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诗中鲜明地道出了对利用人民流血牺牲来换取高官厚禄的统治者的憎恨，唐朝在此后不久就灭亡了，可是这个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传统却至今不曾衰歇。这正是唐诗的精英所在。


    与张籍、元稹、白居易同时，还有另一种诗歌流派，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苦吟”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在语言风格方面独辟蹊径。韩愈之外，还有孟郊、贾岛、卢仝、李贺、刘叉等人，而以李贺的诗作格外突出。这些作家致力语言的艰深险怪，追求意境的幽邃新奇，用人为的刻镂代替自然的流露，为了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而走入曲折晦涩的羊肠小路。在这一批诗人中，年轻的李贺在艰深奇特之外还用绚丽多姿的想象和出人意表的辞藻给他的诗篇笼罩上一层迷离惝恍的神秘色彩。这一派诗人所以走这条路也并非偶然。首先，这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苦难时代。像韩愈早年，以及孟、贾、卢、李等人的一生，都过着比较困苦的生活，他们的心情沉重，处境愁苦，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也就比较曲折吃力。其次，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强调复古的，经常把一些散文的表现手法运用到诗里，形成一种峭刻幽深的风格，具有古奥险隘的特点，而缺乏明快激扬的气氛。如韩愈的《石鼓歌》，从事实到议论，从外在的描写到内涵的意境，从辞藻音节到语法结构，都呈现一种波澜起伏、独辟蹊径的倾向。这个倾向经过善于以瑰丽辞章编织幻想谱成篇什的李贺，到了晚唐李商隐的作品里，就发展成为词采的雕绘和风格的沉隐，成为唐代诗坛最后的一朵奇葩。韩愈他们这一派的风格特点不仅影响到李商隐，还影响了宋诗。


    作为晚唐诗歌的主流是爱情诗。这种爱情主题显然是从民间自中唐以来盛行的讲唱文学以及受民间文艺影响极大的传奇小说移植过来的。它的内容不再是六朝以来的“游子”“闺怨”那一套，而是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些青年男女——像进士和妓女、知识分子和女道士、士大夫和宫廷中的妃嫔等——都想冲破礼教的大防和阶级的制约，去追求那种带有浓烈的个性解放倾向的爱情生活。这显然是唐诗里面的新东西。而用来表达这种主题的形式也有它的特色，那就是：通过精致华丽而富有浪漫色彩的语言，委曲细腻地写出正陶醉在恋情中的男女们复杂深微的情感，并有意用神秘朦胧的事物烘托出产生这种爱情的背景和环境。这一派作家应推李商隐为代表，此外还有温庭筠和杜牧。


    李商隐的诗有很多是“无题”的，其中大部分都是爱情诗。现在举一首为例：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首写相思的怨诗，在精巧艳丽的辞藻中蕴蓄着缠绵悱恻的情感，这在晚唐以前是很少有人这样大胆来写的。它如他写苦恋的心情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男女两心相印而无由相见的心情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非常细腻而美丽。这种境界一部分为五代两宋词（长短句）所继承，但在后世的诗篇里却不易找到，恐怕只有在《聊斋志异》和《红楼梦》里才能重新发现。


    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写恋情诗毕竟不能畅行无阻，何况李商隐所写的爱情内容同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都有矛盾，他必须写得隐蔽晦涩。当然，这种爱情本身也带有一定的朦胧色彩和神秘性。所以他表现这种情感，就更须用比较隐晦的辞藻和典故来体现他要写的内容。像用“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来写女道士在爱情上的苦闷抑郁，这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


    从李商隐的诗里，我们体察到诗人细致深曲的情感，并接触到诗人对社会现实所表现的无可奈何的感伤幽怨。这些诗诚然美丽动人，仿佛落照映着红霞在天空停留着的那一刹那，给人以一种凄艳之感。用李商隐自己的话说，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此，尽管它的美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毕竟好景不长，而且是纤弱无力的。唐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它辉煌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古典散文述略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领域中，所谓“散文”，应具有广、狭两义。就其广义说，散文是对韵文而言的一种文体。就其狭义说，则指包括在散文这一文体中的、与骈体文（又称骈文、四六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论述中国古典散文（不仅指散体文）的发展演变，不宜排斥骈体文的情况不谈。


