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与经济
3个月前 作者： 贺凯
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史、经济史错综复杂且众说纷纭，前一章提及的官僚中央集权主义导致的制度规范化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人口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导致许多地方组织模式的转变是另一部分原因。但自宋朝至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却无疑是清晰的：一个非世袭的文人管理阶层成为社会秩序中的新中流砥柱——他们基本上是地主阶级，但经济来源不全是商业投资或是土地出租后的有偿服务。宋朝是一个在人口、城市化、商业化、货币化和技术方面急剧发展的时期，但这种趋势却因蒙古人的入侵和明朝初期的紧缩政策而暂缓了。到了16世纪，这些趋势又卷土重来：人口规模日渐庞大，密集地分布于整个中国本土；乡村充斥越来越多的中等规模的市集，无论对于富裕还是贫困家庭来说，从商都是一个比种地更诱人的选择。早期对工匠和商人的法律限制和社会歧视逐渐消失，社会整体变得更加公平、公正。但人口的增长还是抵消了其他各类事物的发展，造成了19世纪初期的严重社会经济动荡。特别是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本土传统并未衍生出工业革命。中国史无前例地发现它在技术上落后于外部世界。而在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赤贫人口盈千累万。
人口
由于此时的税主要基于土地而非人头来征收，也由于常备军不再依靠从百姓中大量征召，晚期帝国时代的政府对精确的人口数额并不感兴趣，因此，宋朝及之后的人口统计数据极不可靠。不过，在结合了其他种种证据后，官方给出了一个合理的人口概况。国泰民安、新粮食品种的引进以及技术进步都促成了人口在11世纪的激增，五代时期的人口为五六千万到一亿不等。但是，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似乎使明朝初年的人口数量减少到了唐朝时期的水平，约为六千万人。明朝的长盛久安使人口在16世纪初期再度增长到了一亿或一亿以上。而到了1600年，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达到了两亿之多。除去明朝末年的叛乱造成的人口减少，中国人口在1750年膨胀到了三亿，到了1850年更是有了四亿之多[1]。人口增长背后的部分原因将在此章后文中加以探讨。
北宋年间，南北方的人口分布大致均等。12世纪女真人在北方的征战使得人口重心第一次转移到了南方：南宋有约六千万人，而北方金朝所辖的人口总数约为四千万。13世纪蒙古人的滋扰使北方金朝的人口损失巨大，远大于南方南宋的人口损失。因此，元朝北方的人口数量比例不超过总人口的25%，或许只有10%。明初的皇帝通过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恢复了北方的人口数量，17世纪，史载的北方人口比例又增长至了人口总数的40%，但人口的恢复程度十分值得怀疑。明朝时期，除了人口北移的趋势外，还出现了从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向西和西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正是在此期间，古老的原住民土地——贵州和云南——才彻底被汉化。随着人口压力的激增，清朝政府鼓励人们向中国本土上唯一一个低人口密度地区——四川省——迁移。在明末叛乱年间，四川省被课以重税。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转移剩余人口的地方了，除了分隔开长江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贫瘠山地（包括地势起伏的西南地区）和同样瘠薄的中部西侧的四川以及山西省中的高地，但这些地形不可能吸收大量人口。新迁徙至此的农民砍伐了中国本土上最后的森林，导致了土地退化和水涝。有着极高农业生产潜力的东北地区不对移民开放，被保留为特殊的满族保护区。
到了1850年，人口总数约为412 000 000人，其中南方人口占据一半以上，北方也占据了三分之一。各个主要地区的人口分布详见下表：
城市生活
中国生活的城市化进程在宋朝期间不断加速，到了11世纪，全国至少有十个人口密集的大都会区域中心，分别位于人口约百万或百万以上的州、府：北方有河南的开封和洛阳、山西的太原以及河北的大名；南方有湖南的长沙、江西的吉安、浙江的杭州和绍兴、福建的福州和泉州。12世纪，为了躲避女真人的入侵，人口向南逃离，加速了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一些专家的估算，南宋都城杭州城内约有两百万人口，城郊也有两百万人。这就是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令欧洲人目眩神迷又将信将疑的“伟大的都市杭州”，因为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也就只有五万人。另一名欧洲旅行家声称，元朝时期，聚集在杭州城十三个城门外的任意一个市集中的人口都超过了威尼斯的人口总数。
元明时期的城市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放缓了，人口超百万的州、府数量或许也减少了。但如苏州、杭州这种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大都市仍持续繁荣，连中国人自己都视它们的富丽堂皇为传奇，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夸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清朝，苏州、杭州和南京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城市，唯一可以与它们相媲美的便是北方的北京城，而北京城只是作为京城才得以繁荣起来。作为中国近代最大城市的上海此时还未见规模，直到19世纪中叶清廷开放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后，它才开始发展。
