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
3个月前 作者： 斯蒂芬·茨威格
当一个聪明但并不很勇敢的人遭遇强梁时，他能做的最睿智的事情便是：避开对手的锋芒，不要心存任何愧疚地静等水到渠成之时，直到转机从天而降。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演说大师、法律的护卫者，为维护前代留下来的法律、保全共和国进行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的演说被载入历史的编年纪事当中，他的文学作品成为拉丁语的重头之作。他在喀提林[1]身上看到了对规则的无视，在维列斯[2]身上看到了腐败，在顶着胜利光环的将领们身上看到了正在构成威胁的独裁——他成了他们的敌人。在他的时代，他的书《论共和国》（Derepublica）被视为理想的国家形式应该遵循的普遍准则。可是现在，一个更强势的人物来了：裘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这个人，西塞罗——作为长者和名人——曾经带着完全的信任、毫无保留地支持过；这个人，由于他的高卢军团的战绩，在一夜之内成为意大利的英雄。这个掌握不可限制的军事权力的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称王——安东尼已经在聚集的民众面前将这王冠递给他了。当恺撒与越过卢比孔河[3]同步越过法律的边界时，西塞罗铲除恺撒一人统治的努力就变为徒劳；他想要号召起自由的最后防卫者来对抗自由的强奸者的努力也是徒劳。像以往一样，武力总是显得比词语更强劲。恺撒既是一个思想的人，也是一个行动的人。他所向披靡，假如他像大多数独裁者那样报复成性的话，在摧枯拉朽的胜利之后，恺撒能轻易地将这位固执的法律捍卫者灭掉或者流放出去。不过，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比，裘利乌斯·恺撒更尊崇胜利者的大度姿态。他让西塞罗这位无计可施的反对者活着，不带有任何要羞辱他的企图，只是让他明白：他得从政治舞台上退下。现在的政治舞台只属于恺撒一个人，他分派给舞台上其他人的角色都不过是沉默而听话的配角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再没有什么比无需介入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幸福的了。这种情况将思想家、艺术家从一种对他们来说没有尊严的情境中驱赶出来——那是一种只有用残忍和诡计才能处理的情境，让他们返回到内心那不可触及、不可摧毁的世界中。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会将每一种形式的流亡都当做驱动力，去让内心世界变得丰富，而西塞罗在他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遭遇了这种上天恩赐的霉运。这位伟大的辨证法学家慢慢到了人生中的老龄阶段：在他过去的人生中，持续不断的风暴和惊心动魄的情势让他很少有时间来进行创造性的总体思考。这位60岁的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中经历了多少对立的事情！他这个平步青云者（homonovus），通过自己的坚韧、适应性和精神上的优胜一路拼搏着，获得了所能有的一切公共职位和荣誉：这些原本都是一个渺小的外乡人难以有机会企及的，他们只能嫉妒地看着这些机会留给那些世袭的贵族。他经历了公众青睐的巅峰和低谷。在击败喀提林之后，他胜利地登上通往卡皮托尔众神神庙的台阶，被民众献上花环，被长老院尊为“祖国之父”。但是，在另外一面，他又得连夜逃亡，被同样的长老院所谴责，被同样的民众所抛弃。没有哪个职位，他没有参与过；所有的官阶，他都靠不知疲倦的力量获取过。他在议事堂上主持过审判；他在战场上作为战士指挥过战斗；他作为执政官管理过共和国；他作为总督管理过行省，上百万的金币从他的手里经过，在他的手下用来偿还债务；他曾经拥有过帕拉丁（Ptin）山丘上最美的房子，也看到了它被他的敌人烧毁、践踏成为废墟后的样子；他写过让人思考的政论文章，发表过经典的演讲；他有过孩子，也失去过孩子；他有过勇敢之时，但是他也软弱；他一意孤行，但是又能俯首帖耳；他享受众多崇拜，也收获了众多憎恨；他那变化多端的性格中，有很多的断裂，也有很多的光彩。总体来说，他是他的那个时代中最有吸引力又最躁动不安的人。他的一生，与从马略[4]到恺撒的这四十年多事之秋里发生的一切，都有难以解开的缠绕。没有哪一个人像西塞罗一样历经了、卷入了断代史和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只是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他从来没有时间去做：好好看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个永无间歇的人从来没能在他的雄心沉醉中找到时间来安静而仔细地思考一下，来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想做个汇总。
现在，由于恺撒的阴谋，他终于被从公共事务（respublica）中排挤出来，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有成效地料理私人事务（resprivata），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塞罗无可奈何地将议事堂、元老院和帝国交给恺撒的独裁。对公共事务意兴阑珊，这种情绪开始在这个被排挤出来的人身上占了上风。他投降了：让别人去捍卫民众的权利吧，那群将角斗士的搏击和表演看得比自身自由更为重要的民众。他现在更看重的是对自己内心自由的寻找、发现和规划。西塞罗在年届六旬之时，第一次平静而沉思地窥视自己的内心，他想要告诉世界他为什么而作为、为什么而活着。
