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但他突然醒过来。他梦见了那敞开的坟墓，苦力慢悠悠地挖着。他肯定看到他们了。要是他亲眼所见而说是一个幻觉这就很荒诞。这时他听见更夫巡夜的梆子声。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也令他一阵惊惶。随之恐惧攫住了他。他害怕起中国城市的这些弯曲、拥挤的街道来，觉得中国庙宇重叠繁复的屋顶中阴森可怖，那儿游荡着狰狞和痛苦的鬼魂。他讨厌刺鼻的怪味，也讨厌这儿的人。他讨厌那大群的一身蓝褂子的苦力和衣衫褴褛、脏兮兮的乞丐，也讨厌穿着黑色长衫、圆滑、满脸堆笑但不可捉摸的商人和地方官员。他们似乎都威胁着压过来。他恨中国这个国家。他究竟为什么来这儿呢？他现在极度恐慌。他一定要离开。他不想再待上一年，一个月也不行。他干吗在乎上海呢？


    “哦，我的上帝，”他叫道，“要是我能平平安安回英国就好了。”


    他想回家去。如果他得死他也要死在英国。他不想和所有这些黄种人埋在一起，他受不了他们歪斜的眼睛和龇牙咧嘴的脸。他想要埋在家乡，不想埋在这天看到的那个坟墓里。他永远不要安息在那儿，永远不要。人们怎么想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唯一重要的是他一有机会就要打道回府。


    他下床来，给公司经理写信说他得了重病，必须有人来接替。纵然再走不开他也不想留在这儿了。他得马上回家。


    早晨他们发现这封信紧攥在大班手里，他滑落在书桌和椅子之间的地板上。他早已死翘翘了。


    五十


    报应


    他穿得虽算不上阔气，却也十分体面。他头上戴顶黑色丝绒小圆帽，脚穿黑色缎子鞋，他的长袍是用嘉定产的淡绿色的花缎子做的，外面罩了一件黑色短褂。他是一个老人，留着中国式的长长的连鬓白胡子；他慈眉善目，一张国字脸已爬满皱纹，大大的角质眼镜后，露出和蔼的目光。他像是古画中圣人的形象，独坐在一座雄伟的高山脚下的一片竹林中，沉思着亘古不变的天道。但现在他的脸上显出焦虑万分的神态，温和的眼中也流露出不满，这是因为他正手忙脚乱地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对于他这样外观的人来说）：牵一头小黑猪从灌满水的稻田间的一条路上通过。这头小黑猪不是躲来躲去，就是四处乱窜，反正不按老先生的想法向前走。他使劲拉着绳子，但小猪崽尖声叫着不肯动弹，不管他对它和颜悦色也好，大声呵斥也好，这头小猪横竖蹲在那里，怨恨的眼睛盯住他。这时我想，在唐朝，这位老先生或许是个哲学家，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歪曲事实，使它们屈从自己臆想的理论；而现在，不知多少次轮回之后，他正为曾经触犯天条，肆意玩弄事实而遭到报应呢。


    五十一


    残片


    当你在中国旅行，我想，没有什么比中国人对装饰拥有的热情更使你觉得有趣了。发现牌坊或寺庙上有装饰你不会惊奇，因为这种场合有装饰是理所应当的；你发现家具上有装饰这也自然；你发现寻常百姓的家用器物上也有装饰时，这固然令你一喜，但也不会十分意外。锡镴罐上饰有优美的图案，苦力的饭碗上的花样虽显得粗糙但也好看。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工匠并不认为一件材料是完整的，直到他用线条或颜色打破它表面的单调。他甚至会在包装纸上印出阿拉伯风格的图样。但是你不会料到一家店铺的门面上也会有精致的装饰，不会想到会有雕花、镀金或贴金的柜台和精雕细镂的招牌。或许这般铺陈能起到一种广告作用，但店家这么做也是为了让过路人，即可能的顾客看了赏心悦目，而铺子的老板同样怡然自得。他坐在门口，吸着水烟管，透过厚重的角质眼镜念一张报纸，时而他会心情愉悦地将目光落在这奇异的装饰上。柜台上的长颈花瓶里插着一枝石竹。