早期帝国时代的重要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中心，而宋朝以及后世的都市都有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开封为例，除了作为北宋的都城外，开封无疑还是一个娱乐消遣的中心，据传城中有超过五十座勾栏，其中一些的观众人数竟有千人之多。勾栏内常有职业杂耍、舞蹈、杂扮、说唱以及杂剧表演者带来表演。据称，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在最繁盛之时拥有十七个娱乐街区，其中的勾栏常有多层的包厢。明朝最大的都市苏州不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实际上更是一个面向富人的娱乐休闲地，同时还是一个大规模的制造、贸易和出版中心，云集了各地的文人骚客。
明清两朝的城市化趋势拥有区别于宋朝的特征，宋朝的都市崛起、发展迅猛，而明清时期的都市大体上停止了扩张。但中等规模的集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开阔的乡间涌现——一开始并不是以行政中心的面貌出现，反而大都是随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暴增而形成商业中心。到了19世纪，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村庄被隔绝于这样的集镇之外，也没有农民对于城市生活感到全然陌生，他们在观念上多少都算作市郊人了。
社会平均化
伴随着晚期帝国时代的人口增长、商业繁荣和集镇兴起，社会中逐渐呈现了一股类似于古代战国时期的平等主义趋势。除了在非汉族政权下的民族不平等，一个人的血统对于社会成功来说愈发不关键，财富日益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向上、向下的社会流动变得十分迅捷。在所有男性继承人平分家产的传统之下，任何家族都很难富过三代。
传统中的“士（官员，现在实际上是士大夫）、农、工、商”的阶层降序只在理论上保留下来，但在现实中，社会分层更加错综复杂。蒙古人的元朝试图仿照唐代以前的北朝，通过严格的世袭体制来固化阶层，但此举反映出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它将每一个人都划入一个分类细致的世袭户籍，如一般民户、儒户、医户、阴阳、兵户、军户、匠户、灶户、冶户等。这些更加专业化的职业群体需要按需轮流为国家服役。
明朝沿袭了前朝的匠籍制，特别是针对从军、产盐的家族以及如木工、瓦匠的一系列工匠，时常征召他们去为国家服役。明朝有两类工匠世家，一种常驻京师，或多或少都受国家雇用；另一种住在地方，依靠自主经营来维持生计，但也要定期响应国家征召前往京师服役。元明时期，工匠家通常都能够通过上缴银两折抵役期，到了1562年，缴纳银两基本成了强制性的任务。
到了清朝，世袭服务的家庭仅限于八旗、盐户以及一小部分在明朝末年经皇家批准的盐商世家。由于军事家族不再受世袭制的制约，世袭服务的家族也不再是人口总数中的大多数了。此外，世袭家族的身份只是用来为皇家服役，不再带有歧视的色彩。
早期朝代的歧视性律令禁止非农户家庭入仕，至少在理论上将工和商排除在官场门外。到了唐宋交际之时，这一限制逐渐行之无效了。明清时期，这种法律性歧视仅仅针对“身份卑微”的下九流，包括政府组织中的最卑下的皂隶、奴隶、娼妓、艺人以及各类地方流民，例如广东地区的疍户。“身份卑微”之人被以多种方式与受尊敬的市民阶层分隔开来，其子女至少三代被禁止入仕。但在明清时期，没有任何群体受到公开歧视，工、商甚至军籍家庭成员都被允许参加科举。最终，雍正</a>皇帝从法律上“解放”了这些“身份卑微”之人，虽然在实际中他们还是被冷眼相待。
平等主义集中体现在教育的普及上，而这也成为晚期帝国时代最卓著的特征之一。对于大量中国家庭来说，把至少一个儿子从直接的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并利用新的教育机会已经不再是梦了。自明朝初年起，农民就被鼓励，时而被强制去建立、支持社学。穷苦出身的聪颖之人能够接受基础的训练，这样或许就能够引起知县或是督学的注意，而在他们的资助下，农家子弟或许就能够开启作为廪生的仕途之路。自宋朝起，由士大夫在城市和城镇中联合建立的书院就大行其道。他们还建立了大量藏书阁，资助讲学和哲学辩论，为地方上的童生复习科举考试。明朝时期，书院有时会被视作异端邪说或谋反言论的源头，因而遭到禁毁。但多数时候，官方还是给予了书院鼓励和财政支持，就像早期的政权通过礼遇和免役的方式来支持宗教组织一样。富庶之家和世系庞大的家族会聘用教师或建立小型私塾，就像早期的贵族一样，这种学校在清朝时期变得愈发普遍。
印刷的普及对于社会平均化的推动不容小觑。自唐至五代，印刷术稳步发展。这种技术无疑衍自早期中国人的篆刻和拓印技术（石碑的纸质复制品），通过雕刻与原稿内容一致的木板，再印制木板上的内容来实现。最早可确定时间的印刷制品出现在770年，是由一位日本皇后资助、印制于中国的一百万份佛教符咒。[2]佛教徒意识到印刷术对于传播宗教的意义，成为早期印刷术最煞费苦心的推广者。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在868年5月11日印制，它是一部佛经的复制品，包括六页文字和一页插图，被粘连成462厘米长的手卷。其序言中提到此书是“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佛教徒传播儒家教义的一例）。到了唐朝末年，官方按期发布邸报，邸报是一份颁布新的限令和任命，刊登官员们感兴趣的事务的报纸。五代时期的953年，在政府的资助下，一套共130册的儒家经典及注疏得以付梓。
有着如此良好的开端，印刷业在宋朝大为普及，当时的政府和类似的私人书坊印制了一些最受人瞩目的艺术样例。很快，利用陶瓷、锡和木头制作的活字印刷术也被发明了出来，最终，铅制的活字印刷在元朝问世。然而，仅算上最常见的汉字，操作活字印刷所耗费的工作量也无疑是巨大的，因而木刻板印刷是直到20世纪之前印刷业中普通使用的常规方法。在明朝，复色雕版印刷技术得以完善。纵观古今中外，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宋朝早年的约972—983年间印制的一部作品，它是所有佛教经典的集合，也称《大藏经》，其中包含1521部作品，共计130 000页，每一页都对应一块雕版。自宋至元，基于最初的雕版，这套《大藏经》被复制了20遍。