    骈体文是我国文学中一种特有的东西，它是以对仗得很工整的四字句和六字句为基本句式的一种文体（当然，在一篇骈体文中也会夹杂着互相对仗的三、五、七字句），讲究用典故和绚烂华丽的辞藻，着重铺陈描绘。在每一联对仗得很工整的四或六字句之间，不仅词义要相对，词汇的声调要平仄相对，并须注意字音的谐调和句法的节奏感。除了句尾不押韵外，几乎同律诗的中间四句的写法没有什么区别，而一般用散体文写的文章，其遣词造句和句法结构方面就不需要这些考究，文章每句的字数更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用散文写的东西（包括用散体文和用骈体文写的）不一定都是文学作品，但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前），很多用散文写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实际上都不宜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本文所要谈的，是指广义的散文范围以内的各种文章，也包括典丽对偶的骈体文在内，但不包括用散体文句写成的另一文学体裁——小说。


    我国古典散文具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内容相当丰富。它的发展演变大体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奠定了古典散文发展的基础；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给史传文学开创了新局面；从东汉到盛唐，骈体文垄断文坛数百年；经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运动”之后，散体文又得到很大发展；明清两代，由于复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散文始终没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直到近代，在那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资本主义文化思潮洗礼以后，散文才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里只就古典散文发展的几个阶段做简单扼要的介绍。


    一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科学依据足以说明中国的散文究竟始于何时，但从地下发掘的文物资料来看，远在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就已经有了数量相当大而结构比较严密的文字（即所谓方块汉字）和篇幅简短、修辞精练的书面语言。我国的文字是为了适应汉语的特色而产生的。汉语的特点是一音表一义，即基本上以单音缀的词汇为语言的最小单位，因此我国的汉字也就形成了一字表一音的方块字而非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翻转过来又对语言起制约作用，特别是使书面语言趋于精练简短。殷代是奴隶社会，贵族统治阶级非常迷信神权，他们的一切企图和行动，事先都须取决于占卜，而占卜的结果，就是用简短的文句锲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卜辞”，而称用来表达卜辞内容的文字为“甲骨文”（这个“文”是文字的意思）。在卜辞里往往发现首尾具备、言简意赅的短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殷周时代，贵族统治者利用青铜制成各种祭器、食器和兵器，上面大都铸着或刻着简短文句，我们通称为“铜器铭文”，而称这种用来表达铭文内容的文字为“吉金文”或“金文”（这个“文”也是文字的意思）。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内容或记战功，或述祖德，还有涉及讼事判断的。卜辞和铜器铭文虽非文学作品，但它们所具有的简明洗练的特点却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特点一方面为汉语、汉字的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因为龟甲、兽骨或铜器的面积既不大，刻字或铸字又很困难，当然不宜把文句写得太长，篇幅搞得太大，不过从当时已经达到的生产和文化水平来估计，殷商时代在卜辞、铭文之外已有用散文体裁撰写的书籍。这从周代的历史记载也可以得到证明。这种书籍即所谓“典”“册”，乃是把文字刻在竹简、木片上，然后用绳子或熟皮把若干简、片编系起来而成的；其质量的笨重和数量的受限制初不下于甲骨和铜器。因此，尽管内容很多，文章的字数却不得不尽量减少，在修辞方面也必须尽量做到用最精确的词汇表达出最允洽的文义。这样，我国古典散文的短小精悍、简明洗练的传统特色就开始形成了。由于竹木不易保存，殷周时代“典”“册”之类的实物早已湮损不传（现在出土文物资料中不乏先秦古籍，但都是秦汉以后写或刻在竹木简上的），保存在由周代人所编辑的诏令文告结集《尚书》里面的殷代文告，只有寥寥几篇，恐怕也已经过周代史官的修订润色了。


    西周时代还是奴隶社会。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周天子，威权是相当高的。当时享受文化教育特权的当然只能是贵族统治阶级，学术中心乃在“王官”[1]。在这种情况和条件下，文字的使用范围主要在于记录最高统治者——天子的言和行，即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2]。扩而言之，“言”就是统治者所发布的诏令文告，“事”就是以天子的活动为中心的国家每年的历史实录。因为当时散文所应用的范围，主要是颁布政令和撰写历史——记言或记事。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也最完整的散文著作是《尚书》。它的内容是由西周史官保存下来的最高统治者的诏令文告之类，都是“记言”的散文，其中一部分应该是殷代的文献。[3]很多还活到今天的富于形象性的比喻，如“洞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以及我们常说的“星火燎原”“牝鸡司晨”等成语，都是从古老的《尚书》中流传下来的。这些政治性的文件在文章的表现技巧方面已有一定成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些至尊无上的奴隶主作威作福的神态，体察到他们对臣民的斥责、命令、恩威并施等居高临下的口吻。这说明当时史官已经有了足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但这部“记言”的散文著作距离今天实在太遥远了，语言文字上有着较多的困难和障碍，它在散文方面的影响已在逐渐消失。至于最早的“记事”的史籍，只有东周时代的鲁史《春秋》还保留到今天。


