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a>》、《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地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就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地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十四章第八节参看）。


    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a>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a>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胤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倘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地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a>的《庸庵笔记》）。


    文宗从公元1860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亲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亲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a>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a>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空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a>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地变成“外重”的趋势。


    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都在孝钦手里。穆宗虽是孝钦后所生，却和孝钦不甚协。关于国事，孝贞后差不多全不过问。至于家事，却偏要问问信。公元1872年，穆宗年已十八岁了，就有大婚问题发生。孝贞后主张崇琦的女儿，孝钦后主张凤秀的女儿。两宫相持不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拣了崇琦的女儿。孝钦不悦，禁止他到皇后宫里去。穆宗郁郁不乐，就此出去“微行”，因而传染了病。公元1874年，死了（第二年，皇后绝食自杀）。清朝当世宗时候，定“储位密建”之法。皇帝将拟立的儿子，亲自写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高宗时，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从高宗的儿子一辈起，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阖、增、秩”十二个字命名。穆宗是载字辈的人，死后无子，应当在溥字辈中选立。然而一者，孝钦不愿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亲，奕的福晋，是孝钦的妹子。三者，德宗年只四岁，便于母后专权。于是孝钦就决意选立了德宗。两宫从公元1873年穆宗大婚之后归政，到此不满两年，却又垂起帘来了。


    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她。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公元1881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地腐败起来了。德宗于公元1889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愤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a>修《四库总目</a>》，对于艾儒略</a>的《职方外纪</a>》，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a>所著的《海国图志</a>》，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是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公元1860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资，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曰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 George C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a>、梁启超</a>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康有为是一位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a>》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倡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德宗亲政以后，内受孝钦后的钳制，外面则有不懂事的恭亲王，从同治以来，久已主持朝政，遇事还得请教他。其余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也都是顽固不堪，只有大学</a>士翁同龢，是德宗的师傅，颇赞助变法之议。公元1898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旋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然而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说德宗有病，再行临朝。说新党要谋围颐和园。把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a>、杨深秀六个人杀掉。有为、启超逃走海外，于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参看近人梁启超所著《戊戌政变记</a>》）。太后阴有废立之意，密询各督抚，各督抚都不赞成。外国公使，也表示反对之意。太后要捕拿康、梁，而外国照国事犯例保护，不肯交出。康有为立保皇会于海外，华侨响应，也时时电请圣安，以阻止废立。太后骂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要想概行禁绝，而在租界上的，又办不到。于是太后痛恨外国人，就起了一个排外之念。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原是预备废立的。虽然一时不能办到，而载漪因此野心勃勃。当时满大臣中，像荣禄、刚毅等，又存了一个排汉的念头（荣禄说：练兵本不是打外国人，是为防家贼起见。刚毅说：宁可把天下送给外国人，不要还给汉人）。汉大臣徐桐等则顽固不堪（徐桐至于疑心：除英、俄、德、法、美、日等几个强国外，其余的外国，都实无其国。都是一班新党，造了骗骗人的）。朝廷上头，布满了腐败污浊的空气，恰又有一个义和团，顺应他们的心理而发生，就要演出古今未有的怪剧了。


    义和团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义和团来？其中也有个缘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愤，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倘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人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至于义和团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知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宇，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倘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


    义和团是起于山东的。公元1899年，毓贤做山东巡抚，非但不加禁止，而且颇加奖励；于是传播大盛，教案时起。毓贤旋去职，袁世凯</a>代为巡抚，痛加剿击。义和团都逃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又非常欢迎他。载漪、刚毅、徐桐等，就把他召入辇毂之下，称为义民。于是义和团大为得意，公然设坛传习，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毁电线，甚至携带洋货的，亦都被杀。京津之间，交通断绝，外国公使向中国政府诘问，中国政府，始而含糊答应，继而董福祥以甘军入都，于是公然下诏，和各国同时宣战。又下诏各省督抚，尽杀境内外人（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a>，联合各省，不奉伪命；且和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的条约。所以东南得以无事）。派董福祥的兵，会同义和团，攻击各使馆。从中也有暗令缓攻的，所以没有攻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都被戕。不多时，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八国的联兵到了，攻破大沽。聂士成拒敌天津（这时候，义和团骚扰得更不成样子了。聂士成痛加剿击，义和团大恨。士成和联军交战，义和团反从而攻其后。直隶总督裕禄，是深信义和团的，又遇事掣士成的肘，士成恨极，每战辄身临前敌），战死了。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发兵入援，也兵溃而死。太后和德宗，从居庸关走宣化，逃到太原，旋又逃到西安。联军入京城，又派兵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以剿击义和团。直隶省中，受蹂躏的地方不少，京城被荼毒尤酷。