除了宗教和经典书籍之外，印刷术还使农业和技术专著广为传播，从而使宋朝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此外，印刷术还促进了元明清期间面向公众的知识性百科全书和白话文学作品的传播。最迟至16世纪，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能够识读基础的文字了。
社会平均化还要得益于宋朝初年开始发展的宗族组织。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世政府所倡导的儒家观念。秦汉时期对门阀的厌恶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多代同堂有益于社会安康已然成为官方教条。11世纪著名士大夫范仲淹</a>同他人一起倡导将同一地区的家族世系组成义庄，以谋求共同福利——维系宗族学堂和祠堂、扶持宗族中的鳏寡孤独、为贫困族人提供贷款以及为族人谋求各类福利。范仲淹等人购置田产，将其永久性地归为宗主所有，地租所得用于义庄支出。他们还颁布并印制了“族规”，规定了个人品行标准和管理宗族事务的准则。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旧时贵族的门阀世系，成为地方上的强大势力，能够防止地方官员及其代理人对族人和核心家庭的侵扰。族长备受政府权力机构的尊崇，因为他们需要依靠前者来维持地方稳定并建设、维系有益的地区工程。宗族组织在南方，特别是在福建省尤为普遍。当今大多数南方家族都能够上溯其世系至宋朝年间。
秘密社团是另一个介入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组织形态。这些社团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溯至汉朝时期。其中有宗教动因的组织（一般称作“教”），也有单纯只有政治动因的（称作“会”）。大多数社团都倡导结交兄弟、侠义精神、传统道德理念和——特别是在清朝期间——排外的爱国主义。每个社团都有一套复杂又独特的暗语、手语、誓言、神圣的数字，甚至有一套特殊语言和文字。在清朝之前，最活跃的社团莫过于白莲教。它最初是一个激进的救世佛教团体，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时期，常与其他爱国势力结合，鼓吹恢复明朝。但清朝秘密社团的主体还是源于清朝初年的前朝遗民势力，其大本营为洪门，下设两个分支，一个称作三合会或者天地会，另一个称作哥老会。它们都有一系列多变的地方分支，每一支都有稀奇古怪的名称。尽管这些社团带有黑帮色彩并参与勒索和保护的营生，但它们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为民众交流和组织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构，也是对清帝国稳定的统治的一个潜在威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些社团日益频繁地起义，最终导致了1851—1864年间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
新兴管理阶层
在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猖獗一时，之后这些早期帝国中的贵族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被一个很难精准定义的阶层主导。这个阶层显然不受出身限制，虽然军事将领源自或已融入此阶层，但它本质上绝非军人阶层。中国人通常称其为士人阶层，也就是西方人口中的文人。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士绅阶层（gentry），这个词很不幸地令人错误地联想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的英国乡绅。因此，非误导性的词语，例如社会精英（social elite）或许是指代该阶层的最佳词语。
同旧式贵族一样，新兴精英阶层占据了政府要职并主导着社会整体，不参与体力劳动。宋朝时期，在从事商业活动还要忍受些许社会歧视的情形下，精英家族通常都是大地主。但随着时间推移，从商日益受人尊敬且利润丰厚，越来越多的精英将土地出租，在收纳佃租的同时也投身于城市和城镇中的商业、工业和放贷活动。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城市化、理性和文雅。无论是作为地主还是企业家，这个群体都享有充足的受教育机会。精英们吸收了古时的礼乐文化，浸淫在经义史书之中，成为儒家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同时，他们还在商业繁荣中牟利，在恶俗的娱乐活动、资本家的消遣活动以及城镇的景点中寻欢作乐。
精英阶层中的低级成员包括一系列店主、小型制造商和批发商、钱庄庄主、通俗文学书坊主、雇用文人、画家以及政府幕僚。在他们之上的上层成员则是鸿商富贾，其中最著名的富商是清朝的盐商，他们垄断着淮河流域的食盐贸易，生活奢靡，对有潜力的文人、书生一掷千金。
社会精英阶层是参加政府科举考试的主要群体，因此也是历朝历代政府取士的最主要的来源。由于财富能够打开仕途，又由于官商相护（得益于税收减免、一些法律特权以及权力的滥用），以至于大量现代研究都致力于探讨究竟是财富带来了地位，还是反之。然而地位和财富二者既纠缠不清又互为因果，回答这一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比起旧秩序，新的社会秩序是更“民主”了还是反之？换言之，新的社会精英是否是一个自我延续且本质上抵制“新鲜血液”的阶层？由于科举考生会记录、指认他们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的阶层地位，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宋明时期考生祖先三代中没有功名的人占进士中的大多数。但这一情况在清朝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19世纪，这部分人的比例降到了30%左右。根据非统计性的证据，宋朝年间，贫苦之人也有机会考取进士，并能够节节高升；在明朝时期，这种情形时有发生但稍有减少，但在清朝年间却一去不复返了。若有关于考生的直系亲属（兄弟、叔伯、各类姻亲）和经济状况的系统性证据，那便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拥有政治裙带关系的富庶之家始终能够顺利地使其子孙考取进士之位。特别是在清朝，类似于美国的“从木屋到白宫”的中国梦几乎化为泡影。每年进士与总人口的比例从宋朝的1：500 000，降到了明朝中期的1：1 000 000，最终一落千丈到了1800年的1：4 000 000，因此成功的概率极度渺小。若要形容19世纪年轻人的前景，前途渺茫一词可以算是最轻描淡写的说法了。
