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好吧，感谢上帝，她母亲很快就要来了。”


    说到底，我不认为他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


    四十五


    老人


    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刚成年的时候在一艘帆船上当二副来到中国，从此就没有回去过。自那以后他做过很多活计，他长年开一条中国船来往于上海和宜昌，熟悉这条凶险的大江的每一寸航道。他在香港做过拖船的船长，也曾加入“常胜军”打仗。在镇压义和团时他大捞了一把，而辛亥革命中北伐军攻打汉口时，他就在城里。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娶了个日本女人，第二次结婚太太是个中国人，最后当他快五十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个英国女人。这三位太太如今都已过世，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日本女人。他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在他们上海的家中摆弄花卉的，一只花瓶里只插上一朵菊花或是一枝含苞欲放的樱花。他还记得她是如何十指纤纤优雅地捧起茶杯。他膝下有不少儿女，但对他们都没什么感情，他们定居在中国的各个港口城市，在洋行或者航运公司工作，他很少去看他们。他仅有的女儿是英国妻子生的，他为她感到骄傲，她婚后生活美满，回了英国，他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他现在唯一还有些感情的是一个伺候了他四十五年的仆人，他是一个干瘦的华人小老头，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谢了，动作慢了，还总板着脸，他俩不停地吵嘴。老人总是说仆人已经干不动了，要解雇他，而仆人也总说他已经厌倦了侍侯一个疯癫的洋鬼子。但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说着玩的，他们是老交情了，都已风烛残年，怕是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俩分开。


    当他娶英国妻子的时候就从船上退休了，他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投资一家旅馆，可是生意失败了。那是一个离上海不远的避暑胜地，当时中国还没有汽车。他好交际，常常泡在酒吧里。他慷慨好客，免费招待的饮料与客人付钱的一样多。他还有个怪毛病，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吐痰，这也赶走了不少敏感的来客。当他的最后一位太太去世时，他才发现是她在努力维持生计，很快他就陷入了困境。他的全部积蓄都花在这处房产上了，无奈只好用房子作抵押，以弥补年复一年造成的亏空。他被迫把房产卖给了一个日本人，在他六十八岁那年还清欠债时已身无分文了。但是，感谢上帝，先生，他是一个水手。长江上一家轮船公司给了他一个船务长的职位（他没有船长的执照），于是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去了。这样，他一干又是八年。


    现在他就站在那艘漂亮小船的驾驶台前，那船还不及泰晤士河上的一条小汽船大，他风度翩翩地站着，笔直，瘦削，就像他年轻时那样，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一头白发上随意戴着公司的帽子，山羊胡子也修得很整齐。七十六岁，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昂着头，手上拿着望远镜，旁边站着中国船员，他望着那浩荡而又曲折的江面。一队船尾高翘的帆船扯着横帆，正沿江顺流而下，船工们一边划着吱嘎作响的桨一边喊着单调的号子。黄色的江水在落日余晖中显出一种迷人的淡淡的色彩，江面水平如镜，平坦的河岸上是成荫的绿树和灰瓦白墙的村庄，在暑热的白天还烟雾缭绕，现在则像是皮影戏中的形象，在灰色的天幕下形成鲜明的剪影。他听见大雁的鸣叫，抬头望去，它们排成一个大大的“V”字形，高高地从他头上飞过，飞向他不知道的远方。在背着日光的远处，兀立着一座小山，山顶上是一座寺庙。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眼熟，所以对他的影响也就有些奇妙。这即将逝去的一天不知为什么勾起了他对悠悠往事的回忆和对年岁已大的感慨，但他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


    他喃喃自语道：“确实，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啊！”