    你在最贫穷的村子里依然会发现人们乐于装饰，那儿，简朴的门上饰有一幅可爱的雕刻，窗户上的花格构成一种复杂而优美的形状。你很少经过一座桥，不管它在多么偏僻的地方，会看不到一个手艺人的匠心独用。石头砌成一种复杂的花饰，好像这些奇异的人独具慧眼，能够判断出一座平直的桥或是一座拱桥与周边风景相得益彰。桥上栏杆饰有狮子或者龙的形象。我记得有一座桥，它建在那儿纯粹是为了美观而不是实用，因为虽然它宽得足够让两匹马拉的四轮车通过，但它只是连接两个破村子之间的一条窄路。离它最近的镇子有三十英里远。宽阔的河道在这里变得狭窄，河水从两座青翠的山间流过，河岸上长满了榛子树。这座桥没有栏杆。它用巨大的花岗岩石板铺成，架在五座桥墩上，中间的桥墩状如一条造型独特的巨龙，有着多鳞的长尾巴。石板的两个外边沿着桥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凿成浅浅的一道极为轻淡、精美和雅致的浮雕图案。


    但虽然中国人苦心孤诣地使你的双目愉悦，通过与简单外观的对比而形成精美的持久性装饰效果，但最终审美上的疲劳征服了你。雕梁画栋会让人目迷五色。你不免要钦佩他们的别出心裁，觉得从中体现了多样化的观念和丰富的想象，但其实他们的艺术观念是很有限的。中国的手艺人就像一个小提琴手，以变化多端的技巧，可以在一个调子上奏出无穷的变化来。


    我正好碰上一个法国医生，他在我刚到的这个城市开业多年了。他是个收藏家，收藏瓷器、青铜器和丝绣。他带我看他的藏品。它们确实漂亮，但稍嫌单调。我随意恭维了几句。突然我看见一尊残缺的半身塑像。


    “希腊塑像？”我惊奇地问。


    “你这么认为吗？我很高兴听你说这句话。”


    头和手臂已经没有了，看得出，塑像恰好在腰上部位断裂了，但还残留一块胸铠，胸铠中间有一个太阳，雕着希腊英雄柏修斯杀死巨龙的图像。这是一个没有多大价值的残件，但它是希腊的，也许我看多了中国珍宝，它倒意外地对我产生了作用。它传达的意味是我所熟悉的。它使我的心灵安详。我欣喜地双手抚摸着这件古老塑像的表面，这种欣喜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像一个水手，漂泊在热带海岸，迷恋于珊瑚岛屿的旖旎风光和东方城市的华丽辉煌，但又一次发现自己徘徊在英吉利海峡一个港口的灰暗的小巷。这儿寒冷、阴郁和破败，但这是英格兰。


    医生是个有些谢顶的男子，目光炯炯，神色欣然，他擦着手掌。


    “你能想到这是在离这儿不到三十英里，靠西藏边界的地方发现的吗？”


    “发现！”我叫起来，“在哪儿发现？”


    “我的上帝，在地底下！它已经被埋了两千年了。人们发现了这件塑像和其他一些碎片，我想，有一两件完好的塑像，但它们被打破了，就只剩下这个。”


    这难以置信，在一个如此偏僻地方会发现希腊塑像。


    “但你怎么解释呢？”我问。


    “我想这是一件亚历山大的塑像，”他说。


    “天哪！”


    这够得上是一部惊险小说了。莫非是马其顿的一个将军，远征到了印度，在西藏的雪山脚下寻路进入了这个神秘的中国边陲？医生要给我看满族服饰，但我并没有兴趣。这个跋山涉水来到遥远的东方去发现一个王国的人，该是一个怎样勇敢的探险家啊！在那儿他为爱神建了一座神庙，也为酒神建了一座神庙，剧场里演员们唱着安提戈涅的悲歌，入夜，在王宫大厅里，吟游诗人吟诵着英雄诗篇《奥德赛》。他和他的手下一边听一边觉着他们自己就是那个老水手和他的追随者的同类。这件大理石残片唤起多么神奇的遐想并有着怎样瑰丽的传奇故事啊！那个王国存在了多久？怎样的悲剧标志了它的没落？啊，此时此刻，我不想看西藏的旗幡或者青瓷茶具，因为我仿佛见到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朴素又可爱，下方是宁静、蔚蓝色的爱琴海。


    五十二


    出类拔萃


    我总是记不住他的名字，但只要在港口提起他，他总是被说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约莫有五十岁，又高又瘦，衣冠楚楚，穿着讲究，他脑袋不大，却很秀气，五官棱角分明。夹鼻眼镜后面的蓝眼睛显出善良的天性和愉快的神情，他总是乐观向上，爱开玩笑，也常能取得解颐的效果。从他口中说出的笑话可以让全酒吧的人开怀大笑，他也会拿圈子里某个恰好不在场的人打趣，但并无恶意。他的幽默和音乐剧中的喜剧演员如出一辙。每当人们提起他时常会说：


