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由此可见，假定当时关羽失掉荆州而竟逃脱性命，刘备也未必用孔明斩马谡的办法来对待他。我以为王夫之这个说法同《三国演义》作者的看法是比较吻合的。不过王夫之是从批评“正史”的立场看问题，所以只认为刘备不善“将将”罢了。


    说到这儿，关羽对嫂嫂的问题可无庸多论了。当然，《三国演义》的作者写关羽，是把他作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具有封建道德品质的人来处理的。但他所以要对两个嫂嫂讲“礼”，则还因她们是刘备的太太的缘故。后来赵云截江夺斗，关羽听说之后也并未抗议，可悟其理。黄裳先生要求写杂剧或写演义的人在几百年前打破礼教的框框，改变对嫂子的态度，那是同要求封建社会的人民不要讲“义气”而去讲“阶级友爱”一样的不妥当的。至于今天舞台上关羽的形象使黄裳先生“看了不舒服”，那是不能由真正的关羽或《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负责的。


    黄裳先生在他那篇文章里还引了一段陈寿《三国志》的“原文”[5]，和在长江一带流传的吹腔戏《斩貂蝉》来否定关羽，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原因是：我们要分析一个历史人物，所依据的材料应该有一致性。在裴松之的时代，关羽不过是刘备的一员大将而已，既非“帝”又非“圣”，乞取吕布的妻，又有什么关系！后世《斩貂蝉》的剧本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产物，但据毛宗岗评本凡例，就可证明“斩貂蝉”的故事在罗氏原本里是根本没有的（何况还有明弘治本为证），而这情节亦为毛氏所不取：


    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按：此所谓俗本实指毛本以前的旧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


    可见卫道者如毛宗岗，对“斩貂蝉”也是否定的。至于罗贯中，更与《斩貂蝉》一剧的作者无关，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然则黄裳先生或用《三国演义》所不取的材料，或用远在《三国演义》以后几百年的今天舞台上的关羽的形象，来批判《演义》里的关羽，未免近于无的放矢。因为晚于这部小说的材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给关羽涂上色彩以后的产物，三国时代的关羽当然不能负责，即罗贯中也是不能负责的。黄裳先生不但没有把关羽的本来面目分析清楚，反给他扣了好些帽子，而且一会儿说关羽是“英雄人物”，一会儿又说，“这也是涂在这个反动人物身上的另一种色彩”，到底关羽是反动人物呢，还是英雄？黄裳先生自己好像也弄不清楚了。


    四　试论祢衡并对黄裳先生意见的商榷


    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评价，曹操这个人在建安时代有他进步的一面。他延揽人才，统一中原，恢复生产，都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可是他对人才的网罗还是有个限度，像孔融、祢衡就不能见容于曹操。孔融是曹操借口说他不孝把他杀了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说过：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可见曹操的“人才主义”还是自有尺度的。谁要反对他，轻视他，就会被他要了命，祢衡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牺牲的。


    陈寿写《三国志》，对祢衡的事情是讳莫如深的；后来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才把祢衡的事迹放在《荀彧传》的注文里叙述出来。幸亏晚出的范晔《后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我们才能确定果然有这么一个敢于反抗曹操的人。这现象很值得注意。因为连当时的史书里都不敢记载的人，必然是统治阶级最不满意的。既为统治阶级所不满，必然因为他敢于同统治阶级对立。只要是一个敢同统治阶级对立的人，必然会博得被统治者——从劳苦大众到贫寒的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的同情和赞美，甚至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至于被反抗的统治阶级是否还有某些进步成分，反抗者动机如何，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有人敢反抗统治阶级，就对被统治阶级有利，就可以为人民所肯定。


    到了《三国演义》，曹操已被作为“众矢之的”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来处理了，人民大众所有憎恶、愤怒的感情，都集中于曹操的身上，正如周扬同志在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大会总结报告里所讲的，这个人原来究竟是不是“好人”反而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凡有不利于曹操的人物和事迹，都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强调而且夸张地描写出来，作为攻击这一反面典型人物的题材。“火烧赤壁”不用说了，就连“长坂坡”，本是曹操露脸刘备倒霉的场面，也要把曹操写得非常阘茸狼狈，可见作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了。


