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

    千万不要在你上坡的时候刁难别人，因为未来你下坡的时候，一定会遇见他们。


    不要怕被人利用，每个人的价值就是被利用


    进光线之后，我的岗位是节目策划。那时，我对工作的定位，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入娱乐圈，拥有很多好朋友，拥有很多明星资源。这样，我就能拥有很多选题、很多题材了。现在想来，我的目标并没有错。直到今天，我也在朝这个方向而努力。


    目标没有错，可是为了实现目标的方式却错了。那时，为了更快地打入所谓的娱乐圈，我就托朋友找朋友：××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公关公司的市场专员，××影视公司的企划宣传……每天的工作就是上MSN给他们发信息约他们吃饭、喝酒。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吃饭、喝酒是多么放松的事情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自然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他们就能把近期艺人的计划告诉你，然后你就能拿着这些选题规划节目了。


    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坏。事实上，我也成功地在一个月内拿到了几个选题。只是我突然发现，每个月税后工资只有4000多元钱的我，常常在请了几顿饭，交了房租之后，就所剩无几了。甚至赶饭局坐公交车，在外请夜宵，回家吃泡面。那时的我，完全被一大票的虚假繁荣迷惑了，以为自己真成了娱乐圈中人。后来才发现，得到选题的多少，完全和请客的次数成正比。别人为了还你一个人情，给你一个选题，但你和他却很难成为朋友。那时，交朋友并不像现在这样，只需要加一下关注，打一个电话，有一个共同朋友就可以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二百五，每个月辛辛苦苦挣了些钱，全部都请客吃饭了。这不是我来北京的初衷。


    在深刻反省之后，我选择了踏踏实实地工作，每天再也不追着别人请吃饭了。令人寒心的是，在我开始停止找他们之后，他们也立刻忘记了有一个北漂的孩子曾一直在请他们吃饭。


    收心做了半年节目策划。从节目立意、文案撰写、选题改造，再到与编导沟通，我确实对娱乐节目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就在这时，我主动请缨，制作了一档脱口秀节目样片，自己担任主编。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次集体审片看完节目之后，90％的同事和领导发出了赞赏之声。我很坚定地认为我在光线的光明之路就这么开始了。就在这种深深的自我陶醉之中，我突然发现，在公司内部网的名录中，我的职务从策划降为了编导。当时的我23岁，正处于毕业两年，极度虚荣之境。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提出了离职。那时，离我到北京刚好半年。这是我第一次离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时，一档卫视的日播娱乐资讯节目招聘一名主编。虽然我从没做过主编、带过团队，也没有能把节目内容完整撑起来的娱乐圈资源，而且年纪尚小，很难让人信服，可我依然硬着头皮去见了主管这档节目的总监。我给他的理由是，我在湖南做过一线记者，在光线做过节目策划定位，两者结合起来，便是一档节目主编的职责。我给自己的理由则是，不管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因为工资卡里只剩不过800元钱了。


    我的第一次跳槽，不是因为自信，而是因为年轻的不忿；不是因为工资高，而是因为我要养活自己。现在，看见很多求职者有着各自种种的理由，我都能够理解。因为年轻，所以他们有很多对社会和自我的想法，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尝试的勇气。如果连这一点都被剥夺了，也许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


    也许是因为有湖南台和光线良好的工作背景，我很快得到了节目总监的认可，他放手让我掌控这档有30多名员工的卫视节目。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召开会议，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挤在会议室，也许是为了给我这个新小主编一个下马威，女记者直接蹲在座位上吸烟。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二手烟，佯装老到地问每一个人问题。在座的都是在娱乐圈一线奔波的记者，他们掌控着业界最核心的秘密。他们早已经建立了一张自己的信息网络，只要有一个人不服，节目就会立刻出现断裂的可能性。


    我都忘了我是怎么撑过那一个多月的。直到把所有的问题都梳理了一遍，把所有的心理情绪都建设了一遍，我登录了荒废已久的MSN。一上线，便发现有近百号人加了我。我有些震惊，以为是某种新型病毒。仔细看了一两个介绍之后，我才彻底明白：××唱片公司企划总监，××公关公司市场专员，××经纪公司经纪人……我并没有将他们的介绍一一看完，因为我当时已经傻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以前我一直想约却约不到的人会主动加我？为什么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的领导会加我？为什么还有一些我不认识但听说过的人会加我？


    原因无疑只有一个：我是全国五档卫视娱乐节目之一的主编，关于节目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哇哦，他们好势利。坦白讲，这是我迸发出的第一个念头。以前花钱都请不到，现在不请自来，这不是势利是什么？就在我“小人得志”时，我突然又迸发了另外一个想法。当初，我去请他们吃饭，难道我不势利吗？我也是因为对方手上有资源才请他吃饭的，现在对方因为我手头有资源，所以才加我。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其实并不是我们势利，而是因为在北京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漂”着，我们必须依靠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立足。什么交情，什么相识，都不如能妥帖地办好一次发布会来得重要，都不如你们联合起来做好一次宣传来得重要。所有人和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工作完成得不错的基础上的。通过工作，我们认可了彼此的价值观，认可了对方是能让我们在北京生活更稳定的人。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好朋友，更好的朋友。哪怕我们有一天不合作了，但是我相信，他们身上所呈现的认真与思考，都是能一直引导我正确走下去的力量。


