回的毛二胡子为代表。他在家乡开着当铺，自己却跑到大城市中来经商。他替陈正公放债，第一宗借出二百一十两银子，“三个月就拿回三百两”。第二宗是“对扣借一百银子”“限两个月拿二百银子取回纸笔（借据）”。这两个债务人虽说都是上层社会的“贵人”，但是行息的数字实在可惊，借债的如果是“寻常百姓”，那就非倾家荡产不可了。后来毛二胡子终于骗了陈正公的钱回家去倒盘别人的当铺，这是作者借以说明这一类型的人本质是丑恶的。等到凤四老爹替陈正公索债，作者把毛二胡子写得狼狈不堪。姑不论陈正公为人如何，只就凤四老爹的抱不平与毛二胡子的当场出丑而论，也是完全符合于当时人民的要求或愿望的。这是《儒林外史》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另一方面。


    除此之外，我认为吴敬梓还有更了不起的一面，那就是提倡自食其力，尊重个人劳动果实，因而，间接地也就反对剥削。这也就是《儒林外史》所以成为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关键。这种思想，从明代已开始形成，这是个体经济，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在思想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反映。这种思想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那就是靠写字、作诗、作文，最普遍的是靠绘画来换钱吃饭的生活方式。李东阳是明代中叶的大官僚，但他在告老归田之后，一部分生活资料就靠自食其力得来。《明史·李东阳传》上说：


    （东阳）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这里所说的“风操”，正是后来人说的“清高”，因为用自己劳力换来的“鱼菜”，当然要比靠收佃租来得清高了。明代中叶以后，这种风气愈益流行，有名的画家如沈周、文徵明、唐寅[5]、徐渭等，都是靠卖画卖字来换取生活材料的。尽管他们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可是这种行为却必须予以肯定。


    到了清初，这种自食其力又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以遗民自居，不食新朝爵禄的表现。如傅青主的行医，八大山人的卖画，都含有这种反抗性的意义在内。到了吴敬梓，他一方面看出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不仁，一方面就体会到自食其力的可贵。他开始从市井、乡村中发掘可歌颂、可同情的人物。这就是他受清初诸大师思想中民主成分影响的具体表现。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开宗明义地写出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善于绘画的王冕。王冕是个贫农，后来靠绘画吃饭，自始至终是自食其力的。可见吴敬梓心目中所肯定的理想人物，是有他一定的标准的。在全书的末尾，吴敬梓又正面肯定了几个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即裁缝荆元，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由开当铺变成开茶馆的盖宽，以及灌园的于老者，他们也都是凭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的人。第四十一回中还出色地描写了沈琼枝的卖文糊口与靠女红过日子。此外像农民，戏子，小贩，也都是被作者肯定的。这些人既然自食其力，当然不是剥削者，因此他们的品质要比那些“寄生虫”高得多。而“寄生虫”除上述的官僚、地主、盐商、典当商外，就是那些打秋风、充清客、招摇撞骗、包揽词讼的“知识分子”了。因为吴敬梓对这些无耻之徒特别熟悉，所以他对这种人写得就格外深入，格外全面。但知识分子如果是靠坐馆（余大先生）、选墨卷（马二先生）、看地穴（虞博士）挣钱吃饭，还是为吴敬梓所肯定的；如果他们去通关节打秋风（余大先生），或是做官忘了本（匡超人），那就要被吴敬梓所讽刺、所抨击了。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尚未崩溃之时，特别是在清初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之时，应该是进步的，有人民性的。《儒林外史》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应以这方面最值得注意。


    四　《儒林外史》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几个特点


    最后，我想简括地谈一下《儒林外史》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几个特点。


    第一，《儒林外史》的体制，我认为是颇有创造性的。鲁迅有几句话说得非常中肯：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二语，真是一针见血之谈。盖明末本为小说流行最盛之时，而当时小说的体例实有二种：一是长篇演史体，如《水浒》《三国》；另一是《三言》《二拍》体，即短篇的拟话本小说。到了明末清初，从一回一个故事的短篇又发展为几回一个故事或几回几个故事（有相对连续性却又不完全连续）的“中篇”，如《鼓掌绝尘》之类。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实受这几种体例的启发和影响，用长篇的结构网罗了若干个短篇故事，既不同于短篇拟话本的每回自成起讫，又不同于《三国》《水浒》的首尾贯通。然而细按全书，脉络井然，主题极为集中，自又不同于前乎《外史》的《斩鬼传》一类流水账式的“长篇”。这种集长短篇小说体例之大成的《儒林外史》体，实在给后来的小说开无数法门，清末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书，几乎全是步吴敬梓的后尘。当然，这种体制愈到后来愈滥，不免为通人所讥；但在吴敬梓当时，却有开山草创之功，其匠心独运处是不容轻易抹杀的。


