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儒之《论语》学

    （附《孟子</a>》、《学》、《庸》）[1]


    国初之儒，治《论语</a>》者咸宗朱注空言义理，及刘台拱（作《论语骈枝》）、方观旭（作《论语偶记》）、钱坫（作《论语后录》）、包慎言</a>（作《论语温故录》），始宗汉注治《论语》。而刘宝楠</a>《论语正义</a>》，以何晏</a>《集解》为主，集众说之大成。后刘逢禄</a>（作《论语述何》）、宋翔凤</a>（作《论语发微》）、戴望（作《论语注》），咸以《公羊》述《论语》，别成一家言，而焦循</a>《论语通释</a>》，析理尤精，江永</a>《乡党图考</a>》，亦究心名物、制度。继起之书有黄式三《论语后案》，力持汉、宋之平，时有善言。近儒治《孟子》者，亦空言性、理，惟黄宗羲</a>《孟子师说</a>》为稍优，若焦循《孟子正义》，折衷赵注，广博精深，而戴震</a>《孟子字义疏证</a>》，解析义理，黜宋崇汉，亦近代之奇书也。


    国初治《学》、《庸》者，亦从朱子定本，自毛奇龄</a>（作《大学</a>证文》）、李塨</a>（《大学辨业</a>》），始排斥朱注，而李光</a>地</a>治《大学》，亦主复古本，惟所作《中庸</a>章段》，仍空言义理。乾、嘉以后，治汉学者则反《学》、《庸》于《礼记</a>》，而汪中</a>《大学评议》，尤为正本清源之论。若惠栋</a>（《易大义》）、魏源</a>（《易庸通义》），则以《周易</a>》述《中庸》，宋翔凤、包慎言则以《公羊》述《中庸》，别为一派。


    近儒虽多宗汉学，然以《学》、《庸》、《论》、《孟》为四书</a>，仍多沿宋儒之号。毛奇龄作《四书改错》，排斥朱注不遗余力，而阎若璩</a>《四书释地</a>》、翟灏</a>《四书考异</a>》、凌曙《四书典故》，考证亦精，皆宗汉注而排斥宋注者也。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span style="white-space:pre"> [1] 录自《刘申叔先生遗书·经学教科书》，第一册第三十五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