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 一

    军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台球厅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了！”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宵禁，什么时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队，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几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塞进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小纸签，标明是开哪个门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长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


    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像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门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


    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后脖梗，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


    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在镜子里，理发师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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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发师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台球厅的留声机又在放一支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屋里空无一人，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堂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台球厅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他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了，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镇长轻轻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堂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道，“电影院不是公共事业。”


    “在宵禁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被宣布为公共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把折叠椅上悠悠自得，活像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水手烟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自从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宵禁对您来说……”


    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宵禁，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儿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了，”老板顶撞道，“我们是穷人哪。”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老板说，“咱先不谈这个事。”


    “叫她来，”镇长坚持道，“有事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


    “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材高大，头发剪得像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她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墁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


    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用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扎着红锻带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肉的香味，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掖进衣领说：“祝你健康。”他拿起勺子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像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向她投去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免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


    “这屋里像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风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