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蓝

    1


    醒来时，我心底一阵恐慌——我想到自己会直面拉扎尔。我草草穿好衣服去给格泽妮发电报，让她来巴塞罗那和我会合。为什么离开巴黎前我没和她上床呢？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忍受她，忍得相当辛苦，不过和一个你不大爱的女人做爱之后，她会变得顺眼许多。我已经受够和妓女做爱了。


    我可耻地惧怕着拉扎尔，就好像我欠了她什么交代。我还记得自己在克里奥拉时那种莫名的感受。和她见面这件事吓得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对她的憎恨。我匆忙起身换好衣服去打电报。绝望之中，曾有一个月我是幸福的。我在走出噩梦</a>，现在噩梦又逮住了我。


    我在电报里和格泽妮解释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固定住址。我希望她能尽快来巴塞罗那。


    我约了米歇尔见面。他看起来忧心忡忡。我带他到平行大道(1)一家小餐馆吃早饭，但他没吃几口，喝得更少。我告诉他我最近都没看报。他不无嘲讽地回答，大罢工就定在明天。我最好去卡莱利亚(2)找我的朋友们。但我坚持留在巴塞罗那见证动乱发生，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我不想掺和进去，但我有辆车，是一个现在正待在卡莱利亚的朋友借我的，借了一周。如果他要用车，我可以载他。他哈哈大笑，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他坚定地站在另一个阵营，他没钱，甘愿为革命事业付出一切。我心想：要是发生骚动，他肯定会昏头的，惯常如此，他会傻乎乎地送掉性命。这整件事都让我不快，某种意义上，这场革命也是我以为已经逃离的噩梦的一部分。想起在克里奥拉度过的那一夜，我不无窘迫之情。米歇尔也是。我猜那一晚纠缠着他，那晚纠缠着他还摧垮了他。最终，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口吻——挑衅的、焦躁的——告诉我拉扎尔前一晚来了。


    面对米歇尔，尤其是面对他的微笑——尽管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我还在发懵——我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又没法，我对他说，变成一个本地工人，而不是来加泰罗尼亚消遣的法国有钱人。但有些时候，甚至是紧要关头，一辆车是很可以派上用场的（我随即扪心自问，我可能会后悔这个提议，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这样一来，我就会落入拉扎尔的魔爪；拉扎尔已经把她同米歇尔的矛盾忘了个干净，但她应该不会以同样的不屑对待一个有用的道具，然而，没有什么能比拉扎尔更让我发抖了）。


    我离开怒不可遏的米歇尔。我无法否认自己对工人群体心怀愧疚。这本来是微不足道、站不住脚的，可更让我沮丧的是，我对拉扎尔的愧疚也是一个样。那一刻，我看得分明，我的生活</a>无以辩护。我羞愧难当。我决心要在卡莱利亚度过傍晚和这一夜。今晚，我没了在街头闲逛的兴致，但我也无法待在酒店房间里。


    朝卡莱利亚开出二十多公里（几乎过了一半行程），我改变了主意。酒店里可能有格泽妮回给我的电报。


    我回到巴塞罗那。我感觉很糟。一旦动乱开始，格泽妮就没法来找我了。目前还没有回音，我又发了封电报，让格泽妮务必尽一切可能当晚出发。我确信，只要米歇尔用我的车，我就注定会和拉扎尔见面。我厌恶我的好奇心，它正怂恿我彻底投身到内战中去。显然，作为一个人，我品行不端；更有甚者，我的愤怒也一无是处。刚过五点，阳光灼人。大街上，我想和旁人说话；我迷失在盲目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同一个低幼的孩童一样愚蠢、一样无力。我回到酒店，我的电报依然没有回音。总之，我原本打算混进行人里找人说说话，但在暴动前夜，这是不可能的。我本想打听一下工人街区是不是已经有了动静。城里的氛围异乎寻常，可我却总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三番两次改变主意。最终我决定回酒店去，躺倒在床：一种极度紧张，兴奋，却又消沉的氛围弥漫整座城市。我路过加泰罗尼亚广场(3)。我开得太快，有个人，许是喝醉了，忽然出现在车前方。我猛踩一脚刹车，避开了他，但我的精神受到极大冲击。我大颗地冒着冷汗。稍远的地方，在兰布拉大街(4)，我以为自己认出了拉扎尔和同行的莫卢先生，他套着灰色夹克，头戴草编小礼帽。恐惧令我虚弱（稍后我才确切了解到莫卢先生并没有来巴塞罗那）。


    回到酒店，我不想坐电梯，爬上了楼。我一头倒在床上。我听见骨头下自己的心跳声。我感受到脉搏在两侧的太阳穴下狠狠跳动。我久久淹没在等待的战栗中。我往脸上泼了点水。我渴极了。我给米歇尔下榻的酒店去了电话，他不在。于是我又接巴黎。格泽妮的公寓没人。我查过时刻表，算出她可能到了车站。我试着打回自己家，我妻子不在时岳母暂住。我琢磨着妻子可能已经回来了。岳母回答说，埃迪特还在英国，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她问我几天前有没有拿到一封装在信封里的气压传信，她走空运寄过来的。我这才想起口袋里确实有她一封信，被我遗忘了许久，当时我认出了她的字迹，就没打开。我说有，然后挂掉电话，为听见这充满敌意的声音而愤恼不已。


    信封在我口袋里窝皱了，过去好些天已经有点发旧。打开以后，我从气压传送信上认出嘟蒂的笔迹。我还不敢确定，急不可耐地去撕外面的封口。房里热得可怕，封带似乎永远拽不到头，我感觉汗水如注流下脸颊。我看到令我惊恐的句子：“我匍匐在你脚下。”（这就是信的开头，非常奇怪。）她要我原谅她没能鼓起勇气自杀。她来巴黎找我了。她等我打电话到她酒店。我自觉悲惨万分，有一刻我甚至怀疑——我又拿起听筒——自己能不能说出话来。我接通巴黎的酒店，等待要了我的命。我盯着信笺：日期是九月三十号，今天十月四日。绝望中，我哽咽了。十五分钟过去，酒店回应说多萝蒂亚（Dorothea）·S小姐——出门去了（嘟蒂不过是对多萝蒂亚带有挑衅意味的简称），我留了必要的指示。她一回去就可以给我回电。我挂掉电话，这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脑袋可以承受的范围。


