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等到第五天，警报响了起来！鲍尔冲进了护士宿舍：“快，所有人穿上衣服，赶紧的！营地医生在19号楼，随时就可能到这边来！”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走廊里汉斯碰见了格伦。他一脸愁容：“太平日子过太久了。营地医生三个星期没来了。”


    这时门开了。“注意！”门卫喊道。


    格伦把汉斯拉进了厕所，他们听到营地医生上楼去了。几个病号进了厕所。托尼·哈克斯汀，那个扫厕所的，刚要张口骂人，格伦赶快示意他别出声。


    “让他们在这儿躲一下，蠢货。”


    格伦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他带着汉斯上了楼，悄悄地闪进房间，和其他护士站在一起。床铺瞬间就空了，人们都在中间的走廊集合。卫生员把几个病得下不了床的人的编号记了下来，写完之后，集合好了的人们就上路了。


    这令人感觉恶心，尤其当你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的话。那些可怜的骨头架子，摇摇欲坠、残破不堪、无家可归、遍体鳞伤，光着身子排成一条长队，互相支撑着，或者抓着床才站得住。营地医生扫了每个人一眼，每指向一个人，卫生员就把他的编号记下来——最后大约有一半的人。


    “这是做什么？”一个倒霉蛋壮着胆子问营地医生。


    “闭嘴。”


    不过卫生员倒是挺坦诚：“重病号去另一个营地，那边有特别的医院。”


    护士听到这话，咧嘴笑了，窃窃私语道：“特别医院，包治百病。”


    营地医生完成任务，下了楼梯。汉斯一惊：3号房间的那些疯子中间躺着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之前太任性了。他不仅因为化脓的伤口而不得不卧床，还跑到3号房间和那些疯子凑热闹去了，因为有两个荷兰人在那工作：范维克和艾力·珀拉克。他们要是把他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营地医生临走时，在走廊遇见了艾力。他表情严肃：“只有三个德意志帝国人可以留下，其他人的号码都写上去了。”


    “范里尔也是吗？”


    “范里尔，还有那些疯子都是。”


    他们去找楼长鲍尔，或许他能做点什么。鲍尔是一个怪人。他不坏，从来不打人。他会吼叫和威胁，但也仅止于此。但是他在营里待了这么久，同情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范里尔，他咎由自取，他早就该好好表现。为什么你们都没事儿？那是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在这好好工作，所以我把你们分配到护士组了，但他是个废物！”


    这当然算不得什么理由。说到底范里尔也是被营地医生分配做护士的。要是鲍尔对他不满，大可把他从床上赶下来，甚至行使他作为楼长的权力，把他从医院辞退。但是他不能这样坐视不理。不过再好的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集中营生活之后，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正义感”，就像他刚才那歪理邪说一样。鸟道理，集中营里一般这么叫。


    于是，范里尔的名字就留在了名单上，第二天他就出发了。十一点钟，来了一辆卡车，带着一个党卫队小队，这场面汉斯在医院还没见过。营区主管带着两个主管助理，营地医生带着卫生员、卡车司机，还有很多别的人。


    他们不停地比比画画，非常粗暴，吼叫不断。不，这看起来并不像是送他们去卫生员所说的那个“特别医院”的情形。


    楼长拿着一张名单，上面写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和编号。他们要尽快出列，每个人分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凉鞋之后，就被赶上了车。


    那些没法走路的重病号，则被护士用担架抬出来。如果动作不够快，护士也会挨一脚，党卫队队员就会接过这些可怜人，把他们像扔面粉袋子那样扔上车。


    这些人倒也不重。一个本来长得很结实的大汉，一开始可能有80公斤，现在也就50或者52公斤那样，还有些本来是正常身材的，现在都不超过38公斤。


    从营养学上来讲，体重降低时，心脏和大脑是能够保持重量最长久的器官。所以大多数人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多么渴望活下去啊。很多人向护士哭诉，一个16岁的男孩大声咆哮着。于是来了一个党卫队队员，照着他的脑袋就打了一下。男孩吼得更大声了，党卫队队员下手就更狠了些。但是，这种德式教学法并没什么用。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醉汉踢着一条呜呜叫着的狗的场景？狗的悲鸣越来越响，而尽管醉汉是醉着的，他也能感觉到对他的残酷行为来说，这悲鸣是理直气壮的控诉。虽然他并不会因此产生“悔意”，但是这控诉显然让他感到不适，于是他用变本加厉的残暴来掩饰。踢得越狠，叫声越大，直到把狗踢死。起码这样狗就无法再继续控诉了。


