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一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受线性习惯支配的日常行为，如今却突然围绕着同一件令人忧心的事运转起来。拂晓前的鸡鸣敦促我们去梳理构成这桩荒诞事件的一连串巧合。诚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这一点许多人永远都不得而知。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主教到达之前他竟不由自主地在祖父母家待了两个小时，而没有回父母家休息。他的父母一直坐等到天亮，急着想把关于凶杀的传闻告诉他。不过，大多数本来能够阻止这场凶杀案却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找到了借口聊以自·慰，说什么捍卫名誉是悲剧的当事人神圣的权利，别人不该介入。“名誉就像爱情。”我曾经听母亲这么说。奥滕西亚·包特与这桩案件唯一的关系是，凶杀案还没有发生，她就看到屠刀上淌着鲜血。这个幻象让她受了强烈的刺激，陷入悔罪的渊薮，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承受不住，赤身裸·体跑到了街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格尔，由于极度绝望跟一个边防中尉私奔了，后来被中尉逼迫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曾给三代人接生的产婆奥拉·比耶罗，听到凶杀的消息突然感到膀胱痉挛，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她都需要导尿管才能小便。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敦厚的丈夫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八十六岁那年依然健康矍铄，他最后一次从床上起来，看到圣地亚哥·纳萨尔被堵在紧闭的家门口，惨遭乱刀杀害，结果受了惊吓而丧生。普拉西达·利内罗在最紧要的关头闩上了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原谅了自己。“我关上门，是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发誓说看见我儿子进去了，”她告诉我，“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混淆了预示吉祥的树林和预示凶险的飞鸟，为此，她放纵自己养成嚼独行菜籽的恶习。


    案件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赶到了这个刚刚遭受创伤的小镇。他坐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房办公室里，喝着兑了甘蔗烧酒的咖啡，以驱散燠热空气中的蜃景。他不得不请求调派援军以控制不断涌入的人群，因为人们未经传唤就跑来作证，急于显示自己在这出闹剧里的重要位置。这位预审法官刚刚毕业，还穿着法学院的黑呢制服，戴着刻有毕业纪念徽章的金戒指，透着初出茅庐的激昂与自得。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脾性的所有了解都是从预审报告上读出来的。凶杀案过去二十年后，经过许多人的帮助，我在里奥阿查的法院里找到了这份预审报告。法院的档案没有做任何分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诉讼材料全都积存在地板上。这座陈旧衰朽的殖民风格的建筑曾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指挥部，底层常被海水侵袭，一卷卷散乱的案宗漂浮在空寂的办公室里。我多次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在那片漂着破损的诉讼卷宗的水塘里搜寻。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报告中掉落的三百二十二页记录，而整个预审报告应该有五百页以上。


    没有一张纸上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满怀文学激情的人。他无疑熟读过西班牙古典文学，略通拉丁文作品，非常了解尼采，那个时期法官读尼釆是一种风尚。页边的所有旁注看上去都像是蘸着血写成的，不止是因为墨水颜色的缘故。命运偶然呈现在他眼前的迷局令他困扰不已，因此预审报告里多次出现了抒情笔调的文字，偏离了他本该坚守的严谨的职业态度。尤其是生活竟然动用了这么多连文学都避讳使用的巧合，毫无阻碍地最终铸成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让他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


    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经过费尽心思的审理，竟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就是玷污他人声誉的肇事者，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没有。给安赫拉·维卡里奥出谋划策、教她欺骗新郎的女伴们一直声称，婚礼前她们就知道新娘有个秘密情人，只是她没有透露过那个人的姓名。预审报告中记录了她们的供词：“<em>她只描述奇迹，却不肯说谁是圣徒。</em>”而安赫拉·维卡里奥本人一直都不松口。预审法官旁敲侧击地问她，是否知道死者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什么人，她不动声色地答道：


    “他是侵犯我的人。”


