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之日

    1


    多萝蒂亚是五号到的。十月六号，晚上十点，我坐在她身边，她和我说了离开我之后她在维也纳做的事。


    她进了一座教堂。


    里面没有人，起先，她跪在石板上，接着她伏倒在地，伸开双臂交叠成十字。这举动对她毫无意义。她没有祈祷。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可是不过片刻，数声雷鸣就让她慌了神。她站起身，出了教堂，冒着瓢泼大雨跑走了。


    她躲进一道门廊。她没戴帽子，浑身湿透。门廊下面，有个戴鸭舌帽的男孩，是很年轻的男孩子。他想逗她笑。她心如死灰，笑不出来；她凑过身，吻了他。她抚上他。他也抚上她作为回应。她抵死放纵，她把他吓坏了。


    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她很放松。她告诉我：


    “他就像个小弟弟，他散着潮湿味，我也是，可我当时又是那种状态，所以高潮的时候，他还怕得发抖。”


    那一刻，我听着多萝蒂亚的话，把巴塞罗那忘了个干净。


    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军号。多萝蒂亚顿了一下。她惊诧地聆听着。她又说下去，但很快，她彻底沉默了。持续的交火声响起。偃息片刻，枪声又继续下去。这阵瀑布般的弹雨突如其来，就在很近的地方。多萝蒂亚坐起身：她不害怕，但事情来得太粗暴又太残酷。我走到窗边。今夜不甚明亮，我看见人们拿着步枪，在兰布拉大街的树下尖叫狂奔。交火地点不是兰布拉大街，而是邻近的数条街巷，一根树枝被子弹打断掉在地上。


    我对多萝蒂亚说：


    “这回可糟了！”


    “怎么了？”


    “我不知道。大概是正规军在攻击其他人（其他人，指的是加泰罗尼亚人和巴塞罗那政府）。他们在费尔南多大街（Calle Fernando）开火了。就在旁边。”


    一阵猛烈的交火激荡天地。


    多萝蒂亚走到一扇窗边。我转过身。我朝她嚷道：


    “你疯了。快去躺下！”


    她穿着一套男式睡衣。头发散着，脚光着，脸色铁青。


    她推开我，从窗户望出去。我指给她看地上折断的树枝。


    她回到床上，脱掉上身的睡衣。她光着身子，朝四周摸索起来，她的样子像是发了疯。


    我问她：


    “你找什么呢？你一定得躺下。”


    “我要换衣服。我要和你出去看看。”


    “你昏头啦？”


    “听着，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要去看看。”


    她似乎完全失控了。她暴躁、封闭，她自言自语，为某种狂热之情所刺激。


    恰在此时，有人敲了门，拳头砸得门直晃。多萝蒂亚飞快地披上她刚才脱掉的上衣。


    来的是格泽妮。（前一晚我和她摊了牌，把她留给了米歇尔。）格泽妮在发抖。我看一眼多萝蒂亚，我看出她神色里的挑衅。她一言不发，面色阴沉，她站着，胸膛袒露。


    我粗鲁地冲格泽妮说：


    “你该回你的房间去。没别的选择。”


    多萝蒂亚打断我，但没看她：


    “不。您要是愿意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格泽妮僵在门口。枪声仍在继续。多萝蒂亚拉起我的袖子。她把我拽到房间另一头，在我耳边说：


    “我有个可怕的想法，你懂吗？”


    “什么想法？我已经糊涂了。干吗要让这女孩留下来？”


    多萝蒂亚从我身前退后一步，她神色里带着狡黠，但与此同时，她显然快要垮了。接连不断的枪响让人头疼欲裂。她还在同我讲话，低着头，声音里带着威胁：


    “你明白我是头野兽！”


    另一个能把她的话听得清楚。


    我快步走向格泽妮，央求道：


    “马上走吧。”


