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筹边

    宋当仁宗之世，燕云之间，虽无入寇之事，而西夏常为边患。嘉祐二年，公在并州，亲往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四十里）察看形势，见屈野河西一带田土，积年以来，为夏人所侵。谕之以理，则不肯退缩；逼之以兵，则动成战斗；召之重定界至，则偃蹇不来。本处官吏，遂置之不问，民间则甚苦之。


    公察麟州西临大河曰屈野。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并无保障斥堠。以此夏人得恣耕其田，游骑往往直至城下，突过城东，而州人尚未知。


    公与经略司庞籍，谓当于州西二十里，增置二堡。此堡为之，不过十日。从此以后，州兵出入，有所宿顿，藉为麟州耳目藩蔽，利国利民，莫善于此。籍用公言，即牒麟州守将为之。


    牒到未及兴作，而夏人之兵，已复大集。州将引一千许人，夜开城门，径往屈野河西，前无探候，后无策应，但赍酒食，期战胜后痛饮耳。恃勇轻敌，临事无备如此焉，往而不败哉？兵败，议者以庞籍擅修堡寨，引起边衅，遂致迁谪。公状其事于朝，引为已过，愿代籍等受罪，不报。复上第二状，略谓：


    “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为非，庞籍等必不受责。若以为非，则庞籍先已指挥麟州罢修此堡，因臣至彼见虏骑退散，方议再修。武戡、夏倚等虽建此策，因臣至彼，传道其言，方得达于庞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当为首。今庞籍等先受其责，而臣未蒙谴罚，臣实内惭，无以自处。况臣在并州日，受经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庞籍凡处置边事，未尝不询及于臣，采用其说。臣亦夙夜竭尽愚虑，知无不言，庶几协心裨补国家有万一之益。今乃以智识浅短，思虑不精，上为朝廷之忧，下为庞籍之累。若复苟求自脱，不即大诛，是臣以蕞尔之躯，亏国家至平之法，罪衅愈重，不容于死。”


    后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盖所以报其知己，又代己受过也。


    初，西夏边使致祭，延州（今陕西肤施县）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公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治平（英宗年号）初，夏人犯边，杀掠吏士。赵滋为雄州（今直隶雄县），专以猛悍治边，公论其不可。


    契丹者，宋之北寇也。至是契丹人捕鱼界河，伐柳白沟（河名，在直隶涿县、新城雄县一带）之南。廷议以知雄州李中祜为不材，将代之。公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此数语足隐括吾国历来对外之失。


    韩琦</a>当国，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公白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夏主名）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公曰：“兵之贵先声，谓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夕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不能从。


    其后元祐（哲宗年号）时，公为相。朝廷谓西人势已衰弱，心实内附。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置之度外，不以为意。然昔年宋兵大举深入时，将士所过，劫掠甚惨，此吾国官兵之积习，古今如一者也。夏人怨毒欲仇报之心，窥逾欲乘衅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饮，盲者不忘视也。而中国不以为念，譬如有虎狼在屋侧，垂头熟寝，人见其不动，狎而侮之，循其头，蹑其尾，岂不危哉？


    公谓一宜返其侵疆，二宜禁其私市。返其侵疆，所以释其宿恨；禁其私市，所以断其供给。恩威并用，亦彼时安边之至计也，惜神宗不能用耳。


    【批评】


    温公，书生也，外交似非其长。顾从前中国对付外国，皆无诚意。事缓则忘，事急则乱。公之主张，则反乎是。其言曰：“国家当戎夷抚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清时，中国失去诸藩属。通商之初，与欧美诸国，结不利之条约。贻误至今者，皆坐此而败。孔子</a>言忠信笃敬，行于蛮貊，圣人之言，岂有诬哉？


    格兰斯顿，英之名相也，以忠心公道，辅佐女王维</a>多利亚。人谓格公短于外交，然英国海外事业最盛，其基皆植于五十年前，格公为相之时。是则外交之过，岂尽恃诡谲耶？


    屈野河西筑堡之事，温公初不言功，其事为麟州官吏所坏。朝廷归咎于庞籍。而不及公。以恒情言之，公亦乐得便宜，乃心中终不自安，累疏救籍，愿以自代。世之龌龊丈夫，读此将何以自处哉？