    这时候，李鸿章方做两广总督。乃调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庆亲王奕</a>劻，同为全权议和（鸿章死后，代以王文韶）。外人要求惩办罪魁，然后开议。于是杀山西巡抚毓贤；黜载漪爵，遣戍新疆；褫董福祥职；刚毅先已自尽，仍追夺其官；其余仇外的大臣，也分别议罪。1900年，和议成。


    1.赔款四万五千万两——金六千五百万镑。


    2.派亲王大臣，分赴德、日谢罪。


    3.许各国驻兵京城，保护使馆。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


    4.拆毁天津城垣和大沽口炮台。


    5.各仇教州县，停止考试五年。


    这一年八月里，太后和德宗回銮。回銮之后，自觉得难以为情了，乃再貌行新政，以敷衍天下。然而这种毫无诚意的变法，又哪一个信他呢？


    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上）


    庚子之变，所闯下来的祸，还不止以上所说的呢！原来关东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实也算不得它的老家，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清朝入关以后，还想把它保守着（倘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他就无家可归，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东三省的形势和蒙古的关系，又很为密切的。所以想把这两处，统统封锁起来。关东三省中，只有少数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汉人出关耕垦，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也要领了票据，然后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无非怕汉蒙联合，要想把汉蒙隔绝了，满蒙却联结一气，以制汉人，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拓展之力。康熙</a>时，山东的人民，已经陆续地向关东移住了。康熙时的禁令，是极严的，终究是有名无实。到乾隆</a></a>时的上谕，就说：“这件事，朕也明晓得了。现在内地人满，而关东地旷，一定厉行禁令，不准他去，又岂是帝王之道呢？朕也就默认了他吧。”——难道高宗没有满汉的界限吗？不是，他满汉界限的色彩，浓厚得很呢！不过明知道这种禁令，厉行也无益，落得解除掉罢了。汉人移殖关东的，共有三种：一种是因山东东部，土地瘠薄，人民渡海而往的。这种人，大约沿奉、吉两省的官道，自南而北。一种是犯流刑的人，在关东成家立业的。一种是咸、同离乱之际，出长城到蒙古东部，从蒙古东部而入吉、黑的。乾隆时，默认禁令的解除，嘉道以后，并偶有官自开放，招汉民前往开垦的事。因汉民移住的多了，并且渐渐地设立起州县来（最早的长春厅设于嘉庆初年）。移住蒙古的，则是太平军、捻军兴起，然后大盛的。原来蒙古人有了土地，不大会利用，把地租给汉人而收其租，却是很有利益的。所以清朝虽替他保护土地，禁止汉人前往开垦，而蒙古王公，却有私占公地，招汉人前往开垦的。就蒙民，也有愿将土地租给汉人的（到后来，又说土地给汉人占去了，蒙人就穷了。其实汉人何尝白占他的土地来）。所以从咸同以后，内蒙近边之处，也逐渐开辟。到后来，到底至于设立厅州县。