    格泽妮也在对我哀求。我回道：


    “你知道如果你留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多萝蒂亚瞪着她冷冷地笑了。我把格泽妮推向走廊，格泽妮反抗着，低声咒骂我。她打一开始就发了狂，而且我确信，她在性的欲念里失控了。我不停地推搡她，但她抵抗着。她开始像魔鬼一样尖叫。空气中充斥着何等暴戾，我拼尽全力猛地一推。格泽妮重重摔倒了，横倒在走廊中央。我锁上门。我已经昏了头。我是一头野兽，我也是，可与此同时，我浑身都在发抖。我想像多萝蒂亚会趁我和格泽妮纠缠时跳窗自杀。


    2


    多萝蒂亚精疲力竭，任我抱起她，也不说话。我让她躺下，她由着我如此，瘫在我怀里，敞着胸口。我回到窗边。我合起百叶窗。我惊惶地发现格泽妮跑出酒店。她飞奔着穿过兰布拉大街。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不能留多萝蒂亚一个人，一刻也不行。我看见格泽妮没有朝交火的方向跑，而是跑向了米歇尔住的地方，她消失了。


    一夜动荡。无法入睡。渐渐地，战斗激化了。机关枪和大炮声也先后响起。从多萝蒂亚和我被困的酒店客房里听来，这声音或许会带上那么点伟大，但主要还是无意义的。有段时间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夜半时分，趁着停火的间隙，我坐到床边。我对多萝蒂亚说：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进教堂。”


    我们俩沉默了很久。她在打战，但没回话。


    我问她为什么不说话。


    她在做梦，她告诉我。


    “那你梦到什么了？”


    “我不知道。”


    过一会儿，她说：


    “如果我相信他不存在，我就能拜倒在他脚下。”


    “你为什么要进教堂呢？”


    她在床上翻过身去。


    她又说：


    “你该走了。现在最好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出去。”


    “你是想去求死……”


    “怎么会？步枪杀不掉很多人的。你听：他们打了那么久。这不正好说明炮弹让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么。”


    她只是顺着自己的想法继续说：


    “这样错得少些。”


    那一刻，她转向我。她面露讥讽地望着我：


    “真希望你能丢掉脑袋(1)！”


    我没有皱一下眉头。


    3


    第二天下午，巷战逐渐平息，但不时仍有激烈交火。停火间隙，格泽妮打电话到酒店大堂。她在听筒里大吼大叫。当时，多萝蒂亚还睡着。我下到大厅。拉扎尔也在那儿，正努力控制住格泽妮。格泽妮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看起来像个疯子。拉扎尔同往常一般坚定，也一般阴沉。


    格泽妮挣脱拉扎尔，向我冲过来。好像她要扑上来掐我脖子。


    她尖叫：


    “你都做了什么？”


    她额头上有个巨大的口子，挣裂的伤疤正在流血。


    我捉住她两只手腕，使劲一扭，强迫她闭上了嘴。她在发热，她在发抖。


    我抓着格泽妮的手腕，问拉扎尔发生了什么。


    她告诉我：


    “米歇尔刚被杀了，格泽妮认定是她的错。”


    要稳住格泽妮非常吃力，听见拉扎尔的话，她又开始挣扎。她恶狠狠地张口要咬我的手。


    拉扎尔帮我将她制住，稳住她的头。她在发抖，我也一样。


    一段时间后，格泽妮安静下来。


    在我们面前，她六神无主。


    她哑着嗓子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把我扔到地上……像头牲口……”


    我抓着她的手，紧紧握住了它。


    拉扎尔走去要一条湿毛巾。格泽妮接着说：


    “……对……米歇尔……我真可怕……像你对我……是你的错……他爱我，他……这世上就他一个爱我……我对他做……你对我做的事……他昏头了……他要去送死……现在……米歇尔死了……太可怕了……”


    拉扎尔把毛巾敷在她额头上。


    我们各自一边把格泽妮搀回她卧室。她脚步发软。我哭了。我看到拉扎尔也开始哭泣。眼泪流过她的脸颊，她还是那样镇静，那样阴沉，看见她落泪实在骇人。我们让格泽妮躺在她房间的床上。


    我对拉扎尔说：


    “嘟蒂在这儿。我不能留她一个人。”


