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几道(1854—1921)
3个月前 作者: 张荫麟
(一)
1866年(清同治五年)冬,福州造船厂尚在经营中,它附属的海军学校“求是堂艺局”已开始招选“少年聪颖子弟”。当时的智力测验是国文一篇,由船政大臣沈葆桢</a>亲自命题,亲自阅卷;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投考者当中有一位十四岁的童子严宗光。他的父亲刚死了不久,他的母亲正忍着穷苦抚孤守节。这个题目恰好触动他的哀思,他特别言之有物;加以他出自书香人家,曾从宿儒受学,文字的根柢是不比寻常的。果然沈葆桢看中了他的卷子,取置第一。次年春初,他便离别了寡母,并且离别了他去年丁艰前新娶的小伴侣,来到福州城南一所古老的定光寺——艺局的临时校舍,和百多个陌生的少年一同开始学习“旁行书算”。
但有可以使他宽怀的,校中供他饭食,并且每月给他四两银养家。
艺局后来分两部,一教造船的,名前学堂;一教驶船的,名后学堂。当时造船术首推法国,航术首推英国,故此前学堂授法文,后学堂授英文。严宗光入的是后学堂,在马江口。校中的课程除英文外,有数学(自算术至微积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航术等,都是用英文教的,教员也都是外国人;还有严</a>宗光特长的“策论”,还有《孝经</a>》和《圣谕广训</a>》——当时的党义。校中西文的功课定规:“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列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每次赏十元外)……另赏衣料。”(《船政奏议》)这学堂星期日没假放,暑期自然也没有,只有端午和中秋各放假三日,新年放假若干日。
宗光在后学堂读了五年,以同治十年毕业,名列最优等。此后五年,他在军舰上实习,中间他曾“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叨、吕宋”(严复</a>《海军大事记</a>·弁言》)。同治十三年日人侵台湾,沈葆桢奉诏赴该地筹防。他命宗光随往,测绘背旗、莱苏澳等海口,月余毕功。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应用所学,为国宣力。
福州船厂所雇的洋人陆续约满归国,厂中只能维持现状,不能发展。经过台湾一役之后,沈葆桢越感觉本国海军人才的需要,于是提议选派大批前、后学堂的毕业生,分赴法国、英国留学。因为经费困难,他的计划迟至光绪三年二月才得实现。严宗光就是这次被遣派的留学生之一。同行的学生中有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等,都是后来甲午海战中我方的主要角色。护送的办事员中有《马氏文通</a>》的作者马建忠</a>。
宗光留欧仅两年零两三个月。关于这时期他的正式学业,我们只得到这样的报告:他“先往(英国)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业,随入格林尼次(Greenwich)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又赴法游历,后回该官学考究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镕炼、枪炮、营垒诸学”。(《船政奏议》)他专门学的虽然是海军驾驶,但不像他的同伴,在留学期中,他始终没有到军舰实习过。他对于海军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他虽然屡次考过优等,但在功课上并不算得怎样杰出。他在“后学堂”毕业时虽列最优等,但当时校中认最为优秀的学生,没有他在内。据沈葆桢的奏报,“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瀚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船政奏议》)宗光对海军兴味的平常使他的注意转而及于西洋的政理和哲学。
第一个真正赏识严宗光的不是沈葆桢,而是郭嵩焘。严留英时,郭正做出使英国大臣。他们不知道怎样结识的。总之,郭引严为忘年交,严每逢假日便到使馆里和郭谈论中西学术、政治的异同。这本来是郭特别关心的题目。他有一次归国,想“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条具其(西洋)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同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处人者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及至京师,折于众口,噤不得发”。(《与李鸿章</a>书》)此时在海外忽遇一个“可与之言”的人,自然高兴到了不得。他们谈论的内容,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试将郭所以蒙谤的见解,和严后来初次发表的政论</a>比较,便知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他们都以为西洋之胜过中国的地方,不仅在器械,而并在政教风俗,他们都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据云郭曾写信给一位达官,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严璩《严先生年谱》,下省《年谱》)郭自身是不得志的人,自然不能给严以有效的提拔。严归国后和郭不断的有书札往还。可惜郭给严氏的信,在庚子乱时都丢掉了。后来郭死(光绪十九年癸巳),严挽道:“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独屈灵君。”
(二)
光绪五年,宗光被母校召回,充任教习。这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方经营北洋海军,他似乎已听到宗光的声名,次年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于天津,即调宗光来当总教习(教务长)。宗光在这里一直住了二十年。在光绪十五年由总教习升为会办,次年又升为总办。到庚子乱起,他才离开天津,逃难到上海,而水师学堂也跟着停办,李鸿章也跟着去世了。