    空虚让我着了魔。现在九点。理论上，格泽妮应该已经坐上驶向巴塞罗那的列车，飞快地朝我而来。我幻想着黑夜中灯火通明的列车高速向我靠近，发出可怖的呼啸。我觉得在卧室地板上看见一只老鼠，也可能是蟑螂，总之是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两腿间闪过。这八成是疲倦引起的幻觉。我有点晕。我四肢僵硬，一心等着电话，没法离开酒店，我是躲不掉的，哪怕最微小的尝试也被剥夺。我下楼去酒店餐厅吃晚饭。每当听到电话铃声我就站起身，生怕接线员会误把电话接回房间。我让人给我一份信息表，又差人找来报纸。我想知道从巴塞罗那到巴黎的火车时间。我担心大罢工会妨碍我去巴黎。我想读巴塞罗那当地的报纸，我看了，但完全没明白自己看了什么。我想大不了我一路开车到边境去。


    快吃完饭，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很平静，可我觉得就算有人在我耳边开上一枪，我也会置若罔闻。是米歇尔，他要我去找他。我告诉他暂时不行，因为我在等电话，但他要是不能来酒店，我可以夜里去和他碰面。米歇尔告诉了我他的地址。他坚持要见我。他说话的方式像个传令员，生怕忘掉某个细节。他挂掉电话。我给了话务员小费，然后回到我躺过的房间。这间房子热得磨人。我从盥洗台接了杯水一饮而尽，水是温的。我脱掉西服外套与衬衣。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赤裸的上身。我又躺回床上去。有人敲门为我送来格泽妮的电报，和我预想的一样，她第二天会乘正午的特快过来。我漱了牙。我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我不敢去卫生间，怕会漏过电话。我想数到五百消磨等待的时间，但我没有数完。我想我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焦躁不安。这明摆着很荒谬，不是么？维也纳那次等待之后，我还没有过这等残酷的经历。十点半，电话响了，和我通话的是嘟蒂下榻的酒店。我要求和她本人说话。我不明白她怎么能让其他人给我带话。通话很不顺利，但我还是做到了态度平和、表述清晰，就好像这场噩梦里独有我一个还是镇静的。她没能自己来电话，因为她回去后当即决定出发。她踩点赶上最后一班去马赛的列车，她会从马赛坐飞机到巴塞罗那，到达时间是下午两点。她实在抽不出空，没能亲自知会我。我一秒都没想过自己明天就能见到嘟蒂，我没想到她可以从马赛坐飞机过来。我并不高兴，反而近乎呆滞地坐在床边。我试着回想嘟蒂的样子，想她脸上混乱的表情，但我的记忆</a>溜走了。我想到她长得像罗蒂·兰雅(5)，但关于罗蒂·兰雅的记忆也溜走了，我只想得出《马哈哥尼城的兴衰》(6)里的罗蒂·兰雅：她穿着偏男性风格的黑色上装，极短的半身裙，一顶巨大的窄沿礼帽，过膝卷筒袜。她高挑纤细，在我印象里，她似乎是一头红发。不管怎么说，她是摄人心魄的，可她脸上的表情我却记不清了。我坐在床边，穿条白色长裤，光着脚和上身。我试着回想《三分钱歌剧》(7)里的妓院之歌。我想不起来德语歌词，只记得法语的。我记差了，以为这首歌是罗蒂·兰雅唱的。这段模糊的记忆撕扯着我。我光着脚站起身，极低声，但也绝望地哼唱：


    拥有数层甲板的战舰


    装上百门巨炮在左舷


    要去把港口轰—隆—轰—炸……


    我想：巴塞罗那明天就要革命了……我很热，可这无济于事，我冻僵了……


    我走向敞开的窗。街上人很多。可以想见白天一定烈日炎炎。室外比屋内清凉许多。我得到外面去。我套上一件衬衣、一件西服外套，以最快的速度蹬上鞋，然后走上街去。


    2


    我走进一间通亮的酒吧，迅速喝光一杯咖啡：咖啡太烫，我烫伤了嘴。显然，喝咖啡不是个好选择。我取车去米歇尔说的地方碰头。我按响喇叭：米歇尔会自己来开大楼的门。


    米歇尔让我等，他让我等个没完，终于我开始期望他不要出现。汽车刚在说好的大楼前停下，我就确信自己会和拉扎尔见面。我心想：米歇尔讨厌我又如何，他清楚我的做法和他一样，一旦情势需要，我便会忘记心中被拉扎尔激发的种种情感。他这么想确实没错，因为说到底，我对拉扎尔着了魔，愚蠢如我渴望再次见到她。那一刻，我感到难以抑制的渴求，我需要同时拥抱我的整个生命，包括其中全部的放荡荒唐。