另外一个造成此情此景的原因在于拥有低等功名的人数泛滥，这一情况始于明朝，在清朝尤甚。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不算巨额的钱财来购买功名，当任何人都能够获取政府恩准的特权并自视为阔绰之人时，有功名之人的泛滥也在所难免了。虽然低等功名考取者没有一官半职，但他们有机会成为官员的副手、督学、幕僚或富裕家庭的管家以及地方组织的公共工程上——例如水利工程——的督导。因此，俗话言称的“天高皇帝远”可谓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写照。整个朝廷变得高高在上且遥不可及，甚至连知县这种芝麻官都难得一见。普通人对于子孙考取进士不再抱有幻想，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某个子孙能够通过努力和些许幸运来增加家族财产、提高家族地位，成为低阶的管理精英。这样一来，整个家族至少在一到两代人期间就可以免于辛苦劳作。对于一个平凡的人来说，这样的境遇无疑是梦寐以求的。
虽然如此，考虑到不断加剧的人口过剩，到了清朝中期，农村地区遍布上百万连这种梦想都不复存在的人。可以说，他们被永久性地剥夺了权利，在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中没有一席之地，于是也就对汉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置之不理了。民众怨声载道，当他们的怒火被太平天国起义点燃后，中华的帝国传统已然被宣判了死刑，而这种变革导致了一百年后反传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
总体经济发展
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人从祖先长时间积累的农业、技术、工业、商业知识中汲取了无限的营养，特别是在宋朝时期，中国人在各行各业中持续发挥了创造力。11、12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上农业、工业、市场、贸易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度。回顾当时，宋朝的中国似乎站在了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的起跑线上——商业化、工业化、货币化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从大多数方面来看，任何一个18世纪以前的欧洲国家都无法与11世纪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这些成就也为晚期帝国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在此之后，经济发展的脚步却放缓了，经济体系的复杂程度最终超出了中国的管理能力，一系列的遭遇——不堪回首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入侵后的恐外的收缩政策、由宋明理学衍生出的内省的理智主义、主导国家和社会的教条主义的士大夫、权力的不断中央化、数百年的充裕富足——衍生出了一种自我满足的保守主义。有限耕地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上限，随之而来的是1750年之后技术领域的停滞不前，但人口却在不断增长，于是生活水平下降，市场需求低于制造能力。在面对这样的国内经济难题时，19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更不要说在各个口岸不断叫嚣的西方人所带来的骚扰了。
农业
晚期帝国时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可谓是革命性的。它有两个主要阶段，即北宋初期开始的水稻耕作的进步，以及明末清初新引进的旱作作物和在贫瘠土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
前文多次提到，一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北方，而气候干燥的北方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也是人们的主食。唐末宋初，随着南方人口增多，在南方十分普遍的水稻成为农业生产和国民摄入食品中日益关键的作物。中国人迅速发现了种植水稻的优势，因为它的亩产量高，但想要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却是难题。那时，南方水稻种植需要的亩劳动力巨大，从播种到收割需要多达150天的周期。若没有保证提供充足且规律的水源的水利系统，水稻很容易受干旱侵害，也经常遭受每年夏末席卷沿海地区的台风的破坏。
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宋朝初年的皇帝向南方派遣农业专员，向农民大量派发介绍新式农具（如改进后的梨、耙）的小册子，并促进堤坝、水闸、水车以及其他的水利设施的建设，特别是派发从占城（越南南部）引进并在中国进一步选育的新种株。政府同时还提倡在南方种植北方小麦，作为南方的冬播作物，并推广使用土壤肥料。随着南方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有机粪更易获得，到了宋朝末年，城市和城镇到乡村之间的人类排泄物的运输成为一个组织完备的大型产业——所有造访东亚的近代西方旅客很快就能注意到的“粪桶”行业。南宋时期，人们开始开垦中国南方水量丰沛的山坡上的梯田。
