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二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拋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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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医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医的老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显得有点寒碜。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医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哪。”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妹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医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医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痩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医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牙医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医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医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


    “谁贴的谁知道。”牙医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只有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店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土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估好了地价。临时任命的检察官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没事了。四点钟刚过，他们走进台球厅，两个人好像是为了前程奔波，刚刚长途跋涉归来似的。


    “总算完事了。”镇长挥了挥手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搭腔。镇长看到他在柜台那里找凳子，便递给他一片止痛片。


    “来杯水。”镇长对堂罗克说。


    “来杯冰镇啤酒吧。”阿尔卡迪奥法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完把头耷拉在柜台上。


    “那就来一杯冰镇啤酒。”镇长改口道。他把钱撂在柜台上，又说：“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干起活可真像个男子汉。”


    阿尔卡迪奥法官喝完啤酒，用手指揉了揉头皮。台球厅里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人们正等着看马戏团打这儿路过。


    镇长从台球厅望出去，正好看见马戏团走过来。乐队敲锣打鼓，先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服的姑娘骑着一头矮象走过去，象的耳朵和芋头叶一样。后面是几个小丑和杂技演员。雨过天晴，黄昏像水洗过似的。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天又热起来了。音乐声戛然停止，一个男人踩着高跷出来报幕。全镇居民不声不响地仿佛从地底下一拥而出，走上街头。


    安赫尔神父从书房里看见马戏团打门口走过。他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复苏了。从吃晚饭直到入夜时分，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查看了哪些人进入电影院，然后独自回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情绪才消失。晚祷之后，他痴痴地坐在藤摇椅上，甚至没有听到九点的钟声，也不知道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只有一只癞蛤蟆在呱呱鸣叫。他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给镇长写了一个呈文。


    应马戏团老板的邀请，镇长在荣誉席上落座观看节目。开始表演的是吊杆，后来出来几个小丑。接着，卡桑德拉出场了。她穿着一件黑丝绒衣服，蒙着眼睛，表演的节目是猜观众在想什么。镇长赶紧溜走了。他在镇上做了例行的巡逻后，十点钟来到警察局。一封字迹工整的信函正在等着他拆阅。这是安赫尔神父的呈文。神父如此正经八百地提出要求，倒叫镇长大吃一惊。


    镇长叩门的时候，安赫尔神父正在脱衣服。“好家伙，”这位堂区神父说，“他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镇长还没进门，神父就听出是他来了。


    “我很高兴能当面答复您的信件。”镇长笑容满面地说。


    他把帽子一甩，扔到藤摇椅上，帽子像唱片似的打了几个滚。柜子下面有几瓶汽水，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冷水冰着。安赫尔神父拿出一瓶。


    “喝瓶柠檬汁吗？”


    镇长同意了。


    “打扰您了，”堂区神父开门见山地说，“您对匿名帖这样漠不关心，我很担忧。”


    看见神父讲话的样子，人们或许以为他在开玩笑，但镇长完全当正经话听。他心里想，为什么安赫尔神父对匿名帖竟会担心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您也惦记着这件事，神父，这可有点怪了。”


    安赫尔神父在桌子的抽屉里翻腾着，找开瓶的起子。


    “我担心的并不是匿名帖本身，”找不到起子，瓶子打不开，神父不知如何是好，“我担心的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某种不公道的东西。”


    镇长从神父手里夺过瓶子，用靴子上的马蹄铁起下瓶盖，他左手的动作十分熟练，安赫尔神父不得不佩服。镇长用舌头舔了舔流到瓶颈上的泡沫。


    “这种私生活的事，”他开了头，一时又想不出个主意，“说真的，神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哪。”


    神父走到写字台旁。“您应该知道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对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道。他暗自鼓了鼓劲，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好像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像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声响了十一下。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强忍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采取点一般的行政措施。”


    “不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待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


    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连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动用良民百姓呢？”


    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毫无滋味地呷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浸满了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吗，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呢，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开始在脑子里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道：


    “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堂区神父熬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