    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没有写明是在什么地方、如何侵犯的。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开庭审理中，民众代表一再坚称这种指控软弱无力。因为缺乏控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证据，法官大惑不解，他勤勉的工作也在某些时刻因为失望而打了折扣。在第四百一十六页上，他蘸着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下一条旁注：“<em>给我一个偏见，我将撬动地球。</em>”在这个心灰意懒的句子下面，他用红墨水画了一颗被箭刺穿的心，线条娴熟老练。和圣地亚哥·纳萨尔最亲近的朋友们一样，他也认为，被害人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举动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临死前的那个清晨，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显出片刻迟疑，尽管他十分清楚安在他头上的罪名会让他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遭世界的守旧古板，也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性格粗犷，无法忍受他人的羞辱。人们都不太了解巴亚尔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对他足够熟悉，应该明白除了那套上流社会的做派，他跟任何人一样也免不了世俗的偏见。因此，如果圣地亚哥存心肆无忌惮，那无异于自杀。况且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在最后一刻终于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他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无辜者的慌张。


    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一直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害。他答应我妹妹玛戈特来我们家吃早餐之后，克里斯托·贝多亚就拽着他的胳膊沿着码头往回走，两个人都显得气定神闲，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当时他们看上去那么高兴，”梅诺·洛艾萨对我说，“我不住地感谢上帝，以为那场危机已经化解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喜欢圣地亚哥·纳萨尔。发电厂的老板波洛·卡里略就认为他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而是玩世不恭。“他觉得自己有钱，别人不敢碰他。”他对我说。他的妻子福斯塔·洛佩斯补充了一句：“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一个样。”因达莱西奥·帕尔多从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门前经过时，那对孪生兄弟告诉他，主教一离开他们就要动手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跟许多人一样，他觉得那不过是酒鬼的胡言乱语，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提醒他这不是胡话，并恳请他跑去通知圣地亚哥·纳萨尔。


    “您别麻烦了，”佩德罗·维卡里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注定得死。”


    这个挑衅过于明显。孪生兄弟知道因达莱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关系不一般，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出面阻止犯罪又不让兄弟俩过于难堪的恰当人选。可是，当因达莱西奥·帕尔多瞧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拽着胳膊，随码头上返回的人流走来时，却不敢提醒他了。“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我说。他在两个人的肩膀上各拍了一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过去。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还在专注地计算着婚礼的花销。


    从码头回来的人跟他们两人同路，都朝着广场的方向走。在拥挤的人流中，埃斯科拉蒂卡·西斯内罗看到这两位好朋友走得畅通无阻，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圆圈里徜徉，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就要死了，都不敢接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些蹊跷。“他们看着我们，就好像我们脸上画了画。”他告诉我。还有更奇怪的，萨拉·诺列加打开鞋铺的大门时，看见这两个人正走过去，圣地亚哥·纳萨尔煞白的脸色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圣地亚哥反倒劝她别担心。


    “你想啊，萨拉姑娘，”他边走边说，“我喝了那么多酒！”


    塞莱斯特·丹贡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家门前，嘲弄那些衣装整齐去迎候主教的人，他邀请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喝杯咖啡。“那是为了想办法争取时间。”他对我说。但圣地亚哥·纳萨尔回答说，他急着回去换衣服，然后跟我妹妹玛戈特一起吃早餐。“我糊涂了，”塞莱斯特·丹贡德告诉我，“我突然觉得，既然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那就没有人能杀得了他。”贾米尔·沙尤姆是唯一按自己的想法采取了行动的人。一听到传闻，他就站在他的布店门口等候圣地亚哥·纳萨尔，想提醒他多加小心。他是和易卜拉欣·纳萨尔一起来这里定居的最后一批阿拉伯人中的一个；直到易卜拉欣过世，两人始终是牌友，现在他仍担任着他们家的顾问。要跟圣地亚哥·纳萨尔讲这件事，没有人比他更权威了。不过他又寻思，倘若传闻是空穴来风，那就没有必要提醒圣地亚哥。最好先和克里斯托·贝多亚聊聊，看他是否知道得更多。于是，克里斯托走过来时贾米尔叫住了他。克里斯托·贝多亚拍拍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背，然后朝贾米尔·沙尤姆走去。那个时候，圣地亚哥已经走到了广场的拐角。