    京戏《打鼓骂曹》完全以《演义》中“祢正平裸衣骂贼”一回的情节为蓝本，内容与上述的情形完全一致。曹操一贯是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来处理的，而祢衡则以反抗统治阶级的“寒士”姿态出现。今天这出戏所以还能活在舞台上，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强烈的、无情的对统治阶级做正面反抗的人物形象，才被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相反，它绝对不是因为专门暴露了旧知识分子的弱点，或者因为祢衡被帮闲人物或奴才们所拥护才流传下来的。黄裳先生说，祢衡骂了“主子”，自然要使这一批奴才们为之动容。要知“动容”的岂但是“奴才”，连“主子”也吃不消，甚至于大惊失色呢。而人民大众却因奴才的主子被骂而欣喜快慰。黄裳先生没有考虑祢衡在人民心目中究竟比重如何，只从“主子”和“奴才”上着眼，无疑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来的。


    事实上，“奴才”们对祢衡的举动并不欣赏，他们的“动容”只是怒形于色，京戏《打鼓骂曹》中的张辽就是确证。可是黄裳先生却认为《骂曹》的主题只是祢衡兜售货色和争取待遇，而为了这样的目的竟不惜冒宰相之大不韪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无怪黄裳先生要称祢衡为帮闲人物中的“憨大”了。然而人民大众竟对这样的“憨大”表同情，也不过是欣赏他的“帮闲欲”而已，这岂不有点侮辱人民大众嘛！


    如前所述，祢衡的动机如何，人民大众是不大关心的；而黄裳先生却一味追求动机，甚至讥讽祢衡决定“骂曹”“也还是为了个人的声名”。死命抓住了旧知识分子的弱点（弱点并不就等于反动！）而忽略了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拥戴的一面，这是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明眼人自然一望可知。况且，要求建安时代的祢衡不为“个人”，而为别的目的去骂统治阶级，是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明眼人也是不难一望而知的。


    黄裳先生还曲解了《骂曹》结尾的四句摇板，竟把祢衡与胡适同样看待。为了弄清楚祢衡与胡适的区别，我们应该先弄清祢衡是怎样到荆州去的。


    第一种记载是裴松之在《荀彧传》注文中所引的《平原祢衡传》：


    ……于是众人皆切齿。衡知众不悦，将南还荆州。装束临发，众人为祖道。……


    第二种是裴在同处所引的《文士传》亦即《后汉书》与《三国演义》所本，其文如下：


    衡……数骂太祖（曹操）。太祖敕外厩急具精马三匹，并骑二人，……乃令骑以衡置马上，两骑扶送至南阳。……


    而《演义》也说：


    衡不肯往，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扶挟而行。……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说法是祢衡被众人（即黄裳先生所指的“奴才”）所迫，已不能在许昌存身；第二种则是被曹操强逼着出发的。总之，这并非出于祢衡自愿。京戏里处理得确乎软弱了些，由众朝臣下位将祢衡劝走。但他在答应去荆州以前还唱了两句摇板：“要往荆州不能够，岂与奸贼做马牛！”以及一段表现自己思想斗争的二六。最后他唱“事到头来无奈何”，才表示愿赴荆州。就舞台演出的气氛看，观众还是感到有压力在“挟持”着祢衡的。末句的“愿死他乡做鬼魔”，明明是祢衡已经看穿曹操借刀杀人的把戏，而黄裳先生竟说这是同胡适的“拼命向前”一样，简直有点厚诬古人了。


    五　结尾


    我觉得，要给历史人物以正确评价，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应该是非常慎重而缜密的事。实事求是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态度，是治学问起码的条件。我们既不能用批评现代人的标准来苛责古人，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对古人全盘肯定。更应引为大忌的是，不能单从个人兴趣出发，以一己主观的好恶来随意臧否历史人物：或用嬉笑怒骂的态度对古人乱加贬斥，或对古人寄予一些无原则的同情。如果我们不认真负责地来做这件工作，不但对古人无补，反会对今天的人民大众有害。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


    一九五三年末写讫


    一九八一年初订正


    [1]见《谈水浒戏及其他》，平明版，页一一七至一二七，本文所引原文皆从此摘出。


    [2]见《两厢记与白蛇传》，平明版，页一四二至一四六，本文所引原文皆从此摘出。


    [3]清初方文（号嵞山，是桐城方苞的同族前辈）有诗云：“五伦最假是君臣。”已是一针见血了。


    [4]奚啸伯先生生前曾谈及《三国演义》中关羽华容放曹操事，他认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有心人。曹操不死，汉献帝不过是个傀儡，刘备称王称帝的野心可以实现。曹操一死，刘备不过是帝室远裔，不可能由他来“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只能做到州牧。因此，读者不可为关羽表面的“报恩主义”行为所蒙蔽。


