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二

    他率领巡逻队爬上山丘，看见汽车敞着顶篷停在别墅门前，卧室里透出孤寂的灯光，但是没有人来应门。于是他们撞破侧门，在月食的残光中挨个察看了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像是浸在水里。”镇长向我讲道。巴亚尔多·圣罗曼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与那个礼拜一凌晨普拉·维卡里奥看见他时一样，依然穿着考究的裤子和丝质衬衫，只是没有穿鞋。地上丢着不少空酒瓶，床边还有几瓶没启瓶盖，但看不到任何食物的残迹。“他当时酒精中毒很严重。”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对巴亚尔多·圣罗曼进行了紧急抢救。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然而刚一清醒，他便尽可能客气地将所有人轰出门外。


    “谁都别烦我，”他说，“就连我爸爸也他妈的得给我滚蛋！”


    镇长向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发了紧急电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连最后一句也一字不落地做了引述。圣罗曼将军应该是完全遵从了儿子的意愿，因为他本人没有来探望，而是派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前来，随行的还有两位年长的女士，似乎是她妻子的姐妹。她们来时乘坐的是货船。为了哀悼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不幸，他们穿着裹至脖颈的丧服，披散着长发。上岸之前她们脱掉了鞋，赤脚踩着正午滚烫的沙土穿过街道，向山丘走去。她们揪着头发，放声哭号，尖锐的声音像是在欢快地叫喊。我看着她们走过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家的阳台，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样的悲痛只能是伪装，为了掩饰更大的羞耻。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陪她们走进山丘上的别墅，随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出诊时骑的母骡也上了山坡。等阳光不那么刺眼的时候，镇政府的两个男人用一张拴在木棍上的吊床把巴亚尔多·圣罗曼抬了出来。他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连脑袋也蒙住了，后面跟着那群哭号的妇人。玛格达莱纳·奥利维以为他已经死了。


    “上帝啊！”她叹道，“真是他妈的浪费！”


    他又一次醉得不省人事，不过确实难以相信被抬走的是个活人，因为他的右臂一直拖在地上。他母亲将手臂放回吊床上，可它马上又垂下来，就这样他在地上留下一道痕迹，从悬崖边一直延伸到轮船的甲板。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被遗弃在山丘上。我和我的弟弟们放假回家时，常常在喧闹的夜晚爬上山丘去看看这栋房子，每次都会发现里面值钱的物件越来越少了。有一回，我们找到了安赫拉·维卡里奥在新婚之夜派人从母亲那里取来的手提箱，不过谁也没有在意它。里面装的不过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直到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为了瞒过丈夫，别人教给她一套产婆用的老办法，我才知道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五个小时，那只手提箱是她留在新房里唯一的痕迹。


    过了些年，当我为撰写这篇报道回到故乡搜寻最后的证据时，我发现连约兰达·德希乌斯在这里度过幸福生活的痕迹也都消失了。虽然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下令严密看管这栋别墅，但里面的东西还是慢慢地不翼而飞，包括那个装有六面穿衣镜的衣柜。当初衣柜因为大得抬不进门去，还是由来自蒙帕斯的精工巧匠在屋子里组装的。鳏夫希乌斯喜出望外，认为那是他亡妻的阴魂来取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拉萨罗·阿庞特上校还为此奚落过他。然而有一天晚上，为了解释家具为何神秘失踪，上校突发奇想举行了一场招魂弥撒。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用她的笔迹证实，是她取走了以往幸福生活中的物件，去装饰死后的阴宅。别墅开始破败。门前新婚夫妇的轿车渐渐散了架，最后只剩被风吹雨淋的残破车身。许多年没有听到过轿车主人的消息了。预审报告上有他的一段声明，但是简短而程式化，像是为履行手续而在最后一刻被人说服写下的。我只尝试着跟他接触过一次，那是在二十三年之后。他带着敌意接待了我，拒绝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来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说实话，就连他的家人了解得也不比我们多，他们不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跑到这个边远的小镇做什么，除了跟一位素未谋面的姑娘结婚，看不出有其他的理由。


