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

    不管一些人对于曾国藩</a>怎样痛恶，按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可算得一个并世无两的伟大领袖。凡伟大领袖所必具的美德之一是能够鉴识、培植并且善用人才。就这点而论，曾国藩的特长是很显著的。他的弟子薛福成</a>说他“知人之誉超轶今古，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曾以西学干谒曾国藩的容闳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府幕中亦可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官员。怀才之士，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聚焉。”他识拔并且培植人才的主要地方自然是他的幕府。晚清同光间比较重要的人物很少不是从他的幕府出来的。我们试将他自治军长沙以来二十多年间幕府里的宾僚作一统计，看他们怎样被他吸引来，怎样受他的影响，怎样影响他，怎样被他提拔，则我们对曾国藩的伟大可以得到更深切的认识。而想转移风气，甚至转移运会的人也知所取法了。昔薛福成有《叙曾文正</a>幕府宾僚》一文，所举自李鸿章</a>以下凡八十余人，但仅系以爵秩和籍贯而已。本文的作者之一（李鼎</a>芳）曾根据这个名单，稍加增补，参以此诸宾僚的碑传和著作、曾氏的全集和其他载籍，详考诸人和曾氏的关系。兹撮其要如下。


    曾经供职在曾国藩幕府，或者往来其中的，据现在我们所知，有九十来人，其中最著的，在军政方面有左宗棠</a>、李鸿章、李瀚章、彭玉麟、刘蓉、李元度、郭嵩焘、薛福成等；在学术方面有俞樾</a>、莫友芝</a>、吴敏树、汪士铎、张文虎、华蘅芳、李善</a>兰、徐寿、张裕钊、王闿运</a>、吴汝纶、戴望、黎庶昌</a>等。这许多人中，固然有的是国藩早年的朋友，有的是他学生，也有建策献图，自己投效的（如李元度、薛福成、屈蟠、林长春），好些是曾国藩寄书请来的。不过他们所能够受到曾国藩的知遇，也不是凭空的，好多人在入曾国藩幕府以前是建过功的。


    在未入曾国藩幕府以前，这些人所做的事，大概可分两方面。


    一是办团练或参加战事的。如李鸿章本来是跟着吕贤基在安徽办团防的。周开锡是在湖南益阳办团练的，吴嘉宾也因办团练有功赏内阁中书加侍读衔。高心夔到曾国藩幕府来，也是自己从江西湖口带了五营团练来的。又如萧世本在四川办保甲，坚壁清野，太平军不敢相犯。程鸿诏在黟城也以办团练著义声。梅启照在南昌也曾用团练和太平军战过不少次。其他像李兴锐、吴坤修都是打过仗的，而最有名的要算彭玉麟在湖南耒阳的战绩。后来曾国藩就是因此而请他入幕。当时对于办团练最热心的要算罗汝怀。他曾作过一篇《团防刍说》。他的重要的主张是：“当舍目前而谋后日，当置小补而思永图，当舍成法而求更张。若现募之兵果精，则当汰额兵而以新兵充任。而额兵之积弊，不在兵而在将，及绿营循例操演之法。不能选将而新筹操法，弊何由除？”（《绿漪草堂文集》卷五页二）这主张于曾国藩很有影响的。国藩在长沙办团练，事事更始，用儒生来做将领，另筹操练的法则，当是采纳罗氏的主张。二是参赞他人的幕府的。曾国藩幕中的人，很有从别人幕府来的。最著名如左宗棠，本来在张亮基（湖南巡抚）幕府的。张亮基一切都委托宗棠，所以宗棠便专管湖南的军事。当时湖南援兵回兵，宗棠尤尽力于策应曾国藩的军队。湖南的厘金征收、地方军事善后等，大都是左宗棠主持的。又如郭嵩焘，本来在江忠源幕府，助江忠源创办水师，是后来湘军水师的先驱。嵩焘的弟弟昆焘，起先也和左宗棠同在张亮基幕府，管理文檄函牍，调发兵食等事。他如汪士铎、莫友芝、李鸿裔、洪奎、周开锡等，都是参与过胡林翼的幕府。胡林翼死后，才都到曾国藩的门下。胡林翼的《读史兵略》，是汪士铎和莫友芝等替他编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幕府来的人，多半先立了小小的功名，或者积了丰富的经验的。他们的出身，大半是举人、进士或者拔贡。他们在幕府中所做事业大体上可以从下几方面说：