    温公遇事，一念决定，虽对于君父，必获伸而后已，故常有一事而抗论三四次者，其文皆载集中，凡此皆所谓诚也。


    宋朝仁宗在位时，幽州和云州之间的地方，虽然没有外敌入侵进犯，但常常有西夏人侵扰。嘉祐二年的时候，司马光</a>在并州做官，亲自去了麟州（现在的陕西省神木县北四十里）察看地形，他看见屈野河西边一带的土地，多年来被西夏人侵占。和西夏人讲道理，他们不肯退让；用武力来驱逐他们，就会出现战斗；召集他们来重新确定边界，但西夏人又迟迟不来。本地的官员便将这件事放置在一边，不加理睬，民间百姓便遭受了很多苦难。


    司马光察看了麟州西面一条叫屈野的大河。从屈野河向西，一直到界首的五六十里的地方，并没有瞭望敌情的堡垒。因此，西夏人才能够放肆地耕种这些土地，而且西夏流动的骑兵往往能够一直达到城下，冲过城东，麟州人竟然察觉不到。


    司马光和经略司庞籍说应该在麟州西面二十里的地方，增建两个堡垒。这两个堡垒不超过十天就能建好。从此以后，来往的麟州军队，就有了安顿的地方，这也可以成为麟州的防御保障，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利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庞籍采用了司马光的建议，随即发出文书让麟州的守将去增建堡垒。


    文书到了之后，还没还得及增建堡垒，西夏人的军队已经又重新集结在屈野河了。麟州守将带领一千多人，在夜里打开城门，一直向屈野河西面前进，军队前面没有人探路，后面没有人接应，只带着美酒和食物，想要在增建完堡垒之后痛快地饮酒。他们仗着自己勇敢而不把对手放在心上，面临战事而毫无准备，这样去增建堡垒能不失败吗？战败之后，朝廷官员都认为庞籍擅自增修堡垒，才引起边境战事，于是庞籍被贬降职。司马光在朝中详细说明了这件事，并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愿意代替庞籍等人受罚，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他又向皇上写了第二封奏折，大意是说：


    “我认真地考虑之后认为，如果朝廷不认为增建堡垒是错误的，那么庞籍等人就不应该受到责罚。如果朝廷认为增建堡垒是错误的，那么庞籍之前就已经下令麟州守将停建堡垒，只是因为我到了麟州看见西夏军队已经撤退，才决定再次增建堡垒的。武戡和夏倚等人虽然建议增建堡垒，那也是因为我到了那里，在路上和他们说了这件事，才传到了庞籍那里。因此，增建堡垒这件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导致的，如果要惩罚的话，我应该首先受到惩罚。现在庞籍他们先受到了惩罚，而我却没有受到惩罚，实在是内心惭愧啊，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况且我在并州的那段日子里，处理经略司的文书及管理经略司的重要公事。庞籍凡是处理边境的事情，没有不向我咨询并采纳我的建议的。我也是每天都竭尽全力，只要是知道的就没有不说出来的，希望能够同心协力为国家贡献自己万分之一的力量。现在竟然因为见识浅陋，考虑不周，给朝廷添乱，也连累了庞籍。如果还苟且寻求免罪，不被杀头，这是因为我小小的一人，而去损害国家公正的法律，我的罪过就会越重，就算是死也不能抵罪啊。”


    后来庞籍死了，司马光登上厅堂像拜见母亲一样去拜见他的妻子，就像对待兄弟一样去抚养他的孩子，这是为了报答庞籍对自己的了解，并且又代替自己受罚的事情。


    当初，西夏使者来祭祀，延州（今陕西肤施县）军官高宜陪伴着使者，他对待使者非常傲慢，侮辱西夏的君主，使者便在朝堂上控诉这些情况。司马光和吕诲请求治高宜的罪，皇上没有听从。于是在治平（宋英宗的年号）初年，西夏人侵犯边境，屠杀抢掠官兵。赵滋在雄州（今天的河北雄县）做官，专门采取凶狠的治理边境策略，司马光认为不能这样。