他原本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只是不期而遇地从书的世界陷入了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活当中。现在，西塞罗试图依照他的年龄以及内心最深处的意愿来清楚明白地安排生活。他从那个嘈杂的大都市罗马搬迁到图斯卡仑（Tusculum），今天的弗拉斯卡提（Frascati）。房子周围的景色，是意大利最美丽的风景。波浪般蜿蜒的山丘长满了椴树，一直向下延伸到坎帕尼亚（Campagna），在异乎寻常的静谧中，泉水银铃般的响声如同音乐一样。在这么多年辗转于广场、议事堂、征战的营帐、旅行的马车上之后，这位原创性的思考者终于能在这里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灵魂。那座城市、那座让人迷惑又让人感到疲惫的城市离得远远的，就如同地平线上的一团烟雾；但是，它又近得足以经常有朋友来到这里与他进行在精神上深有启发的谈话。来到这里的，有阿提库斯[5]这位知交朋友，或者年轻的布鲁图（Brutus）、年轻的卡西乌斯（Cassius），有一次甚至大独裁者自己，裘利乌斯·恺撒——这危险的客人！如果罗马的朋友们没来的话，他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在这里，这些出色的、从不让人失望的伙伴，愿意沉默也愿意说话：书籍。一个了不起的图书馆，一个真正的、无穷尽的智慧蜂巢：西塞罗在他的乡村住房里建设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将希腊智慧之杰作与罗马编年史和法典并排放在一起。与这样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朋友们在一起，没有哪个晚上会让人感到枯燥无聊。上午是工作。那位忠于职守、学养深厚的奴隶一直在等着做记录；在吃饭时间，他内心深爱的女儿图利娅（Tullia）让他觉得时间如飞；对儿子的教育确实每天给他带来新的启发和调剂。随后而来的是最后的智慧：这位60岁的人还做了一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最甜蜜的蠢事：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年轻的人。他要作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来享受美人，不要在大理石的雕像里或者在诗歌里，而是在她最具有感官情欲的、最富有魔力的形式里。
西塞罗似乎在60岁以后终于回归到自身：他更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政治演说家，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修辞家，更是艺术情趣的主人而不是民众爱戴的忙碌仆人。他不再在广场上对受贿的法官进行言辞犀利的讨伐，更愿意将演讲艺术的本质写进他的《论演说者》，给后来模仿他的人作为样板。同时，他在政论著作《老加图：论老年》中教导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智者，把它看成老年人的真正尊严，要学会对自己的年龄投降。他写下的最美的、最和谐的信件出自这个内心归整时期。即便当毁灭性的不幸——他心爱的女儿图利娅的死亡——击中他时，这不幸也帮助他让自己的艺术获得哲学意义上的荣誉：他写下了《自我安慰》，在经历了几百数千年以后，直到今天这些文字还能给遭受同样命运的人以安慰。只是因为他的流亡，后世之人才从先前那个忙碌的演说家中获得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在这安宁的三年内，他为自己的著作和身后的盛名所做的贡献，超过了此前的三十年：那是他大手大脚地献身于“公共事务”的时间。
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了一位哲学家的生活。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件他几乎都不怎么注意。他更多地成了精神永恒共和国里的公民，而不是那个被恺撒的独裁给阉割了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人世法律的导师终于学会了一个苦涩的秘密，而这是每个公众人物最终都得经历的：一个人从来无法做到长久地保卫大众的自由，而是只能保卫自己的自由、内心的自由。
就这样，世界公民、人文主义者、哲学家西塞罗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一个创造力蓬发的秋天，一个意大利的冬天，站在边缘地带——如他所指的那样：一直边缘下去——远离时代的各种政治活动。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件他几乎都不关注，对于那场已经不需要他作为伙伴的游戏，他觉得无所谓。他似乎已经从文人渴求公众关注的虚荣中彻底康复过来，只是那个不可见的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那个被败坏、被强暴、不进行任何抵抗便屈服了的共和国的公民。在这当口，在3月的一个中午，一名信使闯进他的房子里，满身尘土，喘息不停。还好，他还能说出一个消息：裘利乌斯·恺撒，独裁者，在罗马的议事堂被谋杀了。说完之后，他就倒在地上。
西塞罗脸色苍白。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与这位高傲的胜利者同坐在一张餐桌旁。尽管他充满仇恨地站在这个强势对手的对立面，他缺少信任地看待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内心里他还一直不由得暗暗地崇拜这位唯一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沉着稳重的精神、他在组织管理上的天才和他的人道主义。但是，就算他再不认同谋杀者的恶毒想法，他这个人——裘利乌斯·恺撒——不是以自己的优胜和业绩实行了最配诅咒的谋杀吗？那是一个儿子对祖国的谋杀。他的天才恰好是威胁罗马自由的最大危险，难道不是这样吗？此人之死，在人道意义上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对其谋杀的这一恶行却有助于最神圣的事业获得胜利。因为现在恺撒死了，共和国又可以复活了。经由这个死亡，一个最高贵的理念、自由的理念获得了胜利。