    这种封锁的政策，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毕竟把汉人的移殖，阻止得缓了许多。现在蒙满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倘使当初不存在“联合满蒙，以制汉人”的谬见，早早把满蒙开放，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到现在，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怕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得加倍不止。绝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反忧其“瓠落而无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汉官昏聩，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聩，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倘使早早招徕汉人，设置州县，沿边的情形，也总要比较好些。像公元1856、1860年两年，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会有吧？总而言之，从古以来，只听见“移民实边”，没听见“限民虚边”，清朝这种政策，“实在是限民虚边”的。到后来，反又忧其“边之不实”。不知这“边之不实”，是谁弄出来的。所以谋“独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总是最大的罪恶。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从东省铁路成后，俄人借名保护，沿路驻兵。一种侵略的势力，业已赫然不可侮了（以哈尔滨为陆上的中心，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以旅顺为东方舰队根据地）。偏偏庚子这一年，伪诏排外的时候，黑龙江将军奕山，又遵奉维谨，和俄国人开起兵衅来。攻哈尔滨，不克。攻阿穆尔省，又不克。俄人反举兵南下，连陷瑷珲、齐齐哈尔，寿山死之，因据吉林、奉天省城，挟将军以令全省。辛丑和议成时，俄人借口与中国有特别关系，不肯置议。回銮以后，要索中国政府，另订特约，被日、英、美三国阻止。这时候，各国相继撤兵，俄人迫于公议，无可如何，公元1902年三月初一日，和中国订撤兵之约。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撤奉天，第二期撤吉林，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到第二期，就并不实行，反把已撤的兵调回。这时候，俄人在东三省的势力，炙手可热。日本人乃提出“满、韩交换”，要求俄国人不干涉朝鲜，日本人亦不干涉满洲。俄国人不听，于是日俄开战——在中国地方交战，中国人反宣告中立——其结果，俄人败绩。旅顺、奉天俱给日人打破，东洋和波罗的海舰队，也都给日人打败了。乃以美国的调停，议和于朴茨茅斯。其结果：


    1.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日本。


    2.将库页岛的南半，割与日本。


    3.旅顺大连，转租于日。


    4.认日本独立经营朝鲜。


    从此以后，就发生南北满的名词。东三省的北半，属于俄人的势力范围，其南半，日本人就视为禁脔了。至于朝鲜，则日俄战后，名为改为立宪（改国号曰韩），实则日本人即置统监于其国，尽夺其一切政权。公元1910年，韩王派代表到万国平和会，陈诉日本的行为，日本人就迫韩王让位于其子，不多时，就宣布日韩合并。


    日俄战后，日本派小村全权到北京，和中国订立《满洲善后协约》。由中国承认：将旅顺、大连转租于日，及长春以下的铁路割归日本，并订“附约”十一款。


    （一）开凤皇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二）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三）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


    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道，改为商用铁道——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不计外，以两年为改良工事之期。工竣以后十五年，中国得以收买。


    中日合设公司，采伐鸭绿江材木。


    于是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二亿元。其一亿，由日政府投资，以已成铁路和附属财产充之。其又一亿，名为听中日人共同投资，其实中国人全无资本——以租借地为关东州，设立都督府。


    《满洲善后协约》订立于公元19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约中订明以十二个月为日本运兵归国之期；则其工事着手，应在公元1906年年底。乃日本直到公元1909年，才要求派员会勘线路。由邮传部派交涉使与日人会勘。会勘既定，日人要求收买土地。政府委其事于东三省总督锡良。锡良忘了该路路线，日本业与部派人员勘定，忽主张不准改易路线。交涉就起了龃龉。日本遂取“自由行动”的手段，即时动工。中国无如之何，只得由锡良和巡抚程德全，与日人补结《协约》。而所谓“满洲五悬案”，也同时解决。满洲五悬案是：


    一、抚顺煤矿。日人主张为</a>东清铁道附属事业。中国人说在铁路路线三十里以外。日本人说：《东清铁路条例》，准许俄国人采矿，本没限定里数；而且俄国人所采的矿，大抵在三十里以外。


    二、间岛问题。图们江流域长白山附近的中韩国界，清朝康熙年间，两国共同派员勘定。规定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境界。于长白山（朝鲜人谓之白头山）上，立有界碑。图们江北，中国曾设立敦化县和珲春厅，而人民甚为寥落。同治年间，朝鲜咸镜道人民，越江开垦。光绪年间，乃于其地设立延吉厅，课其租税。日本既以朝鲜为保护国，突于公元1907年，由统监府派宪兵，设理事官于其地。


    三、新法铁路。从新民屯到法库的铁路，中国拟借英款修造，日本说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出而抗议。


    四、东清铁路营口支路。系许俄人筑造东清铁路支线（哈尔滨旅顺间）时，暂时敷设，以运输材料。东清支线成后，即行撤去。转租后，中国要求日本。日本怕中国人另行经营，以致营口与大连竞争，抗不肯撤。


    五、吉会铁路。满铁会社设立后，屡次要求新奉、吉长两铁路，须借该会社的款项。公元1907年，外务部和日使——林权助——订立新奉、吉长两路借款的契约。日人又要求把吉长路延长到延吉与朝鲜会宁府的铁路相接。