    拉扎尔看着我，而此时此刻，我看出她再没有勇气蔑视我了。


    她只说：


    “我陪着格泽妮。”


    我和拉扎尔握了手。我甚至一度把手留在她掌心，但我已经在想死掉的是米歇尔，不是我。接着我给格泽妮一个拥抱，我确实想过吻她，可这让我觉得自己变得虚伪，很快，我走了。她见我离开，一动不动开始啜泣。我走到走廊。受她影响，我也哭了。


    4


    我和多萝蒂亚在西班牙待到10月底。格泽妮同拉扎尔回法国去了。多萝蒂亚每天都在康复，午后她会和我出门晒太阳（我们搬进了一座渔村）。


    10月末，我们没钱了。两个人谁都没了。多萝蒂亚得回德国去。我要把她送到法兰克福。


    我们到特里尔(2)时是周日上午（11月1日）。银行得等到第二天才开门。下午断断续续下着雨，但我们不想闷在旅店里。我们在乡间漫步，一直走到临着摩泽尔(3)河谷的一片高地。天很冷，下起了雨。多萝蒂亚披着一件灰呢旅行大衣。风吹乱她的头发，雨打湿了她。出城的时候，我们向一个蓄着两撇大胡子、头戴瓜圆小礼帽的小个乡绅问路。他带着令人无措的盛情拉起多萝蒂亚的手。他把我们带到我们能找到路的街口。离开时他回过身来对我们微笑。多萝蒂亚看向他，也露出苦涩的笑容。因为压根没注意那小个子说了什么，不出几步，我们就走岔了。我们不得不在远离摩泽尔河的邻近山谷里走了很久。土地、洼路上的石子和裸露的岩石都是鲜艳的红色，随处可见树林、耕田与草地。我们穿过一片枯黄的林地。下雪了。我们碰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全是十到十五岁的孩子，穿着短裤和黑色绒面波蕾若外套(4)。他们走得很快，不看旁人，极聒噪地说着话。所有一切都是绝望的，彻底的绝望：一大片灰色天空正缓缓化成落雪。我们快步走着。我们要穿过高处的一片田地。新犁的沟垄排排铺开；我们头顶，风卷来无尽的飞雪。我们四周，苍茫无垠。多萝蒂亚和我在小路上加紧了脚步，寒冷刺痛面颊，我们失掉了活着的感觉。


    我们走进一家屋顶有尖塔的餐厅，室内很暖和，但弥散着11月浑浊的光。不少富裕的家庭正在用餐。多萝蒂亚嘴唇惨白，脸冻得通红，一言不发，她在吃一块她喜欢的蛋糕。她依旧很美，但她的脸庞却逐渐模糊了，模糊在光里，模糊在天灰色中。走下高地的时候，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正确的路，短短一条，弯弯曲曲穿过树林。雪停了，或者几乎停了。雪过无痕。我们走得很快，不时会打滑或摔倒，夜幕降临。更低一些的地方，微弱的光里，显出特里尔城的模样。它卧在摩泽尔河对岸，数个高大的四方钟楼格外突出。渐渐地，夜色里，我们看不见那些钟楼了。经过林间一片开阔地，我们看见一座房屋，不高，但很宽敞，掩映在藤架缠绕的花园中。多萝蒂亚和我说要把房子买下来，她和我一起住。我们之间只剩下充满敌意的幻灭。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对彼此都算不了什么，至少从我们停止焦虑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了。我们急匆匆去找一间旅店客房，这个小镇我们前一晚还一无所知。黑暗中，我们不时彼此探寻。我们互相凝视，目光对着目光，并非毫无恐惧。我们俩一个连着另一个，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哪怕最渺小的希望。某个街道转角，我们身下冒出一片虚空。很奇怪，我们脚下的空洞无边无际，恰如我们头顶的星空。无数微小的光点，摇曳在风中，于午夜时分揭开一场静谧的、不可言喻的庆典。这些星辰，这些蜡烛，成百上千，在地上燃烧，照亮地面上成列排开的坟墓。我把多萝蒂亚拥在怀里。我们为这死亡之星的深渊而蛊惑。多萝蒂亚倾向我。她和我久久地唇齿相交。她搂住我，狠狠抱紧我，许久以来，这是她头一次恣肆纵情。我们急不可待地，离开小路，向着田地，走出属于爱人的十步。我们依旧在坟墓上方。多萝蒂亚敞开自己，我解下她的衣衫，直到她的性器。她也褪下我的。我们倒在松软的泥土上，我楔入她潮湿的身体，像操纵精巧的耕犁楔入土地。她身下的大地张开，像一座坟墓，她袒露的小腹向我张开，像一座新坟。在星光闪烁的坟地上做爱，惊愕冲击着我们。每一点光芒都昭示着坟墓里的一具骸骨，它们就这样汇成一片摇曳明灭的星空，激荡不安，仿佛我们交叠的躯体的动作。天很冷，我的手陷进土里，我解开多萝蒂亚的搭扣，粘在指尖的新鲜泥土弄脏了她的亵衣与胸膛。衣服里露出的，她的胸脯，是一片月光白。我们不时放开彼此，任由自己在寒冷中颤抖，我们的身躯打战，像两排牙齿，彼此碰撞。