西塞罗就这样战胜了他最初的惊骇。他没有希图出现这样的恶毒行为，也许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梦中都没敢有过这种愿望。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没有让他事前知晓这个叛乱，尽管当布鲁图把血淋淋的匕首从恺撒的胸膛里拔出来时高喊着西塞罗的名字，以此来要求这位共和理念的导师作为其行动的见证人。可是现在，既然这个行动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就至少应该让它有利于共和国。西塞罗知道：通往古罗马式自由之路，需要跨过这个君王的尸体。他有责任给别人指出这条路，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不可以被浪费掉。就在当天，西塞罗放下了他的书籍、他的文稿和艺术家的神圣情致。他心急火燎赶往罗马，为了去挽救恺撒的真正的身后之物——共和国，他要赶在恺撒的谋杀者和复仇者之前。
到了罗马，西塞罗进入了一个混乱的、震惊的、不知所措的城市。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刹那已经表明，谋杀裘利乌斯·恺撒这件行为本身比凶手们更了不起。采取谋杀行动的这些人群龙无首，只知道将那个胜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强人杀死、干掉。可是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利用这个行为有所作为，这时他们却无助地站在那里，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元老们在摇摆，没有下定决心是要站在谋杀者一边，还是要去谴责他们；民众早已经习惯了接受一只无所顾忌的手的摆布，不敢拿出任何意见；安东尼和恺撒的其他朋友们害怕那些叛乱者，为自己是否能活命而担心；叛乱者也畏惧恺撒的朋友们，害怕他们会报复。
在这种普遍性的惊慌中，西塞罗是唯一一个表现出决心的人。平时他一如那些神经紧张、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一样犹豫不决而且畏首畏尾，但是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他自己并没有参与的行动。他挺直身子走到那块砖地上，那上面被谋杀者的血迹还没有干透。他面对聚集在一起的元老院成员，将铲除独裁者的行动褒扬为共和理念的胜利。“噢，我的人民，你再一次回到了自由！”他发出这样的呼吁，“你们，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你们不光替罗马、也替整个世界完成了最伟大的行动。”但是他同时也要求，应该给这个谋杀行动本身以更高的意义。叛乱者应该更有力地去攫取在恺撒死后处于真空状态的权力，加速将其转变为有利于拯救共和国、有利于重建古代罗马的法律。安东尼应该被剥夺执政官的身份，执政权应该转给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位法律人第一次短时间地破坏了法律，为的是能永远地战胜戕害自由的独裁者。
到了这时，叛乱者的弱点就都显示出来了。他们只能完成一个叛乱，进行一次谋杀。他们所具备的勇气，无非是将五寸长的匕首扎进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体里。完成这个行动之后，他们的决心就到了尽头。他们不是去攫取权力，利用它来重建共和国，而是致力于获得一种比较廉价的罪行赦免，心思放在跟安东尼的谈判上。他们让恺撒的朋友们有时间集合在一起，同时错过了行动的最佳时间。西塞罗先知先觉般看到了这里面的危险。他知道安东尼在准备反击，不光要让叛乱者完蛋，共和国的思想也会被清理的。他警告、他激愤、他鼓动宣传、他讲话，为的是去强迫叛乱者和民众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自己没有行动。一切的可能性现在都摊在他的手上。元老院准备就绪要站在他这边，民众本来只是在等着一只决绝大胆的手抓过缰绳，让恺撒的强势之手脱落。如果他现在站出来接手政府，在混乱中形成新的秩序，没有人会反对他，大家会都长出一口气。
自从他的喀提林演讲以来，西塞罗一直热切渴望的可以写入世界历史的时刻，现在终于随着3月里的这一天来到了。假如他知道如何利用它，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就会是另外一部历史，他就会不光被视为最受崇敬的作家之一，而是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拯救者，西塞罗的名字会代表罗马式自由的真实本质被写进李维（Livi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编年史而得以流传。他的名字会成为不朽的荣耀：一个人有着独裁者的权力，但是心甘情愿地将这权力还给人民。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一再重复发生：总是那些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很少会成为行动的人，因为在内心中责任让他们难以行动。这些精神世界丰富、有创造性力量的人一再陷入同样的纠结当中：因为他比常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时代的愚蠢，这促使他去行动；在某一兴奋的时刻，他激情四射地投身政治斗争。但是，他同时也迟疑是否以暴力去回应暴力；内心的责任感让他止步于去践行恐怖、去让鲜血流淌，这种犹豫和谨慎恰好发生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一个允许、甚至需要无所顾忌的行动的时刻，这种内在的矛盾让他的力量瘫软。在初始兴奋的余波下，西塞罗以可怕的清醒眼光看待着目前的局势：他将目光投向那些昨天还被赞美为英雄的叛乱者，他看到的只是些勇气薄弱的人，因为要摆脱自己行为的阴影而规避；他将目光投向民众，他看到的远不是那些旧日的罗马公民、那些他梦寐以求的英雄人民，而是一群乖觉的群氓，他们考虑的唯一事情是自己的利益和享乐，心里想着宴饮和游乐。他们头一天会向谋杀者布鲁图和卡西乌斯欢呼，第二天会向号召复仇的安东尼欢呼，第三天又会向将恺撒塑像砸碎的多纳贝拉（Donabe）欢呼。他认识到，在这个没有任何体面和尊严的城市里，没有谁还真诚地怀有自由的理念。所有人都只想拥有权力或者舒适。恺撒白白地被铲除了，因为现在人们都会为了他的遗产——他的钱、他的军团、他的权力——而相互示好，讨价还价，彼此争吵不休。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那唯一的神圣之物。他们在寻找好处和赢利。