    1.帮国藩鉴拔人才。国藩初出治兵，苦乏人才。当时邓辅纶在他幕中，早著才名。一时湖南的宿儒硕彦，都与交流。他更保荐给曾国藩许多英能强干的人。又有陈士杰，是国藩初起时入幕的。国藩在招请他的信中，便说他“于御众之道，得古人之遗意”。所以后来在幕中，“唯以人才为大计”。国藩所部文武吏士初来时，必先令与士杰会面，阴使相其能否，然后决定分别任用。


    2.设计。从许多曾氏幕僚的传中，可以看到参与机要的记载。举其著者，薛福成初入幕时，便上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策。后来国藩克服南京后，这些计划差不多都实行了的。国藩规南京，先清后路，使脚根稳固，再进兵大攻（《曾文正奏稿》卷十五，三四页），这是汪士铎策划的（《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五页）。克南京后，与彭玉麟设立长江水师，也是汪氏的计划（《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七页）。国藩要裁遣湘勇，吴敏树曾寄书信献议，兵士就地垦荒。这事后来恐怕也做到的，因为现在江浙地方有好些湖南人是垦荒致富的。


    3.治理军饷。曾国藩初出治军，规模狭小，并没有计及别省的事，更不料湘军将来会成全国的军队。所以起初一切都是自己请地方绅士和幕僚管理。就是军饷，也没有请朝廷派人来经理粮台。从咸丰三年初办团练到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粮台都是派幕僚经理的。始终其事的是李瀚章和甘晋。咸丰七年以后，虽然把粮台撤毁，归并江西省局由司道办理，筹饷的还是李瀚章他们。此外如郭嵩焘、昆焘兄弟，杨象济、李兴锐等，或是替他办捐输，或是替他收集厘金。尤其是厘金，到咸同之际，因为战争持续了好多年，各省糜烂，它便成了惟一的饷源，经理厘金局的都是幕中的宾僚。所以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受他们的帮助要算最大了。


    4.带领军队。从战争方面而言，曾国藩幕府的人，亲自将兵出战的很多。最著名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吴坤修、李元度、唐训方，或领陆军，或领水师。而曾国藩改变了清末的兵制，这是一例。不过左宗棠从咸丰十一年以后，专任了浙江的军事。李鸿章从同治元年以后也专任了江苏的军事，便都脱离了幕府，独当一面去了。李鸿章仿湘军的营规、营制成立淮军，更成了另一集团，这是后话。惟有彭玉麟在曾国藩幕中差不多二十年，专以带领水师为事，所以他在军事方面对曾国藩的贡献是最大不过的。此外从幕府出而将兵的，有李榕、李鹤章、林长春、左楷、屈蟠等。


    5.治文书章奏。虽然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a>》里说文正公一生的书牍奏疏，都是亲自属笔，从不假手他人，但是我从别的记载中，知道曾国藩在这方面借重于他人的正多。幕府中人实以文士居多，而他们所最能做的事还是在笔墨上头。曾在曾国藩幕府里治理文书章奏的人，举几个重要的，有许振祎、刘蓉、李鸿章、吴汝纶、李元度、程鸿诏、向伯常、柯钺、钱应溥、罗萱、冯焌光等。他们不但都是文章的能手，而且有胆识很大的。譬如曾国藩在咸丰四年战败靖港，朝廷革他的职，照例革职人员不能专疏上奏的，李元度却代草奏疏，请出湖南境后，仍许专奏，以速戎机。曾国藩倒迟疑不敢决，李元度竭力坚持，后来朝廷竟许国藩单衔专奏。其中笔翰敏捷的，如许振祎曾经在一个晚上做过八十通官书。曾国藩眼病，自己不能作书，便嘴里说，要罗萱起草。萱随手写下来，往往不必修改。其他如刘蓉、程鸿诏、钱应溥，写文章都有捷如夙构之称。吴汝纶的文章，更是受曾文正的奇赏，常常把他比作汉朝弥衡的。他后来到了李鸿章的幕府，在这方面，李鸿章依赖他的地方很多很多。


