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失误

    1918年12月13日，一艘巨大的轮船“乔治·华盛顿”号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驶向欧洲的海岸。自从有地球以来，还没有哪一只船、哪一个人被数百万人带着那么多的希望和信任所期待着。整整四年的时间，欧洲国家在互相毁灭，他们彼此用机关枪和大炮、用燃烧弹和毒气屠杀了数十万最好的、最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四年了，他们彼此用言语和文字来交流的只有仇恨和轻蔑。但是，这些被激发起来的躁动也无法让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声音保持沉默：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是反理智的，让我们这个世纪尊严扫地。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人类又回到了那荒漠般的、早以为已经一去不返的野蛮世纪。


    这时从另外一个世界、从美利坚传来了别样的声音，它越过仍然硝烟弥漫的战场发出这样的呼吁：“再也不要有战争。”再也不要过去那种将民众在不知情、不愿意的情况下推到屠杀场上的分裂和罪恶的秘密外交。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这将是“法律的国度，其基础是治理对象的认可并受到人类有序舆论之维护”。太好了：在所有的国家，无论哪种语言，人们马上就听懂了这个声音。战争，在昨天还是为争夺地块、边界、原材料矿山和油田的无意义争斗，突然之间获得了一个更高级的、差不多宗教性的意义：建立一个拥有永久的和平、法律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一下子，百万人的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些人遭受的痛苦，是为了在我们的地球上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痛苦重新出现。几十万上百万的声音带着沉醉般的信任在向这个人喊话。他，威尔逊，要在胜利者与被战胜者之间缔结和平，从而让它成为一个正当的和平；他，威尔逊，应该成为另外一位摩西，将新的律条带给迷失的各国族。用不了几个星期，威尔逊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宗教性的力量，一种弥赛亚的力量。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物和孩子。每一个或者正在经受困苦，或者感觉受到不公待遇的族群，都派遣代表团去他那里；数以千计的各种写满建议、请求和承诺的信件和电报来自五大洲，装满整个整个的箱子，正待运往那开向欧洲的船上。整个一个大洲、整个地球要求这个人成为最近一次争吵的裁判，人们期待着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威尔逊不能抗拒这样的呼唤。他在美国的朋友劝阻他，让他不要去亲自去参加和平会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更好的办法是，他从远处来主持谈判。但是，威尔逊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与人们要求他去建成和平大业这一任务相比，他的国家里最高的荣誉、合众国总统的责任也显得轻微。他要考虑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是眼下这个时刻，而是更美好的未来。他不是要心胸狭隘地去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不能将人联结在一起，利益让人分道扬镳”，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受益。他感觉到，他自己必须小心地警惕着不要让再军队和外交官来左右民族国家的激情——对这两种可怕的职业来说，人类的协同一致就意味着敲响了这两个职业的死亡钟声。他个人必须是一根保险丝，“出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他们的领导者的意愿”来说话。在人类这最后一次、最终有效的和平会议上，每一个字都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开着门、大开着窗户说出来。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站在船上眺望着欧洲的海岸。它已经在雾中朦胧显现，影影绰绰、边际不清，如同他自己关于未来民族友谊的梦想一样。他站得笔直，这是一位高个子男人，脸上线条孔武有力，眼镜下面是锐利而清澈的眼睛，美国式有力的下颚向前突出，厚重多肉的嘴唇紧闭。作为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有着那种类型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严肃和执拗：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真相，而他们是一定要知道真相的。在他的血液里，有所有那些虔信上帝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火热，以及加尔文教派的热忱，而这一教派授予头领和教师的任务是：去拯救有罪的人类。在他的身上，完整地体现着一个布道者和殉难者的固执，他宁可为了自己的信念被烧死，也不愿意偏离圣经的一个字母。对于他这位民主党人、学者来说，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等这样的概念并非冰冷的词语，它们对他而言正如赞美诗对于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意义重大。对他来说，它们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含义模糊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仰条款。他已经下了决心，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来捍卫它们，正如他的祖先捍卫《福音书》那样。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斗争，当他瞥见欧洲的土地在他的视线中变得越发明亮时，他感觉到这一次斗争是决定性的。他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绷紧了，“为新秩序而战斗：极尽协同之能事，于不得已时并不怵惧分歧”。（tofightfortheneworder,agreeablyifwecan,disagreeablyifwemust.）