    以上各问题，经过交涉之后，都成为悬案。安奉铁路自由行动时，日人致中国《最后通牒》说：“限于不妨碍工事，仍望谈判。”并希望“同时以妥协的精神，解决其余诸悬案”。于是公元1909年七月，外务部和日使订立各种协约。


    一、承认日人开采——并烟台煤矿。


    二、两国仍以图们江为界。中国仍准韩民在江北垦地居住——该韩民应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日本领事或委员，得以到堂听审。日本统监府派出人员，于约成后两月内，完全撤退。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


    三、中国应允要敷设时，先和日本商议。


    四、允许日本于南满铁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


    五、将来将吉长铁路延至会宁时，其办法与吉长路一律。至应何时开办，则由中国政府酌量情形，再与日本商议。


    这所谓满洲五悬案，差不多全照日本的意思解决。当第三个问题解决时，中国要求将来筑造锦齐铁路时，由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日本不反对。日本也要求昌图洮南间的铁路，归日本承造。其结果，双方把意旨记入会议录中。诸约发表后，英美诸国资本家，颇热心借款。中国因想把该铁路，索性延长到瑷珲——锦爱铁路。日本也坚持昌洮线的敷设权，以为抵制。并且嗾使俄国，出而反抗。于是锦爱铁路之议又中止。而这一年十二月里，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向中、英、法、德、俄、日六国，提出通牒。其办法是：


    由各国共同借款于中国。俾中国赎回东三省各铁路。其管理之权，在借款未还清以前，由各国共同行使。限于商业运输，而禁止政治军事上的使用，使满洲在事实上，成为中立地带。


    此项提议，反以促成日俄两国的联合。日俄两国密商后，提出抗议。英国是附和日本，法国是附和俄国的；德国的关系比较浅薄；美国陷于孤立的地位，提议就全然失败了。


    第五节　满蒙藏的危机（下）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东北一方面，既然因日俄的竞争，而弄得如此。西南一方面，却还有因英俄竞争，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呢。原来西藏地方，因地势上的关系，人家本称它为秘密国。清朝对于它，也是取封锁政策。其原因，自然是在政治上。而西藏人所以赞成他的政策，则另有一种隐情。原来西藏地方，最需要内地的茶。都是由特权阶级买了，再卖给西藏人民的。一出一入之间，可以获利无算。倘使对于印度，自由通商，因运输上的关系，川茶的生意，定要为印茶所夺。所以西藏的特权阶级，也抵死持着闭关主义。英人的注意西藏，却由来已久。公元1780年，班禅喇嘛入京贺高宗万寿。印度总督就派人去和他商议印藏通商的事情。班禅说这件事情，须进京之后，奏过皇上，方能决定。后来班禅死在京里，这件事情，也就搁过了。


    西藏的邻国，有一个廓尔喀，又有一个哲孟雄。廓尔喀和西藏的关系，前已说过了。至于哲孟雄，则据说：它的国王，本是从西藏来的（其时约当清初）。历代的王妃，都求之于西藏的贵族。人种、风俗、政教，全和西藏相同。上流社会的话，就是西藏话。其关系可谓密切了。公元1835年，英国人才给它年金三百镑，收买它首府附近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公元1860年，又增加年金一千二百镑，获得筑造铁路之权。一方面又再三要求中国，许其派人到云南、西藏间，测勘商路。中国不得已，于公元1873年答应了它。1874年，英人玛加理等，由上海经汉口到云南。1875年，走到腾越，为土人所杀。英公使遂乘机要求，迫中国订立《芝罘条约》（光绪二年，李鸿章和英使在芝罘订结的），丧失了许多权利，而附约中仍许英人入藏探测。其后英人要实行，西藏人竭力抗阻。中国觉得交涉棘手，趁认英国并吞缅甸的机会，才于条约上将此事取消——公元1886、1887年，西藏人又派兵到哲孟雄。在哲孟雄和印度交界处，建筑炮台，以阻止英人入哲，并且劝哲王搬到西藏。公元1889年，印度人把西藏的兵打破，逐出哲孟雄境外，并迫西藏人释放哲王回国议和。西藏人无法，只得应允了他。于是英国人在哲孟雄设立统监。又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派员会议哲孟雄和印藏通商问题。公元1890年，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和印度总督订立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而印藏通商问题，则说后日再议。到公元1893年，才订立《藏印续约》，开亚东关为商埠。然藏人延不实行，印藏间的通商，仍然没有进步。而俄国人在西藏的势力，反而着着进步。


