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明清两代的官制，也是沿袭前朝的。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内官的无相职，二、外官的区域扩大，级别增多。


    明太祖</a>初年，本来仍袭元制，设立中书省，以为相职的。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谋反废去中书省。二十八年，并谕群臣：“……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时候，天下大政，都分隶六部，而天子以一人总其成（倒像共和时代，废掉内阁制而行总统制似的）。但是这种办法，须天子英明，方办得到。后嗣的君主，都是庸懦无能的，或者怠荒不管事，其势就不可行了。于是殿阁学士，就起而握宰相的实权。殿阁学士（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文渊阁，及东阁“以其授餐大内，常在天子殿阁之下……故亦曰内阁”）本是文学侍从之臣，管“票拟”、“批答”等事，不过是前代翰林学士之流（诏诰的起草，在唐朝，本是中书舍人的职事。后来翰林学士越俎代庖，本是件越职侵权的事情。明初既废掉宰相，殿阁学士，起而承此职之乏，却是势极自然的）。但是其责职，终究不过在文字上而已。所以太祖时，尚不过预备顾问。成祖时，解缙</a>等居此职，才参与起机务来。仁宗时，杨荣</a>、杨士奇</a>，都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而又兼学士之职，其地位才渐次隆重。以后累朝，什么事情，都和内阁学士商量，其权限愈扩而愈大。到世宗时，夏言</a>、严嵩</a>就都赫然变作真宰相了。但是实权虽大，在名义上，终不过是个文学侍从之臣，好比天子的书记官一样，并没有独立的职权。明朝一代，弄得有权臣而无大臣（神宗时代，张居正</a>颇以宰相自居，时人已大不谓然了）。君主的无所畏惮，宦官的能够专权，未始不由于此。所以黄梨洲发愤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见《明夷待访录</a>》）。清初以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大学</a>士各一人，协理大学士二人，为相职。康熙</a>中，撰拟谕旨，都由南书房翰林。所以这时候，高士奇</a>等一班人，颇有权势。雍正</a>用兵西北，说是怕军机露泄，乃特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选阁臣和部院卿贰，兼摄其政，谓之军机大臣。另简部曹和内阁中书等，管理拟稿编纂等事，谓之军机章京。从此以后，枢务都归军机处了。


    六部在明朝，都以尚书</a>为长官，侍郎贰之。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分设许多清吏司，以办一部的事务。这是庶政的总汇。清朝：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又于其上设管理部务的大臣（吏、户、兵三部和理藩院都有。因最初设部的时候，原系以贝勒管理，后来虽设尚侍，吏、户、兵三部，都沿袭未废。管部大臣，清初兼用亲王郡王。后来以权太重。但用大学士），以致尚侍的权柄，亦不完全。理藩院虽名为院，亦设尚侍，官制和六部相同，但所用都系满蒙人。五口通商以前，西洋各国的交涉，也都是由理藩院办理的。咸丰十年，才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王大臣管理。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交部。有管部大臣一，会办大臣一，尚书一，侍郎一，又有左右丞及左右参议。派公使驻扎各国，起于光绪元年。其初系以京卿出使，仍留原职。后来才独立为一官，隶属外务部。分头二三等，平时所派，为二三等；遇有特别事务，才派头等。又有总副领事和领事，驻扎各国，以保护侨民。光绪三十二年，改设外务、吏、民政（以新设的巡警部改）、度支（以户部改，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学（以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以兵部改，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农工商（工部改，商部并入）、邮传、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务部外，都设一尚书，两侍郎，不分满汉。宣统元年，又增设海军部咨议府。尚书都改为大臣。而将吏礼部并入内阁。裁军机处政务处，另设总协理大臣，以图设立责任内阁。


    明清两朝，都察院的权最重。明制：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十三道监察御史（清十五道）。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巡漕等事，都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权最重。总督巡抚，本系临时派遣的官，后来因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所以巡抚常派都御史。总督亦兼都御史。清朝则左都副御史，都满汉并置。右都副御史，但为在外督抚的兼衔（六科给事中，掌谏诤及稽查，在明代亦为有实力的官。清朝雍正时，使给事中隶属都察院，遂失其独立的资格）。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三法司，明清两代都同。翰林院本系文学侍从之官，明朝从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翰林院的位置，骤觉崇高。詹事府本东宫官，清朝不设太子，此官但为翰林院升转之阶。宗人府管理皇族，在明代关系本不甚重要。但在清代，宗室爱新觉罗系一特别阶级，专归宗人府管理。凡宗室爱新觉罗议叙，专归宗人府，议处亦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办理，所以宗人府亦颇有关系。历代中央各官，大半为奉君主一人而设。清朝则此等官署，虽亦俱有，而实际上供奉天子的事情，大部分在内务府。又太监亦是为内务府管理的，所以又兼历朝内侍省之职。