    二


    从西周以来，广大的奴隶和平民即已对贵族奴隶主进行了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东周以后，作为最高奴隶主的周天子，在奴隶的反抗和外患的侵逼之下，逐渐失去了统治权。所谓“王室”，已是日益衰微，有名无实了。到了公元前722年以后，进入“春秋”时代[4]，亦即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社会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兴的封建贵族（如郑国）和旧有的奴隶主贵族（周天子）之间开始展开了斗争。从这以后，原来作为王室屏藩的各国诸侯，这时都纷纷自成局面，不向奴隶主周天子称臣纳贡，有的诸侯甚至根本不承认周天子的政权，而在各个诸侯国家内部，许多专揽政权的大夫也在他们所应享有的“公田”以外开辟了大量荒地，成为“私田”，不向国家纳税。等到私田日益增多，数量超过公田，原来的奴隶制度就无法维持，而为封建制度所代替了。因为这些诸侯及其大夫们在增辟土地的过程中，由于奴隶们的不断斗争，作为剥削者的诸侯和大夫，就被迫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形成了新的地主和农奴的生产关系。这样一来，大量奴隶的社会地位便有所改变而成为平民；原来在奴隶社会中的许多等级较低的统治阶级上升为新的封建贵族统治者，而原来的贵族奴隶主却不得不纡尊降贵，急剧地垮下来，改变了身份。因此，原本只垄断在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手里的文化学术，到了春秋末年，便开始转移，主要由属于“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所掌握了。（“士”这一阶层成分很复杂。有的是属于封建新贵族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有的则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各国诸侯俨然以天子的威权行使于其本国之中，那么周天子所有的一套排场，诸侯也都要享有；甚至连大夫一级的统治者也按天子的派头行事。他们行天子之礼，奏天子之乐，同时，当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史”——上述的鲁史《春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除《春秋》外，当时的晋国有《乘》，楚国有《梼杌》，都属于“记事”类的史书。只是这些史籍已完全失传了。


    《春秋》是用简短的文句写成的历史“大事记”，根本算不上成篇的散文，但据解释《春秋》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书以及历代治《春秋》的学者们的意见，都认为《春秋》在修辞方面很有斟酌，甚至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结构也各有其特定意义，不是随便乱用的。这对后世古典散文的写作确实带来较大影响。比如“五石六鹢”的说法就一向为研究修辞学的人们所称引。鲁僖公十六年正月，宋国发生了陨石和鹢鸟倒退着飞行的事件。《春秋》记载这件事说：


    春，王正月（周历正月），戊申（正月里的一天），朔（这一天正是初一），陨石于宋五（在宋国坠落下五块陨星的石头）；是月（就在这个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鸟倒退着飞经宋国的都城）。


    《公羊传》对这段记载做了解释，大意是说：


    为什么先说“陨”，后说“石”，最后说“五”呢？因为这是记述一件诉诸听觉的事。人们首先听到的是砰然坠地的声音；用眼一看，才知是石头；等仔细考察，才知有五块。所以说“陨石于宋五”。为什么先说“六”，后说“鹢”，最后说“退飞”呢？因为这是记述一件诉诸视觉的事。鸟在天上飞，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鸟的数目有六只；等仔细考察，才知是鹢；及至更细地慢慢考察，才发现鸟是在退着飞行。所以说“六鹢退飞”……


    这一修辞事例对后世古典散文的写作有一定启发性，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具有复杂丰富的含意和深微曲折的笔法的字句后面，还包含着强烈的褒善贬恶、明辨是非的倾向性。当然这种倾向性是打着统治阶级烙印的。后世称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史笔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形成是同史官的立场观点密切相关的。前人认为《春秋》一书曾为孔子所修订，这个说法基本可信。而我个人认为，孔子乃是一个努力建立封建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非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顽固拥护者。由于孔子长期在政治上失意，因此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他毕竟还是牢固地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人，一心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时代，把当时诸侯割据的分崩离析的局面统一起来。所以他在修订《春秋》时，一方面既要为统治者讳言一些与其阶级利益相矛盾的东西（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另一方面，为了垂戒于将来，使后来的统治者懂得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于是又不甘心把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乱臣贼子”的罪恶完全掩藏起来——这就产生了所谓“春秋笔法”，亦即寓褒贬、抑扬、讥刺于字里行间的写作手法，从而产生了“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见晋人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的效果。我国古典散文传统风格中所具有的含蓄蕴藉、旁敲侧击、匣剑帷灯式的手法特点，以及在对反面人物进行讽刺时往往能做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语），就是从“春秋笔法”发展来的。《春秋》的特色及其对后世散文（包括明清文人创作的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也正在这里。