    原来俄国人，从占据中亚之后，就野心勃勃，更想南下；英人怕其危及印度，也要竭力预防。于是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波斯也成为两国的争点。西藏介居其间，自然也不得安稳了。西藏人的思想，是比较简单的，因此容易被人笼络。俄人知道他是这样，就佯为尊崇黄教，以笼络他。西藏人信以为真，和俄国的感情，一天天好起来。两方之间，遂至互通使聘。公元1902年，达赖十三世何旺罗布藏吐布丹嘉措济塞汪曲却勒朗结，又派使如俄，俄人接待他，极为隆重。英人大惧。恰好日俄开起战来了。公元1904年，英国就派兵入藏，直逼拉萨。达赖逃奔青海。英国人和班禅订立和约。


    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


    赔偿军费五十万镑——合卢比七百五十万。


    撤废从印度到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塞。


    西藏承认下列五事，非得英政府的许可，不得办理：一、把土地租卖给外国人。二、西藏一切事情，都不得受外国干涉。三、不得允许外国派遣官员及其代理人入境。四、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权利，都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五、西藏一切进款，以及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


    英人要求驻藏大臣升泰签约。升泰电告外务部：外务部复电，令其万勿签字（于是只有西藏代表的官吏，同英国人签了约），一面和英国交涉。到公元1906年，才把此项交涉，移到北京办理。四月二十六日，由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和英国全权公使萨道义，订结《藏印续约》六条。把《英藏条约》，算做此约的《附约》。约中声明：“英国不占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中国也不许别国占据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附约》中所谓‘外国’及‘外国人’，中国不在其内。”赔款本定七十五年还清；未还清时，英国得驻兵春丕。其后印督申明：“减为二百五十万卢布，分二十五年还清。前三年赔款付清，并且商埠开办，已满三年后，英国人即行撤兵。”这时候，赔款已由清廷代为付清。英国的兵，也就于这一年十二月内撤退了。


    西藏问题喘息方定，蒙古的警告，又传来了。原来日俄两国，同美国“满铁中立”的提议，反得了接近的机会。公元1910年7月，两国订立《协约》。表面上说是“满洲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以互相商议”。据说，暗中还有秘密的条件。便是：“日本并韩，俄不反对；而俄国在蒙新方面的举动，日本也予以承认。”《协约》成立后，未及两个月，韩国就被并了。到第二年正月里，俄国就突然向外务部提出条件。


    公元1881年《中俄条约》第十款，许“俄国在内外蒙古贸易，依旧不纳税”。并许“俄国人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和天山南北两路其余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由两国议定税则”。第十五款又说：“关于通商各款，每十年修改一次，倘或未改，便仍照行十年。”第一次、第二次期满，都没有改。到公元1911年，又是应该修改之期了。我国就于公元1910年的冬天，向俄国人表示要修改的意思。谁料1911年正月，俄国公使，就突然提出下列的条件：


    国境百里以内，一切物品都为无税贸易——中国向俄国提出的主张，系以百里内的产品为限。


    俄人于蒙古、新疆，均得自由移住；且一切贸易，都不收税。


    俄人于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设立领事。


    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张家口等处，俄国亦有设立领事馆之权；俄国人，有购地建屋之权。


    而且同时声明：“中国倘不全数承认，便要取自由行动。”二月初十，居然提出最后通牒，以二十八日为最后的期限。这时候，中国的舆论，颇为激昂。报纸上有许多筹划同俄国人开战的话，然而自然是“徒为壮语”。到二十七日，政府就不得已，全数承认了。


