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岂有此理！”


    我心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今天是我的生日呀！是他要帮我过生日呀！是他请的客人呀！是他要“新开始”呀！怎么可能不回家昵？我又颤栗了，害怕了，担心了，我喃喃地说：


    “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出了车祸？”


    麒麟瞪了我一眼说：


    “你放心，我去帮你把他‘捉’回来！”


    麒麟说完，冲出房子，骑上脚踏车就如飞而去。我们满桌子人仍然没人吃东西，没人说话，小庆倚在我肩上睡着了。小霞悄悄把他抱过去，抱上楼，送到床上去睡。我傻傻地坐在那儿，心里疯狂般地想，一定出事了，一定撞车了，一定发生意外了……


    九点半钟，车铃响，麒麟和庆筠在众目睽睽下，一起冲进了房间，麒麟嚷着：


    “凤凰，我把他给押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庆筠。庆筠显得狼狈极了，他头发零乱，衣衫不整，脸色苍白，满脸的胡子碴。他面对着我，手足失措地说：


    “今天发了薪水，我就去玩了玩，我没有输，钱在这里……”


    他一面说，一面掏口袋，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零散的钞票，又从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零散的钞票，再去翻衬衫的口袋，又去翻长裤的口袋……从每个不同的口袋里，掏出了左一沓右一沓的散钞，握了一大把，直往我的手里塞，说：


    “你看你看，我还赢了一点呢！”


    那晚的我很没有风度，我顾不得满屋宾客，我把钞票往地上一摔，就飞奔上楼。拥着我的儿子，我整晚在那儿哀怜着我的婚姻。我不肯下楼，也拒绝吃饭。心中最大的痛楚，不是他的赌，而是，当他在那儿左翻口袋、右翻口袋的当儿，我才蓦然醒悟过来，当初那个胸怀大志、雄姿英发的庆筠，已经变了！那个虽然贫穷，却豪气干云的庆筠，确实不见了。难道，我真的“谋杀”了庆筠吗？那个有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胸襟气度，有着“天地一沙鸥”的诗情画意的那个年轻人，如今到哪里去了？难道一个错误的婚姻，竟会把一个优秀的青年给害了？


    我不寒而栗了。如果是我把庆筠害成这样，我真是罪不可赦呀！我这一生，有两次的生日，终身难忘。一次是二十岁，一次是二十五岁。两次生日，都让我心碎，都让我痛楚莫名。


    十四、《窗外》出版，愁云满天


    二十五岁生日过去没有多久，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终于完成了。真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毅力去完成它！而且是在这种风风雨雨的生活中去完成的！


    捧着一大沓《窗外》的原稿，我虽然有初完稿的喜悦，却有更多的茫然。二十万字呢！什么刊物会接受它呢？如果它去“周游列国”，恐怕邮费都不是小数字，我把稿子压在家里，开始写信给各报副刊，问一问有没有编辑愿意“过目”一下。一星期后，回信纷纷而来，都是“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无法容纳”，居然没有编辑愿意看它！


    就在这时候，有天我出门回家，发现庆筠正在全神贯注地翻阅《窗外》原稿。我心中评然一跳，心想战争又要开始！谁知，庆筠放下了稿子，抬头看着我，严肃地说：


    “这是一部好小说！你让我嫉妒！如果我再不奋起直追，你会遥遥领先的！”


    我松了好大的一口气，真感激庆筠，没有因我写《窗外》而和我吵架，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问：


    “这里面写的是我自己，虽然十四章以后，都是杜撰，里面还是有你的影子，你不会生气吗？”


    他郑重地看着我，诚挚地说：


    “让我告诉你，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多半都是自传！你千万不要让这点来困惑你，只要问，你有没有写好它！至于我……”他微笑起来，“我如果连这点胸襟和气度都没有，我还配当你的丈夫吗？我还配谈写作吗？”


    我好感动。庆筠就是这样的，当他理智的时候，当他不自卑的时候，当他想发愤图强的时候，他真是个可爱的人。那一瞬间，我想，我们还是会恩恩爱爱过一生的！只要我们彼此都能迁就一点，都能牺牲一点！我们还是有“百年相守”的美景！


    报社都不愿过目我的《窗外》，我想来想去，唯一的可能是《皇冠》杂志。当时，《皇冠》正在扩版，增加了一个专栏叫“每月一书”，可以一次刊完十万或二十万字。所以，我就把《窗外》付邮，寄到《皇冠》去了。


    人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有命定呢？我这样一寄，真是万万也想不到，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窗外》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平鑫涛寄来的一封长信，他的字如天马行空，一手好草书，却“草”得太厉害，三个字里我有两个不认识，连看带猜，看出这样几行：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口气读完。这是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必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我捧着信，雀跃不已。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平鑫涛，颇有知遇之感。我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又是他接受的！他真是个有慧眼的人呢！我还没从兴奋中恢复，他又来了第二封信，热心地和我讨论书中的几个细节是否需要修正。我来不及回信，他又来了第三封，建议我改写第一章，让主角先跳出来。（我的初稿中，第一章是许多女学生一齐出场。）我接受了每一项建议，重改我的《窗外》。


    一九六二年七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发表在《皇冠》杂志上了。两个月后，这本书发行了单行本。我首次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自己的书陈列着。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我悄悄地在书摊前逛来逛去，偷偷看着那本书。看到居然有人去买书，我兴奋得心脏评怦乱跳。晚上回家，做梦都会笑。


    平鑫涛的信，如雪片般飞来：


    第一版《窗外》，已被抢购一空，现正再版中……


    第二版《窗外》，又已售完，现在赶印第三版，已决定一次印五千本……


    第三版《窗外》，又快卖完了。你在忙些什么？难道没有新作问世，不准备“乘胜追击”吗？……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地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糅着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着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地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着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分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地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箱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着疲倦的脚步，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地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地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地说：


    “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地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地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地注视着他，我沉痛地说：


    “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着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地看着我，试着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地用手抱着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着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着他，悲哀而无助，我说：


    “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地问。


    “离婚！”


    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地盯着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箱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


    “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地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拼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地催我去台北，信中说：


    不要漠视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不要辜负电视公司善意的安排，更不要让你的读者失望，许多读者，都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听听你的声音……


    庆筠说他会带小庆，叫我放心地去台北。他微笑地看着我，淡淡地说：


    “反正，有个出名的太太，丈夫是要付代价的！”


    我听出他语气中的落寞，却感到无能为力。哎！我奉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地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地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


    “怎么会认出我来？”


    “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着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