    以前，我怕被人利用；现在，我怕自己没有人利用。


    说得难听一点儿，我们的价值就是被人利用。一旦你失去被人利用的价值，你就失去了做人的价值。这也就导致现在我评判一个朋友值不值得交往的标准，首先就是看他的工作是不是靠谱。


    这是我第一次跳槽，犯了年轻气盛病之后，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准则。


    每一段现在的凄苦，都能成为一枚未来吹嘘的勋章


    第一次中高层会议，大圆桌，气氛阴沉，女老板骂人。


    节目总监40多岁，坐在我旁边一言不发。通过观察，我觉得这把火马上就该烧到他了。念头还没结束，老板就开始盯着他说：“听说你新招了个主编，是随便招的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跟他合伙骗公司的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不用随便到外面给我找个扫大街的人回来。”


    我坐在节目总监旁边，一动不动。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脸一定涨得通红。老板连眼神都没从他身上挪开过，明明侮辱的是我，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瞟过我一眼。我当时真的很想拍案而起，指着老板的鼻子反驳一通，哪怕丢了工作也无所谓。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必须要忍下去，忍一个月，就能拿到1万元钱的工资了，就能让我在北京多生活几个月了。忍一个月，生活就有回旋的余地。


    从小到大，我的生活也许没有那么随心所欲，但也从来没被人那样侮辱过。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选择来北京或许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无论怎样后悔，如何扛一个月才是最关键的事。


    日子就在这种心惊胆战的状况中继续前进。扛过了三个月，我打算离职。有前辈告诉我：“你现在的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如果你不在核心职位上做满一年，业内对你不会太认可。最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你才能掌握应该掌握的规则与资源。”在管理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光线曾经的领导也让我回去管理同类型的节目，职位也是主编，但我一直没换。除了没有做满一年，我也希望做得更好，让曾经的领导看到当初他尚未发现的我的那些优点。


    到了满一年的那一天，我带着三本自己的书进了老板的办公室，签上名双手递给她，告诉她这是我出版的三本书。她很吃惊，然后看着我说：“你还有点儿小才华。”其实，我不是有点儿小才华，这是我一直的爱好，只是因为她从不了解她的下属。或许她对我的印象仍然是街上随便找来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依然在骗她的钱吧。


    她看着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其实，我要说的话，已经想了几个月，只是那天终于有机会能开口了。我说：“我要离职。这一年，我很努力，我相信如果我说我是第二努力的员工，一定没人敢说他是第一。我之所以离职，是因为我对你以及对公司没有信心。我还记得我刚来时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让我觉得难堪。如果不是因为要活下去，我一定不会忍受那些。后来，我在公司也看到了你仍然这样对其他同事，说他们没有读过小学。也许你认为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但是我想说，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说完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很爽。或许你们在看的时候，也会和当时的我一样觉得，离开就是胜利，这样的老板就应该被炒掉。


    年轻的我这么想，理所当然。可是，过了几年，当我遇见很多很多问题、矛盾和各色嘴脸之后，我发现自己很难再被激怒。这时，我突然很感激那位老板。如果没有她一直的施压，也许我不会变得如此抗打击；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历练，也就不会有我后几年的忍耐。其实，人生每一段低谷的出现，就是为了映衬未来的某段高峰。将人生放眼远望，便不会患得患失地觉得自己难堪。因为每一段现在的凄苦，都能成为一枚未来和子女吹嘘的勋章。


    响哥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对我说：“你要感谢你的这位老板，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年，你才真正成了一个电视人。”


    标准是人建立的，你要去做建立标准的人


    刚接手访谈节目《明星bigstar》没多久，节目就面临停播。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市场与理想的差距。其实，回过头来想，每个电视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并非每个电视理想都能被称之为理想。大家常常认为，只要不让我从事我想做的，就是在摧毁我的理想。在光线的那一年让我知道，任何不被市场检验并认可的节目，都不是好节目。好的东西一定会被人发现。无论是凤凰卫视“旨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节目，还是让更多人对国学感兴趣的《百家讲坛》，或者是探索频道的纪录片，面儿上不一样，但背后总有一个事实——有人愿意埋单。


    《明星bigstar》的问题就是没人愿意埋单。因为没有人愿意埋单，所以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必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可是当时，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只有柳岩、谢楠等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节目组导演的平均年龄也不过20多岁。邀请有阅历且能主持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费用偏高，作为一档全年365天必须播出的节目，这笔费用根本是节目组无法跟公司申请下来的。


    如果只用年轻主持人，结果会怎样？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显而易见——嘉宾各有不同，话题广泛，一旦主持人接不上嘉宾的话，进入不了对方的聊天体系，节目就会冷场，嘉宾就会瞧不起主持人，节目自然没了气场。


    如果一个二十出头的主持人不行，那么八个二十出头的人一起聊天行不行？两个人聊天怕放空，我就不相信八个人聊天也会放空。八个记者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专业，都能说会道，不怕冷场。事实果然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当一个人接不下去的时候，另外的记者直接把话口切过来，过渡自然。也许，这八个记者并不是出色的主持人，也没有多么出色的采访功力，但一连几场录下来之后，嘉宾面对一群年轻的倾听者，一个比一个兴奋，一个比一个话多。有时，记者们一句话都不说，睁着大眼睛听嘉宾说，节目更应该叫作《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样片获得公司通过，节目正式改名为《明星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