    上面我们所举出的五点，差不多完全是在军幕方面而言。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成功，受到他幕府的帮助可见是很大的。自从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总督两江，便专心注重文事和吏治。他荐方宗诚来做枣强知县，是他用儒术来润色吏治的表征。在金陵，在安庆，都创办书局，校刊古书，恢复遭兵燹蹂躏的各地的文化事业。幕府中的文士如刘毓崧、汪士铎、洪汝奎、唐仁寿、张文虎、莫友芝、倪文蔚、李善兰、成镜蓉、戴望等，都到书局经理，分任校刊。江南学术，乃蒸蒸复盛矣。


    国藩在一生事业的几个严重关头里，曾大受他的幕友的影响。


    其一，他出来治军，是经郭嵩焘和吴敏树、罗汝怀劝驾的。咸丰二年，曾国藩放江西学政，丁母忧归家守制。这时太平军已经到了湖南，朝廷便命他帮办团练，他坚持守制，不肯出。郭嵩焘到他家里，劝他出来保</a>卫桑梓，同时吴敏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申明“衰绖从戎”的道理（《拌湖文集》卷六十九页），国藩才奉朝命，赴长沙。这是他初出时的事。到了咸丰七年，他又丁了父忧，又要坚请守制。这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所以许多地方官都攻讦他畏难而退。他没法，和吴敏树商量。吴敏树又作了一篇《为曾侍郎论金革无辟》的文章（《拌湖文存》卷一十五页）。同时罗汝怀也写信来劝他重新出山。国藩才不坚持终制，第二年便出来了。此二事关系曾国藩的事业甚大。曾国藩倘使起初就坚持不出，朝廷一定会准许的，因为当时他并没有以军功著名。到咸丰七年，太平天国定都甫四年，曾国藩功还未立，他真要不干也可能的。


    其二，咸丰四年，曾国藩初率兵从衡阳北上，到岳州便打了败仗。那时候王鑫带了他自己的九百兵死守岳州空城，曾国藩和他意见不合，不愿救他，经陈士杰再三的劝告，才派了水师赴救。王鑫的兵后来归左宗棠，平定浙江定新疆的将领多半是这次遇救的。岳州败了以后，曾国藩自己带了水师，守湘川中流，听天由命。王闿运和陈士杰便商议劝告，要他援救湘潭，图根本立足之地。国藩才飞檄塔齐布救湘潭，大胜，湘军才有再图进取的根据。按这两次战争，是湘军初出时的主要战役，国藩只知感情用事，不审利害。要是没有陈士杰等的劝告，王鑫陷死在岳州城，自在意中。国藩若困守湘川中流，靖港和湘潭的太平军上下都是半天可到，他又何尝不是自处绝域呢？这两次战争，一胜一败，和湘军后来的进展是很有关系的。


    其三，国藩初出治军的时候，严刑峻法，手段非常的辣，他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合。但是到咸丰八年再起时，便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老友欧阳兆熊</a>在《水窗春呓</a>》（卷上十页）里说：“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书篆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国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间再起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谓激于一时之意气，非养之有素者）之弊”。（《求阙斋弟子记》二十）这重大的改变似乎与罗汝怀的劝告有关。他第二［次］守制时，罗给他一封十分谅直的信，责他“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是殆德性学问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归结，劝他虚己下人，“使官无怨”为第一要务。这封信是不能不使国藩感动的。盖国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后世的枭雄，刚愎自大，所日与处的无非只能说“是”的人，无望其变化气质，改易途径，袁世凯</a>其例也。