在过于迅猛的兴奋之后，这两个星期以来西塞罗感到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开始怀疑。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关心共和国的重建，民族的感觉被熄灭了，自由的意识化为乌有了。他终于在这趟浑水前面感到恶心了。他无法再长久地欺骗自己去相信言词的力量：面对自己的未能成功他必须承认，他这个协调人的角色演完了。或者他太软弱了，或者他太缺少勇气，他无法将自己的家乡从面临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把它交给了命运。4月初，他离开罗马回到了他的书籍那里——带着无限的失望、无限的沮丧，回到他在那不勒斯海湾旁边颇提约里（Puteoli）的别墅。
西塞罗第二次从人世逃进他的孤独。现在他终于真正地知道，他作为一位学者、人文主义者，作为法律的守护者，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错误的领域：在那里权力比法律更有效，心狠手辣比智慧与和解更有用。他也必须带着震撼认识到，在这个已经被腐化了的时代，他梦想在自己的家乡实现理想的共和国、复活的古代罗马风气，这是无法实现的。由于现实中的暗物质，他的拯救行为没能完成，但是他至少要为下一代抢救出来自己的梦想：一位60岁老人的努力和认识，不应该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彻底消失了。于是，这个沮丧的人打起精神，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写下他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著作《论义务》，作为留给后代的箴言。这是关于责任的学说：一个独立的、有道德的人对自己与对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那是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遗嘱。这是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的秋天，同时也是他人生的秋天，在颇提约里完成的。
这篇关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的政论是一篇遗嘱，是一个退位的、任何公共激情都不再有的人最后要说出来的话，这在作品的开头就已经表明了。《论责任》是写给他的儿子的。西塞罗坦诚地向儿子承认，他并非出于无所谓的态度从公共生活中退出来，而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作为一个自由的灵魂、作为一个主张共和的罗马人去侍奉一个独裁者，这有损于他的尊严和荣誉。“当国家由它遴选出来的多个人来管理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力气和思想献给了共和国。但是，自从一切都陷入了单独一人的统治之后，早已没有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权威的空间了。”自从元老院被废止、法院被关闭，他在元老院或者议事堂里面还如何能找到些许的自尊？迄今为止，公共活动和政治活动侵占了太多他自己的时间。“没有写作的灵感”，他从来没能以完整的形式写下他的世界观。可是，现在当他被迫无事可做时，他至少要像西比欧[6]那句了不起的自我剖白那样：“从来没有比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更忙，从来不像一个人自己待着时那么不寂寞。”
西塞罗现在向他的儿子所阐述的个人与国家之关系，在很多地方并不新颖，也并非原创。他把自己读到和从别人那里接受的观点联结在一起。即便在60岁，一个辩证大师也不会突然成为诗人，一个编辑者也不会成为原创者。但是，由于西塞罗的文字里面带有难过和悲苦的音调，他的观点现在获得了新的感情色彩。在血腥的内战期间，在一个各派群体争权的时代，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灵魂又开始做梦：经由道德认知和彼此相容而达成世界和平的梦，这永恒不变的梦想，如同在一切时代一样，也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唯一的梦想。公平和法律，只有它们才是国家最牢固的支柱。堪为国家中坚之力与准则的，不是华而不实之辞，而是内心的正直。没有人可以试图将个人的意志以及他的准则强加于民众。人们有责任拒绝服从一个让民众失去方向的野心家。作为一个宁折不弯的独立者，他拒绝任何一个有独裁者的共同体，以及在独裁者手下提供任何服务。
暴力统治强暴每条法律，他这样论述到。只有当个人不再从其公共性职位中获得个人性的好处、不再将其个人利益置于共同体的利益之上以后，一个共同体的真正和谐才会出现。只有当财富不再消失于奢侈和浪费当中，而是被管理着转化成精神上和艺术上的文化作品时，只有当贵族放弃他们的高傲、平民要求他们的自然权利，而不是让自己受花言巧语的蛊惑将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政党时，共同体才会健康。正如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折中路线的倡导者一样，西塞罗也要求对立面的平衡。罗马不需要苏拉，不需要恺撒；另一方面，罗马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7]。独裁统治是危险的，革命也同样危险。