    [5]那段原文是：“《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异也。”见《关羽传》裴松之注文引，并非陈寿的手笔。黄裳先生显然是因为没有细检而弄错了。


    论水浒人物卢俊义


    作者按：此文脱稿于1963年，距今已历十六寒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曾几次就这篇肤浅而冗赘的东西进行反复思考，但结果却是：我在这篇东西中所持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今天，我想我应该本着既敢于坚持真理，又不怕接受批评的精神，让这篇久藏箧底的所谓“论文”有一次接受群众检验的机会了。因此完全保留它原来面目，不做任何修改，使它公之于世：知我罪我，是在广大读者。1979年2月记于北京。


    作为古典小说，《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鸿篇巨制。它艺术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部过程。作者在书中塑造了各种不同阶级出身，并且有深刻典型意义的起义英雄群像。通过这些起义英雄的生活遭遇，从不同角度揭示和证实了这样一点：由于阶级压迫使被压迫者不得不挺身起来反抗（即所谓“官逼民反”或“逼上梁山”），是造成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根本历史原因。但是，梁山英雄的起义事业到底失败了。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和没有先进阶级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然而，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梁山义军失败的具体过程来看，在北宋王朝屡次征剿遭到挫败之后，梁山义军竟走上接受招安的错误道路，进而更同其他农民革命队伍自相残杀以致两败俱伤，终于被封建统治阶级瓦解、消灭——却是与梁山第一首领宋江（这也是《水浒传》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所领导的错误政治路线分不开的。这就明显地反映了《水浒传》作者（假定是施耐庵）对农民起义问题的认识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在参加梁山义军的一百单八位头领中，卢俊义这个人物的出现是很晚的；而且比起鲁达、林冲、武松、李逵或宋江来，作者为他所费的笔墨确也不够充分。但是，卢俊义在梁山泊的地位却仅次于宋江，而且无论在政治方面的威望或在军事方面所负的责任，他都和宋江平分秋色——在忠义堂前，高悬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同时他和宋江又都是“梁山泊总兵都头领”。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人物，对于决定梁山泊的命运是不可能不起作用的。本文即试图根据《水浒传》里有关的描写，从卢俊义的阶级出身、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以及受招安前后与宋江错误思想的相互默契等方面，来分析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意义。


    一


    从现存的材料看，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民间关于卢俊义故事的流传并不很多。在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中，卢俊义被列在第三位。《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李进义，应该是卢俊义这一人物的前身，他是“落草为寇”的十二指使中的首领。这些素材，可能为《水浒传》作者塑造卢俊义形象提供了一些原始依据，并决定这个人物在起义头领中的地位；但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水浒传》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地把卢俊义当作一个“忠义无伦”“出身豪富”“才能出众”、虽受官僚迫害却依然效忠于赵宋王朝的典型正面人物来加以歌颂的。因此，作者把他安排在书中，作为梁山主要领袖之一，自有其特殊的思想意义。


    由于卢俊义这一形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后面要着重分析），从艺术感染力来看，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确实不够饱满。与卢俊义有关的一些篇幅，给读者的印象也确实不如描写鲁达、林冲、武松的那些章节来得深刻、强烈。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他竟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描述了卢俊义身上某些应该批判的东西，因而削弱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在我们读作品时所以感到不满足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这一人物形象在梁山义军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并且我们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性格，基本上还是完整统一的。作者描写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基本上是符合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的，因而基本上也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的。


    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宋代叫北京）的“第一等长者”（富豪），开着解库（当铺），放高利贷剥削平民。家里掌管财物出入的“行财管干”就有四五十个。他经常自己夸耀：“我自是北京财主”，“薄有家私”，“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蔡福向李固索要贿赂时，说他是：“北京有名的卢员外。”这里的“有名”，当然不是指他的“棍棒无敌”，而是指他的“富豪之名”。由此可见，他是大名府的“剥削世家”。卢俊义不但经济上是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在思想意识上，也是封建制度的驯顺奴才和封建正统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他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世门第”自豪，初见吴用，就踌躇满志地自我表白说：