宗光在天津时,有信(家藏未刊)给他的堂弟某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最使他抑郁的,李鸿章虽调他来在身边,却没有重用他。皋比虚拥,十年才一迁转。后来他的朋友陈宝琛说,“法越事变(光绪十一年)文忠为德璀琳(Detring,德国顾问)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撰严君墓志铭)这也许是真的。但宗光也有不自疏的时候。他升任总办后给他堂弟的信里说,“用吾弟言,多见此老(鸿章),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这信里有附笔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他开始吃烟,不知在那一年,要当在归国来津之后。他的信里虽然托堂弟找戒烟丸,但他的烟癖似乎未曾戒去。(据说他吸烟的法子却与众不同,像吃饭一般,干干脆脆地吸了几口,便马上起床读书做事。)他于本业,并非杰出,而又有恶习,鸿章用他长海军学堂已是过分,何况于负更大责任的职位?至于别方面实行的才干,他未尝有以自见,又怎能怪鸿章不大用他?或者有人会问,李鸿章既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何不置之幕府?但严氏所长在西学。当时李所主持的新事业(最重要的如海军)已大受阻挠,没有发展的希望。何况于更根本的改革?李鸿章实在没有用得着严氏的地方。(严虽不见用于李,对李始终无恶感,李死,严挽道:“使生平用尽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他最适宜的活动,还是他后来所采用的,以言论开风气。
但他始终不甘心做一个仅仅坐言的人。海军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不相信海军是有根本的重要,因此他想借科举的阶梯,走上政治的路。从乙酉(光绪十一年)到癸巳八年间,他曾两应福建乡试(乙酉、癸巳),两应顺天乡试(戊子、己丑),但都失败了。我们从他后来答友人郑孝胥的解嘲</a>诗中的话,可以知道他这时期的野心和失意:
……少曰贱子贱,身世随所迁。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时时冶中跃。每逢高轩过,气欲偃溟渤。慑然为之下,肩耸足自躩。窃问客何操,乃尔势旁魄。咸云科目人,转瞬即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私携比皇坟,背人事钻灼。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当时利市者,自有干与莫。荧冥短檠镫,凄惨长屈蠖。……
他本来想等“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年谱》)所以直至此时,他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政论。第四次秋闱罢后,他觉得科举的路又绝望,不再去试了。跟着就是甲午战争,跟着就是乙未和约。这次的奇耻大辱掀动全国士大夫的情感。他觉得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缄默了,就在乙未年,当合议告成后不久,他开始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他开始翻译有名的《天演论</a>》。次年梁启超</a>主办《时务报》于上海,严在《直报》发表的文章全被转载了。次年夏,他自己又和夏曾佑等创办《国闻周刊》于天津。这时他已经改名复,字几道。他的译著都署新名,宗光一名遂不为世人所知。但又陵的别字却是与宗光相副的。
他乙未年在《直报》发表的文章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篇。它们的大旨如下。西洋人者所长,不仅在“擅会稽”“擅机巧”,他们的“德、慧、术、知”皆“为吾民所远不及”。西洋文明的“命脉之所在”,“苟握要而谈,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己以为公可已”(这就是后来提倡新文化的人所谓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位小姐)。我们想救亡,要效法西洋,想效法西洋,要从这两方面效法。当时“中国本位”的学问,在他看来,是完全要不得的。“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之经义、八股(为党义之名者其知道乎!不然,何其与经义之名遥相伉俪也!)则适足以破坏人才耳。”只有西学才真是学。“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善喜疑而慎信。故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皆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今之主持教育的人们有几个懂得此理)。至于政治方面,为实现“屈己以为公”的原则,严氏以为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在《辟韩》一文里,他借韩昌黎的《原道》做筏子,发挥极左派的民约论。他反问,“韩子何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这简直是预替后来的革命党张目了。无怪此文转载《时务报》后,张之洞</a>看见,大为皱眉。据说他本来想给作者一些过不去,经旁人劝解,结果在《时务报》上登出“屠梅君侍御”奉命写成的《辨〈辟韩〉书》了事。在甲午左右,严氏给他堂弟的信里还说,“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此时他才知道张香帅之所以为张香帅!严氏晚年与其弟子熊纯如的书札里说,“当《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梁启超),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之论”。其实梁氏在《时务报》的言论还没有他的“辟韩论”这样偏宕、惊奇。难道此文广布后,他旋自恼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尽可靠?