西塞罗提到的很多观点，在此前已经出现在柏拉图关于国家的言论中，后来重新出现在让——雅克·卢梭和所有主张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的著作中。但是，他的这份遗嘱在他那个时代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文字中的那种新感觉——人道的感觉——在这里、在基督教出现半个世纪以前第一次得到表达。在那个最为血腥残忍的时代，连恺撒在攻占一座城市时还砍掉两千名战俘的手，酷刑和角斗士搏斗、处死和屠杀成了每天都有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时西塞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对任何滥用暴力的人。他谴责战争是野兽般的方法，他谴责自己民族的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行省的剥削，他要求只通过文化和风习、永远也不要通过剑来让罗马的疆域保留下来。他激烈地反对对城市的抢劫，要求温和地对待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无权利者中最无权利的一群——奴隶。这在当时的罗马是一个荒谬的要求。带着预言者的眼光，他看到了罗马由于胜利带来的后果以及那种不健康的、只靠军队来征服世界的方式造成的衰落。自从苏拉仅为获取战利品而开始内战以来，正义在这个国家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当一个民族强行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时，它也就在秘密的复仇中失去了自身的、孤独带来的美好力量。
当军团在野心勃勃的统帅们率领下开向帕提亚[8]和波斯、开向日尔曼尼亚和不列颠、开向西班牙和马其顿，去为暂时的帝国疯狂想法效力之时，这里响起一个孤独的声音来抗议这危险的胜利：因为他已经看到，从征服战争的血腥种子长出内战这更为血腥的果实。这位无权无势的人性代言人庄严地向他的儿子保证，他会将人的合作尊奉为最高的、最重要的理念。在他生命的秋天，西塞罗终于有了这样明晰的认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太长时间，他的身份是修辞家、法律人和政治家，为了金钱和名誉他以同样出色的技能来为好事或者坏事辩护，每一个能带来财富、公众的尊敬和民众的掌声的职务他都争着去获得。在他生命结束前不久，西塞罗，这位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者，变成了人道的首位辩护人。
在边缘处境中，西塞罗安静而从容，他在思考具有道德性质的国家宪法其意义何在，其形式该当如何。而此时此刻，这个国家内的不安正在增加。元老院和民众依然没有决定，到底是应该对恺撒的谋杀者进行赞美呢，还是进行流放。安东尼在准备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战争；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新的即位者已经准备就绪了：屋大维（Octavian）这位曾经被恺撒任命的继承人，真的要当仁不让了。他刚一回到意大利就写信给西塞罗，以便赢得他的支持；在同一时间，安东尼也请他来罗马；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从战场上呼唤他。大家都在争取这位出色的辩护人，希望他能为自己的打算辩护；大家都想赢得这位著名的法律学者，他应该将不合法变成合法。出于正确的直觉，他们——就像一切有夺权之心但是权力尚未到手的政治人物惯常所做的那样——在寻找一个精神界的人物作为支撑（掌权之后他们会把这个人轻蔑地踢倒在旁）。假如西塞罗还是从前那位虚荣而心怀远大目标的政治人，他也会被人牵着走的。
可是，现在的西塞罗变得半是疲倦半是智慧。这两种感觉会经常危险地彼此互补。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完成他的著作，把他的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条，把他的思想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奥德修斯在水妖赛莲娜的歌唱前塞上自己的耳朵一样，他在权势者充满诱惑的呼唤前堵上了自己内心的耳朵。他没有理睬安东尼的呼唤、没有追随屋大维的呼唤、没有听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呼唤，甚至元老院的呼唤和朋友们的呼唤他都置之不理。他在感觉中写作，比以往更强烈地进入他的言词而不是行动中，独自一人时他变得比在智者群体当中更有智慧。他继续写他的书，预感到这将成为他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之词。
一直等到他完成了这份遗嘱，他才抬头来环顾四周。这醒来时刻糟糕无比。这个国家，他的家乡，正面临着内战。安东尼劫掠了恺撒的钱库和神庙里的钱库，他用这些偷来的钱召集雇佣兵。反对他的有三支军队，个个都全副武装，他们是屋大维、雷必达[9]（Lepidus），以及布鲁图与卡西乌斯。和解与协调，已经太晚了。现在人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要么让安东尼领导下的、新的恺撒专权来统治罗马，要么让共和国存在下去。每个人都必须在这样的时刻做出决定。西塞罗这位最小心最谨慎的人，这位一直超越在派别之上、在各派之间游移不定寻找平衡的人，也必须做最后的决定。
不同寻常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自从西塞罗将《论责任》——他的遗嘱——交给儿子以后，马上有一种新的勇气来到他身上——出于对生命的不再计较。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文学生涯已经结束。他有话可说的东西，都已经说完了；他还需要去经历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他老了，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这点儿可怜的余生，还有什么需要去保卫的？就像一个被追赶得疲惫不堪的动物一样，当它知道牙齿尖利的狗群就在身后不远时，会突然转过身来直接冲向那群追猎的狗，为了加速这终结的到来。西塞罗带着真正的死亡勇气再一次将自己投入战斗中，站在一个危险的据点上。在过去的若干个月里，他更多使用的是无声的笔，现在他又重拾演说的雷霆，将它们扔向共和国的敌人。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在12月份，这位一头灰发的人出现在罗马的议事堂，他再次向罗马人发出呼吁，要表现得对得起祖先的荣誉。