    四十六


    原野


    那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很容易解释，但令我惊讶的是，心灵的眼睛会使我完全盲目，以至对感官的眼睛所目睹的东西反倒视而不见。一个人竟能完全被联想的法则所摆布，这让我自己很吃惊。我多日在山路上行走，这一天肯定能到达大平原了，那里有座古城，是我一直心驰神往的，但当我一早起程的时候，我还看不出离它已不远了。的确，山还是那样陡峭，而当我爬上一座山头，想俯瞰下面的山谷时，我的眼前只有一座更陡也更高的山岭。我坚定地往上爬，也看见远处自己一路走过的那条白晃晃的山道，蜿蜒盘旋于黄褐色的崎岖的岩石峭壁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天空蔚蓝，西边飘浮着几朵白云，就像傍晚时分离开邓杰内斯渔场的渔船。我沿山路不停地爬着，期待着前方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在这个弯道，那或许会是下一个，而最后，当我正浮想联翩时，眼前豁然开朗。但那不是我所见的中国的景致：稻田、纪念先祖的牌坊、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和路边的小客栈——榕树下或许有几个苦力正放下担子休息；那是莱茵河的河谷，落日的余晖将广阔的原野染得金灿灿的，莱茵河如一道银色的带子从谷间流过，远处沃尔姆斯的几座塔尖依稀可见；这景色曾让年轻时的我心旷神怡，那时我正在海德堡读书，一次沿着古城外冷杉覆盖的山丘走了许久，突然来到一处林间空地，眼前正是莱茵河的美景。在那儿我第一次懂得了欣赏美，第一次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读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次非凡的冒险），第一次从谈话中得到乐趣（啊，这些看似普通的事，在每个年轻人第一次体会时，他们都像是发现了奇妙的未知宝藏一般）；在那个城市里，我晨起会在阳光灿烂的安拉吉大道漫步，走累了，一杯咖啡加几块糕点就可以让我恢复青春活力，闲暇的傍晚，我常站在城堡的平台上，下面的老城区蓝色的烟雾从古旧的屋宇间袅袅升起；那儿有歌德、海涅、贝多芬、瓦格纳，当然还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还有露天啤酒店，那儿的乐队奏着乐曲，扎着黄辫子的姑娘们安静地来来往往；因了这一切——回忆中充满了感官的魅力——对我而言，“原野”这个词不只是意味着任何一处平原，而是专指莱茵河谷；然而，对我所理解的幸福来说，其唯一标志是一种壮阔的景色：落日下金黄的大地，银光闪闪的河流流淌其间，就像一条生命之路，又像是引导你穿越大地的理想，而在远方，古城的一座座灰色塔尖指向蓝天。


    四十七


    失败者


    他身材矮小壮实，戴了一顶林中流浪汉那样的奇怪的宽边帽子，穿着一件像里奇的画中水手穿的那种呢子短大衣，和一条款式不知过时了多少年的肥大的格子裤。当他摘下帽子，你可以看见一头漂亮的长鬈发，虽年近花甲，头发却很少斑白。他五官端正，穿的衬衣领子大了好多，让他塑像般的大脖子完全露了出来。他长得像六十年代悲剧中的罗马皇帝，而他低沉的嗓音使他更像一个老派的演员。他树墩般的体形看上去有些滑稽，你可以想象他用那种足以让全场听众狂乱的声音朗诵谢立丹·诺尔斯的无韵诗。而当他用一个十足夸张的姿态向你问好时，你不禁设想他若是出现在1860年的舞台上，用那洪亮的嗓音颤抖着哀悼一位王子的去世，那一定能让你觉得揪心。而过后，你就可以听到他出色的表演了，他冲着他的中国仆人喊：“我的靴子，小鬼，我的靴子，我用一个王国来换我的靴子。”他承认他应该去演戏。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然而我的家庭，我的家庭，亲爱的孩子，他们会受辱而死，那样我将承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长话短说，他是作为一个品茶专家来中国的，但他来的时候锡兰茶已经取代了中国茶，这样就很难在短短几年之内靠这一行发财致富。但虽然收入少了，他仍保持着过去那种铺张和奢华的生活，以至生活日渐艰难。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台湾被割让，于是一切都毁了。品茶专家只得另谋生计，他当过酒商、承包商、房地产代理人、经纪人和拍卖商。他天马行空的脑子里想出的所有赚钱的法子都试过了，但随着港口日渐衰落，他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在饱尝了人生百味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破产者的可怜相，甚至带着一丝感伤，就像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已人老珠黄的女子，还乞求得到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赞美。尽管沦落到这般田地，他仍有几分慰藉：他有一份数量可观的保险。他是个失败者，他自己也很明白，但这并未使他灰心丧气，因为他自认只是输给了命运，他心里从未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一丝怀疑。