    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杨定见本《百二十回水浒》第六十一回。以下引文均据此书。一本“不取”下有“又无寸男为盗，亦无只女为非”二句）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卢俊义的家族血统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地主之家的血统，卢本人也是恪遵封建礼教、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循规蹈矩的所谓“正派”人。卢俊义在被陷害以前的具体行动，正是他的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


    卢俊义在上山以前，是有他的人生理想的。他对吴用说，自己是一个“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的人，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丝毫不敢背叛封建礼教的“正人君子”。他有一身超群出众的武艺，这正是他企图为封建王朝尽忠效力的本钱。在动身上泰安州以前，他对燕青明白表示，他要“特地去捉”“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在路过梁山泊时，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的思想支配着他，直接向梁山义军进行挑衅，在他的货车上挂起了四面白绢旗，上面写着：“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李固等人劝他不要撩拨梁山泊，一心与农民义军为敌的卢俊义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听劝告，同时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面目——


    卢俊义喝道：“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鹄厮并！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金圣叹本此句下夹批：可知……不是为趋吉避凶之计，写卢员外精神过人），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金本夹批：可知此行不为买卖而来，真乃写得精神过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同上，金圣叹批本文字略有出入）


    牢固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反动文人金圣叹对卢俊义这种“精神过人”的表现是非常赞许的。除了他在夹批的赞语中点出卢俊义这次离家的目的不专为“趋吉避凶”而另有他的“平生之愿”，在这一回的总批里也说明了卢俊义所抱负的“鸿鹄之志”是什么具体内容：“写卢员外……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写英雄员外正应作如此笔墨，方有气势。”可见卢俊义这个“英雄员外”，正是把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人生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的。而且卢俊义表现得格外狂妄，他进一步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竟单枪匹马地去镇压梁山义军，然后向封建统治者去“请功受赏”，以遂其“大丈夫”的“鸿鹄之志”。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对于农民革命自然是深恶痛绝、誓不两立的。梁山泊上许多头领，都是被俘虏的军官，他们在上山前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将领。但卢俊义和他们还有所不同。这些军官的反动意识和他们的职业性质融合为一，不管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他们的职业就是“搜捕”、镇压农民义军。他们同梁山作对，是“奉命完成任务”。他们职业的反动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执行封建王朝的命令，与人民为敌。而卢俊义与梁山为敌，对义军的极端藐视，却纯粹出于自觉的反动阶级本质。他不在反动政权中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人指挥命令他这样做。促使他与梁山为敌的动力，只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感情。所以他的反革命行为，是以单枪匹马的面目出现的，是自觉自愿的，因而态度也非常坚决、狂妄。但是，螳臂不能挡车，卢俊义在梁山英雄既定的部署下很快就当了俘虏。被擒上山后，宋江随即请他“为山寨之主”。他一再地坚决拒绝：“宁就死亡，实难从命”，“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在一百单八将中，曾经与梁山为敌、被俘后却坚决不肯入伙的，卢俊义是唯一的一个（在卢俊义之前，还有一人曾拒绝入伙，这就是后来坐第一把交椅的呼保义宋江。这不能不使人深思）。《水浒传》作者在刻画卢俊义的这种性格时，是非常真实、深刻的。


    卢俊义在被俘以后，不但态度十分顽固，拒绝入伙；而且对自己家族的“声誉”还十分珍惜，对封建秩序更丝毫不敢背叛。尤其表现得鄙俗的，是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个财主，在宋江等人面前一再夸耀：“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颇有。”这说明在卢俊义思想深处对自己的剥削享乐生活是恋恋不舍并且引以自豪的，对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更是牢牢维护，一点也不肯放弃。而对于封建法制、封建政权以及自己本阶级里面的人，却表示了极大的信赖。这是他所以坚持非回家不可的原因。从梁山回家，路遇燕青，告诉他家庭出了变故，苦劝他不要回家。燕青本来是卢俊义最宠信的奴隶，平日是言听计从的；可是一到紧要关头，卢俊义就充分暴露出他的阶级偏见：“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在奴隶和家族之间，卢俊义当然只相信后者。至于不相信李固竟敢霸占他的妻子和家产，倒不是对李固特别信任，而是由于“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卢俊义终于自己撞进封建统治阶级布置下的天罗地网，正是由于他被阶级偏见蒙蔽了眼睛，使他不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由于他对封建法制充满了幻想，过分相信阶级地位会对自己有所保障的结果。


