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张居正之时代

    大政治家以于其所处之时代，譬犹机器之大齿轮然。大齿轮者，受发动机之推动，而同时又推动小齿轮者也。其在大政治家，则历史之趋势者，其所由推动之发动机也；而天下后世者，则其所推动之小齿轮也。故大政治家之功业，无不由于历史趋势之推动，而其功业之成果，则又足以推动天下后世者也。然则江陵所处之时代，果何如乎？请以历史的眼光，就当时之世界及本国情势分别观察而论述之。


    就世界历史之眼光以观，则江陵所处之时代，为十六世纪之中叶。斯时之欧洲，正当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鼎盛之时；列国间多从事于宗教战争，而其国内亦多以政教纷争而未归于统一；中世纪之封建社会，虽已开始动摇，而助成国家统一之君主专制制度，则尚未能成立；新大陆虽因航路初通而已被发现，而欧洲与美、亚两洲间之交通，则仍甚阻隔。盖彼时之欧洲各国，均尚未成为现代之国家，其政治文化各方面，自亦幼稚无足称道。至若美洲，则更系洪荒乍辟，初无任何国家之存在。即与中国同居亚洲之日本，亦尚徘徊于分崩离析之封建时代，而未及完成其内部之统一。环顾当时之世界，厥惟中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拥有亚洲大陆大部之土地；以言学术文化，则灿然而美备；以言君主专制制度，则蒂固而根深。其为当时全世界惟一之大帝国，自可居之而不疑。江陵乃适于此际，身居此大帝国之相位，手握此大帝国之政权者，前后达十余年之久；而此大帝国且赖其不朽之功业，由中衰而臻于复兴；旋乾转坤，经纶卓绝，周视寰宇，独具雄姿。则谓为当时全世界惟一之大政治家，又岂有愧色乎哉？


    至就本国历史之观点言之，则江陵所处之时代，正当明室由盛而衰由衰转盛之际会；而主持此大转变之机纽者，又即江陵其人。是其拨乱反正之殊勋，更足使其坐享大政治家之荣衔而无愧矣。明自太祖以一布衣而跻万乘之尊，其创业垂统之功，殆惟汉高帝足与后先辉映。再继以成祖、仁宗之安内攘外，有明一代大一统之基础，遂于焉奠定。自后百余年间，虽其嗣君未能尽致郅隆之治，顾其国势则以承平既久，而蒸蒸日上。乃降至武宗，而明之国势浸衰，再传至世宗，而明之国势，竟几至一蹶而不可复振。按其中衰之迹，则以正德（武宗年号）时代，中部既有宸濠之变，海疆复有倭寇之警，而武宗宠任寺人刘瑾</a>，尤足以紊乱朝纲，摧残士气，致使洪武（太祖年号）以来百余年之深仁厚泽，几为之摧毁无余。世宗继统以后，即有小王子、吉囊等寇边之患，而尤以俺答犯边肆扰，为祸最烈。至嘉靖（世宗年号）二十九年，遂有“庚戌之变”，寇薄京师，边将至莫敢撄其锋，武功之不振，于斯盖已达于极点矣。外患之猖獗如此，顾明之君臣则何如？试就史籍之所载，而一观其究竟：


    嘉靖中，又有方技滥官之秕政。邵元节以祷词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带，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扫。寻又赐“阐教辅国”玉印，进授礼部尚书</a>，给一品服；荫其孙启南为太常丞，进少卿，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徒陈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国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进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兼三孤者，仲文一人而已。寻又封恭诚伯，岁禄二百石，荫其子世同为太常丞，世恩为尚宝丞，婿吴濬、从孙时雍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之流，亦皆以符咒炼扶鸾之术，竞致显荣。甚至顾可学官浙江参议，亦以炼秋石得幸，超拜工、礼二部尚书；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晓药术，拜工礼二部尚书；朱隆禧官顺天府丞，亦以长生秘术，加礼部侍郎。则不惟方士借以干进，即士大夫亦以之希荣邀宠矣。（赵翼</a>《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


    严嵩</a>。……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世宗）。……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嵩父子（谓其子世蕃）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美，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a>》嵩本传）


    夫以当时国势之阽危有如彼，而明之君庸臣奸又如此，则忠君爱国如江陵者，时虽居于闲曹，然其忧时之心，自不容其坦然坐视，又安能已于言哉？乃以一翰林官，于嘉靖二十八年上疏，痛切陈词，以冀挽回国势于万一，其疏曰：


    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故嫠妇不恤其纬，而抱宗国之忧。臣虽卑陋，亦厕下庭之列，窃感当时之事，目击心怀，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胆，为陛下陈之，伏维圣明少留意焉。臣闻天下之势，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血气流通而不息，则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聪明，手足便利而无害；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臣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臣敢昧死以闻。


    臣闻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为泰；泰者，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为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臣不敢以久远喻，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于求治也，早朝宴罢，亲信大臣奏事，辄屏左右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台谏有言，皆虚己纳之，虽甚狂悖，不罪也。百工奉职，官无留事，德泽旁洽，流于无穷，一时际会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矣；自成祖以来，历年之久，未有过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乃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未得其人欤？抑上下之志犹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虽陛下神圣独运，万几之务无有留滞，然天道下济而光明，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亲近文学侍从之臣而能独治者也。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夫以刑罚驱之而犹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测，陛下虚己好谏，未尽暴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纳而未敢言。由此观之，血气可谓壅阏而不通矣；是以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生。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害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才，素未尝留意以畜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财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励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兵法曰：“无恃乎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预防之图，在此时候，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以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然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


    然臣以为此待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佐，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闻扁鹊</a>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见，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之而走也。狂瞽儒臣，辙触忌讳，惶悚无已。虽然，狂夫之言</a>，而圣人择焉。伏维圣明少留意于此，天下幸甚！（《全集·论时政疏》）


    此疏所谓“血气壅阏之病”，纯系针对世宗本身立论，不啻予以当头棒喝；而所谓“臃肿痿痹之病”，尤足对当时时势痛下针砭。斯时之江陵，以一疏远小臣，而鲠直敢言如此，其大政治家之风度，已于此露其圭角矣。顾其全疏所指陈者，既与当时君庸臣奸之积病大相凿枘，其未触君上雷霆之怒，斧钺之诛，已属万幸，更安望世宗之能采纳其言乎？固无怪世宗之漠然置之，而国势且愈趋于衰弱不振，几成不可收拾之局也。


    江陵所处之时代，其情形盖如此。此种历史趋势，既经其身受目击，则所以刺戟而推动之者，自足使其反应之于不自觉。厥后世宗即世，穆宗继统，江陵以潜邸旧臣之关系，原已简在帝心，又重之以徐文贞之汲引，而江陵遂于期年之间，由学士五品之官，一跃而跻于卿贰之位。及其柄执国政，遂一意本其法家严正之精神，一洗当时疲玩萎靡之积弊，而当时之国势，终赖之由中衰而转成复兴之局。虽以继起无人，功业中绝；然以神宗之昏庸，其于江陵殁后，犹获坐享承平近二十年，苟易以聪明有为之君，则明祚之鼎盛绵延，殆意中事。吾故曰：大政治家者，犹机器之大齿轮然，其功业无不由于历史趋势之推动，而其功业之成果，则又足以推动天下后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