    《春秋》之外，记载周代各国史实的书，还有《左传》和《国语》。这两部书内容比较丰富，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相传它们都是由一个名叫左丘明的盲史官写成的。《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据说也像《公羊传》《穀梁传》一样，是解释《春秋》的书。但从实际内容看，它与《春秋》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最早可能是一部独立的叙事较详尽、文学成分比重很大的历史著作；后来经人改订，才附丽于《春秋》的。它虽然收入大量“记言”性质的史料，但还是以“记事”为主的。《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内容则偏重于“记言”。这两部书内容重复矛盾处很多，可见史料来源不一，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大概它们都是由战国时代的人把史料经过搜集、整理，编纂成书的。


    《左传》《国语》都保持并发展了我国叙事散文简明精练的传统，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左传》，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经济的笔墨博得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推崇揄扬，认为它是古典叙事散文的模范。归纳起来，《左传》的艺术成就约有三点：一、叙述琐屑庞杂的大事件如大战役、大政变、大盟会等，能提纲挈领，一丝不乱，充分表现出作者安排情节和驾驭文字的才能；二、文章中大量出现了形象化的细节描写，敢于用夸张多变化的艺术手法突出地描写人物或事件，甚至在史实的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情节（这应该是吸收民间传说的结果）；三、在辞令方面，不但写得娓娓动人，而且在以散体句法为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工整排偶的文句和精确新颖的词汇，使文章增加了韵味和色彩。但这三个特点又都是在简明凝练、惜墨如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国语》中的“记言”文章，大都属于诸侯各国君臣之间互相发表的政治见解或诸侯彼此之间的外交辞令，某些篇章写得简洁匀称，而且善用比喻，能如实地表达出发言者的身份和个性。比起《左传》来，《国语》的文笔虽略嫌浑朴质实，但如《周语》《晋语》《吴语》《越语》诸篇，其中不少“妙理玮辞”，确也使人“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明人陶望龄语），是可以同《左传》相媲美的。


    三


    从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秦代统一以前，史称战国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古典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这当然是受当时社会急剧变化影响的结果。


    自春秋时代以来，由于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显著变化。社会的变革动摇了奴隶主们所最崇敬的上帝的无上威权，而个人的作用则在这时大大被肯定了。文化学术既然由“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掌握，他们就通过授徒讲学和各处游说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和政治观点。春秋末年，作为儒家学派开山人的孔丘，曾带着门徒周游列国，他的弟子相传有三千人之多。由孔子弟子或他的再传弟子汇辑的《论语》一书，是诸子百家著述中最早的一部。它是说理文的萌芽，也是语录体文章的典范，其语言的含蓄精练是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到战国时代，私家讲学的风气更加普遍。当时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各国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人们谋求统一局面的愿望因而也大为加强。在旧的社会制度崩溃后，一套足以适应新社会的新的政治制度怎样才能建立起来，便成为摆在人们面前最重大的课题。于是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一时大为活跃，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纷纷讲学著书，奔走游说，希望凭借某一诸侯国统治者的实力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施展他们的抱负，从而形成了“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家如儒家的孟轲、荀况，墨家的墨翟、宋钘、尹文，道家的庄周，法家的商鞅、韩非，名家的公孙龙、惠施，政治家如兵家的吴起、孙膑，纵横家的苏秦、张仪，都是一时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其中又以孟、庄、荀、韩四家的著作对后世散文的影响较大。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各自运用生动亲切、富有形象性，同时又条贯缜密、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见解到处向人鼓吹宣传，并且著书立说传授给弟子，作为“立身行道”的依据。这些论著就成为我国古典说理散文的丰饶宝藏。


    孟轲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的再传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先秦儒家学派第二号权威人物。现存的《孟子》七篇，是孟轲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他的言行与学说辑录而成的。


    《孟子》书中有不少尖锐泼辣、锋芒毕露的说理散文，雄辩滔滔，富于战斗性，但文章里也有故弄机巧或强词夺理的地方，不免失之主观武断。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洵、苏轼，都长于写气势浩瀚、辞理并胜的散文，显然是受了《孟子》的影响。


    庄周属于道家学派。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为庄周本人及其后学所著，是经过魏晋人整理的。


    尽管《庄子》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应该批判，但《庄子》的散文在艺术方面却具有较多的特色。它的文辞瑰丽而奇警，想象丰富，结构空灵，飘忽无端，出人意表。后世以苏轼的散文作品受《庄子》的影响最为显著，也具有《庄子》文风的特点，这是人们所公认的。