    风吹过树冠发出粗野的呼号。我颠来倒去对多萝蒂亚说话，我颠来倒去，我粗野地说：


    “……我的骸骨……你冻得发抖……你牙齿打战……”


    我停下来，我栖在她身上没有动作，我喘着粗气，像条狗。突然间我抓紧她赤裸的腰。我压下全身的重量。她发出可怕的尖叫。我花掉全身力气咬紧牙齿。这时，我们顺着地面的斜坡滑了下去。


    更低处有一块悬在崖边的岩石，要是我没有一脚止住滑动，我们就会跌进深夜里，而我会不无欣喜地相信我们将跌进天空的虚无中。


    我必须竭尽全力才将长裤提好。我站起来。嘟蒂还躺在地上，后身赤裸。她很艰难地起身，她捉住我一只手。她吻了我光着的腹部：泥土粘在我毛发浓密的腿上：她帮我刮掉土块。她挂在我身上。她撩拨起狡猾的小动作，下流的、疯狂的动作。起先她把我弄倒在地。我好不容易重又站起来，我帮她站好。我帮她穿好衣服，但这很不容易，我们身上、衣服上都是土。土壤同裸露的肉体一样刺激着我们；嘟蒂的下体刚覆上衣物，我就迫不及待想重新把它脱光。


    回去的时候，离开墓地，小镇上街巷清冷。我们穿过一个街区，尽是低矮的房屋与隔着花园的老宅。有个小男孩路过，他一脸诧异地盯着嘟蒂。她让我想起在泥泞战壕里打仗的士兵，但我满心只想和她到温暖的房间里去，对着灯光脱下她的裙子。小男孩停下来要把我们看仔细。高个儿嘟蒂伸下脑袋对他做了个吓人的鬼脸。那个富裕又丑陋的小男孩跑不见了。


    我想到小卡尔·马克思和他成年后蓄起的胡子——他现在躺在地底下，离伦敦不远，马克思肯定也曾经在特里尔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奔跑过，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


    5


    第二天，我们要去科布伦茨(5)。我们从科布伦茨乘火车到法兰克福，我会在那里与多萝蒂亚分别。我们沿莱茵河而上，旅途中，下起一阵细雨。莱茵河畔灰蒙蒙的，但寸草不生，格外荒凉。火车时而沿着一片墓地前行，墓碑淹没在成片的白色花丛中。天色渐暗，我们看见墓碑十字架上点亮的烛光。几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分别。八点钟，多萝蒂亚会在法兰克福乘车南去；几分钟后，我也会坐车去巴黎。驶过宾格布鲁克（Bingerbrück），夜幕降临。


    包厢里只有我们。多萝蒂亚靠近我，和我说话。她的声音近乎稚气。她很用力地搂紧我一侧手臂，她对我说：


    “马上要打仗了，是吗？”


    我轻声答：


    “我不知道。”