    可是不久以后，他那投向远方的目光里的肃穆就变柔和了。在布雷斯特港口[1]迎接他的有礼炮、彩旗，这些只是按照规定的对于盟国总统的礼节来进行的。但是，他感觉到在海岸上与他迎面而来的，那不是安排好的、有组织的接待，那是没有预定的欢呼，是全体人民的火热兴奋。列车所到之处，任何一个村庄、一个聚落，每个房子都飘着旗帜，这希望的火苗。人们的手伸向他，人们的声音环绕着他，当他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巴黎时，兴奋的瀑布从活人组成的欢腾之墙上奔流而下。巴黎人、法国人作为所有陌生的欧洲民族的象征，他们喊叫、他们欢呼，他们把自己的期待推拥到他的面前。他的脸越来越放松，一种自然的、幸福的、几乎是沉醉的微笑从他的牙齿间露出来。他挥动着帽子，向右、向左，好像要问候所有的人、问候全世界。对，他亲自来这里是对的，只有活生生的意志能战胜僵硬的法律。一座如此幸福的城市，一群这样乐于看到希望的人们，我们难道不能、难道不应该让所有的人永远都这样吗？还有一夜的安静和休息，然后明天马上就开始来给世界以和平，这是这个世界几千年来都在梦想的。这是一个地球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行动。


    在法国政府安排的大厦、在外交部门前、在美国代表团下榻的克里雍大饭店（HoteldeCrillon）前面，已经挤满了迫不及待的记者，他们已经是一支不小的军队。从北美就来了150位记者，每座城市、每份报纸都派出了自己的通讯员，他们所有的人都要求得到参加所有会议的入场券。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特别地向全世界承诺了“完全公开”，这一次将不存在秘密会议或者私下协定。《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第一段就是：公开的和平条款，公开地达成，不应该有任何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秘密协商。“秘密协约”这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比任何流行病都多，它要通过威尔逊的“公开外交”新法则而最终被战胜。


    令人失望的是，这聚集的人群等来的却是尴尬的拖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会获得参加大会的许可，这个公开会议的纪要全本会让他们转达给世界的——实际上所有至关重要的内容都被化学清洗过了。但是，会议消息还不能先透露出来。首先必须确立谈判日程。这些满心失望的人本能地感觉到，正在自己面前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信息发布人所说的话，也并非完全不真实。关于谈判日程，威尔逊在“四巨头”的第一次会面上就感觉到了来自协约国的抵抗：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想什么都拿出来公开地谈判。所有参战国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有秘密合同条款，这些条约保证给每个国家他们的应得部分和战利品，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内衣只会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晾出来。为了不从一开始就让会议议程大打折扣，有些事情就只好先关起来门说好，提前处理干净了。但是，不同意见不光存在于谈判日程上，分歧也还在更深层次当中。从根本上，情形再清楚不过：美国和欧洲这两个集团各有各的立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这个会议上本来要签署完成的不光是一个和平，而是两个。这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和平。其中的一个和平是短时的、是当下的，这是要与战败了、已经放下武器的德国结束战争。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和平、一个未来的和平，它要让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变得永无可能。一方面是依照旧的、艰难方式的和平；另外一方面是新的、威尔逊的盟约，要成立国联。这两个当中，要先谈判哪一个呢？


