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

    有问：“《原学统篇》不信《尚书</a>古文经》四十六卷，恐失之专断。”答曰：余写《原儒》时，欲为一小册，惟文字太简，子故疑耳。《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本注云：“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a>《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a>《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余案《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a>宅”，“而得《古文尚书》及《论语</a>》、《礼记</a>》、《孝经</a>》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中略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即伏生所传者，是时已立学官，此言安国考、见壁中书，比已行世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 安国献之。献此多出之十六篇。 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据此，则与《论衡</a>》《正说篇》所记正相反。《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中略 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据此，则孔子所修之书百篇，壁中所出尚为完本，六经皆有传，孔子《书传》必在百篇之内。 因其为朝廷所秘匿，学者徒闻百篇之名而皆不得见，张霸乃出而作伪。《论衡》记孔壁出书之本末甚为详明。余作《原学统篇》特提出《论衡》记载武帝秘匿孔子《尚书》一事，颇觉其词微而婉，仅曰“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盖不敢显触汉朝君臣及学人之忌。此事如盛张之，不独彰武帝之过，且将推翻伏生之书，亦可由《书经</a>》而及他经，其影响至大。 而《尚书》全部废绝，亦不忍后人绝无所知，王充</a>之用心苦矣。余所以不信《艺文志》所载之《尚书》《古文经》者，班固</a>作《志》全依刘歆</a>《七略》。歆与其父向，窜乱五经</a>，维护统治，是其惯技。向博而顽，歆慧而伪。姑就《春秋</a>》为征，向主《谷梁》，歆立《左氏》，其不肯言公羊寿先世有口义之传，则一也。于《春秋》不惜以伪夺真，谷梁小书继伪《公羊传</a>》而作。左氏不传《春秋》，故皆以伪乱真。 于《尚书》必为武帝隐恶，而定伏生为真传，此其阴谋也。凡作伪者，心劳而拙，易露其迹。《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此据向、歆父子之文耳。《汉书</a>》《景十三王传》：鲁恭王恭</a>一作共。 于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又云：恭王初好治官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官，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与论衡正合。据此，孔壁出《尚书》等经当是景帝时事，而《志》称武帝末明明与《恭王本传》相反。班固作《恭王传》必有确据，而其《艺文志》则班固已明言依据刘歆《七略》。歆以发孔壁为武帝末年事，班固仍之而不改，此亦见固之能谨小节也。不失向、歆父子之真是谨小节，而同其作伪大节亏矣。 歆称安国以壁中书，考较伏生之二十九篇祇是壁中书多十六篇而已。绝不言壁中书与二十九篇有甚大不同处，即肯定二十九篇为孔子之书矣。其称安国献书武帝，则武帝使使者取视一事，将无形抵消矣。又称安国承诏作传，及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则欲掩武帝私匿壁中书，令其废绝之大恶也。至恭王坏孔宅，本孝、景前三年事，是年恭王徙王鲁，治宫室当在此年。 而向、歆父子必改为武帝末者，盖欲将孔壁出书之年特移于后。庶几此事本末完全变更，而孔子《尚书》真本消灭，汉朝君臣可无虑后人谴责矣。是故以志所说与《论衡》所记两相对照，则《志》中无有一字一句不是为武帝秘绝《书经》真本而曲意掩蔽。王充尊疑而喜考核，甚恶伪说欺人，其记武帝私匿孔壁《尚书》事定有确据。且张霸因壁中书秘而不行，遂乘机造百两篇，可见《书经》真本不传当时草野士类亦无不周知。《志》称安国所献之经传，当是安国与诸博士之徒所伪造，向、歆父子或亦不无增订，其材料当采集孔子所未修之古书。《汉书》《儒林传》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据此，可见安国所有《古文尚书》必是孔子未修之古书，故曰“滋多于是矣”。若孔子所修之书，则据《论衡》说武帝已使使者取去，安国未必有副本可存，即有之而朝廷既秘之不行，安国又何敢私藏乎？故知安国所献之书必是安国采集古书而伪造，与伏生之二十九篇同一性质，其与孔子之书绝无关系可断言也。


    《论语》《正说篇》称晁错</a>受书伏生，以传于倪宽。皮锡瑞</a>因此，讥《论衡》多传闻之失。然《史记</a>》《儒林传》有云：“欧阳生教千乘倪宽，倪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据此文，上云“诣博士受业”，则博士非一人也；下云“受业孔安国”，盖其所归仰者在安国耳。《汉书》《晁错传》：“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太常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错还因上书称说，师古曰：“称师法而说其义。” “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师古曰：“初为舍人为门大夫。” 迁博士。据此，晁错在文帝时尝为博士。倪宽诣博士受业时，晁错当已迁博士，非无交接之机。《史记》《汉书》并称倪宽初仕为张汤奏谳掾，能以古义，决疑难大狱。以此贵幸。晁错本学申、商刑名于张恢，倪宽受晁错薰陶亦不无征。错志不在经师，又以智囊</a>被戮，为人所轻，倪宽终不肯称之。故《史》《汉》并言宽受业于欧阳生、孔安国而不及错，实则宽初诣博士时，错以朝命问学伏生，还为博士，宽未尝不请业于错也。错资性明敏，其受书于老儒，当能通大义，或不深造耳。余以为《论衡》之记载必非无据，锡瑞诋《论衡》传闻之失殆未深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