    这个党卫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下手越狠，那个孩子叫喊得就越响。最后他把这孩子举起来，像投球一样扔上了车。一切归于寂静。


    汉斯站在楼下走廊的1号房门前沉思。不，只要还赋予这些“人”责任，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被教育该如何悔改。“司法惩罚”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即使他们假装“有了改善”，一旦把他们再次放回到人类中，他们也会卷土重来。对他们而言，未来只有一种惩罚的可能性： 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新的社会。


    汉斯用指甲掐着肉，极力克制着情绪。反抗，甚至哪怕是表露出一丝同情，都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之前有一次分选的时候，一个护士帮了一个可怜人一把，管事的党卫队队员对因为这一个人耽误了整件事很不满。护士抗议了一下，营地医生过来，把护士的名字写了下来，于是他也得一起上车走。


    范里尔出现在了走廊里。他慢慢走向汉斯。他的头垂在他高瘦的身体上，穿着肮脏的衬衫，趿拉着凉鞋，摇晃着长长的手臂，看起来惨极了。仿佛他正要面临的死亡，已经提前侵入了他的身体。他想和汉斯说话。


    但是汉斯已经没有勇气了，他心急如焚。他知道范里尔想问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他转过身去。他退却了，他没骨气地逃了。在1号房，他从大砖炉后面爬走，却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痛苦的好奇心，走去窗前站着。


    一切就绪，卡车的门关了，后面爬上去了一个党卫队队员，一车人即将前往比克瑙。汉斯紧紧抓着窗框，他听到波兰人在床上大声议论着。他想尖叫，他有种模糊的感觉，感觉人们会听到他的尖叫并且赶快来营救他。但是他的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沉默中，他的眼泪涌上了眼眶。忽然一只手臂搂住了他。是齐默，那个来自波兹南的波兰胖子。


    “嗨，哥们儿，他们不会再抱怨了。对他们来说，这一曲哀歌已经终了。”


    汉斯颤抖着，齐默感受到了。


    “来，你得坚强起来。你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跟我们在这里还挺好的。你还年轻、健壮，你也知道首席医生挺喜欢你的。”


    “您说得对，齐默。我难受也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那些人，就这么被拉去屠宰场了。”


    齐默微笑了一下：“上千人，上百万人，都已经遭遇了这些了。你当时哭过吗？只不过现在一切发生在你面前了，你才这么困惑。不过我不怪你，你见过的还太少。1939年，德国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时，他们闯进了犹太人的家。男人们带着希望被送去了劳动营，女人们被强奸。种族耻辱什么的，没用。我见过他们抓着小孩子的脚拎起来，把他们的头撞碎在树干或者门柱上。那时候流行这个。似乎在党卫队每年都会兴起一种新时尚。1940年流行两个人把孩子从中间生生撕开。1941年他们流行找一盆水并把小孩的头按进去，小孩就那样淹死在十厘米深的水里。近几年他们收敛了一些。他们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营里和前几年比起来简直和疗养院似的，因为他们现在杀人杀得更具系统性了。”


    “所以您所在的地区出了不少事吗？”


    “可别和我提这个，小伙子。我们波兰人，是知道德国人的德行的。他们不断地侵略我们，不断瓜分我们的国家，并把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波兹南、但泽，也就是格但斯克，还有什切青，波兰最美的地方都被他们侵吞了。但是他们现在的领土划分到哪里不重要。一旦他们赢了战争，整个波兰不都得成为他们的。但是他们会输的，正义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的这番话，将汉斯的心思从今天早上发生的残忍的事件中转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