    关于安赫拉·维卡里奥，我却能不时地听到些消息，因此她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被理想化了。我的修女妹妹有一段时间在上瓜希拉传教，想劝说最后几个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她常有机会住在那儿和安赫拉·维卡里奥闲谈，安赫拉的母亲总想让女儿在这座饱受加勒比海的盐分烘烤的荒村里了却余生。“你的表妹问候你呢。”我妹妹常常告诉我。最初那几年，玛戈特也去拜访过几次，她告诉我，维卡里奥一家购置了一栋结实的房子，有一座宽敞的后院，时有海风吹过。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在涨潮的夜晚，海水会从厕所倒溢进来，天亮时鱼儿常在卧室里活蹦乱跳。那段时间见过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人都说，她总是专注地伏在绣花机前劳作，技艺越发精湛，而且在忙碌中已经淡忘了过去的事情。


    多年以后，我为了认识自己，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生活，在瓜希拉一带的乡间售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我偶然来到那个沉闷的印第安村落。村子里有一栋房子朝向大海，窗边一个女人正在机器上绣花。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穿着半身丧服，戴着铜丝眼镜，淡黄色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头顶上挂着一只鸟笼，金丝雀在笼子里唧啾个不停。见到她坐在窗前这幅田园诗般的景象，我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后会沦落得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像。但那分明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后的安赫拉·维卡里奥。


    她像往常那样，把我当作远房表兄迎进门来，很有见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不乏幽默。她是那样成熟聪慧，真难以相信她就是当年的安赫拉。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最终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几分钟过后，我觉得她并不像初见时那样苍老，反倒和记忆中一样年轻，但与那个二十岁时被迫毫无感情地嫁人的少女全无相似之处。她母亲已经年迈，接待我时仿佛我是个惹人嫌恶的幽灵。她拒绝谈论过去，因此我只能用她与我母亲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以及我残存的记忆补全这篇报道。她竭力想把安赫拉·维卡里奥变成活死人，但是女儿没有让她如愿以偿，因为她从不把自己的不幸当作秘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愿意了解，她可以毫不避讳地将全部细节娓娓道来，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究竟是谁、以什么方式、在何时伤害了她。没有人相信真的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干的。他们属于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从没有人见过他们俩在一起，更不要说单独相处。圣地亚哥·纳萨尔很高傲，不可能注意到她。“你那个傻表妹。”不得不跟我谈到她时，他总会这么说。况且，正如我们当年说的，圣地亚哥·纳萨尔像一只捕猎雏鸡的老鹰。他跟他父亲一样，总是独来独往，牧场里任何一位任性的少女都是他猎取的对象，但是在小镇上却没见过他和谁关系暧昧，除了跟弗洛拉·米格尔中规中矩的交往，以及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长达十四个月的疯狂恋情。最广为流传或许也最险恶的说法认为，安赫拉·维卡里奥是在保护某个她真心爱慕的人，而选中圣地亚哥·纳萨尔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认定自己的两个哥哥绝不敢冒犯他。我也想套出实情，因此在第二次拜访她时早早准备了一番说辞，然而她几乎没有从绣花机前抬起双眼，就驳回了我的话。“别兜圈子了，表兄，”她对我说，“就是他。”