    荀况生当战国后期，在儒家学派中属于有创新之见的人物。今传《荀子》三十二篇，大都出自荀况本人的手笔，《荀子》的文章结构谨严，语言整饬，条分缕析，立论周详，对西汉初年的政论文有直接影响。


    韩非是荀况的弟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存《韩非子》五十六篇，大部分为韩非本人所著。《韩非子》的文章态度严峻，文笔犀利，论辩鞭辟入里，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又多采用民间传说作为寓言，说理深入浅出。唐代柳宗元的一些杂文和短论，主要是受《韩非子》的影响。


    作为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共同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文章大都条达流畅，逻辑性强，文笔明快生动，比先秦史籍要浅显易解，接近口语；二、遣词立论不仅有较大的说服力，还有较强的感染力，在严肃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中，往往带有逸趣横生的幽默感，使人感到亲切而不引起厌烦；三、一些哲学论文、政治论文甚至军事论文，虽然都是抽象的理论，但作者们善于运用文学手法，用一连串的眼前事物做比喻，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力，通过生动具体的寓言故事或历史传说，浅显地阐释它们所要发挥的深奥的道理，使读者感到生活气息浓厚和文学气氛强烈，因而易于接受和吸收。这些特点就成为我国古典说理散文的传统风格，对后世散文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汉之际，还有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战国策》。这部书里既有许多游说之士发挥政见的纵横捭阖之词，又有一些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可以算作秦汉以来一部比较出色的散文集。其中说理部分与先秦诸子的文章有共同之处，不少篇幅较长的文章都有严密的结构和整齐的文句。一个属于纵横家的人物向某一国的国君游说时，对于这个国家的疆域、出产、民情、政局都有详尽的陈述和分析，间或也加入一些有趣的寓言和传说来晓谕利害、明辨是非。而属于记叙史实的部分，则用比较浅显生动的语言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细节描述，代替了《左传》《国语》中那种简古的语言和艰涩的句法。在这方面，《战国策》已成为西汉卓越的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前驱了。


    先秦的史籍和诸子论著成为我国后世几千年来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光辉典范。后世叙事散文的简明洗练，说理散文的流畅条达，都是从先秦散文作品中继承下来的优点和特色，而后世散文所要求的极致乃是寓简练于流畅之中，在条达流畅的基础上力求概括凝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叙事散文中同时有着“记言”的传统，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辞令，使叙事中的对话部分不至陷于枯燥板滞；而在先秦的说理散文中又同时具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充满了活泼多姿的寓言，使读者对于比较深奥抽象的理论部分不至于吃力费解——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上的多样化，就更成为后世散文作家所学习的榜样。


    四


    西汉初年，散文作家如贾谊、晁错等人所写的说理文，大体遵循先秦诸子遗意，具有素朴流畅的风格，但文辞已渐趋工整对仗，开始往骈俪的倾向发展了。


    西汉中叶，在汉武帝刘彻时，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尽其毕生之力写了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通贯古今的史学巨著《史记》，给古典散文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除了十表、八书和一篇《自序》之外，司马迁写了一百多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在我国是从司马迁创始的。他根据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用他那与统治阶级观点不无抵牾矛盾的褒贬尺度，施展他纯熟而卓越的文学技巧，运用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剪裁和集中，把很多历史人物塑造得更有典型意义。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也是各个实有人物的理想化身。他把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文学手法强烈地刻画出来，使他们具有鲜明突出的可爱或可憎的色彩和比较典型的政治意义。他在各篇传记的叙述中，不仅注意到巨大的生活场景，也注意到微末的生活细节；不仅把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个性化，也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戏剧化。他善于融会古籍，善于采纳民间的传闻逸事，善于从人民口头汲取活的资料，因此《史记》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既深入浅出又丰富多彩，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能表达出各个不同人物的特殊处境和特殊情感，但他在描写人物和叙述事件时并未放弃简明精练的优良传统。他不但广泛地吸收了古代史籍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作的长处，而且连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一些特点也被包括在《史记》之中。所以我们说，司马迁不但给我国史学带来重大贡献，就是对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司马迁以后，东汉也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即《汉书》的作者班固。后世虽以班、马并称，但《汉书》实际上是不如《史记》的。《汉书》虽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由于班固的思想局限较大，他撰写《汉书》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就使作品的某些内容黯然无色了。加以班固同时是一个尚模拟、喜堆砌的辞赋作家，因此《汉书》的文章凝练工整有余，生动活泼不足，比起《史记》来，显然逊色多了。