    契丹是宋朝北方的敌人。到了这时候，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南面砍伐树木白沟（是一条河名，在直隶涿县、新城雄县）一带。朝廷决定因为雄州知州李中祜办事不利，想要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当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国家的时候，朝廷却和他们斤斤计较，等到他们侵犯边境的时候，朝廷又顺从他们并且对他们过分宽容。这简短的几句话足够概括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对外交往失利的地方。


    韩琦执掌朝政的时候，在陕西招募了二十万民兵。当地百姓的生活生产都受到了惊扰，而且军队纪律非常松散并不能够打仗。司马光对韩琦说了这些情况，韩琦说：“用兵打仗重点在于要先发出使人震慑的气势，谅祚（西夏君主的名字）气焰嚣张，让他突然听说我们兵力增加到了二十万，怎么能吓不到他呢？”司马光说：“用兵打仗重点在于要先发出使人震慑的气势，这说的是那些没有真正实力的军队，只能够欺骗敌人一段时间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力，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会打仗，不超出十天，对方就知道了我们详细情况，这样他们还会害怕什么呢？”韩琦没有听从司马光的建议。


    后来，元祐（宋哲宗的年号）年间，司马光做了宰相。朝廷觉得西夏人的势力已经衰弱了，他们诚心归顺宋朝了，便对西夏人的到来也不抗拒，离开也不追击，把这些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然而过去宋朝军队大规模的讨伐西夏时</a>，军队路过的地方，被抢劫掠夺得十分悲惨，这是我们国家军人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从古到今都是这样。西夏人内心十分痛恨，想要报仇雪恨，企图寻找机会，他们日日夜夜都没有忘记报仇，就像口渴的人不会忘记喝水，眼瞎的人不会忘记重现光明。但宋朝的人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就好像有老虎和狼在房屋旁边，低着头熟睡，人们看见它一动也不动，便去戏弄它们，玩弄它们的头，踩踏它们的尾巴，难道不危险吗？


    因此，司马光说首先应该返还侵占西夏的土地，其次应该禁止私自开放的集市。返还侵占西夏的土地，能够缓解他们的仇恨；禁止私自开放的集市，能够切断他们的货物供应。恩惠与威力一起使用，这也是当时安定边境的最好办法，可惜宋神宗没有采纳。


    【评论】


    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对外交往似乎不是他的长处。回顾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交往，都没有真正的诚意。事情缓和时便会淡忘交情，事情紧急时便慌乱不堪。司马光的主张则与此相反。他说：“当那些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国家时，朝廷却和他们斤斤计较，等到他们侵犯边境时，朝廷又顺从他们并过分宽容。”清朝时，中国失去了各附属国。在刚开放通商口岸时，和欧美各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其危害一直到现在，都因这个原因导致国家外交失败。孔子曾经说过，如果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野蛮部落也会畅通无阻。圣人的话，难道会是瞎说的吗？


    格兰斯顿，是英国有名的首相，凭借自己的忠心和正直，辅佐维多利亚女王。人们都说他不擅长处理外交事务，但是英国海外事业的最兴盛时期，都是建立在五十年前打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格兰斯顿当首相的时候。这样看来，外交的过错，又怎么能全部依靠阴谋狡诈呢？


    屈野河西面修筑堡垒这件事，司马光开始并没有说它的功绩，后来修筑堡垒的事又被麟州守将破坏了。朝廷把罪责归到了庞籍身上，而没有怪罪司马光。按常情来说，司马光应该是得到了便宜，但他心中始终都不能安定，多次写奏折去救庞籍，愿意去代替他承担罪责。世间那些品行卑劣的人们，读到这里他们将怎么想呢？


    司马光遇到事情，极短时间内就决定了，即使是面对君王，他也一定要去辩解申诉，因此常常会为了一件事而去抗争许多次，这些文章都记载在文集当中，所有这些文章体现的都是他的真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