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争建储事

    公营葬二亲毕，赴京师补官，时以新进，浮沉于人海之中，名未甚辉赫。独庞丞相（名籍，字醇之，冀州武城人，封颍国公，谥庄敏）奇之，方镇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十五里），辟公为幕僚，典州学。吕正献公（字晦叔，寿州人，夷简子封申国公，谥正献）亦曰：“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后公隆名盖代而知于众人，未知之前者，庞丞相与正献公二人而已。莫为之前，虽美勿彰，士之所以贵有知己而求知之前，又必如公之先求自知。


    仁宗之世，内政外交，皆若无足忧者。然而，公忠之臣深谋远虑，当朝野无事之时辄作痛哭流涕之谈，患至而张皇补苴，亦已晚矣。


    嘉祐元年（仁宗在位之三十四年）仁宗违豫，累月不能临朝。太子未立，天下寒心，中外之臣，莫不引以为忧。而皆不敢言，虽勇悍不屈，以忠直自负如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谥曰质肃）等亦然，惟范镇</a>时为谏官，首建立储之议。公此时在并州庞籍幕一判官耳，官卑地远，亦何必冒不测之威而与此等大计耶？然君子之对于国家也，知有公而不知有私，知有义而不知有利，祸福岂所计哉？乃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略谓：


    “陛下未有皇嗣，人心忧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艰难，基业之闳美，神器之大宝，苍生之重望，勿听苟且之言，勿从因循之计，断自圣志，昭然勿疑。谨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倘圣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辅政，或典宿卫，或尹京邑，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如此则天神地祇，宗庙神稷，实共赖陛下圣明之德，况群臣兆民，其谁不欢呼鼓舞乎？昔鲁漆室之女，忧鲁君老，太子幼，彼匹妇也，犹知忧国家之难，盖以鲁国有难则身必与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比于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诚不忍坐视国家至大至急之忧而隐默不言，臣诚知言</a>责不在，臣言之适足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则臣于国家譬如蝼蚁，而为陛下建万世无穷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荣多矣。愿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贱谓之狂狷而忽之。”


    此状报进，未获效果。复上第二、第三状，始降付中书。公贻书劝范镇，当以死争。后入京面对仁宗曰：“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之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


    公退，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a>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促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


    仁宗得之，乃大感动。又见宰相韩琦</a>（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封魏国公，谥忠献）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


    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太子，又称疾不入，公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礼记</a>文），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而国基定矣。


    【批评】


    今民主之国，总统外，更选副总统，为猝有非常，副座就位，匕鬯不惊，朝野安然也。至君主之国，或防权臣窃命，或恐宗支争位，故君主国之宜早定继位之人，更视民主国为切要。


    皇嗣未定，臣下以此进告，忠诚之言，人主当欢迎不暇，何致逢彼之怒？盖人情莫不畏死，况人主之尊荣富贵，尤可恋爱，贪生恶死之念，自更甚矣。臣下请立皇嗣，措辞无论若何巧妙，终是催逼皇帝赶办后事耳。触其所甚忌之心，安得不郁然震怒哉？


    仁宗，贤主也。臣下以此进言，未必遽遭不测之祸，观于范景仁、司马公之事而可知。然事前皆不敢言者，狃于积习耳。故见义勇为、一往不顾者，未必得祸，而畏首畏尾、工于趋避者，未必得福也。


    范景仁官居谏议，朝政得失，犯颜极谏，宜也。温公官仅通判，身在边疆，可以不言而言者也，较之景仁，尤为难得。


    司马光</a>办完父母的丧事之后，便赶往京城去补授官职，当时他是新考中的进士，在那么多人员中等待着补授官职，名气还不是很大。只有庞丞相（庞丞相名叫庞籍，字醇之，是冀州武城人，被封为颍国公，谥号庄敏）认为他比较奇特，当时庞丞相镇守郓州（今天的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十五里），征召他作为自己的参谋，负责主管郓州的学校事务。吕正献公（字晦叔，寿州人，他的父亲夷简子封申国公，谥号正献）也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他的真才实学要超过他的名声。”后来司马光的才能和功勋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人们都知司马光这个人，却不知道推荐他的人就是庞丞相和吕晦叔他们二人。如果没有前辈的推荐，就算是才华横溢也很难被发现，这就是读书人看重知己而希望有人推荐的原因，这也一定像司马光那样，先让别人了解自己。


    仁宗在位的时候，国内的政事和外交好像不需要忧虑。然而，司马光作为一个忠臣，计划周密</a>，考虑深远，如果在朝廷无事的时候便表现出痛哭的样子，等到忧患来了再去挽救，那就晚了。


    嘉祐元年（仁宗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仁宗生病了，几个月都不能够上朝。这时太子还没有确立，天下百姓都十分担心，朝廷内外的大臣，没有人不为此而担忧的。但他们都不敢谈论这件事，即使是勇敢而且又不屈服，并以忠诚正直自居的，例如唐介（字子方，江陵人，谥号为质肃）等人也不敢谈论，只有当时做谏官的范镇，首先提出设立皇太子的建议。司马光这个时候正在并州做庞籍手下的判官呢，官位很低而且离京城又远，为什么要冒着激怒皇上的危险而参与这件事呢？原来作为一个君子，他对于国家只知道考虑国家的事情而不知道考虑自己个人的事情，只知道考虑是否对国家有益而不知道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难道还会在乎自己的灾祸和福气吗？于是他便向皇上上奏了《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状》，大致是说：