    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提出，固然由于这时候的俄国政府，以侵略为怀；又欺清朝政府软弱，乐得虚声恫吓，取得权利。然而其中也有个原因，原来清朝对于蒙古，是取封锁政策的，不准汉人移殖的（见上节），无如蒙古王公，大多数不能理财。穷得不得了，便把土地向汉商抵借款项。这件事，本是违犯清朝禁令的。俄人却看做清朝政府，借此取得蒙古的土地。曾有俄人著书说：“中国政府，用这种政策，六七十年后，全蒙古的土地，都要到汉人手里了。”其实清朝政府，哪有如此远大的计划。俄人却疑心生暗鬼，便也取同样的手段，借款给蒙古人。这都是庚子以后的事情。光宣之间，给中国政府发觉了。不免大吃一惊，忙代蒙人把债还了，土地赎回。俄国人虽然无可如何，却总想“限制中国人经营蒙古，而自己却在蒙古取得广大的权利”。所以有这一项要求的提出，和后来趁蒙古人宣布独立，和他结约，限制中国人派兵殖民的举动。其实清朝政府，脑筋里哪曾有过“殖民”两个字。而且清政府，还是禁止汉民移殖的。其结果，联蒙制汉的计划，依然并无效果。却把满蒙空虚着，“慢藏诲盗”，以致引强敌侵进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封锁”、“猜防”的罪恶，这可以算做“明效大验”了——关于库伦独立和西藏达赖背叛的事情，因为方便上，搁到下一篇里再叙；还有两件交涉上较为重要的事情，却附带叙在这里。


    其一是英国占据片马。英国从占据缅甸之后，公元1894和公元1897两年，两次和中国订立《滇缅界约》。然仅划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的境界；自此以北，《约》中规定，俟将来再行核定。公元1905年。迤西道和英国驻腾越的领事，曾经会勘一次，依然没有结果。而片马一地，系从缅甸通西藏、四川的要路；滇越铁路，倘傥然取道于此，尤觉平坦。英国就突然于1910年十二月，派兵驻扎。中国和他交涉，英国人总说并无占据之意，然而始终延不撤兵。这件事情，如今正在交涉，还没结束。其二是关于中葡澳门划界的事情。欧洲人和中国通商，以葡萄牙人为最早。当明朝中叶时</a>候，葡萄牙人所出入的口岸甚多，然而其人颇有暴行，以致到处被中国人斥逐。到嘉靖三十六年，才纳贿于广东官吏，求租现在的澳门半岛，为晒晾船货和屯积货物的地方。官吏贪贿，允许了他。然而因人民与葡人冲突，以致酿成事端，也是官吏所惧的。到万历元年，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就澳门半岛狭处，筑造围墙，限制葡人，出入必由此路，当时原是防闲管理的意思。然而围墙以外，中国人就不啻置诸不问了。然而这时候，葡人还按年缴纳租金。直到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国威坠地，葡人就并租金而不纳了。光绪年间，总署因广东贩运烟土的人，多借澳门为护符而漏税，要想取得缉私之权，竟不惜断送澳门，以为交换。公元1887年，派税务司金登干到葡京，和葡人商订条约，预立节略四条，其中第二条：中国许葡萄牙人永远居住管理澳门。第三条：非得中国允许，葡萄牙人不得将澳门转让他国。不多时，总署和葡国全权，在北京订立《中葡条约》五十四条。对于预立节略中的这两条，彼此均无异议。并订明：“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条。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然而其后“会订界址，特立专条”的事情，始终未能办成。而葡萄牙人却屡次越界侵占。公元1908年，日本船二辰丸，密载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为中国捕获。葡人竟声言该处并非中国领海（后来由中国军舰，向二辰丸谢罪；并赔偿损失，收买其军火）。于是澳门划界的事情，中国更觉得其切要。公元1910年，中国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葡国派海军提督玛喀多，在香港会商，相持不决。后来把交涉移到北京。适值葡国革命，事又中止。这件事情，就到如今仍为悬案。而去年（1921年）五月，又有澳门葡兵，凌侮中国人，以致中葡冲突，葡兵大杀华人的事情。


    以上所述，都不过关系大局的事；其余小小不幸的交涉，还不知凡几。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胜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清亡的导火线。


    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可以说有两种思想。


    一、民族思想：汉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较为淡薄的。所谓“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排斥异族，只因为其文化程度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虽然淡薄，究竟不能绝无。而从赵宋以来，屡次受异族的蹂躏，所谓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转觉比以前浓厚了些。宋朝人讲《春秋》，把“尊王攘夷”算做根本的大义，就是其证据。清朝的政治，比元朝为清明，而其歧视汉族，实在较元朝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极惨酷的文字狱，就是元朝所没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国之思”、“遗民之痛”的，实在大有其人。如顾炎武</a>、黄宗羲</a>、王夫之</a>等都是。事虽无成，而恢复之念，实在未尝或忘。所以酝酿到后来，到底有曾静运动岳钟琪之举。又前清时代，遍布各处的会党，相传都有明末的遗民，参加组织，以图恢复之举的，其说也未为无因。其事既为志士一致的怀抱，这种精神，自然容易传</a>播到后来。乾隆中叶以后，看似这种思想，业已消亡，实则不过一时潜伏，根子还在里头，一触即发的。