    “咱们礼拜六见！”克里斯托跟他告别。


    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应声，而是用阿拉伯语跟贾米尔·沙尤姆说了些什么，贾米尔也用阿拉伯语回了一句，笑得直不起身子。“那是个词语游戏，我们常用它取乐。”贾米尔·沙尤姆告诉我。圣地亚哥·纳萨尔边走边跟他们两人挥手道别，之后就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几乎没有听完贾米尔·沙尤姆的话就跑出布店去追圣地亚哥·纳萨尔。他看见他拐过了广场，却没有在渐渐散开的人群里找到他。他向好几个人打听，可是得到的回答都一样：


    “刚看到他跟你在一起啊！”


    他觉得圣地亚哥不可能这么快就进了家门，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进去瞧瞧，因为前门虚掩着没插门闩。进门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他穿过昏暗的厅堂，尽量不弄出动静，这个时辰登门拜访还太早，可是几条狗已经从房子深处吠叫着朝他奔来。他晃晃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这一招是跟狗的主人学的。狗尾随着他进了厨房。他在走廊里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提着一桶水，拿着一块破布准备擦厅堂的地板。她肯定地告诉克里斯托，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回来。他走进厨房时，维多利亚·古斯曼刚把兔子肉放进锅里炖煮。她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她告诉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不在家时，她装作浑不知情的样子说，他还没有回来补觉呢。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他们正在找他，想杀了他。”


    维多利亚·古斯曼忘记了刚才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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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她说。


    “可他们从礼拜六开始就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所以啊，”她答道，“你见过哪个糊涂酒鬼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厅堂，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推开窗户。“那时肯定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灿灿的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他回过头去问迪维娜·弗洛尔，能否确定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从厅堂的门进家来。这一次，她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利内罗，她回答说，已经把咖啡放到她的床头柜上，但还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平时都是七点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吩咐午餐做什么。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一眼手表，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确认圣地亚哥·纳萨尔真的没有回来。


    圣地亚哥卧室的门从里面锁着，因为他是穿过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像对自己家一样了解这栋房子，而且与这家人交情深厚，因此他推开普拉西达·利内罗卧室的房门，准备穿过它去隔壁房间。一束阳光从天窗射进来，尘埃在光线里飞舞。那个美丽的女人侧卧在吊床上，少女一般的手放在脸颊边，轮廓看上去有些不真实。“就像个幽灵。”克里斯托·贝多亚告诉我。他被她的美所吸引，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而后悄悄穿过卧室，经过浴室门前，进了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房间。床铺整整齐齐，椅子上搁着骑士帽，马刺和长靴躺在地板上。床头柜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手表指向六点五十八分。“我突然想到，他可能回来拿了枪又出门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不过他很快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马格南手枪。“我从来没有用过枪，”他告诉我，“但我决定带上这把左轮手枪，捎给圣地亚哥·纳萨尔。”他把枪插在腰带上，用衬衣遮住，只是凶杀案发生之后他才意识到枪里没上子弹。他关上抽屉的瞬间，普拉西达·利内罗端着小杯咖啡出现在卧室门口。


    “上帝啊，”她惊叫一声，“看你把我吓的！”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被吓了一跳。他看见她站在阳光下，穿着绣有金色云雀的睡袍，头发披散着，迷人的魅力已经烟消云散。他含混地解释了两句，说他是进来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


    “他去迎接主教了。”普拉西达·利内罗说。


    “主教直接随船走了。”他说。


    “我就知道，”她应了一句，“这家伙准是没教养的女人生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