    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第六十二回）


    这一细节看似平常，但在刻画卢俊义的阶级性格上，却是生动的一笔。


    尽管卢俊义在梁山泊寨中一再表示“宁死不屈”，态度十分死硬顽固；可是在梁中书留守司的堂上却表现得那样温顺、屈辱，带着一副可怜相。上堂以后，首先申诉：“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等到申诉不通，就“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最后被梁中书严刑逼供，“打熬不过”，只好“仰天（金批本作‘伏地’）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第六十二回）连一句反抗的硬话都没有。就在同一回书里，作者用惊心动魄的笔触，精彩地描写了拼命三郎石秀为救卢俊义而跳酒楼、劫法场、奋不顾身、英勇果敢的行动。下层平民出身，受过革命锻炼的石秀，和卢俊义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卢俊义是单枪匹马与梁山为敌，目的只是为了向封建统治者“请功受赏”，求得个人“显扬于天下”；石秀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孤身奋战，但斗争的矛头却指向封建官僚政权，而目的又是这样光明磊落——为了执行梁山命令，打击敌人气焰，表现了无畏无私、舍身救人的英雄气概。尤其是被捕之后，在同一个留守司公堂上，请看石秀是怎样对待梁中书的：


    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厅上众人都吓呆了。（第六十三回）


    这是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这是凛然无畏的革命气魄！梁中书慑于这种气势，不禁感到自己的猥琐渺小，在“沉吟半晌”之后，竟连刑也没有动，就把石秀收监了。对于反动的敌人就是这样：你怕他，他就张牙舞爪，发狠行凶；你敢于向他斗争，他反倒显得阘茸气馁，一味逡巡退缩了。卢俊义和石秀在公堂上的两种态度，正是两种阶级性格的明显对比。


    卢俊义不但在封建官僚面前低首下心，屈打成招；就在那些狐假虎威的下层爪牙面前，也表现得怯懦软弱，十分没有骨气。梁中书把他刺配沙门岛，押送他的公差董超薛霸受了李圆的贿赂，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先是恳求说：“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被薛霸骂了一顿。卢俊义不死心，继续央告：“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又被董超骂了一顿。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乖乖地随着上路。一路上更是逆来顺受，吃尽苦头。甚至遭到董、薛谋害，被燕青救了性命以后，仍旧毫无主见，首先考虑的还是“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如果不是燕青强调“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第六十二回），卢俊义自己是不会想到走这条路的。卢俊义不是普通人，他有“一身好武艺”，是个“棍棒天下无对”的好汉。论起他的武艺，不比武松差。可是把他对待公差低声下气的态度来和武松发配时的情形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具有不同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的人，在对待同一事件上，也是迥不相侔的。卢俊义上山前这一切言行和他待人处世的表现，正是由他的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二


    根据以上的分析，卢俊义参加农民起义队伍的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少的。但他又是怎样上了梁山的呢？


    我个人认为：卢俊义所以上梁山，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统治集团极端反动腐朽，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益深刻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终于急剧分化的结果。


    《水浒传》所描写的历史环境是北宋末年，当时在位的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极度骄奢淫逸、昏聩腐朽的家伙。他所宠信的执政大官僚如蔡京、高俅、童贯等，在他的庇护下更是穷奢极欲，拼命搜刮，对人民的剥削残害，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自然日益尖锐，日益深刻。《水浒传》里所展示的大大小小的农民义军，便是最清楚的说明。与此相应，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也日益显著。这些大官僚、大地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植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成了一个上下其手、狼狈为奸的官僚统治集团。我们只看《水浒传》里出现的贪官酷吏，大都同蔡京、高俅有密切瓜葛[1]，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历史现实。在这种极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之下，在这一批无恶不作、唯利是图的官僚的压榨迫害之下，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在野”的，或不得势而受排挤的人，就愈来愈多地分化出来，有的甚至被迫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如林冲是禁军教头，杨志是世袭军官，柴进是没落王孙，宋江是中小地主，都由于某种原因遭到诬陷和迫害而参加了梁山义军，走上反抗的道路。另外，据历史记载，宋代自开国以来，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就采取重文轻武的专制政策，武职将领一直受着文臣（所谓士大夫）的等级歧视。因此，历史上出现了北宋的潘美嫉贤，陷害杨业[2]，和南宋的秦桧卖国，冤杀岳飞。而在文学作品《水浒传》中，则表现为大批的武官在蔡京、高俅窃踞统治阶级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走上了梁山。就连清风寨的文知寨刘高，也对武知寨花荣表示了极不平等的歧视和进行了蛮横无理的欺压。这一切，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益深刻所导致的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化的结果。