他雷霆般发表了十四篇演说——“腓力匹克”——来反对篡权者、拒绝倾听元老院和民众声音的安东尼。他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危险：这意味着，他赤手空拳地站出来反对独裁者，而这位独裁者的军团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行动，随时准备谋杀。但是，只有当一个人自己也模范地表现出勇气时，他呼吁别人显示出勇气的话语才会有说服力。西塞罗知道，在同样的这个议事堂里，他不可以像以前一样仅以言词来搏击，这次他得为自己的信念奉献出性命。在讲台上，他心意已决地表白道：“当我还年轻时，我已经保卫了共和国。现在我不会因为自己变老了，就丢下它不顾。如果通过我的死，这座城市的自由能得以重新确立的话，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唯一的愿望是，但愿我死时能将自由留给罗马人民。不朽的神灵不能再给我比这更大的恩典了。”他强调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与安东尼来谈判了。必须支持屋大维来代表共和国，尽管他是恺撒的亲属和继承人。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一件最神圣的事——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最无可退让的地步：这关涉到自由。当这一最神圣的财产受到威胁时，每种犹豫都是破坏性的。于是，和平主义者西塞罗——他和他后来的学生伊拉斯谟（Erasmus）一样，最为痛恨的是骚乱、是内战——要求共和国的军队对抗独裁者的军队，他提请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驱逐篡权者。
在这十四篇演讲中，——自从他不再是有歧义的审判中的辩护律师，而是一桩更高尚事物的辩护人——西塞罗确实找到了出色的烈焰之词。“让其他民族为仆为奴地活着吧！”西塞罗对和他一样的公民呼吁。“我们罗马人可不想这样。如果我们无法夺得自由，那让我们去死掉好了。”如果这个国家真的面临最后的羞辱，那么这个统治整个世界的民族需要有这般的行动，如同那些奴隶身份的角斗士在角斗场里所做的一样：宁可选择伸头对抗敌人而死，而不是坐等被人宰杀；宁可在尊严中死去，不在耻辱中苟活。
在一片惊诧中，元老院在听着、集合在一起的民众在听着这些演讲。有些人也许能预感到，这会是未来几百年内最后一次可以在广场上将这些话说出来。不久以后，人们在那里只能在皇帝的大理石雕像前鞠躬，只有谄媚者和吹牛者会被允许发表些不痛不痒的低语，而不是从前在恺撒的国度里有过的那种自由演讲。听众感到一阵震颤：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对这位老人的赞叹，他孤单地以一个决绝者、内心绝望者的勇气、以一个思想人的独立来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他们迟疑地附和他。但是，词语的烈焰也无法再度点燃罗马的骄傲，这已经干枯的树枝。当这位孤独的理想者在广场上主张牺牲时，在他的背后军团里无所顾忌的掌权者们已经订下了罗马历史上最无耻的合约。同样的那个屋大维、那个被西塞罗赞誉为共和国保卫者的屋大维；同样的那位雷必达，西塞罗还要求罗马的民众为他竖立一座雕像，因为这两个人率军团出发要消灭安东尼。现在这两个人都以自己的私利为先。由于罗马的三个军事头领，无论是屋大维、雷必达，还是安东尼，还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独自将整个国家据为个人的战利品，这三个死敌一致同意私下将恺撒的遗产在他们当中分割。在恺撒的位置上，罗马在一夜之间有了三个小恺撒。
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三个军事头领自己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三头同盟”，而没有听元老院的意见和遵循罗马人民的法律，他们将这个跨越三个大洲的巨大帝国当成一个廉价的战利品给私下瓜分了。在波罗亚纳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在雷诺河（Rheno）与拉文诺河（Lavino）汇流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三个匪徒要在这里面谈。这些大战争英雄当然不会有彼此间的信任。在自己的宣言里，他们太频繁地将自己的同类称为说谎者、坏蛋、篡权者、国家敌人、强盗和小偷，为的是不去更详细地了解别人的邪恶之处。但是，渴望权力之人在意的只是权力而不是精神思考，只是战利品而不是荣誉。遵循着一切小心谨慎之规则，这三方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了约定地点的附近。直到这未来的世界统治者都能彼此确信，他们当中没人携带武器试图谋杀最新的盟友，他们才友好地向对方微笑，共同走进帐篷。在这里，未来的“三头同盟”协议将被决定，新的格局将确立起来。
三天的时间，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这个帐篷里度过，没有见证人在场。关于第一点——如何划分世界——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屋大维得到了非洲和努米丁[10]，安东尼得到了高卢，雷必达得到了西班牙。第二个问题他们也不太担心：如何得到雇佣军队的钱，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欠着军团和同党的债。他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快速解决这一问题，此后这种做法经常被仿效：只需要抢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的财产就可以了。为了避免他们出声抱怨，需要把他们的人也直接处理掉。这三个男人轻松地坐在桌边列出了一个通缉名单，上面有两千个意大利富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上百个元老院成员。每个人都说出几个自己认识的人，以及每个人的敌人和对手。只需要快速地划几条线，新“三头同盟”在地域划分之后也将经济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现在该谈到第三点了。想奠基独裁的人，为了让统治保持安全，首先必须让那个暴君的永远反对者——那些独立的人、那些对无法灭绝的乌托邦即精神自由的保卫者——保持沉默。安东尼要求，这最后一份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西塞罗。这个人认出了他的真正本质，说出了他的真正名字。他比其他所有人都危险，因为他有精神的力量，有争取自由的意志。他必须得被从路上清理出去。