    外官则明初改路为府。府之下为县。州则属州同于县，直隶州同于府。其上设布政按察二司，布政司掌民政，按察司掌刑事。也是行的两级制，而上有监司之官。但是元朝的行省，区域本嫌太大（这本不是认真的地方区划）。明初虽废去行省，而布政司所管的区域，却沿其旧，以致庞大而无当。又布政司的参政参议，按察使的副使佥事，都分司各道，遂俨然于府县之上，添设一级（道的名目很繁。在明时，最普通的，是“分巡”、“分守”和兵备。《明史</a>》说：“明初制恐守令贪鄙不法，故于直隶府州县设巡按御史，各布政司所属设试佥事。已罢试佥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分巡之始也。分守起于永乐间，每令方面官巡视民瘼，后遂定右参政右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兵道之设，仿自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至弘治中，本兵马文升</a>，虑武职不修，议增副佥一员敕之，自是兵备之员盈天下。”）。而明朝所遣总督巡抚，本是随时而设的，在清代又成为常设之官，其权力远出于两司之上，就不啻更加一级而成五级了。


    清朝对于东三省，治法颇为特别。奉天系陪都，设府尹，又有五部（除吏部）。府尹但管汉人，旗人的民刑诉讼，都归五部中的户刑二部；而军事上则属将军（其初盛京将军，尝为兼管府事大臣，后改于五部中简一人为之）。光绪二年，乃以将军行总督事、府尹行巡抚事。吉、黑但有将军副都统。末年乃设东三省总督，改为行省制。对于蒙古、新疆、西藏，亦用驻防制度。新疆于中俄伊犁交涉后，亦改为行省；而蒙藏则始终未能改省。对于外蒙古的驻防，有定边左副将军和参赞大臣，驻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参赞大臣，帮办大臣，驻扎科布多。对于青海、蒙古，则有西宁办事大臣，驻扎西宁，而对内蒙古和西套蒙古，无驻防。凡蒙旗都置札萨克，唯内属察哈尔土默特无札萨克，直接归将军副都统管辖。对新疆，有伊犁将军，统辖参赞、领队、办事、协办诸大臣，分驻南北路各城。对西藏，有驻藏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分驻前后藏。宣统三年，裁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左参赞与驻藏大臣，同驻前藏，右参赞驻后藏。


    第二节　学校选举


    中国选举之法，从唐到清，可以称为科举时代。这时候的选举，并非没有别一条路，而其结果，总是科举独盛。


    明初是学校、科目、荐举，三途并用，而太祖看得学校很重。其制：国学名国子监（南北二京俱有）。肄业于国子监的，谓之“监生”，而其中又有举监（举人）、贡监（生员）、荫监（品官子弟）、例监（损赀。起景帝时）之分。


    府州县皆立学，府置教授一，训导四，生员四十人。州置学正一，训导三，生员三十人。县置教谕一，训导二，生员二十人。其增广于定额之外的，谓之增广生员。前此所设，得食廪膳的，谓之廪膳生员。后来增广亦有定额，更于定额之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的，谓之附学生员。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和府州县官。英宗正统元年，专置提学官，以三年为一任。三年之中，考试两次。一次第其优劣，分为六等，谓之岁考。有科举的年份，又考试一次，取列一二等的，得应乡试，谓之科考（生员之额既多，初入学的，都称附学生员。岁科两考，名次高的，才得为廪膳增广生员）。士子不曾入学的，统称为童生。明朝立学最盛，府州县之外，诸卫所亦皆立学。又应科举的，必须先在学校毕业，而学校起家，可以不由科举。太祖时候，对于国学，极为注重。“司教之官，必选耆宿。”规则亦极完备。国学诸生，皆令其分赴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洪武二十六年，尝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为四方大吏的尤多。而台谏之选，亦出于此。就常调的，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然“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迨开纳粟之例，则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以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于是同处太学之中，而举监、贡监、荫监等和援例监生，出身又各不相同。而举人生员，亦都不愿入监，国学就有名无实了。这个自由于科目之势，积重已久。所以明太祖一个人的崇重学校，不能挽回。


    其科举之制，亦是但有进士一科。初场试四书</a>义三道，经义四道（《易》、《书》、《诗》、《春秋</a>》、《礼记</a>》五经</a>）。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子、午、卯、酉之年，在直省考试，谓之“乡试”，中式的谓之“举人”。第二年，到京师去，应礼部的考试，谓之“会试”（都分三场，所试如上所述）。中式的更由天子廷试（对策），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谓之“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试同进士出身。其经义的格式，略仿宋朝的经义。然有两特别之点：一、须“用古人语气为之”，二、“体用排偶”（所以谓之“八股”）。这种奇怪的文体，也有个发生的缘故。因为考试的时候，务求动试官之目。然应考的人多，取录的人少。出了题目，限定体裁，无论怎样高才博学的人，也不敢说我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动试官之目，就只有两种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试官看了，吃其一吓，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长，也是吓一吓试官的意思——这两种毛病，是宋朝以来就极盛的。要限制这种弊病，就于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种种法子：第一种办法，就是所以预防一的弊病。第二种办法，则是所以预防二的弊病的（因为要代古人说话，就是限定了，只准说某时代某一个人的话。其所说的话，就有了一定范围，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长〈所谓“汗漫难知”〉，骈文却不容易）。然而文体却弄得奇怪不堪了。