    其他一切她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包括新婚之夜的那场灾难。她告诉我，她的几位女伴教她如何在床上把新郎灌得烂醉如泥，如何装得十分害羞好让他把灯关上，又怎样用明矾水濯洗下身以伪装贞洁，怎样把红汞药水染到床单上，以便第二天晾到新居的庭院里。然而，有两件事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未曾考虑到：一是那晚巴亚尔多·圣罗曼坚持不肯多喝，二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由于母亲的严加管教，内心依然保持着纯良正直。“她们教我的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太下作，不该那样对待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那个不幸娶了我的苦命人。”于是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脱得一丝不挂，拋开了已经摧毁她的生活的种种恐惧。“非常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她告诉我。抽打仿佛不那么疼了，因为她明白那是为他而受的苦。躺在餐厅的沙发上抽泣时，她还在想着他，连她自己也有些惊讶。“我不是因为挨了打才哭的，跟所有那些都没关系，”她告诉我，“我是为他而哭。”母亲把蘸着山金车酊的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仍在想念他；甚至当听到街上喧嚷嘈杂，钟楼上钟声大作，母亲进门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时，她还一直想着他。


    她不抱任何幻想地思念了那个人很久，直到有一次陪母亲到里奥阿查的医院检查眼睛。她们路过港口宾馆，因为与老板相熟，普拉·维卡里奥便走进去在吧台要了一杯水。她背对着女儿喝水时，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大厅的组合镜里瞧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她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见他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自己，然后目送着他走出了宾馆。她心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已经喝完那杯水，用袖子抹抹嘴唇，戴着新眼镜站在吧台前朝她笑了笑。从那笑容里，安赫拉·维卡里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全心崇信着她自身的缺陷。“都是狗屎。”她自言自语道。她心烦意乱，回家时放声唱了一路，进门就扑倒在床上，一连哭了三天。


    她就此重生。“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彻底地发了疯。”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在大海潮涌间能听见他的呼吸，半夜躺在床上因为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而惊醒。那个周末，她片刻也不得安宁，提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中规中矩的便笺，她在信上告诉他，看见他走出了宾馆，如果他也看见了她，她会很高兴的。她坐等回信，却不见音讯。过了两个月，她等得累了，便又写了一封与上次一样含蓄的信，似乎只是为了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寄出了六封信，都没得到回音，但她安慰自己说他肯定全收到了。


    安赫拉·维卡里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她发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寄出的信越多，她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母亲那令人快慰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看见她，我胃里就直翻腾，”她告诉我，“可每次又总让我想起他。”被退婚后的生活就像单身时一样乏味，她常跟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就像从前叠纸鸟、用碎布做郁金香一样，不过等母亲就寝后，她就躲到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到天亮。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在半生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要写信。“有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边说边露出一丝微笑，“但一想到这些信他都收到了，也就知足了。”一开始是订婚男女的信笺，后来变成秘密情人的字条、一见倾心的爱侣喷洒香水的卡片、讨价还价的备忘录、爱情记录，最终成了被拋弃的妻子谎称身患重病强迫丈夫归来的责难书。一天晚上，她心情不错，墨水洒在了写完的信上，她不仅没有撕毁，还添上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的爱，随信寄上我的眼泪。”有些时候她哭累了，也嘲笑自己的疯狂。邮差换了六拨，她每次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谋。她唯一没有想过的就是放弃。然而，他似乎对她的狂热毫无知觉，她的信像是写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第十个年头一个多风的清晨，她突然感到他赤·裸着躺在她的床上，这种真实而清晰的感受将她惊醒。于是她给他写了二十页炽烈奔放的信，毫不羞怯地讲述了自那个不祥的夜晚以来在她心中慢慢溃烂的苦楚。她讲起他留在她身上的永难消除的伤痕，他舌尖的咸味，他那非洲人般的阳具侵入她身体时的炽热。礼拜五她将这封信交给女邮差，这位邮差每礼拜五下午来陪她绣花，然后将信件收走。她相信最后这一次放纵肯定能终结她的痛苦。但是仍旧没有回信。从那时起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是写给谁的，却依然持续不断地写了十七年。


    八月的一个午后，她正和女友们一起刺绣，忽然听见有人走到门外。看也不用看，她便知道是他来了。“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处的东西也要戴上老花镜了，”她对我说，“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物，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放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