    五


    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以散体为主，虽间有对偶的句式，并不占很大比重；即使有时以对偶句入文，也并未成为有意识的规律和准则。从西汉开始，经东汉王朝而到魏晋南北朝，文章发展的主要趋势却是由散而骈，由朴实无华而辞采富赡，由直陈其义而大量搬用典故。这种趋势显然是受汉赋的影响。


    西汉的统一使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稳定下来，封建主的政权也日益巩固。特别是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化学术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保守停滞的状态。这时，大量的文人为了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为了满足帝王好大喜功的个人野心，便纷纷从事于“赋”的写作。赋，原是韵文的一体，虽说它是“古诗之流”，其实质却与散文非常接近。它的形成，乃是在《诗经》和《楚辞》这两种诗体的基础上，在先秦散文十分发达的影响下，由韵文渐趋于散文化的结果。当时的辞赋作家，不但用赋来叙事状物，而且用它来发议论、讲道理，抒情的成分反倒不很浓厚。由于这种铺采摛文、浮夸扬厉的辞赋文学的广泛流行，并且长期雄踞于权威地位，因此它翻转过来又给散文以显著影响，使之渐趋于骈俪化、工整化、典雅化、贵族化。到了东汉，骈体文逐渐垄断了文坛，不论什么内容的文章，除了开头结尾有几句散体文字之外，几乎通篇都讲求句法整齐和辞藻对仗了。这个趋势发展到南北朝，就变成四六排偶、音调铿锵的不折不扣的骈体文，绝大多数文章连散体的痕迹都不易找到了。


    骈体文的基本句式以四言和六言句为主，是先秦时代的韵文句式移植、发展过来的结果。《诗经》本以四言句为主，《楚辞》则以六言句为主，这两种成双成对的有节奏感的句式通过汉赋的媒介，就被保存在骈体文里了。汉赋是讲求堆砌辞藻的，骈体文既然在它的影响下产生，所以在对仗工整之外还要求色泽华丽。鉴于汉赋的表现手法过于直截了当，未免显得单纯拙直，于是人们在写骈体文时又借助于典故和成语。更因骈体文作家十之八九是封建士大夫，到了末流，这些贵族文人只知力求高雅浮艳，竭力用典丽的辞藻来掩饰贫乏的内容，自然更不敢毫无假借地写素朴的散体文了。


    从先秦到东汉，用散文作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文学工具是比较少见的。只有战国时代乐毅的《报燕惠王书》，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寥寥几篇书信，可以算作抒情散文。西汉的作家大都用诗赋来“体物写志”，东汉以后，随着骈体文的形成，抒情散文的数量才日见增多。这应该说是当时文坛的新事物。像东汉末年秦嘉、徐淑这一对夫妇往返酬答的书信，三国时代曹丕、曹植兄弟给他们的朋友的笺札，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晋初李密的《陈情表》等，都是传诵于后世的抒情名篇。这些文章虽未达到通体骈俪的程度，但骈俪的倾向已很明显。齐、梁以后，用骈体文描写自然景物也蔚为风气。如梁代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朱”一本作“宋”，此据《全梁文》）《与顾章书》都是脍炙人口之作。文中情景交融，已达到较高的抒情诗的意境，但真正用骈体文抒情言志而达到纯熟地步的，则要推初为梁臣、后归北周的庾信。他的著名的《哀江南赋》的序言，正是足以体现六朝骈体文高度发展的一篇杰出之作。


    抒情散文从东汉以来所以有长足发展，是同乐府民歌和五言诗的兴起分不开的。秦嘉、徐淑的短札，同《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歌情调十分近似。齐梁以后用骈体文描写自然景物，当然也同当时诗人创作山水诗有密切关联。而梁陈贵族文人用骈体文描述闺情艳语，也正是从当时上层社会所流行的淫靡的宫体诗移植过去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作家已能充分熟练地运用骈体文表达情思；另一方面则由于骈体文这种文学工具十分接近诗赋等文学体裁，有着与诗赋相同的功用。


    应该指出，南北朝时期骈体文应用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虽然它的普遍性依然远远落在散体文的后面。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就是梁代的刘勰用骈体文写成的。梁代的思想家范缜所作的哲学论文《神灭论》基本上也是一篇骈体文。足见骈体文是可以用来说理的。只有在叙事方面，骈体文才显得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出色的叙事文（包括单篇和专著），如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干宝的《搜神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北朝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一类文学意味比较浓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散体写成的。它们出现在骈体文大盛的时代，已受到骈体文的影响，在铸词炼句方面吸取了很多骈体文的特色；但它们却没有骈体文那种一味堆砌辞藻，铺排典故，画一句式等等矫揉造作的缺点，因此显得风格清健，语言爽洁，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在骈体文风靡宇内的时代，有这样几部清新素朴的著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六