    但事情看来并不乐观。我大概只剩下安安静静坐在角落的份，或许是在一间挤满人的房间，像个被告，本来要出庭的，却被仁慈地遗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再不会有机会对拉扎尔说清我的感情，所以她会认为我悔过了，会把当时那些谩骂统统归咎于疾病。我又忽然想到：要是我走了厄运，拉扎尔可能反倒会觉得世界更好一些；她应该在我身上觉察出了必须弥补的罪恶……她会更愿意把我扔进危险的境地里去；甚至有意而为之，她会告诉自己，比起一个工人的命，还是牺牲像我这样令人失望的家伙更划算。我想见自己的死，嘟蒂会在酒店听闻我的死讯。我手里是方向盘，脚就在油门上，但我不敢踩下去。相反，我又按了好几声喇叭，然后一心盼望米歇尔不要回来。走到这一步，不管命运向我抛来什么，我都得一路到底。我不由自主地，带着某种倾慕之情，回忆起拉扎尔的从容与无可辩驳的果敢。我开始觉得这次行动太过儿戏。我想它毫无意义，围在拉扎尔四周的尽是米歇尔这种人，射击不会瞄准，打枪像打哈欠。但是她却有着运动领袖的品质，杀伐决断、坚定不移。我笑着想，与之恰恰相反，我唯一会做的就只有晕头转向。我记起自己读过的关于恐怖分子的文章。几周以来，我的生活已经让我远离了那种与恐怖分子相似的不安。显然，最坏的结局是我不再听凭自己的喜好，一举一动完全遵从拉扎尔的喜怒。我在车里，等待米歇尔，贴着方向盘——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兽。我属于拉扎尔，拉扎尔拥有我，这种想法让我震惊……我还记得：我也曾和拉扎尔一样，脏兮兮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我犹记得它令人绝望。我曾经在一所中学寄宿。自习的时候我百无聊赖，坐在位子上，几乎一动不动，总爱张着嘴。某天晚上，煤油灯光里，我掀开身前的课桌。没人看得见我。我拿过笔杆，抓在右手里，拳头握得死紧，像攥了把刀，我一下接一下用力把钢笔尖捅进自己左手手背和小臂。想知道……想知道，没准呢：我想在痛苦面前变得更坚强。我捅开不少脏乎乎的伤口，不太红，偏黑（是墨水的缘故）。这些小口是月牙的形状，月牙是钢笔截面的形状。


    我走下车，然后便看见头顶的一片星空。二十年后，当年用钢笔自残的孩子在等待，他站在夜空下，站在从未踏足的陌生街头，等着某个难以置信的未知的到来。繁星满天，不可胜数。事情荒唐，荒唐到让人想要尖叫，但这荒唐里掺着敌意。我迫切想让天色发亮太阳升起。我想，星星消失的时候，我肯定就在街上了。理论上，我对星空的恐惧不比黎明。我还要等，等上两小时……我记起将近午后两点，巴黎的艳阳下，我曾经看见——当时我在卡卢索桥(8)上——驶过一辆鲜肉店的小货车：布盖后露出剥了皮没了头的羊脖子，屠夫蓝白条纹的罩衣干净到发亮，货车缓缓行驶，开在灿烂的阳光下。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太阳，我闭上眼，透过眼皮，它是一片红。太阳多么惊人，它让你联想到一场爆炸，难道不是么，还有什么比人行道上流动的红色的血更阳光，好像这光也会炸开，也会杀人。此刻黑暗的夜里，我却迷醉于光明；这么一来，在我面前，拉扎尔重又不过是一只预示不祥的小鸟，肮脏的、卑微的小鸟。我的目光不复沉浸于此时头顶闪耀的群星，却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蓝里。我合上眼睛，好让自己跌进那炫目的蓝色：硕大的黑虫子成群钻出来，像嗡鸣的飓风。还会有东西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就在明天，太阳最烈的时候，起先是个难以辨别的点，那是载着多萝蒂亚的飞机……我睁开眼，我重又看到头顶的星辰，但太阳让我发了狂。我想笑：明天，那架极小、极远，根本伤不了天光分毫的飞机，于我便会像只嗡嗡作响的昆虫，又因着它开了窗的箱笼里装满嘟蒂不切实际的梦，空中的飞机，在我这个站在地上的、渺小的人的脑海里——当痛苦超乎寻常、更为剧烈地在其中撕扯——便成了一只难以想象的、可爱的“卫生间苍蝇”。我笑了，今夜，沿着墙壁行走的将不再只有那个挥动钢笔的绝望男孩：我笑了，就像小时候一样，仿佛我坚信有朝一日，我，由着内心涌动的幸福的狂妄，注定会推翻一切，必然要推翻一切。


    3


    我反倒弄不清自己怎么会害怕拉扎尔了。再等几分钟，如果米歇尔不来，我就走。我确定他是不会来的，我等在这儿实在太过善良。我几乎要走了，这时，大楼的门开了。米歇尔向我走来。说实话，他的样子像是来自阴曹地府。看脸色他大概嘶吼了一番……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回我说“上面”，争论太混乱、太嘈杂，谁都听不清对方的话。


    我问他：


    “拉扎尔在吗？”


    “当然。一切都是她挑起来的……你也别上去了，没用的。我是受够了……我和你去喝一杯。”


    “我们聊点其他事？……”


    “不。我想我不行了。我告诉你说……”


    “好。说吧。”


    我对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大兴趣，那一刻，我觉得米歇尔很可笑，“上面”的骚乱更是如此。


    “他们要找五十来个人干一票，正儿八经的“枪手”(9)，你懂的……这次是来真的，拉扎尔想袭击监狱。”


    “什么时候？不是明天我就来。我会带上武器。我车里可以带四个人。”


    米歇尔大叫：


    “这是胡闹！”


    “哈！”


    我大笑出声。


    “不能袭击监狱。太胡来了。”


    米歇尔这话说得声嘶力竭。我们走到一条繁华的街上。我忍不住对他说：


    “别叫那么大声……”


    我让他很窘迫。他收了声，环顾周遭。他表情很焦虑。米歇尔不过是个孩子，一个愣头青。


    我笑着对他说：


    “不要紧的，你说的是法语。”


    他方才还在害怕，即刻又安了心，于是他也笑起来。但之后他就不再嚷嚷了，他甚至一并摒弃了先头和我说话时不屑的腔调。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找了张偏僻的桌子。


    他解释道：


    “你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能袭击监狱，划不来的。拉扎尔想在监狱动手，不是因为这样有效，而是为她自己的考量。拉扎尔讨厌任何和战争有关的东西，但她这种狂人，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直接采取行动的，她很想动次手试试。我的提议是袭击军器库，但她根本不愿听我说话，因为她觉得，这样就是走回了混淆革命和战争的老路子！你不了解这里的人。这儿的人很好，但他们都是榔头脑袋，他们全听她的！……”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不该袭击监狱。”


    其实，监狱遭袭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工人们听拉扎尔的没错。一瞬间，拉扎尔带给我的恐惧土崩瓦解。我暗想，她是很骇人，但她也是唯一一个搞得清状况的人，西班牙工人也理解大革命……


