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毛姆
“我们大概要在这儿住上两星期。”他气咻咻地说,“我跟总督争论了半天,但他说毫无办法。”
“戴维森先生渴望早点儿回去工作。”他妻子说,不安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在走廊上来回踱着步子,“教会的事交由当地的传教士们负责,我非常担心他们对待工作放任自流。他们人很不错,我不是背后说坏话。敬畏上帝、虔诚,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基督信仰会让国内许多所谓的基督徒脸红——只可怜他们缺乏干劲。他们可能抵得住一次,抵得住两次,但不能次次抵得住。如果你把教会事务交给一个当地传教士,无论他看上去如何值得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已容许毁谤行径悄然出现。”
戴维森先生静静站在那儿。他身材又细又高,一双大眼睛在苍白的脸上闪着光芒,实在是个一见难忘的人物。他激动的手势、深沉而响亮的声音都明白显示出他的真挚之情。
“恐怕我的工作已经等着我了。必须采取行动,要马上行动起来。如果大树已经腐烂,就该把它砍掉,丢进火堆。”
傍晚吃过冷餐茶点——他们一天里最后一顿饭后,四人坐在呆板的客厅里,女士们做着活,麦克菲尔医生抽着烟斗,传教士说着自己在各个岛上的工作。
“刚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罪恶意识,”他说,“把圣诫触犯了一条又一条,从来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觉得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把罪恶的观念灌输给当地人。”
麦克菲尔夫妇已经知道,戴维森在所罗门群岛工作了五年之后才遇见他妻子。她曾在中国传教,两人在波士顿结识,当时他们各自抽出一部分假期参加一个传教士大会。结婚后被派到这片岛上,一直辛苦工作到现在。
他们与戴维森先生的交谈中,有一点异常醒目,那就是这个人具有坚定不屈的勇气。他是一个行医传教士,随时都可能被调到某个岛上看病。雨季的太平洋风暴肆虐,就连捕鲸船都不保安全,他却乘着一条独木舟出海,这自然十分危险。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他从不犹豫。有十好几次他连夜从船里向外舀水才保住了性命,戴维森太太不止一次以为他必死无疑。
“有时候我求他别去,”她说,“或者至少等到天气稍微稳定下来,但他从来不听。他很固执,一旦打定了主意,什么也别想动摇他。”
“要是我们自己都害怕,怎么能让当地人相信主呢?”戴维森嚷道,“我不害怕,不怕。他们知道如果有了危难来找我,我肯定会去,只要是力所能及。你以为我在行使主的旨意时,主会弃我于不顾吗?风是按他的吩咐吹,浪是听了他的话才翻滚咆哮。”
麦克菲尔医生是个胆小的人,始终无法习惯战壕上空呼啸而过的炮弹。他在一个前线救护站做过手术,当时为了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眉头上的汗水流个不停,弄得眼镜都模糊了。他看着传教士,身上微微打了个激灵。
“希望我也能说自己从来没害怕过。”他说。
“希望你也能说你相信上帝。”对方回敬了一句。
不知怎么,这天晚上传教士的思绪回到了他跟妻子刚来这片岛上的日子。
“有时候戴维森太太和我相对而视,眼泪就落了下来。我们没完没了地工作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却毫无进展。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意志消沉,当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希望。”
戴维森太太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活计,消瘦的面颊生出一抹红晕。她的手微微颤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孤立无援,与自己人相隔千里万里,被黑暗团团包围。每当我受到挫折,疲惫不堪,她便把手头的事情放在一边,拿起《圣经》读给我听,直到宁静重临我心,就像睡梦降临在孩子的眼皮上一样。最后她把书合上,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要拯救他们。’我又坚定了对主的信念,回答说:‘是的,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会拯救他们的。我一定要救他们。’”
他走过去站在桌子前面,就好像那是讲经台。
“你知道,他们天生就是那么堕落,简直无法让他们看清自己的邪恶。我们不得不把罪恶从他们想当然的行为中划定出来。不仅把通奸、说谎和偷窃定为罪恶,暴露自己的身体、跳舞以及不去教堂也都包括在内。我认定女孩展示她的胸部、男人不穿长裤都是罪恶。”
“怎么做呢?”麦克菲尔医生不无惊讶地问道。
“我制定了罚款。显然,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某种行为有罪,唯一的途径就是惩罚。如果他们不去教堂,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跳舞,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穿着不当,我也罚他们钱。我有一个罚金价目表,每项罪过都要用钱或劳作偿付。最后我让他们弄明白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拒绝付钱吗?”