    清朝的学校选举制度，大抵沿明之旧。所不同的，则二场不试论判，及诏、诰、表，而于头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试帖诗一首。二场试五经文三篇。三场试策五道（乡会试同，殿试策一道）。此外康熙十八年，乾隆</a></a>元年，曾举行博学鸿词科。光绪二十九年，又曾举行经济特科，则系前朝制科之类（参看第五章第二节）。


    明清的科举制度，有可评论者两端。其一，学校科目，历代都是两件事。明朝令应科目的必由学校，原是看重学校的意思。然其结果，反弄得入学校的，都以应科举为目的，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属品——入学校的目的，既然专在应科举，而应科举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学校里学；则学校当然可以不入。到后来，学校遂成虚设。生员并不真正入学，教官也无事可做。其二，唐宋时代的科举，设科很多（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二节，及第三篇第十章第二节），应这时代的科举，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这是可能的事情。从王荆公变法之后，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已经不合理了。然而这时候，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论、策。经义所试的，是本经、兼经。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两朝，则应科举的人：一、于经之中，既须兼通《四书》、《五经》。二、明朝要试论、判、诏、诰、表，清朝要试试帖诗，这是唐宋时“制科”和“诗赋进士科”所试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场的策，前代也有个范围的（大抵时务策居多）。明清两朝，则又加之以经子，更其要无所不通。这种科举，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就连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其结果，变成只看几篇《四书》文，其余的一概不管；就《四书》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会做《四书》文的人，连《四书》也不必懂得的。于是应科举的人，就都变作一物不知的。人才败坏，达于极点了（戊戌变法，曾废八股，以策论经义试士。孝钦垂帘之后，仍复八股。辛丑回銮，又废八股，试策论经义。1905年，遂废科举。其事无甚效果，不足论）。


    第三节　兵制


    明朝的兵制，和唐朝的府兵，最为相像。其制系以“卫”、“所”统兵，而以“都督府”和“都司”，统辖卫所——凡都司，都属于都督府，但卫所亦有属都督府直辖的。其编制以百二十人为一百户，千二百人为一千户，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于京城。有左右都督、同知、佥事。都司有都指挥使，卫有卫指挥使，千户所有正副千户，百户所有百户。每百户之下，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自卫指挥使以下，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继。凡卫所的兵，平时都从事于屯田。有事则命将统带出征；还军之后，将上所佩印，兵亦各归卫所。统率之权，在于都督府；而征伐调遣，则由于兵部。天子的亲军，谓之“上直卫”。此外又有南北京卫，都以卫所之兵调充。凡此，都和唐朝的兵制，极相像的。但是后来，番上京师的“三大营”，既然腐败得不堪；而在外的卫所，亦是有名无实。


    清朝的兵制，则初分“旗兵”、“绿营”，后来有“勇营”，再后有“练兵”。末年又仿东西各国，行“征兵”之制。


    旗兵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八旗太祖时就有。其初但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来兵多了，才续添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蒙古、汉军八旗，则均系太宗时所置。每旗置都统一，副都统二。凡辖五参领，一参领辖五佐领，一佐领辖三百人。入关之后，八旗兵在京城的，谓之禁旅八旗，仍统以都统副都统。驻守各处的，谓之驻防八旗，则统以将军副都统。八旗兵都系世袭。一丁受饷，全家坐食。其驻防各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城而居。尚武的风气，既已消亡，而又不能从事生产。到如今，八旗生计，还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绿营则沿自明朝，都以汉人充选，用绿旗为标志，以别于八旗，所以谓之绿营。皆隶于提督、总兵。总兵之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提镇归督抚节制。督抚手下，亦有直接之兵，谓之督标、抚标。其兵有马步之别。


    乾隆以前，大抵出征则用八旗，平定内乱，则用绿营。川楚教民起后，绿营旗兵，都毫无用处，反借乡兵应战。于是于绿营之外，另募乡民为兵，谓之练勇。太平军起后，仍借湘淮军平定。于是全国兵力的重心，移于勇营（勇营的编制，以百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马队以五十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水师以三百八十八人为一营）。法越之役，勇营已觉得不可恃，中日之战，更其情见势绌了。