    米歇尔还在解释，自言自语：


    “显然，监狱毫无用处。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武器。应该把工人武装起来。如果分裂运动没能把武器交到工人手里，那还有什么意义？我有证据，加泰罗尼亚领袖的起事多半是完蛋了，因为他们害怕把武器放在工人手上……这毫无疑问。首先必须拿下军器库。”


    我脑子里冒出另一个想法，他们统统在胡扯。


    我的思绪又回到嘟蒂身上，现在的我，累得要死，重又焦虑起来。


    我含糊地问米歇尔：


    “选哪个武器库呢？”


    他好像没听见。


    我坚持道，这一点上，他一无所知，问题摆在这儿，甚至非常棘手，而他毕竟不是本国人。


    “拉扎尔有更进一步么？”


    “有。她有监狱的图纸。”


    “你想聊点别的事么？”


    米歇尔说他马上要走了。


    他安静了片刻，没有说话。然后他接着道：


    “我觉得这事儿成不了。大罢工定在明天早上，可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大家统统会被国民警卫队干掉。我也不得不同意拉扎尔是对的。”


    “什么意思？”


    “没错。工人永远团结不起来，他们会被打垮的。”


    “监狱行动完全没可能吗？”


    “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军人……”


    我精疲力竭。现在是凌晨两点。我约米歇尔在兰布拉一家酒吧见面。他会等事情明了些再过来，他说大概要到五点。我差点告诉他，他没理由反对监狱计划，但我受够了。我陪米歇尔走到原先等他的门口，我的车停在那儿。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没见到拉扎尔，至少这让我心满意足。


    4


    我立刻去了兰布拉大街。我扔下车，走进中国区(10)。我不是来这儿找姑娘的，可三更半夜，中国区是唯一可以打发三小时时间的去处。这个点儿，我能听见安达卢西亚人的歌声，歌者唱的是深歌(11)。我满腔愤懑、不能自已，唯有深唱的激荡才能与我的狂热匹敌。我走进一家简陋的小酒馆，我进门的时候，小舞台上一个近乎畸形的女人正在搔首弄姿，一个金发女郎，长了张斗牛犬的脸。她几乎脱得精光，腰上的花手绢遮不住极黑的性器。她唱着歌，在跳肚皮舞。我刚一坐下，桌边就来了个同样难看的女孩。我不得不和她喝一杯。店里人不少，和克里奥拉的看客差不多，但更脏更乱。我假装不懂西班牙语。只有一个姑娘既漂亮又年轻。她看向我。她的好奇像不期而至的激情。她的四周尽是妖魔鬼怪，裹着积满污渍的披巾，模样和胸脯都像发了福的黄脸婆。一个年轻男孩，几乎还是孩子，穿着水手衫，一头波浪卷发，脸颊搽了粉，靠近看我的姑娘。他面相挺凶，他做了个下流动作，哈哈大笑，接着就到远处坐下了。一个驼背妇人，老态龙钟，扎着乡下人的头巾，挎着篮子走进门。一个歌者在台上坐下，还有个吉他手；弹过几段吉他，歌手开始唱歌……歌声非常沉闷。不过当时的我更怕他会同其他人一样，用尖锐的歌声把我撕碎。馆子很大，某一头成排坐着一群姑娘，正等着和客人跳舞——这轮歌唱完后就轮到她们和客人跳舞了。女孩们年纪不大，但样子丑，裙子很寒酸。她们身形瘦弱，营养不良，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傻乎乎露出笑脸，还有的，冷不丁用鞋跟飞快地踢向表演台。她们发出“欧拉”的喊声，但没有回音。其中一个穿着颜色褪了一半的浅蓝布裙，她亚麻色的头发下面，有张瘦削又苍白的脸，显然，她撑不了几个月就会死掉。我需要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至少这一刻，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旁人身上，需要好好地知道，每个人，顶着自己的脑袋，都真真切切活着。大概有一小时时间，我什么都不说，就这么观察房间里我的同类。然后我又去了另一家酒吧，相反，那里非常热闹，有个顶年轻的、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正拉着一个穿晚裙的姑娘转圈儿。晚裙下露出了发脏的内衬肩带，但女孩本身还是迷人的。另有几对男女也在旋转，很快我决定离开。我再也经不住任何兴奋刺激了。


    我回到兰布拉大街，我买了画报和香烟，时间刚过四点。我坐在咖啡馆外的露天座位，一页页翻动画报，什么都看不进去。我努力放空思绪。我做不到。一团空洞的迷雾在我体内翻腾。我本想试着回忆嘟蒂真正的模样。隐约回归我记忆的东西却荒唐可怖，而且格外陌生。下一刻，我开始天真地幻想自己会和她一起去港口餐厅吃饭。我们会吃遍所有我喜欢的口味浓重的食物，然后我们会去酒店：她睡着了，我待在床边。我太乏了，所以同时我又想自己也在她身边睡去，睡在扶手椅上，甚至同她一样躺在床上，只要她一来，我们俩就会困倦地倒下；这一觉注定不安稳。还有大罢工——一间带蜡烛的大房间，无所事事，街道冷清，斗殴与骚乱。米歇尔随时会来，我得尽快脱身。


    我其实无意再听任何人讲任何事。我想睡觉。旁人眼下能告诉我的最要紧的事也会从我耳边溜过。我得睡觉了，和衣而睡，哪里都行。我在我坐的椅子上盹了好几觉。格泽妮来了我要怎么办。六点稍过，米歇尔到了，告诉我拉扎尔在兰布拉大街等他。他来不及坐了。他们什么都没谈妥，他看来和我一样恍惚。他不比我更有说话的意思，他乏了，他垮了。


    我立马对他说：


    “我和你去。”


    太阳升起，天色青白，群星隐去。行人往来，兰布拉大街却显得不那么真切，从这头到那头，一整排梧桐树上独有一声令人昏沉的鸟鸣：我从未听过如此出乎意料的声音。我看见走在树下的拉扎尔。她正背对我们。