    四十八


    戏剧学者


    他送来一张光滑的名片，形状和大小都合乎常规，四边是粗粗的黑框，姓名下面写着：现代比较文学教授。他原来是一位年轻人，瘦小，有一双纤细的手，一个比普通中国人要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是一个暖和的日子，他却穿着一套厚实的花呢西装。他显得有些腼腆。他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好像从来没有变过声，那些刺耳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带来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不真实的感觉。他在日内瓦以及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读过书，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来交谈。


    原来他是个戏剧教师，最近用法语写了一本论中国戏剧的书。他在国外的学习留给他的是一种对斯克里布的极大的热情，他认为斯克里布可以作为中国戏剧革新的榜样。听他说到戏剧应该激动人心时，你不免感到奇怪。其实，他是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中国戏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显然，它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的确，观念不会生长在每一丛醋栗上，它们需要更新以永葆其芬芳，当它们停滞而变得陈腐时，就会像死鱼一般腐烂发臭。


    这时，我想起名片上的头衔，便问我的朋友，他向学生推荐读什么书，英语和法语的，以便让他们熟悉当今的文学潮流。他迟疑了片刻。


    “我真的说不上来。”他最后说。“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要是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


    “那就不麻烦了。”我说。


    “你读过《梅毒患者》吗？”他问。“我认为这是斯克里布之后欧洲最好的剧本。”


    “你读过吗？”我礼貌地问。


    “读过，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


    不幸的是我对此并无兴趣，于是我尽可能灵活地将话题引向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我提到庄子。这位教授张口结舌。


    “他生活在很久以前。”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我低声和悦地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那些哲学家，”他说，“但自然，我们大学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和一位教师争辩是无益的，如同海之神灵（在我想来有些自命不凡）对河之神灵谈论一样，于是我顺从地讨论起戏剧来。这位教授感兴趣的是戏剧技巧，他正准备以此为题做一次讲座，他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既复杂又深奥。他想恭维我，便问我技巧的奥秘是什么。


    “我只知道两点。”我回答说。“一是符合常识，二是紧扣要点。”


    “写一部剧本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他带着一丝沮丧的语气问道。


    “你要有某种诀窍，”我顺着他说，“但这并不比打台球需要更多的技巧。”


    “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大学里，教师们都在讲戏剧技巧。”他说。


    “美国人是一个极其讲求实际的民族。”我回答。“我相信哈佛大学正在设立一个讲座，指导老奶奶们怎样吸吮鸡蛋。”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写不出一个剧本，那就没有人能教你怎样写，而如果你能写出一个剧本，这就像滚一根圆木那么容易。”


    此时他脸上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但我想，这只是因为他拿不定主意，滚圆木这种活动应在物理学教授的范围之内还是在应用机械教授的范围之内。


    “但要是写剧本如此容易，那为什么剧作家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写出一部剧本来呢？”


    “他们写不出来，你知道。洛卜·德·维加和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众多的剧作家轻松自如地写了大量的剧本。一些现代的剧本写作者压根儿是文盲，对他们来说，将两个句子放到一起就几乎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有一次，一个著名的英国剧作家给我看一份手稿，我看到他写一个句子‘你茶里要放糖吗？’，连着写了五遍才写成这个样子。一个小说家要是大体上除了绕圈子就说不出他要说的话，那他就会饿死。”


    “您不能说易卜生是个文盲，而众所周知，他写一个剧本花了两年时间。”


    “显然，易卜生构思情节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苦思冥想，月复一月，最后他绝望了，无奈只好用他以前用过的同样的情节。”


    “你这是什么意思？”教授大声说，他的声音提高到一种尖声喊叫的程度。“你说的我根本不懂。”


    “你没有注意到易卜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样的情节吗？一群人待在一间封闭、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随后有一个人（从山上或海上）来了，他猛地把窗户打开；每个人都清醒过来，于是戏结束了。”