    以上叙曾国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帮助和影响，下文将记国藩直接对他的幕僚的影响，同时也就是间接对全国学术和政治的影响。国藩论学，以义理、经济、词章、考据并重而相成，于以调和汉宋之争，故奉国藩为师的学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绝无汉宋门户之见，而多半以调和汉宋自任。这是道光末至光绪初年间我国学术界的风气，经曾氏光大的。国藩论文虽崇姚鼐</a>，然实和他有别。“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办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疏之饰。”（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a>·序》）这是湘乡派文章的特色，而与后来维新派（谭嗣同</a>、梁启超</a>等）文体的解放是有渊源关系的。其实湘乡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进，维新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进。传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学家的修养法很自然地会影响他的幕僚。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诚敬”二字包括。诚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恒。“居敬”“存诚”原是孔门修养论的总原则。敬是礼的原则，诚是仁的原则。礼是外的，仁是内的。仁是礼之本，礼是仁之用。宋儒的贡献，从行理的观点看来，是将这两原则深刻化、具体化、理论化。曾氏从宋儒得到这两原则的深切认识，而一生咬实牙龈地坚守力行之，并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机会，在政治上发展他的人格。故此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他所认定的修养宗旨，他永远不惮烦地拿来向下属或后辈提诲，这是可以从他的书札里看出的。他的幕僚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举李鸿章为例。薛福成记：“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但鸿章始终没有把他的诚字传授到家，而只传授得他的敬字。国藩的生活秩序甚严整。我们看手书的日记，每日某时起，某时理公牍，某时见客，某时围棋，某时看书，几如刻板。李鸿章亦然。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记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早间六句钟起，稍进餐点，即检点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圣歌序》一纸。……（午饭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晚间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黾，吴汝纶的忠实，都是受曾国藩的教导和生活上的习染的结果。在出处辞受之际，国藩的宋学的精神，影响于他的宾僚尤其深刻。


    从政治方面说，清末采用西“艺”的风气，也是曾国藩开其端，而后来做的幕府旧僚继续发扬的。李鸿章所倡办的新政除开矿、建铁路及关于商业的外，皆秉曾国藩之志而行的。国藩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便设炮局，仿造西洋水雷，虽然没有什么效果，却是一种创试。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创立江南制造局，自造机器和轮船。不久他便提议派学生到美国去留学，清廷许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学生派赴美国。不过在同治二年，总理衙门有委李泰国购买炮船助攻南京一事。李泰国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许阿思本做总司令，总理衙门严厉驳斥，重订合同。结果阿思本不愿，所以炮船买了来又出卖了。这次购船的事曾国藩是反对的。推测他反对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对洋人助战；（2）南京势在必下，不愿他人分曾国荃等的功勋；（3）畏惧外人索重酬（咸丰十年俄人已经给了一个教训了）。有人说（例如陈恭禄</a>），曾国藩反对雇佣外国海军人员是见识短小，是不对的。总理衙门向外国买炮船没有成功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国藩派容闳到外国去买机器那一年。


    讲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称许李鸿章，而不知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国藩的。《庚子西狩丛谈》里保存着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们全录于下：


    公（李鸿章）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功名事业是老师（曾国藩）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与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占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屁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真有此理。”


    这番话至今还值得我国办外交的人倾听。


    以上述曾国藩对他的幕府人物的影响竟。最后让我们看看曾氏关于人才的见解和用人的态度。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风俗的厚薄，系于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处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铸而成。咸丰即位之初，他应诏陈言</a>，即谓当日所须讲求的唯在官吏得人。他又说过，“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关于广收者，薛福成记他在籍办团练时所用诸人“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尽所长”。（《庸庵文编》卷一）关于慎用者，国藩有云，“将帅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精神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书札》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时，他与约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云“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问样子。办事无警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吾欲以劳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始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弟子记》卷二七）关于“教”与“绳”者，国藩有云：“大抵人才约有二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务使循循乎规矩之中方好。”（仝上）


    国藩待对下属的态度亦不外“诚”。将吏来谒见的没有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的事件，难言的苦衷，必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常通信告诫，像师长督课学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见人有好处，必极口称赞，大而李鸿章虹桥之战，小而钱警石、衎石兄弟的家书，皆引愧不如，而乐为称道。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他部下时，他奏称其才胜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这些还是表面的。李元度曾两次被国藩参劾，因此终身不得志。但国藩殁后，元度哭以诗云：


    记入元戎幕，


    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


    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


    一例是春风。


    我们于此可以想象曾国藩对僚属的魔力。


    李鼎芳与张荫麟</a>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