    “你知道，我真奇怪他为什么不去当演员，他准会走红的。他那么出众。”


    如果你想喝酒，他随时奉陪，你刚刚干完一杯酒，他会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劝你：


    “好事成双？”


    但他从不纵情狂饮。


    他们会说：“喔，他始终能保持头脑清醒，他那么出众！”


    当为某个慈善项目募捐时，他从不甘落人后，他也时常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或桌球台边。他是个单身汉。


    “对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人来说，婚姻没有意义，”他说。“你每年都要送妻子回国消夏，而当孩子们长得可爱时，他们也要回国念书了。这会让你花上一大笔钱，而你一无所得。”


    不过他对圈子里的女士却永远彬彬有礼。他是怡和洋行的老板，有权有势。他来中国已经三十年了，让他很自得的是他至今一句中文都不会。他从不进城去，他的买办是中国人，几个雇员是中国人，听差和轿夫自然也是，他们是他唯一打交道的中国人，这在他看来已经足够了。


    “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也不喜欢这里的人。”他说。“一旦挣够了钱我就离开。”


    他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上次我回国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帆船、绘画、瓷器和织物。我对他们说，别跟我提中国货，我有生之年不想再见到中国的东西。”


    他转向我。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相信我的屋子里没有一件中国货。”


    但如果你让他谈谈伦敦，他可以说上个把小时。他熟知二十年内所有上演过的音乐剧，虽身处九千英里之外，他也知道莉莉·埃尔西小姐和埃尔西·珍尼斯小姐的最新动态。他会弹钢琴，又有一副好嗓子；不需要你多劝，他就会坐下来弹唱一曲他上次回国时听过的流行小调。我觉得这个灰白头发的男人，那难以捉摸的举止实在有些怪异，甚至有些做作。但一曲唱罢，人们起劲地鼓起掌来。


    “他是无价之宝，不是吗？”他们说。“嗨，真是出众啊！”


    五十三


    老船长


    船长大都是些非常沉闷的人。他们的话题不外乎运费、货物什么的。他们对停泊港口的了解也只限于他们的代理人办公室、海员酒吧和妓院。他们和大海的亲密关系赋予他们以浪漫色彩，但他们却把这种浪漫归于未出过海的人的想象。对他们来说，大海是谋生的手段，他们了解大海，一如火车司机了解他的机车，就此而言，大海是枯燥无味的实用性场所。他们是男人，是眼界狭窄的工人，他们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全都一个类型，既没有辨别力，也缺乏想象力。他们直率、勇敢、诚实和可靠，坚定不移地遵循不变的规则。他们形象鲜明：他们置身于环境之中，犹如三维图像中的物体，你可以看见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以显著的特征将自身凸显出来。


    但没有人比布兹船长更不像这类人了。他是长江上游一艘小汽轮的船长，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乘客，彼此在一起消磨了不少时间。然而，虽然他善于交谈，甚至有些饶舌，但我看他好似雾里看花，他在我心里仍是模糊不清的。我想正是他的难以捉摸，才引发了我的想象。他的外表当然毫无难解之谜。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体格健壮，五官粗大，脸面红润和友善。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好看的金牙。他头秃得厉害，脸上刮得净光；他有着两道我所见过的最为浓密、上翘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温和的蓝眼睛。他是一个荷兰人，虽然他八岁就离开了荷兰，但他说话仍然带有家乡口音。他发不清“th”这个音，总是发成“d”音。他的父亲是个渔夫，驾着他自己的纵帆船在须德海捕鱼，听说纽芬兰一带鱼类丰盛，就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远航渡过浩瀚的大西洋。在那儿以及哈德孙湾待了几年之后——这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他们又绕过合恩角去白令海峡。他们捕猎海豹，直到法律介入以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那时，布兹已经是个男子汉，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天晓得，他这儿那儿航行去了哪些地方，在不同的帆船上先是做三副，后来是二副。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航海，如今在一艘小轮船上，他不会感到自在的。


    “只有在一艘帆船上你才安逸，”他说。“而开一条轮船，你怎么也不舒服。”