“他们怎么可能呢?”传教士问道。
“敢站出来反对戴维森先生的人,想必一定有天大的胆子。”他的妻子说,紧绷着双唇。
麦克菲尔医生用困惑的眼神看着戴维森。听到这些话让他感到震惊,但他下不了决心表达自己的不赞成态度。
“你要记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他们从教会中驱逐出去。”
“他们介意吗?”
戴维森微微一笑,轻轻搓着手。
“他们将再也卖不掉自己的椰子干。有人捕到鱼的话他们也分不到该有的一份。这差不多意味着挨饿。是的,他们非常介意。”
“跟他讲讲弗雷德·奥尔森的事儿。”戴维森太太说。
传教士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定在麦克菲尔医生身上。
“弗雷德·奥尔森是个丹麦商人,在这些岛上住了好多年。作为一个商人他十分富有,我们来的时候他不太高兴。你知道,他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当地人的椰子干他想付多少钱就付给多少,还是用商品和威士忌支付。他有了个当地人妻子,但毫无顾忌地对她不忠。他是个酒鬼。我给他机会改弦易辙,但他拒不接受,还嘲笑我。”
戴维森在说最后几个字时,嗓门降到深深的低音,他沉默了两分钟,沉默中充斥着威胁的意味。
“两年后他就破败了,失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积攒下的一切。我打垮了他,最后他不得不像个乞丐似的来找我,求我给他一张回悉尼的船票。”
“我真希望你能瞧见他来找戴维森先生时的那副模样。”传教士的妻子说,“他原来仪表堂堂,体格健壮,长了一身肥肉,还有一副大嗓门。可现在他缩小了一半,浑身哆嗦,突然之间变成个老头了。”
戴维森那出神的目光凝视窗外的夜空。雨又下了起来。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声响,戴维森转过身,疑惑地看着妻子。是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响亮得刺耳,呼哧呼哧转出一段切分节奏的曲调。
“怎么回事?”他问。
戴维森太太把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推推紧。
“一个二等舱乘客在这儿租了个房间。我估计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
他们默默听着,不一会儿传来跳舞的声音。随后音乐停止,他们听见开酒瓶塞的声音和起劲儿的交谈声。
“我敢说她是在给船上的朋友举行欢送会,”麦克菲尔医生说,“那条船十二点起航,对吧?”
戴维森没说话,只是看了看手表。
“你可以了吗?”他问妻子。
她站起来,把手里的活计叠好。
“是的,我想现在完成了。”她回答。
“现在上床太早了吧?”医生说。
“我们还要读上好一阵儿呢,”戴维森太太解释道,“无论在哪儿,就寝前总要读一章《圣经》,就着注解研究一番,你知道,还要反复讨论。这是对心灵的极佳锻炼。”
两对夫妇互道晚安。麦克菲尔先生和太太单独留了下来,有两三分钟他们没有说话。
“我还是把扑克牌拿来吧。”医生最后说。
麦克菲尔太太疑惑地看着他。与戴维森夫妇的谈话让她有点不安,但又不愿说最好不要玩牌,以免戴维森夫妇随时进来。麦克菲尔医生把牌拿来了,她看着他一个人摆排阵,心里隐约感到内疚。楼下不断传来饮酒狂欢的声音。
第二天天气不错,既然注定要在帕果帕果无所事事羁留两个星期,麦克菲尔便着手把一切安排妥帖。他们去码头找行李,从箱子里拿回一些书籍。医生走访了海军医院的外科主任,跟着他一道巡视了病床,又在总督那里留了张名片。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汤普森小姐。医生摘下帽子,她朝他欢快地大声回了句:“早上好,医生。”她还是穿着头一天的衣服,一条白色连衣裙,还有那双光闪闪的高跟白皮靴子,肥腿在靴子上端鼓出来,在异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怪诞。
“要我说,她的穿着不太合适。”麦克菲尔太太说,“她让我觉得特别俗气。”
他们回来时,她正在走廊上跟商人的黑孩子们玩耍。
“过去跟她说句话,”麦克菲尔医生悄声对他妻子说,“她一个人待在这儿,不打声招呼不太好。”
麦克菲尔太太生性害羞,但已经习惯照丈夫的吩咐做。
“我想我们都是同住此地的房客。”她略显笨拙地说。