蔡孑民说,“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烈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为例。乙未殉职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遗有一个很美的夫人。此时严复已丧偶,不以寡妇为嫌,想设法娶她,并且写了一封托人转交她的求婚信。也许他的朋友不以此事为然,没有代转此信,其事遂罢。(闻此信今存谢冰心女士家。)
《天演论》(赫胥黎《演化与伦理》论集中头两篇的译本)是严复在乙未年译成的(他在水师学堂里曾用此书做教本),后来大约经过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我们在这里没工夫去谈及原书的大旨、译法的讲求和译笔的优美。现在只引胡适</a>之先生把这部小书的影响形容得最尽致的一段话:“《天演论》出版不久,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么?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样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四十自述》)
这部极得意的书却是严氏极失意的时候写的。忠厚地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人;刻薄地说,他是一个热中的人。不管怎样,甲午前后的时局一方面煽动他的“热”,一方面没有给他一个发泄的处所。和他“风谊兼师友”的吴汝纶劝慰他道:“执事博涉,兼能文笔,学问淹有东西四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工,充国四夷之学……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为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以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像这类的话,对他只是画饼。到了戊戌年,就是《天演论》初刊行的一年,康梁等所造成的维新局面像要给他一个扬眉的机会了。他被人荐给光绪帝了,他被光绪帝召见了,光绪帝命他把近作《拟上今皇帝万言书》抄呈了。但这篇大文未及抄好而政变忽起,而西太后垂帘听政,而六君子就义,连累得他才办了一年的《国闻周报》也不幸短命死矣。此后两年间,他在天津匿迹销声,收拾闲心来译他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的性质和原因探究》)和《若干己权界论</a>》(即穆勒的《自由论》),并且续他八年久断的“弦”。(他的元配王夫人在光绪十八年死后,他只纳一妾。)
(三)
从庚子变乱到辛亥革命约莫十一年间,他的生活的流转和以前二十年间生活的固定恰成一对照。庚子五月,他仓皇避难,抛却藏书,偕着新妻,跑到上海。上海的名流开政治大会,讨论东南互保的事,举他为副会长,容闳为正会长。闰八月,他参加一个中西人合组的慈善团体,来京津救济,十月底返上海(陆树德《救济日记》)。次年他被招赴天津,主持开平矿务局事。次年京师大学</a>堂开办,吴汝纶被聘做总教习,他被聘做大学堂的编译局总办。这时他的《原富》(此书上半在庚子离津前译成)已陆续出版,梁启超在是年的《新民丛报》第一期里大为此书吹嘘,并且昌言</a>“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后来大学堂礼聘吴、严,他又在《丛报》里说,“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吴、严)深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但严氏对此新职并不怎样看重,做了两年无所建白,他也觉得无味,索性辞了。他出都时,一班闽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给他饯行。林纾</a>为作《江亭饯别图并记》。他也有一留别诗,内中一段说道:“乾坤整顿会有时,报国孤忠天鉴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轮欲转嗟吾衰。自惭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将归去来。颇拟廛岑结精舍,倘容桐濑登钓台。长向江河狎鸥鸟,梦魂夜夜觚棱绕。”这时他已五十二岁了。次年,开平矿务局在英国打官司,他被请到伦敦做帮手,旋顺道游法兰西、瑞士、罗马,至日内瓦乘德国邮船归。据说他到伦敦时,孙中山</a>特去访问。谈论之间,“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年谱》)次年,严复既归国,安徽巡抚恩铭聘他为安庆师范学堂监督。这时他不独名满国中,而且内外达官渐加青眼了。次年,他应直隶总督杨士骧的聘请赴天津,旋又应荣禄的聘请,任学部附设的审定名词馆总纂。次年,宣统改元,海军部立,他被授协都统的头衔。不一会,朝廷又赐他文科进士出身。同时,度支部和宪政编查馆都要礼聘他。次年,资政院成立,他又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议员。这时他颇有扶摇直上的希望了。但转眼间,革命军</a>起,共和成立。他新得的荣宠遂随旧潮的煊赫一同消逝。剩下名词馆总纂的职位,他还留恋什么呢?