    “你不想和她打个招呼么？”米歇尔问我。


    这时，她回过身，向我们走来，衣服依旧是黑色的。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她不是我见过的最富人性的存在么？可靠近我的也是一只卑贱的老鼠。绝不能逃走，这很容易。事实上，我已经远去了，我已经离得很远。我只是对米歇尔说：


    “你们可以走了，两个人都是。”


    米歇尔像是没明白。我同他握了手，补充道，我知道他们俩都住哪：


    “在第三条街右转。你有空的话，明晚给我电话。”


    就好像拉扎尔和米歇尔的存在同时都变得虚幻一般。我也不再有真切的真实。


    拉扎尔看向我。要多自然有多自然。我看了看她，然后对米歇尔挥了下手。


    他们离开了。


    至于我，我动身回到酒店。大约六点半。我没关百叶窗。我很快就睡着了，但睡得不安稳。我感觉天亮了。我梦见自己在俄国，我是游客，正在两大首都(12)之一参观，更像是列宁格勒。我漫步于一栋钢筋玻璃结构的巨型建筑，它很像过去的机械陈列馆(13)。天蒙蒙亮，玻璃上积满灰尘，漏下浑浊的阳光。这地方空荡荡的，比教堂更空旷、更庄严。地面铺的是红土。我很消沉，孤零零一个人。我穿过侧道，看见一串小间，里面保存着大革命时期的记忆；房间算不上真正的博物馆，但革命中最富决定性的事件正发生在这儿。它们原先是为沙皇高贵而庄重的宫廷生活所准备的。战争时期，皇室成员曾委托一位法国画家在墙上重现法国的“生平”——这个画家用勒布伦(14)简朴又华丽的风格描绘了国王路易十四生活的历史场景；有面墙壁顶上矗立着一位穿着长袍的“法国”，拿着巨大的烛台。她像从一片云或一片残骸中出现，但她自己也差不多掉干净了，因为画作有好些地方还只打了草稿，画家的工作就被暴乱打断了——因而这些壁画就好像庞贝城的木乃伊，活生生被一阵石灰雨捕获，却又比别的一切死得更彻底。悬于房里的只剩下暴乱者的脚步与嘶吼，在这里，呼吸也变得急促，愈是感受到大革命爆发的突然与剧烈，每次喘息就愈近乎一次呃逆、一次痉挛。


    隔壁的房间更为压抑。墙面上完全没有了旧体制的痕迹。地板很脏，石膏裸露，但革命的印记却通过满墙的炭笔涂鸦留存下来，曾经在这间房里吃住的水手与工人们，决心用他们粗糙的语言，还有更加粗糙的图画，讲述这个一举推翻世界秩序的事件——他们用疲倦的双眼亲自看到的事件。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为恼人的东西，也从没见过什么比它更富有人性。我待在原地，看着那些粗糙又笨拙的句子：泪水涌进眼眶。革命的激情缓缓漫上我的脑海，时而唤自己为“闪电”，时而称自己作“恐慌”。列宁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字里行间，字是黑色的，但看上去却像是血痕：这名字离奇地变了质，它有着阴性的形式：列诺娃（Lenova）！


    我走出这间小室。我走进巨大的玻璃中堂，我心里明白，这地方随时可能爆炸：苏维埃政府决定把它夷为平地。我没能找到门的位置，我担心自己的性命，我只有一个人。一阵焦虑过后，我瞧见个可以通过的出口，类似开在玻璃墙中间的一扇窗。我爬上去，非常吃力地钻了出去。


    我的四周一片荒芜，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铁路桥和荒地。我等待爆炸把我刚才离开的巨大建筑一股脑儿掀个底朝天。我离开这里。我朝一座桥的方向走去。这时，有个警察开始追赶我，同时还追着一帮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警察显然是来负责疏散爆炸地点周围的人群的。我边跑边大声告诉孩子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跑。我们一起来到桥下。这时，我用俄语告诉孩子们：“到这儿就可以了。”（Zdies.，mojno...）孩子们没答话，他们很兴奋。我们一同望着建筑，可以看出它正在崩塌（但我们听不到声音：爆炸掀起一片深色的烟尘，不是螺旋上升，而是笔直地冲上云霄，像被剃平的头发，透不出一丝光亮，一切都无可救药地昏暗下去，化为齑粉……）。这阵令人窒息的纷乱，既无荣耀，亦不伟大，只是徒然地消逝在即将入夜的冬日里。这一夜甚至没有结冰，没有下雪。


    我醒了。


    我躺着，傻傻发愣，好像被这个梦给掏空了。我恍惚地看着天花板，又透过窗牖，望见一片明媚的天空。我有了逃亡的感觉，仿佛这一夜我睡在铁路上，待在拥挤的车厢里。


    渐渐地，发生过的事情一件件回归我的记忆。我跳下床。没有洗漱，直接穿好衣服，然后走上大街。已经八点了。


    这一天开始得甚是愉快。阳光灿烂，我感受着早晨的清新。但我口气很重，这让我不好受。我其实并不在乎答案如何，但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这阳光的、这空气的与这生命的湍流要将我扔在兰布拉大街上。我对一切都很陌生，毫无疑问，我憔悴不堪。我想到屠夫在猪喉管上开的洞里冒出的血泡。当下我只有一个想法：随便吃点东西，止住生理恶心，然后刮干净胡子，洗把脸，梳好头发，最后走上街去，喝点新鲜红酒，漫步在洒满阳光的街头。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没敢回去。我让理发师帮我剃须。我依然装作自己不懂西班牙语。我用手势比划。当我离开理发师的双手，我重又爱上了生活。我回酒店以最快的速度刷好牙。我打算去巴达洛纳(15)游泳。我取了车，快九点钟时抵达巴达洛纳。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在车里脱掉衣服，我没有在沙滩上躺下，我快步飞奔冲进大海。我游到一半停下，望着蓝色的天空。向着东北方向：那是多萝蒂亚的飞机出现的方向。我站在海里，水没过我的肚子。我看见自己浅黄的双腿浸在海水里，双脚没在沙中，上身、臂膀和脑袋都露在水面上。我不无自嘲地想看自己现在的模样，想看地面上（或海面上）这个几乎一丝不挂的、等着几小时后飞机从天尽头出现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我又游动起来。天空无边无际，纯粹极了，我在水里想要笑出声来。