    第二，在古典白话小说中，以真人为模特儿，以真事为题材的写作方法，我认为实应自《儒林外史》开始。正如金和的跋文中所说：“若以雍、乾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这也是《儒林外史》的一大特点。因为取材于真人真事，而又加以艺术化典型化，所以书中人物大都不是公式概念化的箭垛型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活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作者所讽刺与抨击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比如马二先生，其醉心举业是可怜、可笑，甚至可鄙的，而他能急人之难却是可爱的；然则罪在科举制度之陷溺人心，不在马二先生本身可知。又如王玉辉在女儿死后真情反而流露，可见其所以虚伪矫情，罪在吃人的礼教而不在王玉辉自己。又如潘自业，行事虽多不法，为人原甚慷慨，至少比得意以后就马上忘本负心的匡超人可爱，而潘卒不免罹于祸患者，正是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无情讽刺，也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鲜明指斥，而非单纯否定潘自业本人。这正是吴敬梓从事写作符合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地方，也正是《儒林外史》所以伟大的地方。初学写作的人正应在这种地方向《儒林外史》学习借鉴。


    第三，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用的是史官笔法，即所谓“微言大义”或“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因此，《儒林外史》的风格是“婉曲”的，是“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而不是“私怀怨毒，乃逞恶言”与“词意浅露，已同谩骂”的低级趣味（引文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这就是《儒林外史》所独有的讽刺艺术。


    所谓“婉而多讽”大抵可从两方面去体会。一种即是鲁迅所说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这一方面的精彩处太多，例证不胜枚举。我只想举一处前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即作者对杜慎卿的讽刺（见第三十与三十一回。前人每谓杜慎卿是吴敬梓所肯定的人物，恐怕是错误的）。杜慎卿一面口里骂女人，要学朱元璋把“天下妇人都杀尽”“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可是一面却找媒婆沈大脚张罗娶妾。他为捧小旦不惜浪费大捧银子，但一到鲍廷玺求他“出几百银子”重作戏班时，他就向杜少卿身上推，并且不许鲍说出是他的主意；而他家中摆着的几千现银子却为了中举以后留着使用。在这些地方，吴敬梓深刻地摹绘出纨绔地主的丑恶本质。杜慎卿去桂花道院寻男色，却上了当，遇见了满腮胡须的来霞士，看似作者故弄玄虚在同杜慎卿开玩笑，实际上却表明了作者对这个人物是如何地鄙弃与憎恶。这就是鲁迅说的“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另一种“婉而多讽”的手法是用对比的技巧使读者获得格外鲜明的印象。就中以庄征君入都前出都后的描写最为深刻含蓄。我们如果仔细寻绎一下，就会发现那简直是对统治阶级极无情的抨击。在庄征君入都以前，先写大盗劫饷银；出都以后，又写他看到一对农民老夫妇在一昼夜间凄惨地死去。而统治者却一面搜刮民财（饷银），一面粉饰太平（征聘名儒），在那儿死乞白赖地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殊不知民间已经苦不堪言，危机四伏了。这就是所谓“皮里阳秋”式的“微言大义”，值得我们积极地探讨和合理地借鉴。


    附记一　在本篇发表于1954年8月号《新建设》的同时，我读到吴组缃先生发表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面的那篇论《儒林外史》的大作。我同意吴先生提出来的“连环短篇”的说法。照我的看法是：《儒林外史》的体例是更接近于西洋文学作品中所谓的“短篇小说”的；而《三言》《二拍》之类，虽然篇幅很短，但每个故事有头有尾，自成段落，其写法基本上还是接近长篇小说的。这就更有力地说明《儒林外史》的体例是的确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在它以前的所谓章回小说，几乎就找不出这种“事与其（人物之）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的表现手法。因文中未提及，故补充如上。


    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作者记


    附记二　此文于1954年写成，迄今已将二十七年。现重加修订，收入《漫稿》。


    一九八一年一月作者记于北京西郊中关村


    [1]关于吴敬梓的家世出身，我所征引的原始材料不外下列几种：一、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四卷本；二、程廷祚（绵庄）《青溪文集》《青溪文集续编》及附录；三、《全椒县志》。主要参考资料则有：一、程晋芳《吴敬梓传》；二、顾云《盋山志》；三、胡适《吴敬梓年谱》；四、商务排印本《儒林外史》所载天目山樵及黄小田的评语和所附金和的跋文。


    [2]这一节内容的写定，受吴组缃先生启发甚多。特此声明，以示不敢掠美。


    [3]程晋芳《吴敬梓传》：“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可见其不妥协之斗争精神是很强烈的。


    [4]这种复古的思想和行动是不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的。因而毋庸讳言，这应该是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作者在书中固然也反映出这种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似乎并未明确认识这种复古论的消极意义。


    [5]相传为唐寅所作的两句诗：“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也正足以说明这些文人画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