    在这里，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威尔逊对短时的和平兴趣不大。确定边界、支付战争损失赔偿、赔款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应该由专家和委员会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条款，并按照条款执行。这些是小活儿，是次要工作，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所有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应该是——但愿如此——去开创新的、将要形成的事业，是各国间的一致、是永久的和平。每个集团都觉得自己所表达的议程是当务之急。欧洲的协约国也不无道理：不可以让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不安的世界在四年战争之后再长达几个月地等待和平，否则混乱就会在欧洲爆发。首先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将边界、赔偿定下来，让那些还守着武器的男人回到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里去，让货币稳定下来，让商业和交通恢复过来。在那之后，在坚实的地面上落脚之后，才可以让威尔逊的海市蜃楼熠熠发光。就像威尔逊在内心里对当下的和平并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Clemenceau）、劳合·乔治（LloydGeorge）、桑尼多（Sonnino）作为老油子的战术者和务实者，在内心最深处对威尔逊的要求也颇感无所谓。他们出于政治上的算计，部分也是由于真诚地喜欢他的人道的要求和理念，给他以掌声，因为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在自己的民众那里感觉到，一个非自私自利的原则能带来吸引人的、强迫性的巨大力量。因此，他们也愿意来讨论威尔逊的计划，当然要对其有一定的削弱和保留。但是，他们要首先缔结与德国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然后才是盟约。


    但是，威尔逊自己也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知道通过拖延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要求会变得疲惫，会流干了血。他自己知道，如何将令人厌烦的质询拖延性地推到一边：如果一个人只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是无法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首先讨论盟约。他甚至要求，盟约要在与德国的和平条约中一字不差地写进去。他的这一要求又生发出第二个冲突。对于协约国来说，有罪的德国入侵比利时已经血腥地践踏了国际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霍夫曼将军[2]的“拍桌子”是毫无顾忌的暴力行为最好例证。如果实行新规则，他们已经超前享有了他们根本配不上的未来人道主义原则的优待券。必须先用旧的、响当当的硬币来清算，然后才是新的规矩，协约国提出这样的要求。田野还荒芜着，所有的城市都遭到了轰炸。为了给威尔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让威尔逊亲自去参观。但是，威尔逊这个“不实际的人”有意地掠过废墟。他只看向未来，他看到的不是被炸毁的房屋，而是永久性的建筑。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任务：废除旧秩序、建设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兰辛（RobertLansing）和豪斯（ColonelHouse）都反对他的要求，他还是不为所动，固执地坚持己见。先讨论盟约。首先是全人类的事情，然后才是单个民族的利益。


    斗争是艰苦的，最致命的是他还浪费了时间。非常可惜的是，威尔逊没能给他的梦想以一个有固定边际的形式。他带来的盟约条款，还远远没有最后成形，那只是“初稿”，那还应该在无数个会议上讨论、修改、改善、加强或者减弱。除此以外，礼貌也要求他除了巴黎以外还要去其他盟国的首都访问一番。威尔逊去了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了演说，去了罗马。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其他国家的政要并没有真正的乐趣和热情将他的盟约项目向前推进。过了一个多月，才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一个月中，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边境（dalmatinischeGrenz）[3]，正规军队和志愿者军队也时有交火、占领地盘，维也纳的饥荒在升级，在俄国情况也正变得尖锐。


    但是，即便是在1月18日的全体会议上，这也只是理论上规定了盟约应该是“总体上的和平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文件仍然没有起草出来，它仍然在无休止的讨论中从一个人的手里到另外一人手里，从一个修改者到另一个修改者。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这是对欧洲来说最令人震惊不安的一个月，欧洲仍然热切地想要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和平。一直到了1919年2月14日，在停战三个月之后，威尔逊的盟约才有了一个最终的形式，它也被毫无异议地通过了。