    卢俊义是大富豪、头号高利贷者，固然是剥削阶级中的上层人物。但比起封建官僚和一般地主阶级来，他却有其独具的特点。第一，他虽富而不贵，有钱而无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利用财富爬进封建官僚统治集团中去，还是一个“在野”的“安善良民”。第二，他“奉公守法”“非理不为，非财不取”。这应该理解为：他积极拥护封建制度，恪守当时社会秩序；他通过开当铺来剥削人民的巨量财物，在当时社会乃是“合理合法”的“将本图利”。这既不同于明目张胆的横行霸道（如殷天锡）或瞒心昧己的巧取豪夺（如毛太公），更不同于贪官酷吏或土豪劣绅那样直接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迫害（如梁中书的搜刮民财向蔡京献生辰纲，西门庆的奸占潘金莲），甚至双手沾满了淋漓鲜血（如高俅害林冲、西门庆害武大）。所以卢俊义在剥削阶级的行列中，还得算是个“安分守己”的“正派”人。这也正是卢俊义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望的原因之一。第三，他一面养尊处优，吃剥削饭；但另一面他又有全身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只知“打熬气力”而不爱沉湎于声色狗马之中（如西门庆、贺太守）。因此在那些荒淫无耻、糜烂堕落的财主堆里，别具一副特殊面貌。


    正因为他只富而不贵，多财而乏势，不同官府勾结，不直接用“非法”的手段去鱼肉乡里，所以和大权在握的封建官僚还有一定的距离。像梁中书和卢俊义，一个在留守司做官，一个在北京城当财主，平时没有利害冲突，阶级利益一致，他们是可以一鼻孔出气的。财主凭借封建政权进行“合理合法”的剥削，官僚也维护财主的利益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因而把财主当作可靠的“安善良民”。一旦发生利害矛盾，情况就不同了。当李固向梁中书首告，卢俊义已在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的时候，身为封建官僚的梁中书，为了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特别是当时梁山声势已十分浩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就更促使他加强了反动的阶级警觉），当然要对卢俊义立时翻脸，进行迫害，而且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宁可错拿，不可错放”了。因为这时他已认为卢俊义不再是“良善”之辈，倘不及时镇压，就必然要妨碍自己切身利益，影响王朝统治政权。统治者是宁可牺牲一个家私万贯的大富豪，也不肯轻易放过一个横被“强盗”之名的嫌疑犯的。何况在陷害卢俊义的过程中，梁中书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名正言顺”地除了“害”，而且自己还从中得了“利”，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用卢俊义的家产填充自己的宦囊欲壑，他又何乐而不为呢！卢俊义被妻子和李固陷害，在梁中书严刑拷问下造成冤狱的情节，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官僚集团的黑暗贪暴，以及他们对人们压榨迫害的范围广泛到什么程度。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才迫使像卢俊义这样几乎不可能上山“造反”的人物，最后也上了山，造了反，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了出来。反过来看，连卢俊义这样的人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那么封建王朝的黑暗腐朽已达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封建迫害的范围愈广泛，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人数也愈多；与此相适应，农民义军的力量也就愈加壮大，革命形势当然也愈来愈发展。梁山泊争取卢俊义上山，无疑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只有在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像卢俊义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被争取上山。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看：争取卢俊义不是在梁山泊初具规模，星火初燃，义军力量尚未壮大的时候，而是在梁山泊日益兴盛，已经有了巩固的武装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就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一点。总之，卢俊义的被迫上山，既反映了封建政权的极端黑暗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也反映了农民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和参加起义队伍的成分日形复杂。


    梁山泊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卢俊义上山呢？作者在书中没有给我们多少正面的回答。第六十回末尾，宋江、吴用在听到大圆和尚谈起“河北玉麒麟”之后，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