宋朝最具革命性并影响深远的进步就是引进所谓的占城稻。这些新的种株比中国早前的水稻更耐旱，成熟周期更短。水稻的生长期由此开始迅速缩减，先是120天，随后到了100天，到了宋朝末年，由于持续的种子选育实验，其生长周期缩短到了50多天。因此，早至宋朝时期，基于各地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各类两熟制就已经施行了。在南方，一年内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两茬水稻加上一茬冬小麦已经成为标准做法，一些地区也可以实现一年三熟。逐渐地，间作早稻和晚稻也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这样一来，无论天气怎么变化，每年都可以有收成。
这些进步为宋朝时期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也使中国经济在经历蒙古人的征服和占领后得以恢复。玉米等作物的引进，作为旱地作物麦和粟的补充品，有效地帮助明朝恢复了元末以来大量减少的北方人口。
17世纪以降的人口激增，部分得益于上述累积不断的农业创新，部分源于16世纪玉米、红薯和花生的引进。这些作物都是在欧洲大航海和殖民时代从美洲发现的。玉米和红薯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种植在传统意义上的不毛之地——任何地方的沙质土壤、北方和内陆省份的干旱山地。虽然中国倚重粟和稻的饮食习惯使新作物的推广缓慢，但清初时政府还是大力推广了玉米和红薯的种植。结果，到了1800年，玉米和红薯占中国粮食总产中的重要比例，并成为贫困人家的主粮。同时，随着山坡地带成为边远的农田，中国本土上的森林也严重退化，低矮农庄中的大片田地也频繁遭受洪水的侵害。水稻在粮食总产中的比例下降，因而价格也随之直线攀升。到最后，对于贫困的中国人来说，大米成了一种过分奢侈的主食。
晚期帝国时代的最后数百年间，中国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特别是棉花种植，而烟草种植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粮食总产。棉花在宋元时期被引入中国内地后，元、明两朝政府皆不遗余力地推广棉花种植，但却遭到顽固的农民的抵制。但到了15世纪，棉花还是成了一种主要作物。烟草则在17世纪进入中国，尽管政府想尽办法限制烟草生产，但它还是很快就变得极为普遍。不过，随着人口的翻倍，对粮食的需求限制、减少了类似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除了粮食生产的变化，晚期帝国时代还经历了农业组织上的转变。唐朝末年，大量寺产田地被充公，在叛乱和军阀混战中，旧式贵族被瓦解，因此农村涌现出大量自由农。然而，自由农民在面对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侵蚀之时，一如</a>既往地难以保全。宋朝时，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数量众多，与自由的佃户一起构成了农村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大地主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农村呼风唤雨、执掌大权之人。大地主的佃户虽然不是奴隶，但他们的状态距离自由还很遥远：他们被绑缚在土地和劳作之上，而宋朝政府也通过实施法令来确保佃农的农奴身份，同时惩罚以农奴之名庇护难民的行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指出，宋朝之所以有如此显著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提高，正是因为拥有资本来源和大地主的规模经营。
两位著名的宋朝改革家试图在一定限度内约束地主所有制。一位是王安石</a>，在11世纪70年代时设立了名为“青苗法”的借贷制度，以缓和地主、高利贷者对边缘农民的盘剥。在“青苗法”下，农民在农耕需要时向政府借贷，政府规定农民在丰收时偿还贷款（年息40%，但这一利率已然低于当时的私人借贷利率了）。宋朝末年，另一位改革家宰相贾似道</a>在13世纪60年代设立了地主所有土地的上限，并不遗余力地执行这一法令，多出的土地则被政府征用、出租。尽管如此，宋朝政府并没有着力解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终其一朝，地主所有制依然蓬勃发展。但宋朝的大地主没有扮演任何特殊的军事角色，与之前的大贵族兼庄园主或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不尽相同。事实上，与上述角色相反，宋朝的大地主在文官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宋朝非军事价值体系的发展。
蒙古入侵者又重新在农村地区施行了新的农奴制，甚至是彻底的奴隶制。出于对贾似道改革的深恶痛疾，宋朝的一些大地主转而开始与新的蒙古族政权合作，从而保全了地产和特权。但元朝政府为了维持军队并为蒙古贵族提供赏赐，将大量土地收归公有，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景象。同样，宗教组织也被赐予大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民。自由农民的数量锐减，被压迫的程度也比之前的时候都要深重。
明太祖</a>一举废除了元朝式的奴隶制，资助自耕农在人烟稀少的北方地区安身立命。但就像元朝一样，明朝仍将大块土地收入囊中，用来赐予明朝卫所制中的世袭士兵。从元朝精英手中收公的大庄园依旧归为国有，而国家再将这些庄园土地出租给佃农，租金则远远高于当时通行的地税。这一情形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如苏杭地区尤为突出。除此之外，明政府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遵循了不干涉的放任主义方针。尽管佃户不再像宋朝时一样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但宋朝式的地主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再度蔓延开来。整个明清两朝，自耕农都在与绵延不绝的地主所有制做着不懈的斗争，而佃农也试图与地主博弈，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契约安排。