    皇上您没有皇子，天下人都很担忧。希望皇上您能够好好想想祖宗打江山的艰难，江山社稷的美好，皇家权位的重要，天下百姓殷切的希望，不要听那些只图眼前、得过且过的建议，不要采取那些轻率的计策，这件事还得皇上您来决定，不要再疑惑了。谨慎地从皇族中选择一个聪明刚正、孝顺友善而且仁慈的人，让他来做太子，等待皇子出生的时候，再让他退位做藩王。如果皇上不想这样做的话，也可以暂且让他辅佐治理政事，或者让他掌管禁军，或者让他做京城的地方长官，这样就足够让天下百姓不再担忧了。这样一来，天神和地神，祖先宗庙和国家神稷，都依赖着皇上圣明的恩德，更何况是众多大臣和亿万百姓，他们谁不欢乐兴奋呢？过去鲁国漆室氏有一个女儿，她担心鲁国国君年老，太子还很小，她一个平民妇女，尚且知道为国家的灾难而担忧，大概是因为鲁国有了灾难自身也会受牵连才参与到这件事中的。更何况我领着皇上的俸禄，在朝廷中做官，又掌管着帝王封立继承人的事务，比漆室氏女儿的责任还重啊。真的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出现危机和忧患而一句话都不说，我深知已经没有对君主进谏的资格了，我知道说了这件事之后会招惹祸患。但是我一定要说，只希望皇上能够听从万分之一的建议，那么我对于国家来说就好像是蝼蛄和蚂蚁一样，但却为皇上建立了千秋万代的基业，挽救了天下百姓的生命，我是非常荣幸的。希望皇上不要因为我地位低下，狂妄放纵而忽视了我的建议。


    这个奏折上报给皇上之后，并没有得到皇上的采纳。于是司马光又向皇上写了第二个、第三个奏折，这时候皇上才把这件事交给中书官员去处理。司马光写信劝说范镇，应该冒死向皇上进谏。后来他去了京城朝见皇上说：“我过去做并州通判的时候，给皇上写了奏折，希望皇上您能够果敢决断，不迟疑。”皇上沉思了很久，说：“一定要选一个皇族作为我的继承人吗？这是忠臣所说的话，只是别人都不敢说罢了。”


    司马光退出来之后，又给皇上写了奏折说：“我之前向皇上说的建议，意思是让皇上马上做决定。现在皇上您还是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定是有奸诈小人说您现在还年轻力壮，有什么好担心自己会去世的呢？奸诈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想着能够趁着慌乱的时候，去拥立那些会善待他们的人来当皇上。这种策立皇帝甚至把皇上当成自己学生的灾祸，还能说得尽吗？”


    宋仁宗看了之后，十分感动。司马光又拜见宰相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被封为魏国公，谥号为忠献）等人说：“各位大臣不如现在做出决定，第二天夜里皇宫中会传出来书信，上面写着让某人做皇太子，那么天下就没有谁敢违抗了。”?韩琦等人双手抱拳说：“怎么敢不竭尽全力呢？”


    没过多久，皇上下旨让英宗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英宗推辞不去担任这个职务。于是又让他做皇太子，他又借口有病而不愿进宫做太子。司马光说：“皇子不愿接受皇太子的位置，已经有十个月了，他比皇族中的其他人都要贤能。然而父亲召唤时，儿子不能用‘诺’来应答，君王召见时，臣子不等车子驾好就要动身（这句话来自《礼记》），希望能够用作为臣子的义务来劝说皇子，那样他就一定会进宫的。”英宗便接受了皇太子的称号，国家的根基也稳定下来了。


    【评论】


    现在民主国家，在总统之外，都会再选副总统，如果总统突然发生意外而去世了，那么副总统就代替他的位子，政局不会动荡，国家依旧稳定。而君主国家，有的是为了防止拥有大权的臣子篡位，有的是担心皇族其他成员争夺皇位，因此君主国家应该早早地确定继承人，这和民主国家相比更有必要。


    皇位继承人没有确定，大臣便对这件事进行劝告，这是忠诚的话语啊。君主应当感到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发怒呢？这是因为没有人心中不害怕死亡的，况且君主拥有无比的荣耀和富贵，对这些还非常地眷恋，贪求活着而厌恶死亡的念头，更加厉害啊。大臣请求设立皇位继承人，他说话时言语无论怎么巧妙，终究是在催着皇上准备后事啊。这触动到了皇上内心的忌讳，哪里能不发怒生气呢？


    宋仁宗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大臣建议设立皇位继承人，不一定会受惩罚，这可从范景仁和司马光的事情上看出来。然而在这件事没有提出之前，大家都不敢谈论，这是拘泥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罢了。因此意识到是正义的事就大胆去做并且一直向前，无所顾忌的人，不一定就会遭遇灾祸，而那些做事胆小，满心顾虑并且擅长追求利益，逃避责任的人，不一定就会获得福分。


    范景仁做谏议官时，对于朝廷政事中出现的利弊，敢于冒犯君主进行规劝，这是应该的。司马光当时只做了一个小小的通判，而且还是在遥远的边疆做官，本来可以不向皇上提出建议的，但他却向皇上提出建议了，这和范景仁相比，更是难能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