    于是于勇营之外，挑选精壮，加饷重练，是为练军。各省绿营，亦减其兵额，以所省的饷，加厚饷额，挑选重练。


    练军之中，最著名的，为甲午战后所练的武卫军。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驻扎畿辅。而其改练新操最早的，则推湖北的自强军（张之洞</a>总督湖广时所练）。


    征兵之制，实行于1907年。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有身家的，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放归田里，谓之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三年，则脱军籍。其军官之制，分三等九级。上等三级，为正副协都统，中等为正副协参领，下等为正副协军校。


    水师之制，清初分内河、外海。江西、湖南、湖北战船，属于内河。天津、山东、福建战船，属于外海。江、浙、广东，则两者兼有。以水师提督节制之。太平军起后，曾国藩</a>首练水师，以与之角逐，遂成立所谓长江水师，而内河水师亦一变。事平以后，另练南北洋海军，而外海水师之制亦一变（从前《广智书局》出有夏氏所著《中国海军志》一册。于清代海军沿革，叙述颇详，可供参考。又甲午以前海军情形，亦散见《东方兵事纪略》、《中东战纪》两书中）。


    火器沿革，见《明史》卷九十二和《清朝全史》第十四第三十七两章。文长不能备录，可自取参考。


    第四节　法律


    明清两朝的法律，也是一贯的。日本织田万说：


    支那法制，与国民文化同生。悠哉久矣，唐虞三代，既已发布成文法（《尚书·舜典》之“象以典刑”云云，即当时成文法制定之证）。至编纂法典，在春秋战国时代。魏李悝作法经六篇，是为法典之嚆矢。秦商鞅</a>改法为律，汉萧何据之，成律九章……而后历朝皆有刑律之编纂；至于后世，益益完备……至行政法典，起原何时，殊难确定。要其大成，端推唐代。唐作《六典》，载施政之准则，具法典之体裁，为后代之模范。以视汉以来之所谓律，所谓令，所谓格，所谓式者，大有殊焉（《六典》作于开元十年，经十六年而始成。为卷三十。曰六典者，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明及清之会典，以之为蓝本焉。


    由是观之，支那古来，即有二大法典：一为刑法典，一为行政法典。清国蹈袭古代遗制……用成《大清律》及《大清会典》二书：二书所载，为永久不变之根本法，其适用之界限颇宽。且其性质以静止为主，不能随时变迁。故于法典之外，为种种成文法，以与时势相推移。详其细目，以便适用；而补苴法典之罅漏……（《清国行政法》，据法学研究社译本）


    这几句话，于中国法律的沿革，说得很清楚。便是：一、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二、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得较为整齐。


    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的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做法律适用，弊窦相同（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缘故。


    明朝的刑法，就是所谓《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行天下”（详见《明史》卷九十三）。当草创之初，律令总裁官李善</a>长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所以《明律》的大体，是沿于《唐律》的。其诸律的总纲，谓之名例律，冠于篇首。此外则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其刑法，亦分笞、杖、徙、流、死五等。五刑之外，又有充军和凌迟。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者。充军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各等，又有“终身”和“永远”之别。


    清朝的法律，编纂于顺治</a>三年，全以《明律》为蓝本，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条例，有应存者，详加酌定，刊刻通行。”名曰《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御史盛苻升奏请以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内。诏以尚书图纳、张玉书</a>等为总裁。至四十六年，缮写进成，“留览”而不曾“发布”。雍正元年，诏大学士朱轼</a>、尚书查郎阿等续成之。至五年而全成，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命律例馆总裁三泰等，更加考正。五年，纂入定例一千条，公布施行。自此以后，合律和条例为一书，遂称为《大清律例</a>》。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有律例馆，附属于刑部。届修纂之年，则由刑部官吏中，任命馆员，事终即废（参看《清国行政法》第一篇第二章）。其律分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大目。刑分笞、杖、徙、流、死。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充军，与明同。而凌迟之外，又有枭示。较充军更重的，则发至黑龙江等处，给戍兵为奴，谓之发遣（充军分附近、边卫、边远、极边、烟瘴五等）。


    司法的机关，除各级行政官都兼理刑狱外，在内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明清两代，都是如此。亦系慎重刑狱之意。


    而明朝最野蛮的制度，则系镇抚司、锦衣卫、东西厂，并起而操刑狱之权，其略已见第二章第一节（详见《明史》卷九十五）。清朝的时候，对于八旗，本来不设治民之官，所以其刑狱，亦由将军副都统兼管（八旗包衣，由内务府审理）。外藩如蒙古等的诉讼，则各由该部长自理。不服上诉，则在理藩院。这个都可称为特别审判。五刑之制，定于隋代。虽然远较秦汉时代的法律为文明，而比诸近世的法律，则尚不免嫌其野蛮。且如裁判制度、诉讼手续等，亦觉其不完备。所以从海通以后，各国借口于我国的法律不完，遂都在我国施行领事裁判权。末年有改良法律之议，乃将枭示、凌迟删除，军遣、流、徙，改为做工。笞、杖，改为罚金。又编订《刑律》、《民律》、《商律》和《刑民事诉讼法》。且拟改良审判制度。然均未及实行（参看第一节）。