与此同时，随着商业和贸易在16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商人阶层的法律性歧视终止，经济条件尚可的农村家庭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多元化投资，并迁徙至城市或城镇中居住。乡村的情景逐渐改变，只留下了自由农民和没有地主的佃农。17世纪间，佃农起义反抗滥用职权的地主代理人，加快了富庶之家向城镇的迁徙速度，也促使了一个基本模式的诞生：少量的地租和一个几乎不容置喙的、享有无限租赁周期的佃耕权。到了清朝中期，中国农村的人口组成鱼龙混杂，包括小自耕农、基本上无差别的佃农，以及既耕种自己的土地，也耕种他人土地，还将土地转租出去的地主兼佃农。人们很难分清究竟谁是地主、谁又是佃农。无论出身农民还是商人，出于农耕传统上的优势以及它为人们带来的长期安全感，城市中的富庶之家也会投资农田。但由于高额的回报率，他们更多地还是投资商业和借贷活动。
明朝期间，政府实施了一项极度滥用职权的措施，即命令大庄园上缴额外赋税，以填充皇室金库，供皇家贵胄和宫中宠信之人，包括宦官使用。在15世纪，这一措施的力度不断加强，到了17世纪，北京周边的城市近远郊的大多数农田，以及约大半个河南省的农田都成了皇庄。这些皇庄只存在于理论之中，换言之，它们是受优待的个人贪污常规税的来源。派往皇庄的税务代理人常常贪得无厌，以至于最后收税的职责还是落回了常规地方当局手中，由他们负责将收获的皇庄粮食转交到享有特权的“所有者”手中。设立皇庄之后，国家并没有在对应的省份中减免相应的税收，因而额外的税收压力逐渐转嫁到了剩下的自耕农的肩上。但从长期来看，设立皇庄对农民造成的损害并没有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大，因为它赤裸裸地从国家手中剥夺了一部分正常的税收收入。
整个晚期帝制时代，地方税制沿袭了唐朝在780年改革后施行的“两税法”模式。税收基本上还是基于土地征收，分为田赋和徭役两部分。王安石变法中的一条是将田赋金额与田产和粮食品质挂钩，被后世所沿用。因此，富裕地区，特别是精耕细作的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家田赋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了明朝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南方贡献了国家岁入中的九成，江南地区又贡献了南方中的九成，而最富庶的五个州府又占江南地区的九成。苏州府内有大量皇庄，需上缴大量田租而非田赋。由于这里一度被摇摇欲坠的元朝政府控制，与明太祖激烈对抗，因而被征以歧视性的重税。据称，苏州府要上缴全国赋税收入的1/10，而它在册耕地只占全国的1/88。
总体而言，晚期各朝代都试图将徭役摊入统一的田赋中去，按一定支付方式收取，例如作物或银两。传统中徭役在身的男性——丁——逐渐成为一个随意的财政单位，不再与人头挂钩。16世纪，地方政府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简化了地主所需上缴的赋税内容，这些措施被统称为“一条鞭法”。16世纪80年代，明朝最强硬的宰相之一张居正</a>在全国统一贯彻施行了“一条鞭法”。在酝酿了数百年的基础上，“一条鞭法”将各类税费汇总为一条。
如第十一章所示，地方税收基本上都是由人数众多的族长、士绅来收取，他们通常都共同或轮流来承担这份职责。每名族长或士绅负责将他收缴的财物递交到县政府管制下的规定仓库或金库。每县收缴的财物会按照一个高度复杂的方案分配到全国各地的要塞和机构。只有税收总额中的一小部分由中央政府直接分配。
商业
晚期各朝代在日常执行中基本上沿袭了早期帝国时代制定的、针对商业剥削的限制性措施。官营工坊大致能够满足政府的商品需求，并在产量上持续增长。至于它需要的其他商品，则通过半充公形式的“和买”（采办）从商人或工匠行会索要。国家依旧把控着大型的建筑工业。晚期政权在建筑、建造、经营方面的成就——造船、水道维护、宫殿和陵墓修建，以及得益于爆炸性武器的新砖石结构的围墙建筑——往往是巨大的。国家工程需要成百上千的工匠和劳动力。国家持续批准并管控着食盐等“垄断性”商品的生产和分销，而对外贸易也在持续且紧密的监管之下。汉朝的常平仓制度以某种形式继续成为官营经济中的标准化模式，以稳定粮食供给和物价。然而，在私营企业主导的经济领域中，放任主义前所未见地成为政策的主流，私营企业空前繁荣。通常，官员、宦官、皇家贵胄以及乡村地主至少算是兼任的商业企业家和投资家。城市化的中国逐渐成为小商户的国度，城市和城镇间尽是小贩、依靠工薪生活的工匠以及各类散工。
唐朝末年，随着城市中市坊之间的隔断被打破，国内贸易也从紧缩的国家把控中缓慢脱离出来。到了宋朝初年，商店和工艺品店遍布每一座城镇的每一条街道，混在民房中间，特别是集聚在城门附近。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开始集聚，最终，晚期帝国时代的城市中有了颇有特色的专营某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一整条街道。古汉语中对街道的称呼为“行”，于是，商人和工匠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会”或“商会”也被称作“行”，主要用来规范贸易并平均分配政府的征用。政府常需要依赖这样的“行会”来向社会最底层贯彻国家的财政方针，这一点类似于族长、士绅在乡村维持秩序的作用。
在中华帝国的最后几百年间，特别是从18世纪起，商人和工匠行会数量急剧增长，功能也愈加强大。它们类似于当代的工会，为成员提供社会性或商业性的多种服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基金、资助娱乐项目、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险方案等。行会之间的合作产生了一个类似于当今商会的组织，使之成为帝国层出不穷的市集的实际管控者。通常，每一省的众多商会都会在都城或是主要城市联合建立会馆和总部，为通商在外的行会成员提供落脚之处。如此，一名江西商人便可以放心地前往北京，因为那里会有行会的工作人员欢迎并接待他。