    “真希望我知道。你知道有时候我会怎么想，我想战争来了。所以，我要对一个人宣布：战争开始了。我去见他，但他应该毫无准备，他脸色发白。”


    “然后呢？”


    “就这样。”


    我问她：


    “你怎么想起战争来了？”


    “我不知道。如果打仗了，你，你会怕么？”


    “不会。”


    她靠得更紧，把发烫的额头贴在我脖子上：


    “听着，亨利……我知道自己是个怪物，但有时候，我希望战争爆发……”


    “为什么不呢？”


    “你也是，你也希望？你会被杀的，不是么？”


    “你怎么想起战争来了？是因为昨天么？”


    “是的，都是那些坟墓。”


    多萝蒂亚久久地搂着我。前一晚让我筋疲力尽。我犯起迷糊来。


    见我快睡着了，多萝蒂亚为了让我保持清醒，轻抚着我，小心翼翼，动作几乎不可察觉。她接着柔声说：


    “知道吗，我告诉他要打仗了的那个人……”


    “嗯。”


    “他模样很像那个留胡子的小个子，就是下雨天抓我手的那个：人很和善，有好多小孩……”


    “孩子呢？”


    “都死了。”


    “被杀的？”


    “对，每一次，我都去看那个小个儿男人。很荒唐，对吧？”


    “是你告诉他孩子的死讯的？”


    “是的。每次他一见我就脸色发白。我穿着黑裙子到来，然后，你知道，我离开的时候……”


    “接着说。”


    “我落脚的地方就有一摊血。”


    “那你呢？”


    她呼一口气，像一声哀叹，仿佛她突然恳求起来：


    “我爱你……”


    她鲜润的唇贴上我的。我陷入难以承受的欢愉。当她的舌纠缠我的舌，竟是这等美妙，我甘愿就死在这一刻。


    嘟蒂已经脱去了大衣，她靠在我怀里，穿一条真丝长裙，颜色鲜红，万字旗的红色。裙子下面她的身子光着。她散发出潮湿的泥土的味道。我离开她，半是出于瞬间的躁动（我想走动一下），半是为了到车厢另一头去。过道里，我两次撞上同一个冲锋队军官(6)，他很英俊、很高大。他有双瓷蓝色的眸子，尽管车厢里很明亮，这双眼睛依旧云雾迷离，仿佛他自己听到了瓦尔基里女武神的召唤，不过大概他的耳朵还是对军号更加敏感。我停在包厢门口。嘟蒂把灯光调暗了些。微弱的幽光里，她立着，一动不动，她让我害怕；尽管昏暗，我还是看见她身后一望无际的平原。嘟蒂看着我，但她本人也神情恍惚，迷失在可怖的梦境中。我走到她跟前，我看见她哭了。我把她拥进怀里，她不愿我碰她的唇。我问她为何哭泣。


    我想：


    “我对她知道得太少了。”


    她答：


    “不为什么。”


    她号啕大哭。


    我紧紧搂住她，安抚着她。我自己也快哽咽了。我本想弄清她为何哭泣，可她不再开口了。在我眼中，她还是我回包厢时那个模样，她站在我面前，美如魅影。再一次，我为之恐慌。再过几小时她就会离我而去，这个念头让我陷入焦虑之中，我猛然想起：她欲壑难填，肯定是活不成的。她活不下去了。在我脚下，车轮驶过铁轨发出响声，车轮碾压而过，被碾碎的血肉发出噼啪的破裂声。


    6


    最后几小时转眼过去了。在法兰克福，我想找间酒店，她拒绝了。我们一起用了晚餐，想要挨下去，唯一的方法只有找事来做。站台上的最后几分钟实在难以忍受。我没有勇气离开。几天后我还要和她碰面，但我着了魔，我觉得在那之前，她就会死掉。她随火车一起消失了。