    骈体文到了唐代，已成强弩之末。初唐时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竭力用骈中求散的办法来变化骈体文的形貌，也无法挽回这一空摛文藻而实际上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缺乏思想内容的文体的衰风颓运。天宝年间，李华、萧颖士等已开始提倡写散文应素朴自然，不宜涂脂抹粉；中唐以后，独孤及、梁肃更亲自写作散体文，以图转移风气；但他们这些人对当时文坛并未起多大影响。直到公元九世纪初（即唐德宗贞元末年至唐穆宗长庆初年），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高举“复古”旗帜，猛烈地向崇尚骈四俪六的文风进攻，这才开始扭转了自东汉以来数百年华靡浮艳的文坛积习。韩愈、柳宗元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使文章从排比对偶的束缚中，从典故辞藻的浓云晦雾里解放出来；他们反对用典丽华赡的脂粉色泽去涂饰文章，以掩盖其空虚贫乏的内容。他们提倡以先秦和西汉的散文作品为范本，使文章尽量接近口语的语气和句法，并用创作实践大力改变了文风，从而受到当时较多的士人学子的欢迎。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近世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所谓“古文”，即指西汉以前流行的散文）。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兴起，自非偶然。从远处说，唐代的科举制度使得出身于非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有了分享统治权的机会，这些新爬上政治舞台的人对那种只堪供贵族玩赏而无补于实际的形式主义的骈体文自然感到厌倦。从近处说，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严重地威胁着唐王朝的统一政权，加上多少年来战乱频仍，宦官和权臣既相勾结又相倾轧，弊政丛生，剥削日重，人民灾难无尽无休。曾经炫赫一时的大唐帝国，这时已岌岌可危。韩愈以孔孟“道统”的传人自命，以“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一套理论作为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的绳索，并为唐王朝制造“中兴”的幻想。他认为，只有用“六经”和《孟子》那样的文章形式，才能更好地宣传他那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见解，才能发挥他的“济天下”的“理想”。只靠华丽辞藻来装点门面的骈体文，是承担不了这种任务的。于是他大力提倡写“古文”，“挽狂澜于既倒”，以求得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加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主观努力，散体文终于在文坛取得优势，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宋代以来，人们都认为韩愈是这次“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奠基者，柳宗元不过是追随者。苏轼还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功臣，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柳宗元在这场“运动”中也是功不可没的。平心而论，柳宗元虽然年龄比韩愈轻，行辈比韩愈低，而在推进这次“运动”的作用上却不见得比韩愈差。即以作品而论，柳所写的反映和揭露现实的文章就比韩多，战斗的火力也比韩猛些，不像韩有时还不免畏首畏尾。只有在艺术成就方面，韩对语言的运用要比柳更纯熟些，摆脱骈俪的框框也比柳更为彻底。因此，对韩柳两人的评价，无论是崇韩抑柳或崇柳抑韩都是不恰当的。


    韩愈、柳宗元用散体文来说理、叙事、抒情、写景，都获得卓越成就。韩的《张中丞传后叙》、柳的《段太尉逸事状》，都是继承《史》《汉》的传记文学作品。韩愈写过大量笔锋犀利、气魄雄恣的说理短文，如《师说》《原毁》《讳辨》《杂说》等，实启后世杂文小品之先河。像《杂说四》，篇幅虽短而气势酣畅，宛如缩长江大河于尺幅之中。它表面说的是马，实际指的是封建社会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关系。这篇文章本在说理，却写得很像叙事文，又像比兴体的诗歌。而其句法的参差错落，更极尽“散”之能事。柳宗元的寓言如《三戒》《蝂传》《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山水记如《永州八记》，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有显著的特点和成就。通过韩、柳的作品，我们充分看到散体文在文学领域中所发挥得更广泛的作用。