在晚期帝国时代的小城镇中，贸易活动通常都是在商业市集上进行，游商时常出现并在街头或是开阔的地方分销货物，在附近城镇的协商下，游商们会轮替出现在商业市集之中。宗教组织也常常在逢年过节之时资助集市，其间，商人和参加花会的人群将聚集在寺庙周边进香拜神。
帝国早期市坊界限的消失导致了一系列多变的新贸易税目的出现。在整个晚期帝国时代，商铺基本上都要缴纳某种名目的库存税。在周期性的市集期间，殷实者常常需要承担收缴销售税的职责。运输商品的过程中通常也要缴税，政府在道路和河道的恰当位置设立关口，以征收运输税。
在官营经济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北宋时期国家垄断业的扩张。这一扩张史无前例，但又昙花一现。当时北宋政府已经让出了冶铁的专营，但还垄断着盐、茶、酒、明矾以及一些特定的进口香料和奢侈品行业。源于官方专营的国家岁入从997年的11 000 000贯钱增长到了1076年的55 000 000贯钱。改革家王安石——前文已然提及他试图通过“青苗法”来抑制私人借贷者对农民的盘剥——颇为野心勃勃地试图为国家赢得更多商业利润（但这个利润实际上并非通过垄断获得）。在所谓的“市易法”中，国家建立一个仓库网，用于大量买进和卖出各类商品，与私营商人进行竞争。但这样的机构过于庞大，以至于成本要远远高于获得的利润，于是“市易法”在施行了十三年后就搁浅了。
盐是明清时期唯一显著的一项官营产业。明朝长期要求盐商向边境运送粮食以换取盐引，以此保证戍边的粮食供应。灵活多变的商人于是在边境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私人资助的农庄，用来种植边境所需的粮食并减少运输成本，这或多或少使北方人口和经济得以恢复。然而，从长远来看，“纳粮换引”并不利于政府。它减少了官营盐业的收入，同时又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边境长期缺粮少米的困难。于是，“纳粮换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向边境戍卫直接拨款，由戍卫购买市场上可得的食物。明朝末年，政府减少了对盐业的干预，将一部分食盐分销移交给了一小群作为大户批发商的盐商。这些盐商成为清朝中国最著名且最富有的一群商人。
就海外贸易而言，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态度消极，但宋朝政府却积极鼓励，甚至还向海外派遣了特殊使节，以寻求新的贸易机会。新型中国船只与阿拉伯商船在南海纠缠不清、频繁竞争，而后者长时间把控东西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国人用丝绸和陶瓷换取香料等奢侈品，政府收取利润的30%作为关税。中国船只利用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依靠由多年经验沉淀而成的优秀航海图，最远行至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国家在广州、泉州、宁波以及杭州设立了市舶司，用来监管贸易和征收关税。到了南宋时期，贸易关税成为政府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一反宋朝时期的积极策略。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是外交行为，而非贸易活动。比起公开的贸易往来，明政府更倾向于严格管控下的朝贡活动，它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私下通商，外国商人则逐渐退居到了广东一隅。如第十章所示，清朝时期的对外贸易只局限于经政府许可的一小批广东中间机构，欧洲人称之为“公行”。清政府不遗余力地限制西方的经济影响和其他类型的渗透。无论如何，自明朝中期开始，丝绸等中国商品从广东出发，一路倾销至西方，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商人将丝绸运至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由此换来秘鲁银或墨西哥银，于是在墨西哥特别铸造的银币最终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的标准货币，又称“鹰洋”。到了19世纪初，随着西方人开始向中国兜售鸦片，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中的逆差也被扭转了。白银大量流失，以至于为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货币危机。
在私营方面，北宋兴旺蓬勃的钢铁产业是晚期帝国时代颇为卓著的一项成就，而这特别得益于优质铁矿和煤矿所在地与最大的国内市场开封极为接近。政府在开封积极地生产钢铁盔甲和武器，以供军队配备。在开封独立经营大型煤、铁制造的商人常常会雇用数百名工人。在11世纪末期，开封周边的煤铁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一半之多。位于河北省齐村的一座大型煤矿综合体中雇用了超过700名煤矿工人、1000名铁矿工人以及1000名烧炉工人，每年消耗近35 000吨铁矿和42 000吨的煤矿，生产出超过14 000吨的生铁。全国的钢铁产量急剧增长到了每年125 000吨，较9世纪翻了六番。除了生产军事装备，如刀剑、箭镞和十字弓以外，制造商还生产非军事用品，如钉子、犁头、耙、锄头以及铁锹。在北宋之后，中国的钢铁产业开始走下坡路，部分原因是在距离铁矿如此近的半径内再也没能形成一个优势市场了。
纺织是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的主要产业之一，从很早开始，布料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物之一，我们从如下的英语词汇就可看出：shantung（山东绸，源于中国的省份名称）、nankeen（南京布，源于南京城）以及satin（缎子，源于福建港口泉州，马可·波罗以及其他早期西方人称泉州为Zayton）。尽管纺织品是重要的出口物，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仍远远超过出口量，与粮食一同构成了区域贸易中的大宗货物。在晚期帝国时代，纺织成为东南大都市，特别是苏州和杭州的专长生产领域。元明时期，棉花的发展自然改变了纺织的市场格局，尽管丝绸的产量依旧巨大，但逐渐只被当作奢侈品使用了。
