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一）梁启超</a>的缺望 （二）十件环境的原因和两件心理的原因 （三）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去质问他 （四）诸子哲学勃兴的真正原因 （五）春秋</a>战国时代在历史上的对比


    第六，胡博士紧接着上面几句话又说道：


    “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a>孔子</a>的时代。”


    这就是他所谓“哲学发生时代”的结论，以后专论各哲学家的事实和学说等等。老子孔子的思想是否即这个“革命种子”的发芽，留在后面去讨论，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作了两章，对于他们和诸子时代的背景反不提及，这种作法也实在特别。怪不得梁启超要说：


    “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机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梁氏于觖望之余，使用了大气力，“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结果举出十二条于下：


    “‘（1）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2）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3）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4）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数十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5）覇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6）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皁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7）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45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8）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6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进行。


    （9）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10）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a>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11）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12）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梁氏上面所举十条环境的原因，虽是当时的实情，然当时代愈向前推进，则（一）智识的素养愈宏富，文化大发展的可能性应愈大，（二）地方分化发展进步，文化应愈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扩大，内容愈复杂，思想应愈起一种变化，（四）国家愈统一，国土愈大，取精用宏，应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五）社会秩序比较安宁的日子愈多，人民应愈得安心从事学问，交通也愈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应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识分子愈多，学问自然应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独抄书的方法愈通行，而印书的方法也愈推广，因此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学术自然应愈益增进。观于他在第七八两条指明四，五，六三种原因，至战国时，“循加速的法则进行”，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一，二，三，三种原因何尝不如此了！）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因此我们对于以上的十条，也可以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质问他道：


    除却第九条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七条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


    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出哲学胎，单在这时代出胎呢？


    他倘若还存在的话，也一样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这十个“环境的原因”既非常枝节而肤浅，则他所举十一，十二两种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筑在这上面了。


    然春秋战国诸子哲学的勃兴，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以为就在本章开始批评前所详细描写的一件事上。现在为求明了连贯起见，可概括说明于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详情见后），一点也不足奇怪。


    要这样去说明先秦诸子的时代背景才算是对的。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它的对比，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


    他将当时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桩极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对，因为这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进于中国也”的勾当，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他所谓“自然应该是”和“自然应该有”，更是说不出理由的臆断话。不过除去这两点不计，这几句话恰恰证明我上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怎样讲呢？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它们怎样发展，无论它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摇动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得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全在于此。这样对比一下，更可以显出那时诸子哲学勃兴的渊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