    第五节　赋税制度（上）


    明初赋役的制度，却较历代为整齐。这个全由于有“黄册”和“鱼鳞册”之故。明朝田赋，仍行两税之法，分为夏税秋粮。其征收之额，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役法：民年十六为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以户计的，谓之甲役。以丁计的，谓之徭役。出于临时命令的，谓之杂役。亦有力役雇役的区别。黄册的编造，起于洪武十四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鱼鳞册之制，则起于洪武二十年。“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黄册是有田有丁的，一查黄册，便可知道这一家有多少丁，多少田。而田的好坏，以及到底是谁所有，又可把鱼鳞册核对。据此以定赋役，一定可以公平的了。但是到后来，鱼鳞册和黄册，都糊涂不堪（鱼鳞册甚且没有。黄册因要定赋役之故，不能没有，然亦因和实际不合，不能适用。有司“征税编徭”，乃自为一册，谓之“白册”）。据了鱼鳞册，找到了田，因无黄册之故，无从知田为何人所有。白册上头，载了某人有田，某人无田；某人田多，某人田少，也无从考核其到底是否如此。因为无鱼鳞册，不知其田之所在，无从实地调查之故。于是仍旧弄得穷的人有税而无田，富的人有田而无税。“无税的田”的税，不是责里甲赔偿，便是向穷民摊征。而国课一方面，也大受影响。历代承平数世，垦田和岁人的数目，都要增加的，独有明朝，则反而减少（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天下垦田8507623顷68亩。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反只4228058顷）。于是有丈量之议，起于世宗时。然实行的不过几处，神宗时，张居正当国，才令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以三年毕事。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小民无处粮”，赋税之制，总算略一整顿（但是明初量地的弓，本有大小之不同。这一次，州县要求田多，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其役法，则弄得名存实亡而后已。按力役之法，本来不大合理。与其课以力役，自不如课以一种赋税，而官自募役之为得当。但自唐宋以来，除王荆公外，总不能爽爽快快，竟行募役。而到后来，辗转变迁，总必仍出于雇役而后已，这也可见事势之所趋，不容违逆的了。明初的役法，本来是银差力差（银差即雇役），各从其便的。当时法令甚严，“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至流徙”。所以役法还算宽平。后来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于是有“专论丁粮”之议。英宗正统初，佥事夏时</a>，行之于江西，役法稍平。神宗以后，又行“一条鞭”之法。总计一州县中，人民应出的租税和应服徭役的代价，一概均摊之于田亩，征收银两。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赋，而豁免差役了。主张田税和差役，不可并为一谈的人，不过说“徭役应当由富人负担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所以力役的轻重，应当调查人户的贫富另定”。然而贫富的调查，决难得实，徒然因此生出许多扰累来。倘然征税能别有公平之法，不必尽加之于田亩，自然是很好的事情。若其不然，则与其另行调查人户的贫富，以定力役，还毋宁多征些田税而免除力役，让有田的负担偏重一点，因为倘使不然，徒然弄得农民的受害更甚。


    鱼鳞册和黄册是一种良法，一条鞭则出于事势之自然，所以都为清代所遵循。清朝户口之法，其初系五年一编审。州县造册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抚，督抚以达于部。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十户为一甲。甲系以户，户系以丁（民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计丁出赋，以代力役，都和明制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一以五十年册籍为准。雍正年间，遂将丁银摊入地粮。于是乾隆初，停五年编审之制，民数凭保甲造册（保甲之法：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有长。每户发给印单，令其将姓名职业人数，都一一书写明白）。每年十一月，随谷数奏报（八旗户口，三年一编审。由将军、都统、副都统饬属造册送部）。田税亦分夏税，秋粮。当编审未停以前，州县亦有黄册和鱼鳞册，用一条鞭法征收。编审停后，就只剩一种鱼鳞册了。清朝征税之制，又有一种“串票”。写明每亩应征之数，交给纳户，以为征收的凭据。其法起于顺治十年。初用两联，官民各执其一。因为奸胥以查对为名，向纳户收回，以致纳户失掉凭据，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官民与收税的人，各执其一。编审停后，造串票仅据鱼鳞册。因为丁赋业经摊入地粮，征收只认着田，所以无甚弊病。


    又历代赋税，都是征收实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还很多。见《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银，从此遂以银为常赋了（清朝漕粮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银，本色征米。无漕粮处，一概征银）。这也是税法上的一个大变迁。其理由都在币制上，可参看第七节。