    我这么一说，似乎看到教授严肃的脸上一时露出淡淡的笑容，但他皱起眉头，望着空中呆了两分钟。随后他站起身。


    “我会记往你的观点，把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再细读一遍。”他说。


    在他走之前，我没有忘记向他提一个问题，而这是两个研究戏剧的人一旦碰到，其中那个认真的学者总是会对另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我问他，他认为戏剧的未来是什么。我想他是说，“哦，见鬼！”但考虑一下，我又相信他必定喊着“啊，天哪！”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举起他那优美的双手：一副万分沮丧的模样！我发现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中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丝毫不亚于所有有思想的人考虑英国戏剧现状时的绝望，这确实是一个安慰。


    四十九


    大班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中国最重要的英国公司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分公司的一号人物。他凭借坚实的能力逐步拓展自己的事业，现在他可以微笑着回首三十年前来中国的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办事员。他想起出国前他那个朴素的家，一排小红房子中的一所小红房子，那是在巴恩斯的一个郊区，那里的人徒劳地向往着上流社会，得到的只是一种可怜的忧伤；再比比现在这座气派的石砌大厦，大阳台和宽敞的房间，这里原先是公司办公的地方，现在是他的住宅，想到这些，他不禁满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他可是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他想起放学回家（他在圣·保罗学校读书），他坐下来和父母及两个姐妹用茶点，一薄片冻肉、一大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和加了很多牛奶的茶；每个人自己用餐，而再想想现在他用晚餐的情景。他总是穿上礼服，无论是否单独吃饭都会有三个人在旁侍候。他的大管家确切地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自己从不为家务一类的琐事烦神；但他总是备有一套正餐：汤、鱼、头道菜、烤肉、甜点和餐末开胃菜，这样，即使他最后一刻请人来吃饭，他也拿得出全套菜肴。他喜欢美食，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个人用餐就应该比他请人来吃饭菜肴要差一些。


    他确实成功了。那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不怎么考虑回国，他有十年没回英国了，他到日本和温哥华休假，他肯定能在那儿遇到来自中国口岸的老朋友。他在国内没有熟人。他的姐妹都嫁了同一个阶层的人，她们的丈夫是职员，她们的儿子也会是职员；在他和她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她们讨厌他。每个圣诞节，他送她们一段漂亮的丝绸、一块精美的刺绣品或一盒茶叶，他对由此而使关系得以保持感到满意。他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只要他的母亲活着，他就给她一份津贴养老。然而当他也到退休的时候，他并不打算回英国，他看到太多的人告老还乡，而他知道这多半是个失败；他想在上海跑马场附近买一幢房子：玩玩桥牌、骑骑马和打打高尔夫球，他期望这样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但需要考虑退休之前他还有一大把好日子呢。五六年后，希金斯就要回国，那时他就会接手上海总部的职位。同时，他也很高兴能在此地攒些钱，而在上海就难于做到，此外这儿生活也过得快乐。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上海所不及的优点：他是当地侨界中最有名望的人，他说啥都管用。甚至于领事都小心地站在他这一边。有一次，一位领事和他发生争执，败北的并不是他。大班想起这桩往事，不禁好斗地翘了翘下巴。


    但他笑了，因为他现在处在一种极为舒畅的心情中。他参加了汇丰银行重要的午餐会，正走回他的办公室去。他们对你非常友好。菜肴是一流的，酒也丰盛。他先喝了一杯威士忌，随后喝了些优质的苏特恩白葡萄酒，最后还喝了两杯红酒和少许上好的陈年白兰地。他感觉良好。他离开时，他做了件在他是难得的事：他走着回去。他的轿夫抬着轿子隔几步跟在后面，以防他脚步不稳时好坐进去，但他要享受伸展双腿的乐趣。这些日子他锻炼不够。由于他身体超重不宜骑马，这便难于得到锻炼。但即使因体重不能骑马，他仍然养着几匹马，当他在这温馨的空气中溜达时，他想起了春天的赛马会。他有一对寄予厚望的快马，他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原先就是出色的骑师（他必须小心别让他们把他挖走，上海的老希金斯愿意出大价钱把他弄过去），他应该能赢上两三场比赛。他自认为有着城里最好的马厩。想到这里，他像一只鸽子那样鼓了鼓宽阔的胸脯。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活着也是十分美好啊。