    世界再一次欢呼。威尔逊的要求胜利了。在未来，保证和平的，将不是武器暴力和恐怖，而是协议，是对更高一层权力的信任。离开谈判大楼时，他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骄傲的、由于幸福而感恩的微笑看向簇拥着他的人群，心里想着在这个民族后面的其他民族，在他们身后受过那么多苦的这整整一代人。感谢这个最终的安全保障，未来的一代再也不要有战争的煎熬，再也不受独裁者的欺压。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天，同时也是他最后的幸福日。因为威尔逊过早地凯旋般离开了战场，这破坏了它的胜利。他于第二天，2月15日回到美国，为的是在那里给他的选民和同胞展示这永久和平的大宪章，而不是去重新回到另外那些签订最终停战和约的人那里去。


    当“乔治·华盛顿”号驶离布雷斯特时，又有礼炮轰鸣为他送行。但是，拥挤的人群现在变得更放松、更无所谓了。对民众来说，那种激情澎湃的期待、那种弥赛亚式的希望已经过去了，因为威尔逊要离开欧洲了。在纽约，等待着他的迎接场面也是冷淡的。没有飞机绕行在返乡船的上空、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在他自己的政府机构里、在参议院、在国会、在自己的党内、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他看到更多的是不信任。欧洲对他不满意，因为威尔逊没有更迈进一步；美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走得太远了。对欧洲来说，他那要将不同利益在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全人类利益之下联结起来的要求似乎还不够；在美国，他的政治对手——已经眼睛盯着下一次总统选举——鼓动说，他没有资格将新大陆的政治与不安定、不可预期的欧洲政治那么紧地联在一起，这样也违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准则，有悖于门罗宣言。威尔逊被严正警告说，他不是一个未来的梦想国的缔造者，不用为其他国家着想；他要首先考虑美国人，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选举他来代表美国人的。威尔逊还没有从与欧洲谈判的疲惫中休息过来，就又得开始与自己的党人和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谈判。尤其是他必须给那个令他骄傲的盟约大厦补上一道后门，加上“美国可以从联盟中退出”这一危险条款。这大厦本来是要建得不可动摇、无法战胜的，可是这样一来，为永久而计划的“国家联盟”（LeaguesofNations）的第一块石头就被拆除了，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出现了，这也导致了其最终坍塌的结局。


    即便做了些限制和修正，威尔逊还是让他的人类大宪章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了，不过这只是半个胜利。威尔逊又一次回到了欧洲，不再像他离开时那么自如、那么有把握了。他此行是要来完成他的任务中的第二部分。船再一次驶进布雷斯特港口。他投向岸上的目光已经不再是从前那充满希望的目光。他变老了，也累了，在这有限的几个星期以内，他的脸显出失望、严厉而僵硬的线条，一种艰难而痛苦的表情从嘴的周围开始，左边的面颊上有一道纹路贯穿，这是疾病的预警式先兆在他身上聚集起来。随行的医生没有错过任何一秒钟，出于对他的保护而给他以预警。他知道，去实现这些规则比表述这些规则要困难。但是，他下了决心不要牺牲计划中的任何一点。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什么都没有。永久的和平，或者没有和平。