    二、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理想的，自然易于激动。


    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立宪论是专在政治方面着想，要想保存君主的；革命论也有专就政治方面着想，主张推翻君主的；又有兼抱民族主义，要想推翻清朝的。


    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1905年六月，所派的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a>、端方、绍英五人。走到车站，给革命党吴樾放了一个炸弹，折回。旋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前往）。考察的结果，一致赞成立宪。当时各疆臣中，也多主张立宪的，于是1906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办法。1908年八月，又下诏，定预备立宪的期限为九年。


    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孝钦、德宗死后，朝廷一方面，并“似有若无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发得更快。


    德宗崩于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钦下诏：以载沣之子溥仪</a>，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二日，孝钦也死了（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实系孝钦先死？现在却无从断定）。当戊戌变法的时候，德宗颇有收回大权之意。以其事谋之于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谋告荣禄。于是有孝钦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举。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凯原是势不相容的。但是这时候的朝廷，并无实力，并没有尽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个袁世凯罢掉（连党禁都没有开）。但是清朝从咸同以后，实已名存实亡。全国的势力，移于湘淮军手里，后来湘军既废，淮军独存，内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于李鸿章身上。再后来，淮军又渐变为练军。练军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个袁世凯。而淮军系中，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人。勉强求一个可以传授李鸿章的衣钵的，也还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当时，颇足以代表几分“清朝从咸同以后靠以支持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固然也是过去的势力，终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可以算是怀挟异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终靠得的。然而骤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聩无知的亲贵出来胡闹，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清朝末年，鉴于革命论的昌炽，歧视汉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亲贵专权的大原因，究竟还在这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载沣本是个昏聩糊涂的人，摄政以后，他的兄弟载洵、载涛，都颇喜揽权。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不听。再三请愿，才许把九年的期限，改为五年。而请愿代表，都遭遣散。东三省的代表，且给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硬送回籍。这时候，人民对于立宪渴望正盛，而政府所行的事情，偏和立宪的趋势相反。第一次改革官制后，十一部的尚书</a>，满族占其七（那桐、溥颋、溥良、铁良、寿耆、荣庆、载振）。第二次改革官制，设立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其余十部，满人又占其七（善耆、载泽、阴昌、载洵、绍昌、溥伦、寿耆）。人民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立宪制度，上书请愿。各省咨议局，也联合上书，清朝竟置之不听。又这时候，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于是用一盛宣怀，硬行铁路国有的政策，置舆论之愤激于不顾。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的内阁