    5


    我趴在沙滩中央，终于开始思索自己要拿格泽妮怎么办，她会是第一个抵达的。我想：我应该立马穿好衣服，事不宜迟，我应该开车到车站去等她。我没有忘记从昨晚开始格泽妮的到来为我摆出的难题，但每当想起这事，我就推脱说晚一点再解决。也许只有等到和她面对面那一刻我才能做出决定。我不打算再粗暴地待她了。有时候我对她确实像个混蛋。我并不后悔，只是想到要一直这么下去，我也觉得无法忍受。经过一个月，我已经走出了最糟的状态。我原本还以为，前一晚开始，噩梦又卷土重来了，但现在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眼下是另一回事，甚至相信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现在我已经能微笑面对了，无论是想起尸体，拉扎尔……还是曾经把我逼上绝路的一切。我又回到海里，躺倒后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有一刻我感到嘟蒂的身体与这光，更与这热融在了一起，于是我像根木棍绷直身体。我起了唱歌的冲动。但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是坚硬的。我觉得自己脆弱得像一声啼哭，就好像我不再悲惨的生命成了襁褓中渺小的存在。


    对格泽妮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车站找她，然后开车把她送到旅馆。但我不能和她共进午餐。我找不出借口给她。我想打电话叫米歇尔来陪她吃午饭。我记起在巴黎的时候他们碰过几次面。虽然很疯狂，但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我穿上衣服，从巴达洛纳打去电话。我怕米歇尔会不同意。但他在那头接起电话，他答应了。他和我说话。他已经彻底失了信心。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垮掉的人。我问他是否怪我先前态度唐突。他不怪我。昨晚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大脑一片空白。拉扎尔什么也没同他说。她甚至问了他我的近况。我觉得米歇尔举止太轻浮：一个正经的斗士怎么能在这样的日子和富家女去时髦的酒店共进午餐！我试着自己还原前一晚结束时发生的事情。我的猜想是，拉扎尔和米歇尔一道被自己的伙伴扫地出门了，半是因为他们是对加泰罗尼亚知之甚少的法国人，半是因为他们是对工人阶级知之甚少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获悉，出于对拉扎尔的喜爱与敬重，朋友们一致赞同某个加泰罗尼亚人的提议，决定将身为外国人、对巴塞罗那工人斗争情况一无所知的拉扎尔隔离开去。他们应该也一并排除了米歇尔。最后，和拉扎尔联系的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们还是自己抱成一团，但他们也没有商量出结果：他们放弃了所有集体行动，只想第二天各自在屋顶上放几声暗枪。个人而言，我所求的不过一件事：米歇尔能和格泽妮吃午饭。另外我还希望他们能说好一起过夜，但目前米歇尔只要在一点前到酒店大堂就可以了，我们在电话里是这么约定的。


    事后，我记起来，格泽妮常常一有机会就表达她的共产主义观点。我要告诉她我叫她来就是为了让她见证巴塞罗那的动乱，她会觉得我认为她有资格参与其中，并为之雀跃不已。她会和米歇尔聊得来的。尽管颇不靠谱，我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是满意，我不再多想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回到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已不是寻常模样，咖啡馆的露天座椅统统收起，商店铁门也都半拉下来。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个罢工者朝有轨电车的玻璃开了枪。城市里有一种诡异的热烈，时而转瞬即逝，时而又沉重不堪。路上几乎没有车了，到处都是武装警察。我明白汽车可能成为石块和子弹的目标。我为自己不属于罢工者那一边而烦恼，但我几乎不抱幻想了。这座城突然渴求着动乱，它的面貌因此惹人焦虑起来。


    我放弃了回酒店的计划，直接去到车站。火车时刻目前没有变动。我瞥见有个车库门半开着，我把车停在里面。现在才十一点半。火车进站前，我还要打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找到一家还开门的咖啡馆，要了瓶白葡萄酒，喝起来却兴致索然。我想到前一晚做的革命的梦：睡着时我更聪明——或者说更有人样。我拿起一份加泰罗尼亚语报纸，但我不大懂加泰罗尼亚语。咖啡馆的氛围舒适惬意又令人沮丧。顾客很少，还有两三个人也在看报。无论如何，听见枪声时，主干道的凄惨模样给了我极大冲击。我意识到，在巴塞罗那，我置身事外，而在巴黎，我则身处其中。在巴黎，动乱发生的时候，我能和身边任何一个人交谈。


    火车延误了。我不得不一趟趟往来于火车站，车站长得像我梦里的“机械陈列馆”，我曾经在里面游荡。格泽妮的到来对我几乎算不上麻烦，但要是火车晚点太久，米歇尔在酒店可能会等得不耐烦。况且再过两小时嘟蒂也要来了，我会和她说话，她也同我说话，我会把她拥在怀里——不过这种种可能都是空想。波尔特沃(16)驶来的列车进站了，不一会格泽妮就出现在我眼前。她还没看见我。我望着她，她在收拾行李箱。我觉得她挺瘦小。她往肩上披了件大衣，可当她伸手去拎小行李箱和手提包时，大衣掉在了地上。低头去捡大衣的时候，她注意到我。我在站台上，我在笑她。她红了脸，见我笑了，也跟着笑出声来。我接过她从车厢窗户里递出来的小行李箱和大衣。她的笑无济于事，我面前的她像个入侵者，让我很陌生。我自问——我害怕——同样的事会不会落到嘟蒂头上。嘟蒂她也会让我觉得很遥远，况且嘟蒂对我而言还是捉摸不透的。格泽妮的微笑里带着忧虑——她不舒服，当她在我怀里蜷成一团，她的不适加重了。我亲吻她的头发与额头。我想要不是我正期待着嘟蒂，此刻我会是幸福的。


