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

    左件乃戊戌政变后一年王照亡命日本时，对日人之笔谈稿。观篇末第二段按语，知曾刊于香港某报。惟刊本今已不可得，此从旧钞本移录。原本题作“在逃犯官王照笔谈一则”，殆是清廷侦探或驻日机关之司情报者所传也。末有湖南某君识语，不著姓名。本件及识语皆大有史料价值，爰为标点重布。识语中痛詈康梁之语，愿读者毋忘其为史料。素痴识。


    照来此半年，承诸公厚待，得延残生，不敢言报，亦恐终身无力图报耳。自顾菲材，不能有补于世。今即对公强作空谈，亦何益于事？惟公兼容并包，将有图于东亚大局，则照所知敝国政变之故，不能不陈之左右也。敝国政策向在愚黔首为计，不特朝臣中无一通晓大计之人，而一千五百三十县之读书人，无非井蛙。有言洋务者，即以为匪人。有言外国政俗之善者，即指为奸细。敝国地大民众，断非三五人空谈所能变法。其虚张声势，以为已行新政多端者，诈言也。凡一政之行，必朝廷谋之，众士议之，穷上下之端委，辨各地之情势，于详细曲折，皆已虑及。于是政府发令，大吏应之，州县官实心行之，士庶应之，考校能详尽，而后一政可望实效。岂有一纸上谕，遂作为行一新政之理？照忧国亦二十年矣。然见敝国宦途士风，万无挽回之路。故近年照在乡在京，皆惟劝同志讲时务立学堂，以待机会备用。及丁酉冬，康有为</a>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照以为意主开风气，即是同志。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其时皇上决不言此，皆户部侍郎张荫桓对康所言也。照以为今国家危如累卵，岂容两宫又生罅隙？故劝康有为速出京他往，以待机会，而康不从。旋即上谕屡下，大有振作之象。照窃服康之作用。然是时朝议沸腾，一日数惊。皇上已派康往上海办报馆事，而康未行。照仍劝康速行，以免变生，而康反不悦。及七月初五，照应诏上书，求礼部六堂代递。书中言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以知日本崛兴之由。然后将奉太后之意，以晓谕臣民，以变风气。煞尾云，夫而后以孝治天下，而天下臣民莫复有异议；所有变革之事皆太后开其端，皇上继其志。此照之主意，欲和两宫，以名誉归太后，庶消变萌。意非专主联贵国而已也。而堂官阻之。照请堂官自陈抗旨之罪，堂官乃劾照。皇上怒而去六堂官。于是康以为照为皇上信用之人，乃托照上请改衣冠之疏。照不从。旋康又托徐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a>、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a>，不能为范雎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时照自上书劾张荫桓纳贿滥保之罪。张亦南海人。两宫不和半系此人离间。太后于去岁二月遣步军统领抄其家。伊纳银二十万于中官免。至是劾之意，仍在和两宫。而皇上未悟，张竟不获罪。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a>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二十九日午后，照方与徐致靖参酌折稿，而康来，面有喜色，告徐与照曰，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须由外廷推荐，请汝二人分荐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要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业说已定，欲今夜见荐折，此折最要紧，汝另折暂搁一日，明日再上何妨。照不得已，乃与徐分缮荐（按此下脱折字）。照荐六人，首梁启超</a>，徐荐四人，首康有为。夜上奏折，而皇上晨赴颐和园见太后，暂将所荐康梁十人交军机处记名。其言皇上已说定者伪也。照于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太后已知之。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而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袁之不允，非不忠于君也，力不足也。袁赴京之日，荣禄已调聂士成兵五千驻天津，以制袁之命。况八旗兵虽不精练，尚有数万，精枪快炮俱备，岂三千人可能抗哉？而梁、谭等书生不知兵事之难，反谓袁不忠。彼等令袁围太后之语，皇上亦不知，以致有八月初六日之变，天翻地覆。照闻变尚欲与皇上通消息，而事已不可为矣。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而贵邦诸友但见伊等刊布之伪语，不知此播弄之隐情。照依托康梁之末，以待偷生，真堪愧死。总之敝邦之政变，荣、刚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照今言</a>及此，不复为贵邦诸公所容矣。今□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以后近卫公赴北京，亦必真知皇上与太后之情，方可调和，勿专听一二人之私言为幸。然近卫信康、梁已深，若言之，或指照为诬，此照所不敢言者耳。


    右录王君与木堂翁笔谈。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身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步一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忿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


    湖南□□□录竟附识。此件系由香港某君邮来，盖辗转抄传者，所言皆是实情，亟为印出，以备同志勘证之用。


    素痴按：陈少白于《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戊戌年在日本与康有为会晤之经过有云：“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两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广东人梁铁君，一个是直隶人王照，同是来避难的。我们一共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还没有讲到什么问题，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地对梁铁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啰唣罢’。梁铁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我们就彼此纵谈。”所记与右之识语若合符契，可见笔谈决非赝作。（笔谈系旧抄，《史要》系新刊，而王照与康之关系，别无记述，亦非习知之事也。）《史要》又云：“后来康有为因为和王照发生纠纷，闹了好几场，被日本当道知道，恐怕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来，就叫他离开日本。而在康有为此次东来的时候，却说是奉了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人问他要密诏看时，他又说，临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此亦可与笔谈所记密诏事相证。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95期，193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