屋大维被吓住了，拒绝了。他还是一个年轻人，还没有完全心如铁石，还没有完全被政治的邪恶所毒害，他不敢以铲除意大利最有名的作家来开始他的统治。西塞罗曾经是他最忠诚的护卫者，在民众和元老院面前对他赞誉有加。在几个月之前，屋大维还谦卑地请求他的帮助和建议，心存敬畏地称他为“真正的父亲”。屋大维羞愧难当，坚持着自己的反抗。出于一种正确的、令他获得荣誉的直觉，他不想将这位拉丁语世界里最能给人启迪的大师交给被钱收买的谋杀者的可耻匕首。但是安东尼坚持如此，因为他知道在精神和暴力之间是永恒的敌对状态，对独裁者来说没有什么人能比一位词语的大师更危险。争夺西塞罗头颅的战斗进行了三天。最后，屋大维让步了。于是，西塞罗的名字让罗马历史上也许是最无耻的文件画上了句号。有了这个名单，对共和国的死刑判决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西塞罗在获知从前的三个死对头现在已达成一致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他知道自己现在是安东尼的手中猎物。他把安东尼这个强盗——莎士比亚错误地将他提升为思想者——身上低级的贪婪本能、虚荣、残忍、无所顾忌都以炙热的言辞给标识出来，这对于安东尼太过刺痛，他不可能寄希望于从安东尼这里得到恺撒给予他的大度宽宥，尽管恺撒是一位残忍的暴力之人。唯一的逻辑是，假如他还想救一己之命的话，应该赶快逃跑。西塞罗必须渡海到希腊那边，去找布鲁图、卡西乌斯、加图，那里是共和国自由的最后军营。在那里他至少不会被已经派出来的凶手看见。的确，两次、三次，这个被通缉的人已经决定要逃亡了。他准备好了一切，他通知了朋友。他坐到船上，他上了路。但是，西塞罗总是在最后一刻停住。有谁知道过一次流亡带来的无所安慰的悲苦，哪怕在危险中他也会感受到家乡土地的舒坦，他也会知道在永久的逃亡中，生活无尊严可言。理性之余的一种神秘的意志，那甚至是反理性的力量，强迫他去与正在等待着他的命运相向而行。他的所经所历，让他变得疲惫。这疲惫的人想要的，无非是再休息几天，无非还要再深入思考一下、再写几封信、再读几本书——然后就让为他设定好的结局来临吧。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西塞罗一会儿藏在这个庄园，一会儿藏在那个庄园，只要一有危险，他总是马上启程，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地逃脱了他们的魔爪。他像一个发着高烧的人更换枕头一样，也更换着自己的半隐藏地，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向他的命运迎面走去，也没有下定决心去回避它，好像他想无意识地用这种不惧死亡来实现一种使命。这是他在《论老年》中写下的句子：一个老年人对死亡既不可以寻找，也不可以拖延；它什么时候来，必须轻松地去接待它。对于灵魂强大的人来说，没有不体面的死亡。
在这样的思想下，已经走在去往西西里路上的西塞罗突然命令他的人调转船头，回到敌对的意大利，在卡耶塔（Cajeta），也就是今天的加埃塔（Gaeta）靠岸：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庄园。疲倦俘获了他，这不光是肢体和神经的疲倦，也是对生的疲倦，一种对终结、对土地的神秘乡愁。只是再休息一次。再一次呼吸家乡甜甜的空气，然后就告别，与世界告别，但是要安静而放松，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个小时！
刚一上岸，他就满心敬畏地礼敬这座房子的神圣保护神。他累了，海上航行让这位64岁的人感到疲惫不堪，于是他到卧室[11]里伸展一下身体、闭上眼睛，为的是在柔和的睡眠中来享受永久安眠的前趣。
但是，西塞罗的身体还没有舒展开来，一个忠心耿耿的奴隶就闯了进来：附近有带着武器的可疑人员出现了。他家里的一个雇员，一个他生平中曾经给予过很多善待的人，现在为了获得奖赏向谋杀者泄露了他的驻留地。西塞罗应该逃跑，马上逃跑，一顶抬轿已经准备好，而他们，这个家里的奴隶，愿意身佩武器，在去往船上的这段短短路程中保护他。到了船上，他就安全了。这位筋疲力尽的老人拒绝了。“这有什么用，”他说，“我已经倦于逃亡，倦于活着。让我在这个我曾经拯救过的国家里死去。”最终，那位忠诚的老仆人还是说服了他。身佩武器的奴隶抬着轿子，绕道一个小树林向那可以救命的小船走去。
但是，他房子里的叛徒可不想让自己的无耻赏钱打水漂，于是迅速召集来一个头人和几个身带武器的人。他们在树林里追击这个队伍，还及时追赶上了猎物。
全副武装的仆人们立即就围在轿子的旁边，做好抵抗的准备。但是，西塞罗命令他们散开。他自己的生命已经过完了，为什么还要牺牲陌生的、年轻的生命呢？在这最后的时刻，在这个永远摇摆的、不确定的、很少有勇气的人身上，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他感觉到，作为一个罗马人，如果他能挺直身躯向死亡迎面走去，就算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他嘴里说着“站起来”将仆人推开，不带任何武器、也没有任何反抗地将他苍老的头颅交给谋杀者，带着一句他出色地思考过的句子：“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会死去的人。”谋杀者可不想要哲学，他们想要的是佣金。他们没有犹豫太长时间。一个重击，他们就将这位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打倒在地。
西塞罗，罗马自由的最后捍卫者，就这样死去了。他的最后时刻，比他活过的千万个时刻更英雄、更是个男子汉、更坚决。