    他曾沿着整个南美海岸寻找硝酸盐，之后去了非洲西海岸，后来又到美洲，在缅因湾捕鳕鱼；这之后随咸鱼货船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马尼拉小旅馆的一个熟人建议他去中国海关试试。他到了香港，在那里被录用当了一名海关检查员，不久被任命为一艘小火轮的船长。有三年时间他缉查鸦片走私船，之后，他攒了一小笔钱，给自己造了一条四十五吨的纵帆船，他决心去白令海峡，再试试海豹捕猎的运气。


    “但我猜想我的船员吓坏了。”他说。“我去上海时，他们就溜走了，我又找不到别的人，这样，我就只好把船卖了，随后搭船去了温哥华。”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大海。他遇见一个推销干草叉专利的人，就答应去美国推销这种专利。对一个水手而言，这确是一项古怪的职业，然而，他干得并不成功，因为在盐湖城，雇用他的那家公司破产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稀里糊涂地又回到温哥华，但他有心过岸上生活了，就在一家房地产中介所找了份工作。他的职责是带客户看他们要买的地产，如果他们不满意，他就进行劝说，不让他们后悔所做的交易。


    “我们卖给一个家伙山坡上的一块农场，”他回忆说，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因为坡很陡，那里所有的鸡都是一只腿长一只腿短。”


    五年后，他又想着返回中国。他不费事地找了个工作，在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上做船员，很快他又重操旧业了。自那以后，他走过中国的大部分航线，从海参崴到上海，从厦门到马尼拉，也在中国所有的大江大河上开过船；他从轮船的二副升为大副，最后在中国船主的船上做船长。他也乐于谈他的未来计划。他在中国待得够长了，他希望在加拿大的弗雷泽河边有个农场。他会给自己造一条船，捕一点鱼，如大马哈鱼和比目鱼什么的。


    “该是安顿下来的时候了，”他说。“我航海有五十三个年头了。我也奇怪怎么还会做一点造船之类的事。我不是一个盯住一件事不放的人。”


    他说得在理，变动不居的生活本身就造成了他性格的犹豫不决。他身上就有一种流动性，以至你不知道该在哪儿抓住他。他让你想起一幅日本版画中的烟雨蒙蒙的景色，那种意境，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他有一种特别的文雅，那是你在粗鲁的老水手身上找不到的。


    “我不想冒犯什么人。”他说。“待人友善，这是我试着去做的。要是什么人不愿按你要求的去做，就平心静气地说服他们。没有必要发脾气。尽可能好言相劝。”


    和中国人相处，这样一个原则并不常见，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起作用，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后，他回到船舱，摆摆手说：


    “我真是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不讲理。”


    这时，他的温和显得很像是软弱。但他不是傻瓜。他有一种幽默感。航行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船吃水超过七英尺，因为这儿是这条河最浅的地段，勉强够到吃水深度，航行比较危险，港务当局扣下我们的证件，要我们卸掉部分货物。这是这条船的最后一段航程，它装载的是给驻扎在下游几天水路才能到的军队的军饷。军事长官不让船只启航，除非带上作为军饷的银元。


    “我想我得按你说的做。”布兹船长对港务长说。


    “等我见到船在吃水五英尺上，你才能拿到你的证件。”港务长回答。


    “我会让人卸掉一些银元。”


    他带港务长上岸到海关俱乐部，要了酒水，边喝边等着卸货。他们在一起喝了四个小时，当他回船上来时，走得和去时一样稳当。但港务长醉了。


    “啊，我看见吃水标尺下去两英尺了。”布兹船长说。“这就行了。”


    港务长看看船舷一侧的数字，认定五英尺的吃水标尺露出了水面。


    “那好吧。”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这就开船。”船长说。


    其实没有一磅的货物被拿掉，但一个精明的中国人灵巧地重新刷了标尺的数字。


    这之后，桀骜不驯的大兵觊觎船上的银元，设法不让我们离开沿河的一个城市，这时，他显示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坚定。他平和的脾性受到考验，他说：


    “没有人能让我待在我不想待的地方。我是这条船的船长，该是我来下命令。我得开船了。”


    心神不安的买办说如果我们硬要开船军队会开枪的。一个军官下了道命令，士兵们跪下一条腿，端起枪来。布兹船长看着他们。


    “放下防弹网来，”他说，“我告诉你我要开船了，让中国大兵见鬼去吧。”


    他下令起锚，这时军官下令开枪。布兹船长站在驾驶室，真是一个有些奇异的形象，穿着老式的天蓝色紧身上衣，红红的脸膛和强壮的身躯，看去就像常见的闲荡在格里姆斯比码头的那些老渔夫。这时他摇了摇铃，我们的船在噼噼啪啪的枪声中慢慢离去。


    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