    他登陆时不再有人群欢呼，巴黎的街道上不再有欢呼，报纸在冷淡地等待观望，人们谨慎而没有信任。歌德的句子再度成真：“兴奋不是一个能用很多年的物品。”威尔逊没有利用恰当的时间，没有在这火热的铁块还在柔软和可变的状态中，按照他的意志来打造：他放任欧洲的理想主义情愫僵冷下来。他不在的这一个月什么都改变了。和他同时离开的还有劳合·乔治，克里孟梭被一位暗杀者的手枪击中，两个星期无法工作。这些无人监管的时间被那些私利代言人所利用，他们进入了委员会的会议厅。最卖力气、最危险的活动是军方的那些人。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他们在利益的聚光灯之下站了四年，他们的话、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意志在这四年让成千上万的人耳熟能详，现在他们根本不打算黯然退场。一个要将他们的权力手段即军队拿走的盟约——盟约里说要废除任何形式的兵役制——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此，这出关于永久和平的闹剧、这出夺去了他们的职业意义的闹剧，一定要被铲除，或者要把它给推到一条死胡同的轨道上去。他们威胁着要求增加军备，而不是威尔逊的减少军备；要求设定新的国界线和国家保障，而不是通过国与国的协商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眼里，能保证一个国家安全的不是写在空气中的十四点条例，那靠的是自己军队的武装以及将对手解除武装。在军人的后面是工业集团的代表，他们要让战争企业继续运转下去；还有那些中间人，他们要在战争赔款中挣钱；外交官们变得越来越摇摆不定，在他们的背后反对党在威胁着，每个人都想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一块肥肉作为增长的基础。不同的公共意见表达上，都留有那么几个利益相关方的手印。所有的欧洲报纸——美国报纸也随声附和——无论哪种语言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威尔逊因为他的幻想而拖延和平。他那份本来值得表彰的、肯定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乌托邦妨碍了欧洲的稳固。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道德考虑以及超级道德的顾虑中！如果不能马上缔结和平的话，欧洲就会爆发大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主张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威尔逊的计划是为整个世纪考虑的，他的时间计量单位与欧洲各民族的时间计量单位有所不同。要完成实现人类千年梦想这样的巨大任务，四五个月的时间在他眼里并不长。但是在此期间，在欧洲东部，有组织的“自由军团”（Freicorps）这股黑暗势力在调动并占领了一些地方，整个地区还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属于谁、应该属于谁。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四个月之后还没有得到会晤。在没有被划定的边界线上生活的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安。有明确的信号表明，也许明天的匈牙利、后天的德国就会转向布尔什维克。外交官们催促快些有个结果，尽快签署条约，无所谓公正或者不公正。首先要把横在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清除掉，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倒霉的盟约！


    到达巴黎后的第一时间已经足以让威尔逊明白，他在三个月里搭建的建筑物，在他离开的这一个月里被拆毁殆尽，现在面临着倒塌的危险。福煦[4]元帅几乎都成功地让盟约从和平条约中消失，最初的三个月似乎都没有意义地白干了。但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地方，威尔逊意志坚定地不退让一步。在第二天，3月15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声明，1月25日的决议一如既往有效力，“盟约是和平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声明，是他针对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击：协约国力图将旧的秘密条约而不是新的盟约作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基础。威尔逊总统现在准确地知道，这些国家刚刚还庄严地承诺尊重各民族的自我决定，实际上是各有领土要求目标：法国要求莱茵兰地区[5]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菲乌梅港口[6]和达尔玛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要求他们的战利品。如果他不进行反抗的话，那么这个和平就会是他所说的拿破仑的、塔列朗（Talleyrand）的、梅特涅（Mettenrnicht）的方法，而不是按照由他提交的、被热烈接受的原则来签订和平条约。


    十四天是在艰苦的斗争中度过的。威尔逊当然不想将萨尔地区给法国，因为他认为这打破“自我决定”的首例会对后面的谈判有示范作用。果然，意大利意识到它的所有要求都与打破这一原则连在一起，威胁要退出和平会议。法国的媒体加强了紧锣密鼓的煽风点火，匈牙利更靠近布尔什维克了。协约国认为，他很快就让欧洲洪水滔天了。甚至与他关系最密切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都越来越对他有抵触，这能让他感觉到。甚至他们，他从前的好朋友，现在考虑到世界的混乱局面也要求快速地缔结和平，宁可牺牲几条理想主义的要求。在威尔逊面前，形成了一道异口同声的防线，在美国由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鼓动起来的民意在锤击他的后背。在有些时刻，威尔逊觉得自己的力量到了尽头。他对一个朋友承认说，面对来自全方位的抵抗，他一个人挺不住太长时间。他已经决定，如果他的意志无法实现，他会离开这个和平会议。