    又明朝的时候，浙西地方，田赋独重。其原因起于宋朝南渡之后，豪强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极重。其后变作官田遂以私租为官税（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五节）。有元一代，这种弊窦，迄未革除。张士诚据浙西时，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明太祖攻张氏时，苏州城守颇坚。太祖大怒，尽借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的（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a>《大学衍义</a>补</a>》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均，可谓达于极点了。从建文以后，累次减少（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所减尤多）。然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以与张士诚一个人反对，而流毒及于江南全体的人民，这种政治，真是无从索解了。


    第六节　赋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蔚为大宗的，就是盐茶两税。明代的盐，亦行通商法，而两淮、两浙的盐，则又兼行人中法。谓之“开中”，其初颇于边计有裨。后因滥发盐引，付不出盐，信用渐失。孝宗时，乃命商人纳银子运司，给之以引。而以银供给边用，谓之银盐法。清代的盐则由户部发引，商人纳课于运库或道库（盐法道），然后领引行盐。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袭，就变成一种商专卖的样子（这种引谓之正引。有时引多商少，则另设票售之于民，谓之票引。票引是没有地界的，商人亦系临时投资）。国家为收盐税起见，保护这几个商人专卖，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制的时候，是算定什么地方要多少盐，然后发引的。所以引数和一地方需盐之数，大略相当。到后来，户口多了，盐便不够销——或因特别事故，户口锐减，则又不能销。（二）什么地方吃什么盐，初时也是根据运输的状况定的。后来交通的情形变了，而引路依然，运输上也不利益。（三）因盐不够销之故，商人借官引为护符，夹带私盐，销起来总要先私而后公，于是官盐滞销，而国课受其影响。（四）而且商人的得盐，有种种费用，成本比私盐为重，运输又不及私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夹带的盐，也敌不过私贩的盐，何况官盐？（五）私贩既有利可图，就成无赖棍徒的巢窟；于产盐和邻近产盐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六）私销既盛，不得不设法巡缉。然实利之所在，巡缉是无甚大效的。其结果，反弄得巡缉之徒，也扰害起人民来。（七）保护部分人专利，使人民都食贵盐等根本上的不公平，还没说着，其流弊业已如此。这种违反自然状况的税法，是不可不根本改革的。茶亦行通商法。明代尝设有茶马司，由官以茶易西番之马，禁止私运。初时也很有成效。后来私茶大行，价较官茶为贱，番人都不肯和官做交易，遂成为有名无实的事情。清代之茶，无官卖之事，但对蒙、藏，仍为输出之一大宗（通商以后，丝茶亦为输出之大宗。其事甚长，非本篇所能尽，故不论）。


    此外杂税尚多。在明代，大抵以税课司局收商税（三十取一），抽分场所科竹木柴薪、河泊所取渔课。又有市肆门摊税、塌房税（官设的货栈）、契税等。明代此项杂税，大抵先简而后繁。随时随地，设立的名目很多，就《明史》也不能尽举。清代牙税契税，是通十八省都有的。此外，芦课、矿课、渔课、竹木税、牛马牲畜税等，则随地而设，都由地方官征收。


    商业上，内地的通过税，明朝本来就有的。宣宗时，因钞法不通，于各水陆冲衢，专一设关收钞，谓之钞关（参看下节）。其初本说钞法流通之后，即行停止的，然此后遂沿袭不废，直到清朝，依然存在。清朝的关，有常关、海关之分。常关专收内地的通过税。有特派王大臣监督的（京师崇文门左右翼），有派户部司员监督的（河北的张家口、山西的杀虎口），有由将军兼管的（福州闽海关），有由织造兼管的（苏州浒墅关、杭州南北新关），各省钞关税，由督抚委道府监收。后来离海关较近之处，都归并洋关管理。洋关则各关都有税务司，其上又有总副税务司，都以洋人充之，由海关道监督。光绪三十二年，又特设督办税务大臣，以董其事。税额：洋货进口，土货出口的，都值百抽五，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的，值百抽二点五，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的，在三十六个月以内免税，逾期照正税一样完纳，为复进口正税。洋商运货入内地，和入内地买土货的，都值百抽二点五，为内地半税。税则列入约章上，成为协定税率，是中国和外国人交涉以来，最吃亏的一件事。《辛丑和约》曾订明裁厘之后，加税至一二点五，但到如今没有实行。厘金起于洪杨之时，本说事平之后即行裁撤。其后借口地方善后，就此相沿不废。各省都由布政司监督，委员征收。有分局，有总局，一省多者百余处，少亦数十处。层层阻难，弄得商贾疾首蹙额。其实国家所得的进款，不及中饱的一半，可谓弊害无穷（税厘制可参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节）。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明清两代币制的变迁，也得略论一论。在这两代，可称为“钞法废坏，银两兴起”的时代。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也颇想仍用铜钱；但是这时候，铜钱业已被钞币驱逐净尽了，要用铜钱，不得不鼓铸。而要鼓铸，则（一）要多大的一笔费用，国家一时颇难负担。（二）责民输铜，人民颇以为苦。（三）私铸颇多。（四）而商贾也有苦铜钱太重，不便运输的。于是乃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系钞1贯=钱1000=银1两=金1/4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行之未久，钞价便已跌落。于是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然到底不能维持。价格跌落，至于只有千分之一二。到公元1428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于停造新钞。然而已出的旧钞，还无法收回。于是想出种种法子来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总括为两种：一种是添设新税目；一种是旧有的税，加增税额。本来征收别种东西的，也一概收钞。收回了，都一把火烧掉。这种临时加增的负担，有许多就变作了永久的。这要算我国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滥发纸币”最后之赐了。