    我孤零零地待在站台上。外面大雨倾盆。我哭着离开。我艰难地走着。我的嘴里残存着嘟蒂双唇的味道，某种难以言明的滋味，我盯着一名铁路公司员工。他从我身前走过，面对他的时候我很难受。为什么他与我本可拥吻的女人毫无共同之处呢？他也有两只眼睛，一张嘴巴，一个屁股。这张嘴让我反胃。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他看起来像个发福的中产阶级。我问他怎么去卫生间（我原本应该尽快跑过去的）。我甚至还没有擦掉眼泪。他用德语给我指路，理解起来很难。我走到大厅另一头，听见一阵极其猛烈的音乐声，尖锐刺耳，不堪忍受。我一直在哭。从车站门口，我远远看见，宽阔的广场那头，有一家灯火通明的剧院，剧院台阶上有一队服装统一的表演者——那声音简直妙不可言，它撕扯耳膜，别有一种兴高采烈。我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竟止住了哭声。我断了去卫生间的念头。大雨中，我跑过空旷的广场，躲进了剧院的挡雨廊。


    我面前是一群孩子，排成军列队，一动不动，站在剧院前的台阶上：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灯芯绒短裤和配有饰带的短上装，他们光着脑袋；右侧的在吹短笛，左侧的在打小军鼓。


    他们演奏得甚是凶猛，节奏又过于粗暴，面对面我竟觉得喘不上气来。再没什么能比敲动的军鼓更生硬，也再没什么能比笛声更尖锐。这群纳粹儿童（其中有些是金色头发，面容像洋娃娃）对着零星的路人演奏，在夜里，在大雨中，在空旷的广场前，像一根根僵硬的木棍，为灭顶之灾的狂喜而入了魔：队伍最前面，领头的，是个瘦到脱形的小鬼，长了张凶恶的鱼脸（他不时回过身去发号施令，他在嚎叫），正拿根顶长的指挥棒打着节拍。他下流地立起指挥棒，棒底的圆形球托正停在小腹上方（指挥棒便如同一根巨型的猴子的阳具，装点上五彩细绳制成的饰带）；他像个无耻的混蛋猛一发力，又将圆球举到嘴边的位置。从肚子到嘴巴，从嘴巴到肚子，每次间断的骤然往来，都伴随着一阵密集的鼓声。这场演出不堪入目。它如此骇人：若不是我有着常人罕见的沉着，要我如何才能站在原地看着这群仇恨机器，泰然仿若面对一堵石墙。黑夜里，每一次音乐的爆发，都是一句诅咒，在召唤战争和杀戮。军鼓的每一声击打都冲向顶点，渴望最终释放于血腥的炮火齐鸣：我看见远方……一群孩子列队出现在战场。但他们原地不动，可他们像被附了身。我见到他们，就在我不远处，为向死的欲望而蛊惑。沉浸在关于无尽旷野的幻想里，想象着有朝一日，他们会在那里前行，大笑着，迎向太阳：身后只留下奄奄一息的伤者与尸骸。


    这高涨的杀戮的狂潮，远比生命来得更尖锐（因为生命不比死亡会因鲜血而这般炫目闪亮）。在它面前，唯一与之相对的只剩平凡的琐事，还有老妇人可笑的祈祷。万事都将覆灭于战火，这硝烟交织着火光与轰鸣，如硫火般惨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歇斯底里的情绪让我头昏脑胀：当我发现自己面对这场浩劫，我内心生出黑色的讽刺，在每一个让人忍不住嘶吼的当口，与抽搐痉挛如影随形。音乐停了，雨停了。我缓缓走回车站，火车已经组装完毕。我沿着站台，行走片刻，然后钻进一节车厢；火车即刻出发了。


    1935年5月


    * * *


    (1) Perdre tête在法语中的字面含义是“丢掉脑袋”，常用来指人“昏了头”“没了主意”。文中多处提到“昏了头”，所用均是这一词组。


    (2) Trèves，德国城市，位于摩泽尔河岸，邻近卢森堡，是马克思的诞生地。


    (3) Moselle，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支流，发源于法国，流经卢森堡，在德国科布伦茨汇入莱茵河。


    (4) Boléro，一种短款外套。


    (5) Coblenz，德国城市，在摩泽尔河与莱茵河汇流处。


    (6) S.A.，德语Sturmabteilung的缩写，1921年成立的纳粹党武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