    在这场与所有人对抗的斗争进程中，还有最后一个敌人也加入其中，这敌人来自内部、来自他的身体。在4月3日，恰好是在血腥的现实与还没有规划好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到了关键节点时，威尔逊自己挺不住了。一场流行感冒让这位63岁的人倒在床上。但是，时间的涌动比他发着烧的血流还要更加激荡，不给这位病人任何时间来休息。从阴沉的天空上，灾难性的消息像闪电般劈下来。4月5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权力，宣告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奥地利这个处于半饥饿状态、被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所包围的国家，也随时都可能加入其中。对他的抵抗力量在增加，每个小时他“一个人为所有事情负责”的责任也在增加。人们在催促、在逼迫这位筋疲力尽的人，一直到他的床边。在旁边的房间里，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正在商议，他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个结局。这个代价是要让威尔逊以他的要求、他的理想来支付的。现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他的“长久和平”必须退让，因为它挡住了现实的、军事上的、物质上的和平之路。


    可是，威尔逊疲倦、筋疲力尽，他被疾病给掏空了，被媒体上将他归咎于迟延和平的攻击给弄得晕头转向，被自己的顾问抛弃，被其他政府的代表攻击，但是他还没有让步。他感觉不可以对自己的话撒谎：只有当这个和平与非军事的、长久的、未来的和平取得一致时，他才算真正为这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全力奋斗了。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乔治·华盛顿”号出发来法国布雷斯特的最早日期，到达布雷斯特的最早的可能日期。总统希望这艘船尽早出发。当天整个世界都得到通告，威尔逊总统已经调遣他的船前来欧洲了。


    这条消息如一道惊雷，人们很快就领会了其含义。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拒绝任何对他的盟约哪怕有丝毫违背的和平，他宁可提前离开会议，也不愿意作出让步。一个历史时刻来到了，一个决定了欧洲几十年、几百年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如果威尔逊在会议桌前愤然起身，旧的世界秩序崩塌了，混乱出现了，但是，也许从中会有一颗新星辰诞生出来。欧洲在迫不及待地看着：其他的会议参加者会接手这个责任吗？他会自己接过这个责任吗？决定性的时刻。


    决定性的时刻。这时威尔逊的决心还没有任何动摇。没有妥协，没有让步，不要“胁迫下的和平”，而是“公正的和平”。不给法国萨尔地区，不给意大利菲乌梅，不能将土耳其割裂开来，不能“交换人口”。正义凌驾于权力之上，理想凌驾于现实之上，未来凌驾于当前之上！正义必须开步而行，哪怕世界因此毁灭。这个短短的时刻将成为威尔逊的伟大的瞬间，他最伟大的、最人性的、最英雄的瞬间：如果他有力气来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行为，他的名字就会永久地列于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类朋友当中。但是，这个瞬间后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在向他施压：法国的、英国的和意大利的媒体抱怨他，称他为“和平凶手”，以理论上——神学上的僵化思想来破坏和平，为私人的“乌托邦”理想来牺牲现实的世界。甚至德国，本来是寄一切希望于他的，现在也因为在巴伐利亚爆发的布尔什维主义而受到震动，也转而反对他。反对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别人轻的，是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兰辛，他们坚持要他放弃自己的决定。国务秘书塔马尔提（Tumulty）几个星期前还兴奋地从华盛顿发来电报：“只需总统的冲冠一怒，就能够拯救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现在却因为威尔逊的“冲冠一怒”从同样的城市不安地发来电报说，“退出，这是个不聪明的、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外国都是冒险性设想，会带来最危险可能性的……总统应该……将中断会议的勇气放到它本来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这时的退出无异于开小差。”