“真糟糕,对不对?竟窝在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汤普森小姐回答,“他们还跟我说能找到一个房间已经够幸运了。我可住不了当地人的房子,可有些人就只能住在那儿。真不明白怎么连一家旅店都没有。”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汤普森小姐嗓门大,说话絮叨,显然很愿意闲扯,但麦克菲尔太太实在聊不出话来,很快就说:
“哦,我想我们该上楼去了。”
到了晚上坐下来吃冷餐茶的时候,戴维森走进门来,说:
“我看见楼下的女人那儿坐着几个水手。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的他们。”
“她这种人是不会太挑剔的。”戴维森太太说。
过了闲散而漫无目的的一天,每个人都很疲惫。
“要是就这样过上两个星期,不知道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麦克菲尔医生说。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天分成几份,安排不同的活动,”传教士回答,“我会留出几个小时读书,把一定的时间用于锻炼,不管是晴是雨——雨季里你就顾不得下雨了——还要安排些时间娱乐。”
麦克菲尔医生担忧地看着他的这位同伴。戴维森的安排让他感到压抑。他们又吃了碎牛肉饼,好像厨子只会做这一道菜。接着,楼下的留声机又响了起来。戴维森一听见便神经质地一惊,但什么也没说。男人的声音飘了上来。汤普森小姐的客人们齐声唱起一支有名的歌曲,随即他们就听见了她本人那沙哑而响亮的声音。叫嚷声和笑声响成一片。楼上的四个人勉强说着话,不由自主地听着下面的碰杯声和椅子刮擦声。显然又来了不少人。汤普森小姐在办一场晚会。
“真纳闷她那儿怎么容得下这么多人。”麦克菲尔太太说,猛然打断了传教士和她丈夫之间有关医学方面的谈话。
这说明她的思绪游离了出去。戴维森脸上的抽搐也表示,尽管他嘴上说着科学话题,脑子里却想着同一件事情。在医生乏味地讲述自己在佛兰德斯前线经历时,他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阿尔弗雷德?”戴维森太太问。
“肯定是的!我一直都没想到。她是从埃维雷出来的。”
“不会吧?”
“她是在火奴鲁鲁上的船,这就很明显了。她把那个行当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
他满腔愤慨地说出最后那几个字。
“埃维雷是什么地方?”麦克菲尔太太问。
传教士那阴郁的目光投向她,颤抖的声音里充满厌恶。
“火奴鲁鲁的瘟疫之地,也就是红灯区,我们文明的污点。”
埃维雷地处城市的边缘。沿着港口边的小巷走下去,摸黑穿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来到一条空无人迹的街上,遍地车辙,坑坑洼洼。接着,你就突然置身于一片灯火之中,道路两侧是停车的地方,以及一家家俗气、明亮的酒吧,每家都响彻自动钢琴的噪声,此外还有理发店和烟草店。那里骚动不安,一片及时行乐的气氛。你走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随后向右或者向左,因为那条路把埃维雷一分为二,然后就到了那片地区。一排排小平房整齐漂亮,全都漆成绿色,房子之间的通道又宽又直。那地方布设得如同一座花园之城。那种体面的匀称感,那种秩序和整洁,充斥着既讽刺又恐怖的印象,因为寻欢作乐这种事情从未如此系统化和秩序化。通道上稀疏地点着几盏路灯,要不是平房打开的窗户里射出灯光,那里必定漆黑一片。男人们四处转悠,瞧着窗边坐着的女人,她们或是在读书,或是在做针线活,多半不去留意路上的行人。男人们跟女人们一样,哪个国家的都有。美国人是靠港船舶上的水手和炮艇上的士兵,一个个醉醺醺的,以及驻扎在岛上的兵团的士兵,白人和黑人都有;日本人通常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还有夏威夷人,穿长袍的中国人,戴着怪模怪样帽子的菲律宾人。他们全都压抑而沉默。欲望总是伤感的。
“那是太平洋地区最见不得人的丑恶之地。”戴维森激动地嚷道,“传教士们多年来一直游说鼓动来抗议,当地的报纸终于关注了事态,但警方拒绝出动。你知道他们的理由。他们说堕落行径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限制在一定区域加以控制。事实是他们收了贿赂,贿赂。酒吧的老板、流氓,还有那些女人收买了他们。但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