    他来到公墓时停住了脚步。它坐落在那儿，干净而整洁，仿佛是侨界兴旺的明显的标志。他每次从公墓经过都会有几分骄傲。他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高兴。因为公墓所处的这块地方，当初选址的时候，它毫无价值，而随着城市的越来越繁荣，如今它值一大笔钱了。有人提议将公墓迁到别处，这块地卖给房产公司，但从情感上考虑，侨界反对这么做。大班想到他们的故人安息在城里的黄金地段就感到十分满意。这表明他们有比金钱更看重的东西。金钱被打败了！这就是所谓“事情该是怎样就怎样”（这是大班的口头禅），是的，人该记得：金钱不是万能的。


    此刻他想应该进去走走。他看了看墓地。墓地打扫得很干净，小路上连根杂草都没有。看去一派富足的景象。他一边随意走着，一边浏览墓碑上的那些名字。这块墓碑上并排写着三个人的名字，是三桅帆船“玛丽·巴克斯特”号的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在1908年的台风中一并遇难。这事故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块墓碑上有一组人名，包括两个传教士，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是在义和团骚乱中被杀害的。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倒不是他特别看重传教士，而是，该死，可不能容忍这些该死的中国人来屠杀他们呀。随后他来到一个十字架前，上面写着他熟悉的一个名字。好伙计，爱德华·米洛克，他嗜酒如命，最后把自己喝死了，可怜的家伙，才二十五岁。大班知道许多人都这样，那里还有好几个更简单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姓名和年龄，二十五、二十六或二十七，他们的故事如出一辙：出门来到中国，此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都是好小伙子，想和其他人喝喝酒，一喝就挡不住，最后喝到墓地里来了。在中国的口岸城市，你得有好酒量和好体魄才能对付得了为喝酒而喝酒。自然这很悲哀，但大班想到他认识的小伙子中有这么多家伙喝到地下去了，他还是忍不住笑了。另一块墓碑写着的是他的一个同行，比他年长些，也是个聪明的家伙，此人的死有些深意：要是这个家伙还活着，那么他现在就不会是大班了。命运之路真是不可知啊。呃，这儿是特纳女士，维尔莱特·特纳，她是个可爱的小妇人，曾与他有过一段私情；她的去世令他伤心不已。他看了一下墓碑上她的年龄，要是她现在活着，就不再是没有经验的小丫头了。当他想起所有那些死去的人，他感到了全身心的满足。他把他们都打败了。他们死去了，他还活着，的确，他占了他们的上风。他的眼睛扫过所有这些紧挨着的坟墓，他轻蔑地笑了，几乎就要搓起手来。


    “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个傻瓜，”他咕哝道。


    他对失去说话能力的死者怀有一种善意的轻蔑。他信步走去，这时突然见到两个苦力在挖一个墓。他吃了一惊，因为近来没有听说侨界有人死去。


    “这坟是给谁挖的？”他大声问。


    两个苦力甚至都没有瞧他，他们站在很深的坑里继续挖着，把大块的泥土抛出来。虽然他在中国多年，但他不懂中文，他年轻时并不认为有必要学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苦力他们在挖谁的墓。他们听不懂。他们用中文回答他，他骂他们是无知的傻瓜。他知道布卢姆太太的孩子病了，也许孩子死了，但他肯定会听说的呀，另外，那也不像是一个小孩子的墓，这是一个成人的，还是一个大男人的墓。这真不可思议。他希望他没有走进这个墓地来；他赶紧出去，快步上了轿子。他的好心情无影无踪，脸上布满了阴云。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大声问他的副手：


    “我说，彼德，谁死了，你知道吗？”