    不安、绝望和因为众口一词的劝说对自己没有把握，威尔逊惶惑地看着自己的周围。没有人站在他这边：在会议室里大家都反对他；在他自己的决策咨询团里，大家也都反对他；看不见的数以百万记的声音也在反对他。那些在远处坚决地表示要他坚持住、要他保持不变的声音，传不到他这里。他预感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像他所威胁的那样拍案而起，他的名字就会穿越一切时代被永久地保留下来。他只需要对自己保持不变，他的未来理念就会白璧无瑕地存留下来，作为可以不断更新的信条。他预感不到，从这个他对贪婪、仇恨和非理性力量说出来的“不”当中，会有怎样的创造性力量喷涌出来。他只是感觉到，他一个人太软弱乏力，无法承担这最后的责任。于是，致命的情形出现了：威尔逊慢慢地让步了，他的僵持态度开始松动了。豪斯上校做了搭桥的工作。谈判的期限被确定下来，有八天的时间来谈判边界问题。终于在4月15日，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威尔逊带着沉重的心情和不安的良心，同意了克里孟梭明显降低了的军事上的要求：萨尔地区并没有永久性地割让给法国，而是限期十五年。迄今为止不肯妥协的人做出了第一个妥协。就像使用了魔术棒一样，第二天整个巴黎媒体界的气氛大为变样。那些昨天还骂他为和平扰乱者、世界毁灭者的媒体，表扬他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政治领袖。但是，这种表扬在他内心中焚如烈焰，如同在对他最内在的灵魂进行谴责。威尔逊知道，也许他确实挽救了和平，那是眼下的和平。但是，在和解意义上的长久和平——那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被错过了、打了水漂。在通往一个超越时间的理想之路上，世界在风暴中被抛回出发的原点。他，这一理想的领军人物和旗手，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上失败了——那是一场对抗自己的战役。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威尔逊的做法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谁有资格做这个判断呢？无论如何：一个决定在这个历史性的、永不再来的日子里尘埃落定，它的后果会延伸到几十年、几百年，它的欠债我们要无数次地用鲜血、绝望和无力无奈的困扰来偿还。从这一天开始，威尔逊的权力之翼——在道德方面，没有哪个同代人能够企及——折断了，他的美誉一去不返，相伴而来的是，他的力量在衰退。谁做了坦白交代，谁就不再能够坚持。妥协注定只会不断地通向新的妥协。


    不诚实产生不诚实，暴力催生暴力。和平——威尔逊所梦想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永久性的——仍然是碎片状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善的图景，因为它不是在未来意义上被形塑的；因为它不是由人道主义的精神、出于纯粹的理性来规划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也许是最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可哀可叹地错失了。这个失望的、再度不被神灵眷顾的世界，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黑暗和惶惑。这个先前被当做世界的疗救者而受到欢迎的人，在返回故国之时已不再是一个能救治别人的人，而是一位疲倦、生病的、被死亡寻上门的人。再没有欢呼陪伴着他，再没有彩旗向他舞动。当他的船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被战胜者转过身去。他拒绝让自己的目光再去看我们这不幸的土地，几千年来这片土地渴望着和平和统一，但是还从来没能实现过。人性化的世界这一永远的梦幻图景又一次消解在雾中，渐行渐远。


    ***


    [1]在法国北部。


    [2]霍夫曼将军（MaxHoffmann，1869—192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担任了重要角色。1917年底到1918年初，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苏维埃代表团商谈停战协议，德国单方提出让当时被德国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脱离俄国，允许独立建国。1918年1月12日，霍夫曼发表态度强硬的演说，声言“胜利的德国军队留在他们的地方不动”，在德国国内被简称为“拍桌子”而受到广泛赞誉。这一表现带来了深远的政治性后果，成为德国军事强权主义不言而喻的证明。


    [3]历史上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沿亚得里亚海东岸，在1815—1918年间是奥匈帝国属下的一个行省。


    [4]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


    [5]莱茵兰（Rheind）指的是莱茵河在德国境内中下游左（西）岸的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力图在和平条约达到的领土目标是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划归法国。由于威尔逊对民族自决权的坚持，法国的这一领土要求未能实现，但是莱茵兰地区分别被协约国英、法、美的驻军所占领，其范围扩大到莱茵河右（东）岸三十公里的范围“桥头堡”科隆、科布伦茨和美因茨。


    [6]菲乌梅港口（Fiume），今天克罗地亚的城市里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