    从此以后，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就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直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从钞币行用以后，倒又已破坏了，一时不能恢复。而“银”就应运而兴。


    钞法既坏，铜钱又无，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所以《金史</a>》上说：金哀宗末年，民间就但以银市易了（元朝的行钞，亦用银相权）。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还在那里行钞。所以银的作为货币，还没有发达完全。到钞法已废之后，这种趋势，就日甚一日了。田税征银，已见第五节。其余各方面的用银，见于《明史》的，今再略举如下：


    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正月，户部奏准扬州、苏、杭、九江等处船料钞二贯，收银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奏准凡课程：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及天下税课司局，仍旧钱钞兼收外，余钞关及天下户口食盐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钱七文，折收银一分（按：这都是为收钞起见，临时增设的税。现在钞已收尽，故改而征银）。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户口盐钞，仍折银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五月，户部奏准将明年应征旧欠户口食盐钱钞，及崇文门分司商税钱钞俱折银。


    十四年九月，令各处钞关，并户口食盐钱钞，俱折收银。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直隶巡按魏有本，奏请钞关俱折银。从之。


    从此以后，银两便变作“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终明清两朝，都未能使银进为铸造货币，以成为本位货币；仍旧听他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以致弄成无本位的神气。


    清朝对于铸钱，颇能实行前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其鼓铸，在世祖的时候，就颇认真的）。户部设局，名曰宝泉。工部设局，名曰宝源。各省亦多设局，即以其地为局名。初时铸钱，每一枚重一钱，后加至一钱二分，又加至一钱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钱二分为常制（欲知其详，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a>》作参考）。亦知银铜二者，不能偏废。乾隆时，屡有上谕，责令各省官民，满一贯以上，便要用银。但是货币是量物价之尺，就是价格的单位。价格的单位，同时不能有两个的。银两是一种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认为货币的铜钱，常保一定的比价，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倘使这时候，能悟到银两与银币不是一物；把银也鼓铸成一种货币，且单认银为货币，而把铜钱当成银币的辅助品；中国就早可进为银本位之国。本位观念既已确立，就再要进而为金本位，也容易许多了。惜乎清朝顺、康、雍、乾四朝，对于币制，都很有热心整顿，始终没想得穿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银两需用既广，而实际上专用秤量量法，也觉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国交通以后，墨西哥的银币，就成为一种商品而输入了。这是“钞币废而银两兴”（而且中国自古是专用铜币的，到这时代，才可以称为银铜并用）的时代中的得失。至于中国现在，究应进为金本位；抑应废金用纸，径与货物相权？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是本书所能兼论的。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明清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关系极大。这种变迁，起于明末，而极盛于清朝乾嘉之时；道咸以后，又别开异境，就和最近输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触。要论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几句话。他说：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杂志》三卷三号梁启超</a>《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原来中国学术，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此时期可称为创造时期。中国一切学术，都从上古时代逐渐发生，至春秋战国而极盛（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二、两汉时期。此时期可称为经学时期。因此时期之人，对于学问，无所发明创造；只是对于前一期的学问，抱残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只得儒家一家。此时期中又可分为两时期：前汉的今文学，是真正抱残守缺，守古人的遗绪的；后汉的古文学，则不免自出心意，穿凿附会，但其尊信儒家则同（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节）。


    三、魏晋时期。东汉时代的学问，不免流于琐碎，又不免掺入妖妄不经之说，渐为人心所厌弃。由是思想一转，变而专研究古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变成哲学，存于儒家道家书中，而魏晋以后的神仙家，亦窃取其说以自文的。合观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及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中国古代的哲学，虽然高尚，究竟残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则本来偏于宗教和哲学方面。这时代，佛教以整然的组织，成一种有条理系统的哲学而输入，自然受人欢迎（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五、宋元明时期。这一派的学术，可谓对于佛学的反动力，因为佛学太偏于出世之故。但其学问，实在带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节）。