    我决心先不告诉她我们之间的事情将以不同于她预期的方式发展下去。她看着我忧心忡忡。她是很能打动人的：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她有那种不知一事却充满好奇的人的眼睛。我问她有没有听说巴塞罗那的事。她从法国的报纸上读到一些，但只有模糊的印象。


    我柔声对她说：


    “今天早上开始的总罢工，明天很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你是踩着动乱来的。”


    她问我：


    “你没生我气吧？”


    我看着她，觉得自己表现得漫不经心。她像只小鸟般啁啾着，又问我：


    “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么？”


    “我们等下要和米歇尔·T……吃午饭，愿意的话，你可以和他谈谈共产主义。”


    “真希望这儿能有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要和米歇尔·T……吃饭？你看，我很累了。”


    “总要先吃饭的……之后你再休息吧。现在，你在这儿等着，出租车都罢工了。我去把车子开来。”


    我把她留在了原地。


    这事说来复杂——故事说来荒唐。我厌恶自己和她相处时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我被迫同她一道行动，就像我在病榻上时一样。我察觉到了，我来西班牙其实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但我的尝试徒劳无功。我所逃避的事物追捕我，逮住我，然后勒令我重又做出疯狂的举动。我再不想这般行事，无论代价如何。尽管如此，只要嘟蒂一来，所有事情都会急转直下，万劫不复。我走得很快，迎向阳光，朝车库走去。天很热。我擦干脸上的汗。我羡慕那些有个上帝可以依靠的家伙……很快我剩下的大概就“只有眼泪可流”(17)。有人在打量我。我当时低着头。我抬起头，是个乞丐，三十来岁，脑袋上扎着头巾，绕过下巴打了个结，脸上戴着摩托车手那种巨大的黄色护目镜。他睁大眼睛盯了我好久。他的模样傲慢，在阳光下，又有种阳光的感觉。我自忖：“没准这是米歇尔，变了装！”这想法既幼稚又愚蠢。这个古怪的流浪汉从没和我见过面。


    我从他身边走过，即刻我又掉过头。他愈发直白地盯着我。我努力想象他的生活。这生活里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我自己也可能变成乞丐。总之，他，他是个乞丐，始终都是，绝非其他，这便是他所逮到的命运。我逮到的那个，我，要愉快些。从车库回来的时候，我走了同一条路。他还在那里。再一次，他盯着我看。我缓缓开过去。我很难摆脱他。我也希望拥有他那种可怖的、阳光的面貌，而不是成天像个孩子，弄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接着我想到，我原本可以和格泽妮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一直站在进站口，行李堆在脚边。她没看见我的车，天空蓝得鲜艳，可发生的一切却让人觉得风雨欲来。格泽妮站在行李中间，垂头丧气，让人感觉她脚下的大地正在崩塌。我想，不出今天，就会轮到我了，到头来我脚下的地面也会坍塌，就像她现在一样。我走到她跟前，望着她，我没有笑，露出绝望的神色。见到我她吓了一跳，那一刻，她的神情里流露出她的痛苦。她借着走向汽车的工夫镇静下来。我去提来行李，其中还有一叠报纸，包括画报和《人道报》(18)。格泽妮是坐卧铺来巴塞罗那的，但她却在读《人道报》！


    事情进展得很快，我们一言不发，不一会儿就到达酒店。格泽妮打量这座城市的街道，这对她是头一次。她告诉我第一眼看来巴塞罗那是个挺漂亮的城市。我指给她看一栋大楼前聚集的罢工份子和突击警卫(19)。


    她很快对我说：


    “这可真吓人。”


    米歇尔正在酒店大堂。他的殷勤里带着惯常的笨拙。显然，他对格泽妮很感兴趣。一见她便活络起来。她几乎没怎么听他说话，她上楼去了我为她准备的房间。


    我对米歇尔解释说：


    “现在，我得走了……你能不能告诉格泽妮一声，今晚之前我都不在巴塞罗那，我开车走，具体几点还不确定。”


    米歇尔说我脸色很差。他自己也满脸疲态。我给格泽妮留了封短信。我告诉她，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把我逼疯了，和她在一起时我犯了太多错，虽然我也一度有心改过，可昨晚过后这已经没了可能：我又如何能预料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和米歇尔强调说：我对格泽妮的关心不掺杂个人原因，不过是她实在可怜；要扔下她孤零零一个，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我加快了脚步，生怕有人会弄坏我的车。没有人动它。十五分钟后，我抵达机场。我早到了一个小时。


    6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只被链子拴住的狗，什么都看不见。我被困在时间里，困在此刻，困在血的脉动中，饱受折磨，像个刚被捆住、就要送命的人，拼了命想要挣脱绳索。我不再期待幸福，我到底期待什么我也想不清楚，多萝蒂亚的存在太过猛烈了。飞机即将到达的时候，希望一一被排除，我冷静下来。我等待嘟蒂，我等待多萝蒂亚如同人等待死亡。这个将死之人突然明白过来，一切都完了。虽然如此，即将发生的又毕竟是这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我已经冷静下来，可在低空滑翔的飞机却降落得很突然。我加快脚步，我起先没看见多萝蒂亚。她跟在一个高个老人后面，开始我不敢确定是她。我靠近了些，她的脸庞带着病人的消瘦。她使不上力气，必须要人搀扶下来。她见到我了，但她不看我，只是低着头，任人扶着不动。


    她对我说：


    “等一下……”


    我对她说：


    “我抱你过去。”


    她没回话，她由着我去，我抱起她。她瘦得只剩骨头。她明显很痛苦。她无力地靠在我怀里，淡漠得仿佛抱着她的是个苦力。我将她放在车里。她坐在车上，端详着我。她的微笑嘲讽又刻薄，是怀着敌意的笑。她和三个月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喝起酒来似乎永不餍足的姑娘哪里还有共通之处。她的衣服是黄色的，硫黄色，与发色相同。长久以来，这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一具阳光的骷髅，骨头是硫黄色的，多萝蒂亚现在成了一块废料，生命好像把她抛弃了。


    她柔声对我说：


    “我们快点儿吧。我得在床上躺着，越快越好。”


    她撑不下去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巴黎等我。


    她好像没听见，但终于她回答：


    “我不想再等了。”