    军机处　　奕　劻　　载　沣


    军机大臣　　世　续　　鹿传霖


    外务部尚书　　吕海寰


    民政部尚书　　善耆


    陆军部尚书　　铁良


    度支部尚书　　载泽


    吏部尚书　　陆润庠


    礼部尚书　　溥　良


    学部尚书　　荣　庆


    法部尚书　　戴鸿慈


    农工商部尚书　　溥　颐


    邮传部尚书　　陈　璧


    理藩部尚书　　寿　耆


    宣统末年的内阁


    内阁总理大臣　　奕　劻


    内阁协理大臣　　世　续　　徐世昌


    外务部大臣　　邹嘉来


    民政部大臣　　桂　春


    陆军部大臣　　阴　昌


    海军部大臣　　载　洵


    军咨府大臣　　载　涛


    度支部大臣　　载　泽


    学部大臣　　唐景崇


    法部大臣　　廷　杰


    农工商部大臣　　溥　伦


    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


    理藩部大臣　　善　耆


    要讲铁路国有这件事情，还得牵连而及于当时的两宗借款。原来从甲午之战以后，列强对于中国，竞谋扩张势力和攫夺利益。其手段，则以筑造铁路，开采矿山为最要；而二者之中，则筑造铁路为尤要。当时中国和外人订约，大抵把“借款”、“筑造”、“管理”三件事并为一谈。一条铁路，借哪一国的款项，同时就请他筑造，就把这铁路和一切产业做抵押；而且造成之路，还请他管理。于是铁路所到之处，就是外国权力所及之处；把势力范围，弄得十分确定。说句可怕的话，简直就是瓜分的先声。后来中国人渐渐地觉悟了，于是已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收回自办；即未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筹划自筑的声浪也大盛——而且这不仅是对外的关系。以中国幅员的广大，交通的不便，在图行政的灵活和经济的开发上，从速建筑铁路，也有很强的理由。所以在前清末年，筹筑铁路，成为当时最有力的舆论。而练兵、兴学、改革币制、振兴实业……也都是当时舆论所竭力鼓吹的。要创办这许多事情，自然免不了利用外资。在外人一方面，投资于中国，自然是很有利的事情；而且在政治上，投资多的，自然在中国所享的权利也多些。而在中国，议论外交的人，也说要招致外国到中国来投资：一者，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产业；二者，外国人投资多，使得他有所顾忌，且可互相牵制，借以避免他们政治上的侵略。而在当时，人民企业的能力，实在也还幼稚。即如铁路，各省纷纷闹赎回自办，或者开办，其实除浙路外，都没有多大的成绩。于是又有铁路宜于国有的议论。再加上清政府末造，忽而要振起威权，挽回外重的心理，就酿成清末的借款和铁路政策（参看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


    盛宣怀在清末的官僚里头，本是以通知“洋务”著名，而且惯办开矿和铁路……事情。到末年组织内阁，便用他做了邮传部尚书。先是公元1910年九月里，度支部尚书载泽，以改良币制为理由，和美国公使，订立借款预约七条。美国人招呼英、法、德、日加入。其结果，英、法、德都加入了，而日本却没有。旋以四国提出财政顾问的条件，谈判中止。而日公使伊集院，靠着正金银行主任小田切万寿的助力，和盛宣怀成立铁道公债一千万元（公元1911年2月24日）。以江苏折漕一百万两作保，利息五厘，指京汉路余款付给——这时候，日本所负外债之数，为十四亿四千七百万。此项借款，日本合十五家的银行，劝全国的资本家应募，还仅得其半。其又一半，毕竟转募之于英、法、比三国。则其承借的理由，不全在经济上可知了。于是四国也放弃财政顾问的条件。三月十七日，和载泽订立改革币制和东三省兴业借款一千万镑（合华银一亿元）。利息五厘，实收九五，期限为二十五年。以东三省烟草税、酒税、生产税、消费税，及各省新课盐税作抵。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受。此项借款，颇有引四国投资于东三省，以抵制日俄两国之意。旋以日俄两国抗议，未几就爆发武昌起义，只付了垫款四十万镑，却做了民国时代善后大借款的前身。同时还有一笔借款，却是直接关于粤汉、川汉铁路的。原来粤汉铁路，当初曾经和美国合兴公司，订立借款草约。其后因该公司逾期未办，乃废约收回自办。这件事，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很出些力。后来就做了粤汉、川汉两路的督办大臣。张之洞和英、美、德、法四国的银行，订立借款草约。预定借款六百万镑，以偿还合兴公司的旧欠和筑造两路。还没有订正约，张之洞却死了。到盛宣怀做了邮传部尚书，就把这笔借款成立（后来银行没有交款），其事在四月二十二日；而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却下于其前一日。


    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平心而论，原亦无可厚非。但是政策虽无可厚非，行之也要得其人。当时一班亲贵，揽权用事，谁知道铁路政策是什么一回事？又有谁知道振兴实业，改革币制……是什么一回事？看他们揽权攘利，一味胡闹；假使清室不亡，这几宗借款，竟尔成立，所办的事业，也一定要破产，而贻国民以巨累的。但是当时人民的反对，也并不是顾虑及此。不过清室积失人心，国民愤郁已极，不觉一触即发罢了。当时上谕既下，川、鄂、湘三省人民，争持颇烈。政府便把“业经定为政策”六个字，严词拒绝。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代人民奏请收回成命，都遭严旨申饬。而且嫌王人文软弱，改派赵尔丰入川，用高压手段，拘留保路会代表，人民旋请释放，又开枪击毙多人。而且以人民谋叛，捏词诬奏。于是革命党人在湖北运动起事，总督瑞澄，又穷加搜戮。而八月十九日的一声霹雳，就惊天动地地震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