    从发展过程看，骈体文是受汉赋影响而日益盛行的，而汉赋原是为封建贵族服务的，这就使得骈体文从一开始就有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局限性。特别是在骈体文的四六句式已趋于定型、使用者的范围又日见狭隘的情况下，它注定为多数人所抛弃的命运就无可避免了。而韩柳等人所大力倡导的“古文运动”，乃是跳过东汉到盛唐这一阶段而遥继先秦和西汉的传统，因此他们把先秦的经、史、诸子以及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奉为圭臬，强调“复古”，借以反对从东汉以来风靡数百年的骈体文，但从他们的创作实践来看，所谓“复古”，主要是一面旗帜，一个口号，并非一味泥古不化。他们除了强调文字工具应为思想内容服务以外，其创新的成分还是很大的。首先，尽管韩、柳在文章形式方面有模拟秦汉散文的斧凿痕，他们的论点也不无陷于形式主义之处；但他们的作品比起秦汉散文来毕竟还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成分占多数。他们的语言并非死套秦汉散文的句式，而是同唐代当时的口语句式比较接近。其次，他们对骈体文固然非常反对，但也还是有批判、有继承的。比如，骈体文就扩大了文章的作用，在叙事说理之外，还同诗赋一般，能够抒情状物，刻画自然景象，其功绩亦自不可泯没。而韩柳笔下的“古文”，也是可以抒情状物的，并不仅用于写史传体的叙事文和论辩性的说理文。这显然是向前发展而非向后倒退。再如，骈体文的特点如尚辞采、讲节奏，以及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高度技巧，在韩柳文中也都适当地加以吸收。因此我们对韩柳等人的“古文运动”，不宜只看他们上溯古先、远绍秦汉、高举“复古”旗帜的局限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他们扬弃骈体文的缺点而发展了整个散文的功绩。事实上直到今天，保存在散文中的骈俪成分还是有一定比重的。而且这种骈俪成分原是我国散文传统中的一大特色，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也还是明显存在着的，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它的特征和作用完全排斥或抹杀。


    七


    韩、柳以后，散体文曾经衰熄过一个时期。唐末政治混乱，民生凋敝，阶级矛盾的尖锐导致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在唐王朝政权朝不保夕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更加分崩离析了。封建士大夫在政治上既找不到出路，便颓废消极，纵情声色，通过淫靡腐朽的享乐生活来寻求暂时的麻醉，这就给文坛带来了一股唯美主义的逆流。形式华丽、内容空洞的骈体文恰好成为剥削阶级没落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寄托闲情的工具。因此，晚唐五代的士大夫写作骈体文的风气还是很盛的。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和后蜀的欧阳炯等所写的文章，正是这方面的代表。


    北宋统一后，士大夫为了点缀升平，歌功颂德，骈体文依旧风行一时。很多馆阁词臣，更以写作辞采富赡、华而不实的骈体文（当时称为“时文”）为能事。宋真宗时，号称“西昆体”的诗人如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不论写诗作文章，都模拟李商隐。这种竞写“时文”的习尚给当时文风带来了坏影响。直到宋仁宗时，在欧阳修的倡导和推动下，才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


    北宋这一次“古文运动”是经过较长期的醖酿和斗争的。远在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不久的开宝年间，儒生柳开就提倡“明道”“尊韩”，写作古文（即散体文），但因位卑言轻，他的呼吁根本没有得到反响。等到“西昆体”盛行，作为卫道者的儒家信徒如孙复、石介等人乃以在野的身份站出来大声疾呼，反对“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作品，斗争才激烈起来。稍后，欧阳修及其同道苏舜钦、穆修、尹洙等人群起致力古文，社会风气稍见转移。直至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做了知贡举，利用居高临下的实权，严格命令读书人在应科举考试时一律要写平淡朴素、通顺流畅的文章，文风才扭转过来。出于欧阳修门下的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以及为欧阳修大力揄扬的王安石，也都继承、遵循韩愈和欧阳修的主张和道路，取法乎先秦的经史诸子和西汉的《史记》，大量写作并推行既有内容而语言又比较浅显平顺的散体文。明代的茅坤称韩、柳、欧阳、曾、王和三苏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正是通过这些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所谓“唐宋古文”这一传统才正式形成。


    唐、宋这两次“古文运动”的目的和倾向虽说基本相同，但具体情况却颇有差别。韩柳所发起的第一次“古文运动”实际上要比第二次困难得多。与韩柳同时的多数贵族官僚是反对韩柳的。韩柳在当时不仅是孤军作战，而且处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他们几乎是完全顾不上层社会舆论的非难和讥笑，来进行这一“运动”的。尽管韩愈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写古文来宣扬孔孟之道，用以巩固唐朝政权，维护封建秩序；但韩愈所奉行的“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尊儒思想，却同唐朝皇帝的崇道教、迎佛骨等行为发生了矛盾。柳宗元更是由于王叔文的关系而被唐宪宗贬谪到边远州郡的“僇人”。这些政治上的不利条件给他们的“古文运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北宋的“古文运动”，从柳开到石介，虽也经过较长期的曲折过程，但到了欧阳修的时候，进展却比较顺利。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