    她出神地看向前方。


    酒店门前，我扶她下了车。她想自己走到电梯。我搀着她，我们走得很慢。房间里，我帮她脱去外衣。她低声和我交代该做的事。我得仔细别弄痛她，我给她她要的衣物。我为她脱衣服的时候，她裸露的身躯慢慢显露出来（她瘦弱的身子没那么纯洁了）我不禁露出不合时宜的微笑，她病着比较好些。


    她带着某种安慰的语调说：


    “我其实不难受了。我只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


    我的嘴唇没有拂过她的身体，她也几乎没有看我，可是卧房里发生的事还是将我们连在了一起。


    当她在床上躺下，头枕在枕头中央，她脸部的线条舒展开来，很快她又变得和从前一样美了。有一会儿，她端详着我，然后她转过脸去。


    房间的百叶窗关着，但阳光还是透过缝隙漏了进来。房里很热。一个女仆走进门，拿来一桶冰块。多萝蒂亚要我把冰装进一个橡胶袋里，然后把冰袋放在她肚子上。


    她告诉我：


    “我就是这里疼。我这样敷着冰躺着就好。”


    她又对我说：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出去了。我没有看上去病得那么重。”


    她笑了，但她的笑容很刺人。


    “我不得不坐三等舱去马赛。要不然我就得等到今晚才能走，不能更早了。”


    “为什么？你钱不够了吗？”


    “我得省着点坐飞机。”


    “你是坐火车才不舒服的吗？”


    “不。我已经病了有一个月了，旅途颠簸只是让我难受——我难受，太不好受了，整晚都是。但……”


    她双手捧住我的头，然后转开脸对我说：


    “这样受苦，我很幸福。”


    说完这句话，她寻着我的双手又将我推开了。


    可自从我认识她起，她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


    我站起身。我走进卫生间哭了出来。


    我很快就回来了。我装出与她相对的冷漠。她的面部线条僵硬起来，仿佛她必须为自己的坦白报仇。


    她有一股充满激情的恨的冲动，这冲动困住了她。


    “要是我没病，我就不会来了。现在，我病了，我们会幸福的。我终于病了。


    在她压抑的狂热里，她皱紧眉头，扭曲了面容。


    她丑了下去。我清楚自己爱她身上的激烈动荡。我所爱的就是她身上的恨，我爱那恨意赋予她容貌的不期的、骇人的丑陋。


    7


    我请的医生让人通报他来了。我们睡着了。我醒来时，这间陌生的、半显昏暗的客房好像荒废了一般。多萝蒂亚和我同时醒了。见到我时她吓了一跳。我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上，我努力回想自己在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到晚上了吗？显然还是白天。电话在响，我接了起来。我请前台让医生上楼。


    我在等诊察结束，我觉得很沉，还没睡醒。


    多萝蒂亚得的是妇女病：虽然身体状况很差，但她很快就能康复。旅行让病情恶化，她本来不应该奔波的。医生还会再来。我送他到电梯口。临了我问他巴塞罗那现状如何：他告诉我两小时之前罢工已经全面展开，一切都瘫痪了，但城市还算平静。


    这个男人无关紧要。可不知为何我傻笑着对他说：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他同我握了手，没答话就离开了，好像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


    放松下来的多萝蒂亚在梳头。她涂上口红。


    她对我说：


    “我好些了……你问医生什么了？”


    “发生了大罢工，也许要爆发内战。”


    “为什么是内战？”


    “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打。”


    “内战？”


    内战的念头让她恐慌。我又对她说：


    “你应该照医生说的做……”


    我不该这么快提起这件事的，有如一片阴云飘过，多萝蒂亚的脸色沉了下去。


    “我何苦要康复呢？”她说。


    * * *


    (1) 原文为Parallelo，应为Avinguda del Parallel，街名，系巴塞罗那主干道之一，因与赤道平行而得名。曾是巴塞罗那夜生活的中心。


    (2) Gale，巴塞罗那周边小镇。


    (3) ce de Catalogne，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旧城区的广场，位处城市中心。


    (4) Ram，西班牙巴塞罗那最著名、最繁华的步行林荫大道。


    (5) Lotte Lenia（1898—1981），演员、歌手，生于奥匈帝国，后移居美国，是德国（晚年加入美国国籍）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1900—1950）的妻子。


    (6)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Mahagonny），1927年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与作曲家魏尔合作完成，起初是音乐剧，后于1930年由二人扩充为三幕的歌剧。


    (7) 《三分钱歌剧》（L''Opérade quat''sous）亦是布莱希特与魏尔联合创作的的德国音乐剧，是对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1728年的作品《乞丐歌剧》的再创作版本。罗蒂·兰雅饰演妓女珍妮（Jenny）一角。


    (8) Pont du Carrousel，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始建于1834年，1930年重建。通往卡卢索广场及卢浮宫。


    (9) Pistolero，原文为西班牙语。


    (10) Barrio Chino，原文为西班牙语，中国区即拉巴尔区，曾经是巴塞罗那的红灯区。中国区是其别名。


    (11) Cante rondo，深歌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弗朗门戈音乐的主要类型之一，情感悲伤绝望。


    (12) 除莫斯科外，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有“北方首都”之称。故而亦有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并称为俄国“两大首都”的说法。


    (13) 法国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战神广场尽头、军事学校前建起的钢筋玻璃结构长廊型展厅。


    (14) Lebrun（1619—1690），法国著名画家，艺术风格近折衷主义，兼具巴洛克与古典主义特色，在卢浮宫、凡尔赛等宫廷、府邸均留下装饰画作品。


    (15) Badalona，巴塞罗那东北部的卫星城市，临海。


    (16) Port-Bou，西班牙边境小镇，前往南法的中转站。


    (17) 原文为les yeux pour pleurer，n''avoirque les yeux pour pleurer是法语习语，字面意思为“只剩眼睛来流泪”，代指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


    (18) l''Humanité，《人道报》，法国日报，1920至1994年间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19) 突击警卫，西班牙语为Guardias de Asalto，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成立，用以镇压城市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