在悲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血腥的闹剧。从安东尼谋杀指令的紧要程度上，谋杀者们推测出这个人头肯定有特别的价值：当然他们没有预感到他在世界精神领域的价值以及他对后世的价值，而是这个血腥行为对这一任务的授予者有特别的价值。为了确保自己的赏金，他们决定将死者的人头作为能说话的证据亲手递给安东尼，来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于是，匪徒头子将尸体的头和手砍下来，把它们装到口袋里，急急地将这个还滴着死者鲜血的袋子背在肩上，急急地赶往罗马，他们要让独裁者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罗马共和国最好的捍卫者以通行的方式被处理了。
凶手的头领这个小匪徒的算盘打对了。大匪徒——下达谋杀令的人——将这一实施了的暴行给自己带来的欢喜换算成大笔赏金。现在，由于他把两千名最富裕的意大利人给掠夺和谋杀了，所以安东尼终于可以出手大方了。为了这个装着西塞罗被砍下来的头颅和手的血淋淋的口袋，他付给这个头领一百万光灿灿的金币。这样做后，他的复仇之焰还没有冷却下来。这个冲动之人身上还浸透着愚蠢的仇恨，这让他想到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羞辱死者。但是，他没想到，他自己会因此永远遭到鄙视。安东尼下令，西塞罗的头颅和手要被钉在那个讲台上，那个西塞罗曾经站在上面、呼吁民众为保卫罗马的自由而反对他安东尼的讲台。
第二天，等待罗马民众的是一幅可耻的景象。在西塞罗曾经发表过不朽演说的讲台上，挂着这位自由的最后守护者惨白的、被割下来的头颅。一枚大大的、生了锈的钉子穿过那有过无尽思考的额头；他的嘴唇惨白而痛苦地紧闭着，比一切嘴唇都美，这是塑造了拉丁语铿锵词语的嘴唇；发蓝的眼帘遮盖住了这双看护共和国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眼睛；他的手无力地张开，是这双手，写下了他那个时代最华美的书信。
但是，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在这个舞台上发表过的任何一个对残忍、对权力、对无法无天的控诉，都不如这无声的、被谋杀的头颅更能让人们看到暴力带来的不公正。民众胆怯地聚拢在被羞辱的讲台前面，又心情抑郁而羞耻地回避到旁边。没有人敢于——这是独裁政权！——说出反对的话，但是一种痉挛压迫着他们的心。这悲哀的场景，正是一幅共和国已被钉死的象征画面：面对它，他们心情沉重地垂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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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生卒年约为公元前108—公元前62），罗马帝国的重要政治人物，西塞罗的政治对手。在公元前62年竞选执政官失败以后，曾密谋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西塞罗当时任职罗马执政官，在元老院发表了四篇针对喀提林的言辞激烈的演说，迫使喀提林离开罗马。
[2]维列斯（GaiusVerres，生卒年约为公元前115—公元前43），是罗马帝国的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西西里省的总督。公元前70年，西塞罗对维列斯在西西里贪污公帑、贿赂罗马官员的罪行提起诉讼，认为维列斯在西西里的行为损害了当地人的利益和国家的财富，也玷污了共和国的声誉，要求法庭将其绳之以法。
[3]卢比孔河（Rubikon），意大利与高卢之间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的军团越过卢比孔河，进入高卢。
[4]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公元前157－公元前86），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在罗马败于日尔曼人的危机时刻，当选为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其结果是职业军人严重依附于将领。马略曾经七次当选为执政官，他开启了罗马共和国的第三个阶段，即军人共和国阶段。马略与对手苏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惨烈。马略之后，军人当政日趋常态，恺撒的出现是这一趋势的巅峰。
[5]阿提库斯（TitusPomponiusAtticus），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2年。罗马贵族，西塞罗的好友，曾与西塞罗有书信交流。其著作已失传。
[6]西比欧（Scipio，前236—前184），古罗马著名统帅，非洲的征服者，尤其是在与腓尼基人的作战中，功勋卓著，战胜了汉尼拔。
[7]提比略·格拉古（TIB.SemproniusGrhus，公元前163—公元前132）、盖乌斯·格拉古（C.SemproniusGrhus，公元前153—公元前121）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3年先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史称“格拉古兄弟改革”。
[8]帕提亚（Parthien），当时位于中亚的一个帝国，其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南部。
[9]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约公元前89—公元前13/12），古罗马贵族政治家。曾经被恺撒任命为骑兵长官，相当于恺撒的代理人。在恺撒遇害后，雷必达成为权力争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与屋大维、安东尼一起形成“后三头”联合掌权的局面。
[10]努米丁（Numidien），古罗马在非洲北部的一个行省，包括今天的利比亚和突尼斯大部分地区。
[11]茨威格在这里用了拉丁语的词汇cubiculum，同时有“卧室”和“墓穴”双重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