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一）十个阶级 （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 （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 （四）老子</a>出生的时代问题 （五）反革命的老子 （六）老子的“最大功劳”！ （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 （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 （九）“打蛇打在七寸上” （一○）庄子</a>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 （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 （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 （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 （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 （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a>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a>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a>》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a>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a>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a>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a>》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a>孟子</a>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a>·曾子</a>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a>，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a>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a>》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a>》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a>子</a>·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a>》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言，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a>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谓“不争”，都是反映着一个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愤恨，反动，消极，软弱的意识，没有什么微妙的大道理在里面。可是胡博士因为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什么“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呀，什么“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呀，什么“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呀，什么“狂风吹不断柳絮，齿落而舌长存”呀，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可惜一个不小心，漏出一个大破绽，就是：


    “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强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


    胡博士应当知道，这两种学说是绝不兼容的：要毁掉一切已经存在的文物制度，须用极严厉的干涉政策，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办得到（其实这种开倒车的干法，虽有极严厉的干涉政策，也不会成功），这和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恰恰相反。所以要实现第一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二种学说，反之，要实现第二种学说，便当抛弃第一种学说。即此一端，已足表现老子的种种说法只是一些泄愤或无聊的话，本来没有精密的系统，虽有胡博士为之穿凿附会，极力弥缝，也终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战国时封建制度的破灭既成已定之局，无可挽回，则旧贵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趋于悲观厌世。杨朱就是一个好例。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的学说所以能盛行一时，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贵族的心理，故人争归之。不过他的著作没有传世，《列子</a>》书中虽有《杨朱篇》，但这是东晋晚出的伪书，因此此篇也有些成问题。胡博士根据《杨朱篇》来讲杨朱的哲学，照例又说，这“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其实若不将阶级关系弄清楚，专用“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去说明这个“时势的产儿”的背景，决不会达到目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老子……杨子……庄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惟有从阶级的观点着眼，便可以明白个中的真相，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溃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详情见后），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论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当然和现在所谓无产阶级不同，说详后）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要这样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办法，那就无异“隔靴搔痒”！


    又《哲学史大纲》讲杨朱的一篇夹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之间，使派别紊乱，系统不明，是编制上的一种错误，应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后和庄子一篇之前，才算妥当。


    第十，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庄子和老子杨朱一样，是代表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所以在一方面他拥护君主，并要求回转到最初的封建时代，《天地篇》说：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亲，而万物之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


    在另一方面他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德充符》说：


    “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斵，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


    《胠箧篇》说：


    “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庄子既隶属于反动派，所以对于改进派的儒墨两家，施行攻击，斥为“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篇》）同时他自己因为找不到出路，遂趋于所谓“出世主义”。他便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


    胡博士批评庄子的学说，一则曰“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再则曰“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是对的。但他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能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他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所以他的持论是十分肤浅的。


    其次他解释《庄子·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这几句话，也完全是牵强附会的。他以为：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禅’。”


    这和从前的中国人把孔子“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的几句话比拟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一样，都是犯了神经过敏的毛病。其实高唱唯心论的孔子庄子那里能真正转入唯物论，来体会“自然淘汰”和”物种由来”啊？即此一点，已足打破这些比附说而有余；况且在一切科学都不发达，只晓得讲什么“道”的古代，谁也不会注意到生物进化论，这是很自然的。否则拿胡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然他把《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解释得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说一样，是以《至乐篇》的末章作为佐证的，就是：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胡博士不征引这一段话则已，一征引这一段话，便将他所附会的话，一齐推翻了。他说“这些种子，得着水，……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这节文中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这一节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诚然不可细考，但马和人是不用细考可以确切认识的，试问“马生人”成其为“中坚理论”么？这样远于事实的胡说竟劳我们的大博士为之发挥光大，其用心良苦，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


    但说到这里，我应当再声明一句。高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庄子，决不肯正正经经，精精细细讲什么“生物进化论”，而他上面什么“为”，什么“生”，也决不是“生物进化论”，只是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这些话如果够得上“生物进化论”的资格，那他的《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变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段，也是绝好的“生物进化论”。胡博士为什么不一块儿征引出来，作为第二个佐证呢？就实际情形讲，庄子中这一类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信手拈来的游戏文章。我们的大博士像煞有介事地称之为“生物进化论”，用全力加以发挥，实在是自己上了当啊！


    此外，他以为庄子说的“彼〔即非是〕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等语和黑格尔（即《哲学史》所指的海智尔）思想进化的正反合三重进程式相符，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较，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