    六、晚明有清时期。这时期可称为“汉学”时期，便是现在所要论的。


    原来中国人的学问，有一个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谓空，不是抱褊狭的现实主义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对象，在于纸上，而不在于空间（譬如汉朝人的讲经学，就不是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儒家的经为对象）。这是由于尊古太甚，以为“宇宙间的真理，古人业已阐发无余；我们只要懂得古人的话，就可懂得宇宙间的真理”的缘故。


    这种毛病，是从第二期以后，学术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学术是要拿来应付事物的。这种学术，拿来应付事物，总不免要觉其穷。于是后一期的学术，起而革前一期的学术的命。第五期的学术，是嫌第四期的学术，太落空了，不能解决一切实际的问题而起的。然而其实第五期的学术，带有很多第四期的学术的色彩；而且仍旧犯了“以古人之书为研究的对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应付一切实际的问题。到后来，仍旧变为空谈无用。明朝的时候，王学出，而其落空也更甚。这种学术的弊坏，达于极点，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汉学，乘之而起。汉学虽亦不免以古人的书为对象；但（一）其所“持为对象的古人的书”，是很古的，很难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种种实事求是的考据手段。因为用了这种手段，而宇宙间的真理，也有因此而发明的（考据古书，本是因为信古书而起。然其结果，往往因此而发现古书的不可信）。（二）其所持为对象的，是第一期人的书（传注虽是汉人的书，实际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遗说）。“以古人之书为对象，而不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还是以事物为对象。看他的书，好比看初次的摄影一样，究竟去事物还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间事物”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贯的。这是经过汉学时代之后，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这一期学术之中，又可分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适当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a>。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a>》，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a>、王夫之</a>、颜元</a>、刘献廷</a>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其最著的，如万斯大、万斯同</a>、邵晋涵、全祖望</a>、章学诚</a>等）。献廷的书不传。又他所研究的学问（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刘继庄传》），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相去得太远了。颜元是专讲实行的，凡是书本上的功夫，他一概不认为学。主张研究兵农，身习六艺。这一派学问，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甚适于发达（因为专制的时代，不容人民出来做事。中国社会是静的，也不欢迎出来做事的人）。所以到后来，专讲做实事的颜元一派消灭了，讲一种特别的学问的刘献廷一派也不传。因为当时的思想，带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之故（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于后世的事情，无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并其力于考古之一途。于是史学等也不甚发达，而清朝人的学问，遂集中于经。继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攻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阎若璩</a>，著《易图明辨</a>》，以攻宋以后盛行的河洛图书的胡渭</a>等（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节）。这一派人的学问，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说，求其可信者而从之”，不一定薄宋而爱汉，可称为“汉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吴两派。皖派起于戴震</a>，其后最著的，为段玉裁</a>、王怀祖、王引之。王氏之后，为最近的俞樾</a>、孙诒让</a>。吴派则惠周惕</a>、惠士奇</a>、惠栋</a>，三世相继。其后著名的，如余萧客</a>、江声、江藩</a>、王鸣盛、钱大昕</a>、汪中</a>等。这一派的特色，在于专标汉儒，以与宋儒相对待。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个不同。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这是汉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这是纯正的汉学。若绝不问人，单是坐在屋子里，凭虚揣度，便变成宋学了）。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所以循进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汉宋兼采派，当然要进为第二期的纯粹汉学派。这一期可称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前此亡逸的经说，都在这一期中辑出。汉人的传注，有不明白的，在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记》外，《十三经</a>》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学问，经学而外，最发达的是小学</a>，在这一期中，也焕然大明。讲考据最切要的功夫，使古学复明最紧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辑佚，到这一期而其法大备。又推治经之功，以旁及诸子，且及于史，真能使古学灿然复明。近人以清朝的汉学，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一期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了。


    第三期与第二期，同是汉学，然可对第二期的古文学而称为今文学。汉朝人的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两派（已见第二篇第八章第六节）。既然复古，要复得彻底。以“东门失火，在西门判断传说，先审查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等条件”为例，当然今文的价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后，又有这一期，也是当然的趋势。这一派的学问，发生于武进的庄（存与）、刘（逢禄）。而传衍于仁和之龚（自珍）、邵阳之魏（源）。播之于近代的王闿运</a>、皮锡瑞</a>、廖平</a>。而康有为</a>创孔子</a>托古改制之说，直追寻到儒家学说的根源。且可见得社会是进化的，古代并不比后世好（好的话，是改制者所托）。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制的孔子，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后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这一点，不能与其余迷信者流，等量齐观）。


    第六期的学术，如剥丝抽茧，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


    清朝的学术，在别一方面的，要论起来，也还多着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时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