    但彼德一无所知。大班困惑不解。他叫来一个本地职员，打发他去墓地问那两个苦力。他开始处理公务。职员回来说苦力走掉了，也没有问到别的人。大班莫名地生起气来。他不喜欢有事情发生而他蒙在鼓里。他自己的听差应该知道，他的听差总是什么都知道，他派人去找他，但那听差没听说侨界的什么人死了。


    “我也知道没有人死。”大班恼火地说。“但挖那坟墓干什么呢？”


    他叫听差去找公墓的看门人，问清楚没有人死掉，他挖个该死的坟干什么。


    “你走之前我先喝杯苏打威士忌吧，”当听差要离开办公室时他又说了一句。


    他不知道为什么见了那新挖的墓会如此地不舒服，但他竭力不去想它。当喝过那杯威士忌，他觉得好受些了，就把手头的事做完。他上楼去并翻起《笨拙》周刊来。几分钟后，他可以去俱乐部，晚餐前玩上一两局纸牌或桥牌。然而听听差说些什么会让他心安的，所以他就等听差回来。过一会儿，听差回来了，还把看门人叫来了。


    “你挖坟干什么呢？”他直截了当地问，“没有人死啊。”


    “我没挖坟，”那男子说。


    “你究竟什么意思？今天下午有两个苦力在挖坟啊。”


    那两个中国人彼此看看。接着听差说他们一起去公墓了，那儿没有新的坟墓。


    大班只能让自己打住不说话。


    “该死的，我亲眼看见了，”这句话已经上了他的舌尖。


    但他没有说出口。他压住了不说，脸涨得通红。两个中国人直瞪瞪地看着他。有一阵，他都喘不上气来了。


    “好了，出去吧。”他喘着气说。


    但他们刚走，他又大声将听差叫来，听差漠然地进了门，他让听差去倒一些威士忌。他用手帕擦擦汗津津的脸。当他举杯喝酒时他的手抖动起来。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他看见了那个坟墓。不是吗，他现在还能听见苦力把一大铲泥土扔上来时那沉闷的落地声呢。这又怎么说呢？他觉得心在怦怦直跳，浑身不自在。但他振作起来。这都是胡闹。要是那儿没有坟墓，那必定是一种幻觉了。他现在最好是去俱乐部，说不定碰上医生，就可以让医生给他做个检查。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看去就跟平常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期待他们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安慰。这些人，多年来彼此都那么生活着，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慢慢养成一些小习惯——有一个人打桥牌时不停地哼唱，另一个坚持用麦管喝啤酒——这些怪癖时常令他心烦，而如今却让大班有一种安全感。他需要这种安全感，因为他还无法将他见到的那奇怪的情景从头脑中弄出去；他今天桥牌打得很差，他的搭档又特别挑剔，大班发起火来。他觉得人们都古怪地看着他。他想知道他们在他身上看出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突然感到不能再在俱乐部待下去了。他出去时看到医生正在阅览室读《泰晤士报》，但他缺乏勇气去跟医生说。他要亲自去看看坟墓是否真的在那儿，他坐进轿子让轿夫抬他去公墓。你不会再次产生同一个幻觉，对吧？另外，他要带看门人一起去，如果那坟墓不在那儿，他就看不见它，而如果坟墓在那儿，他就要给看门人他前所未有的一顿痛打。但他哪儿也找不到看门人。他出门去了，还带走了钥匙。大班发现自己进不去公墓时，顿时觉得精疲力竭。他坐回轿子让轿夫送他回家。他晚饭前还能躺上半个时辰。他浑身没劲。那就是事情的症结所在了。他听说人一没劲就会产生幻觉。当侍者进来取出他用餐穿的晚礼服，他只是意志上努力一把才起了床。今晚他很不愿意穿晚礼服，但他还是坚持穿起来，因为在他这已是一个惯例，二十年来他每个晚上都穿晚礼服，这个规矩从来没有打破过。用餐时他要了一瓶香槟酒，这使他感觉舒坦了一些。之后他又让侍者拿来最好的白兰地。喝过两杯后他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去它的幻觉！他来到弹子房练习了几杆有难度的打法。在他的眼力如此稳当时，他还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他一上床很快就进入了深沉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