在从庚子到辛亥的一时期中,严复在智识界的表现除继续他的翻译工作,成《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即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系统》上半部)等外,在言论上,他一方面反对张之洞一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一方面反对革命。关于后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孙中山的谈话里已举及。他又认为,当时自强自救的急务在实行军国主义,而民族革命足为当时军国主义发展的障碍。关于张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驳议,大意说:“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若中正之说矣。措之于事,为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相同,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他积极的主张,以为“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若中若西若新若旧也”。他以“中”“旧”与“西”“新”对举,是表明他不赞成“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这时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变为“忧民而不叛君,师今而不叛古”了。他以为“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王所垂创,累叶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暧昧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这简直是预先替现今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说话了。但毕竟谁能任这别择之功呢?别择的结果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些严复和他后来的同调者都不能作什么答复。但严复的智慧和忠实,使他不致如后世浅学妄人之所为,拿一个空题目来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恶势力。
民国改元时,严复已交六十之年了。但他的身体比他的年纪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体一起衰老。他要提倡“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贤相付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堕”了。他“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属虚言”了。他作《民约平议》(民国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韩论”的嘴巴,“并且为筹安会导乎先路”了。经过欧战以后他于辜鸿铭</a>之“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也深以为然了。他死于民国十年,正当新文化运动极热烈的时候。他晚年不大看新书</a>报,在这个运动中他只看见学生干政和胡、陈辈提倡白话文。此时他的精力已不容许他去做反对的文章,他只能在给弟子的书札中发发牢骚而已。对于当时奔走呐喊</a>的学生,他只有冷笑:“咄咄学子!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札)当日的学生领袖现在不少腾达的了,严复的预言不能说没有应验。关于白话文,他说,“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文言),宝此康匏,正无为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a>、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这种懒人的理论使他没有成为“新青年”们攻击的目标。自从洪宪帝制失败以后,他已经被智识界忘却了。
(四)
严复和袁世凯</a>发生关系远在民国前。当庚子以后,袁氏声势最煊赫的时期中,袁氏曾几</a>次邀聘他,他没肯就。但后来当袁氏罢政,谤者四起时,他却极力替袁辩护。袁氏自然感激他,及做了大总统,马上聘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但不知因为什么原故,他做了一年,就站不住。袁于是聘他做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并指定选他做约法会议议员。袁氏总算他的晚年知己。但他对于袁氏还有时不甚恭维。民国四年,当筹安会未起时,他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有才督抚耳。欲望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智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望其移转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耳。”(与熊书札,下同)在民国元年,严复已认为:“天下似须定于专制……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但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袁氏。“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当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说,“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那么,袁氏应当称帝,似乎是很逻辑的结论。故此他认为“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固未必厚非”。但有时他又不敢承认这结论。关于袁氏之应否称帝,他在理智的良心上似乎是犹豫的。至于冒天下的大不韪,附凤攀龙,猎取禄位,则绝对非他的道德良心所容许。但当他被邀请加入筹安会的时候,拒绝的决心他是没有的;当他被列作筹安会的发起人以后,抗议的勇气他是没有的。因此“葬大夫”的名字就不免加在他身上了。但他的被动却有个限度。据他的弟子侯毅(《洪宪旧闻》)所记,“会中人招其议事,辄称疾谢之。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之门。……未几,梁任公有痛斥项城称帝之文,流布海内。项城谓非侯官(严)无能为驳议,乃署四万金支劵遣使持谕侯官,文成以是为寿。侯官却其币,语使者曰,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殊不敢叨厚赐。容吾熟思之,然后报命。使者既去,侯官得要胁之书无虑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而诡称天下属望。侯官筹虑数日,乃诣前使者举所得诸函示之曰,梁氏之议吾诚有以驳之,惟吾思主座命为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禆于事耳。闽中谚云,有当任妇言之时,有姑当自言之时。时势至今,正当任妇言之。吾虽不过列名顾问,要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纵极粲花之能事,人方视之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转于事有损。吾以是踌躇不轻落笔,非不肯为也。为之则有禆于事,吾宁不为哉?至于外间以生死相恫吓,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项城,项城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袁世凯死,严复有很悲壮的挽诗三首,录如下:“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多难,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别贤奸。(其一)霸气中原歇,吾生百六丁。党人争约法,舆论惜精灵。雨洒蛟龙匣,风微燕雀厅。苍然嵩室暮,极眼送云。(其二)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惊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其三)”
袁世凯死后五年,严复也悄悄地死在福州的郎官巷里。死前他书有遗嘱(家藏未刊),节录如下:
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愈懋老人,喻家人诸儿女知悉。吾自戊午年以来,肺疾日甚,虽复带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勉为身后传家遗嘱如左。非曰,无此,汝曹或致于争。但有此一纸亲笔书,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务知此意。吾毕生不贵苟得,故晚年积储,固亦无几。然尚不无可分,今为汝曹分俵……
嗟嗟,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固本吾身阅历,赠言汝等,其谛听之。
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一须知人亦乐生,以身体康健,为第一要义。
一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一须谨思,而加以条理。
一须学问,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一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审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贵,亦当不贫贱。贫贱诚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则前哲嘉言懿行,载在典策,可自择之,吾不能缕尔。
愈懋老人力疾书。
王栻和张荫麟</a>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1期,193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