    从表面理解，“山寨中若得此人时”，就不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好像宋江等人只看重了卢俊义的武艺。可是，在经过几番周折，卢俊义终于上山之后，寸功未立，就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到“排座次”时，无论是忠义堂前的旗号还是实际的职务，卢的地位绝不低于宋江，其声威权势且远远高出于上山最早的林冲、花荣之上。这就不单纯是武艺高强与否的问题了。


    根据书中具体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最热衷于争取卢俊义的是宋江。宋江在晁盖死后，已正式成为山寨之主，对梁山的革命事业应该有个通盘打算。从宋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要求扩充义军队伍，希望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却又时时刻刻不忘接受“朝廷的招安”。可见在宋江的思想意识中，既有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的、正确的一面，又有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抱有幻想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因此，他既要争取一些新的英雄人物上山，同时又希望这些新上山的人物能在思想上和他有默契，以便在执行政策时对他表示支持和拥护。这样，卢俊义就成为宋江正式坐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第一个争取的对象。


    如前所述，像卢俊义这样的“剥削世家”和循规蹈矩的“正派”人物都能上山“造反”，这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在野”的上层分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就是对于争取其他的起义者，也会有一定的鼓动作用。因此，大力争取卢俊义上山，既可以分化统治阶级，又可以给梁山增加一些号召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政治影响。从梁山义军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勾得”卢俊义前来“落草”，是完全必要的。


    但更主要的还是和宋江的整个政治路线有关系。希望“招安”是贯穿在宋江全部政治路线之中的主导思想。很显然，义军队伍中像卢俊义这样阶级出身、思想意识的人愈多，在将来接受“招安”时，阻碍也就愈少。卢俊义刚一上山，宋江就要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他。那还远在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以前，可见并非专为遵照晁盖的遗嘱办事。这是因为在宋江的心目中，确实感到卢俊义比自己“出身好”“社会地位高”“有威信”，可以利用他的这一切，来达到将来争取受“招安”的目的。从宋江对卢俊义的卑逊态度中，我们冷眼看到了宋江思想上的严重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梁山英雄才在宋江大力主持下想尽各种办法把卢俊义争取上山。


    单靠“争取”，卢俊义是不会死心塌地地上山的。这从卢俊义被梁山俘虏后坚决不肯入伙的事实就看得很清楚。吴用说得好：“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第六十二回）只有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才使得卢俊义的思想起了变化。他经常引以为自豪的“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的“清白”家庭，原来却是这样的污秽、丑恶。他的妻子勾搭上了李固，并且不惜公堂作证，凶狠地要置他于死地。这对他自己的那些吹嘘简直是无情的讽刺。他衷心维护的封建秩序，奉为圭臬的封建教条，以及寄予极大信赖的阶级门第，在封建官僚的迫害下，都不能给他以任何保障。卢俊义对于自己本阶级所抱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产了。而在这生死关头，他所仇视的梁山英雄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竭尽全力击溃了封建武装，从死亡线上把他救出来。这样，不管卢俊义情愿不情愿，除去上梁山，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可惜这方面作者写得很不充分，因此卢俊义的形象就远不如林冲的形象那样饱满）。


    从现象看，卢俊义上山的因素有三：一、家庭变故；二、梁山争取；三、官府迫害。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官府迫害。如果没有梁中书贪污受贿、将无作有、严刑逼供，卢俊义是不会死心塌地上梁山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至于梁山泊通过吴用的“智赚”来大力争取，不过是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因势利导，只能算作促使卢俊义上山的一个外因罢了。


    《水浒传》描写了很多“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不过“民”的内涵较广，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不同。官府对三阮的压榨，地主对二解的迫害，以及官僚对武松的诬陷，都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直接进行阶级压迫的现实反映。而对于林冲、柴进以及卢俊义等人的陷害，则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其主动性达到什么程度，乃是他们阶级性格的具体考验。前一类人是下层人民，是劳动者，在被迫害时就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后一类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是上层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因而在被迫害时就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容忍妥协、逆来顺受、犹豫动摇以及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等阶级性格特征（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晁盖与宋江、卢俊义的表现就不一样）。《水浒传》作者相当真实地描写了卢俊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刻画了这个人物的阶级性格，从而由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另一种类型的“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展示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趋于尖锐化的生活图景。


    三


    卢俊义一上山，宋江就“再三拜请”，要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当时李逵和武松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只见李逵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道：“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第六十七回）


    在这种形势下，卢俊义当然非常不安——


    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