铜钱依旧是晚期帝国时代常用的货币，但8世纪之后，中国遭遇了难以摆脱的铜钱短缺。这部分是由于唐宋时期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和区域性、全国性的市场扩展，二者都需要流通中的钱币的持续增长。但这种情境进一步恶化是因为许多邻国都开始用中国铜钱作为它们的统一货币，特别是越南、朝鲜和日本。因此唐朝以降，政府定期禁止私人用铜。（正因如此，陶瓷才成为晚期帝国时代的一项主要产业：人们生产碗、盘以及大量日常陶瓷用品，以代替以前的铜或青铜器皿。）由于铜的短缺，铁制、铅制甚至陶瓷质地的钱币也用来流通。
钱币的短缺不仅仅是商业增长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经济渗透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体现。有时，政府会试图阻碍这一渗透进程——例如，政府会规定必须要用丝绸等商品来支付私人债务。但在宋朝，货币化进程已然势不可挡了。1065年，政府岁入中的现金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商品收入：现金收入占政府当年岁入的51.6%，而这一比例在749年时还只有3.1%。钱币供应的浮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显著波动，高瞻远瞩的宋朝政府在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方面已经有了深刻的思虑。1073年，政府每年铸造六百万贯钱（每一贯一千钱），是唐朝时期的二十倍，但还是出现了流通钱币短缺的情况。
为了缓解长时间的钱币短缺，也为了减轻管理大量钱币的负担，中国纸币随即诞生了。大宗跨区域贸易在唐朝末年开始发展，商人们需载着数车的钱币穿越整个国家，但纸币的发明使商人从此摆脱了这种负担。商人们开始把现金存在广受信任的铺户（铺户是银行系统的鼻祖），甚至放在政府机构中，将凭据看作方便携带的存款证明，并将其用于商业贸易之中。最终，在宋朝初年，政府开始自己印制“官交子”（面值单位为“贯”）。到了11世纪初，流通的纸币已经多达一百万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政府试图将纸币的数额控制在一百万贯以内。但应对女真人入侵的军事开销使金钱需求日益增长，这导致了12世纪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一发不可收拾。南宋时期，流通中的会子（南宋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多达上亿数额，但其背后却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支撑。物价自然也就薪贵于桂了。
蒙古人继续使用纸币，一开始十分小心谨慎，但最后比南宋还要不着边际。明朝政府进行了新的尝试，但这时的中国百姓已经学会了不再相信纸币。明朝政府只有通过强制用纸币支付某一种税目才能保证纸币的流通，但大众基本上倒退回了以物换物的经济模式。银锭成为受信赖的用来交换的货币，一两（约一盎司）银子在理论上等同于一贯铜钱，也等量于一石大米。尽管实际市场中的白银价值未能保持恒定，但银锭还是逐渐被接纳成为标准的货币媒介。16世纪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的巨大意义就是将所有税款从商品转化为白银。一直到清朝，银两都是标准的货币媒介和财物单位。到20世纪以前，中国政府再未启用纸币。
自宋朝起，中国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比世界其他地区都要高，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渠道都有大量的投资资金，那么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自己衍生出工业革命？这一问题困扰了几代的专家。我们逐渐清晰地发现，早至宋朝时期，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为彻底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少在特定制造领域是这样的。是不是中国的国民心态或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中有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从而在工业革命这一步上裹足不前？迈出步伐或许很难，但并非天方夜谭。连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都不曾是抑制性因素，至少它没能阻碍中国人发明诸多节省人工的设备，诸如利用牲畜、风能和水利。可以确凿地说，官方对大规模营生的步步紧逼式管控扼杀了关于发明创新的私人投资，而这些发明创新也许能够极大地改变经济秩序；或者说，晚期帝国时代的技术和制造力已然远远超过了当时市场对于这种创新的需求。然而，没有一个自然法则规定社会必须要从前工业化状态向工业化状态推进，因此，比起解释中国为何没有工业革命，分析导致或触发欧洲工业革命的特定综合原因总是更容易一些。
明清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在本质上止步不前，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迎头赶上并为19世纪爆发式的工业化摩拳擦掌。就整体而言，这一特征无疑也是中国晚期帝国史中最浓重的一笔。毫无疑问，在宋朝，甚至晚至16世纪，中国经济都足够成熟、高效，全世界没有一处能与之相比，这使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也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但到了19世纪，在表面的繁荣和自鸣得意的保守主义之下，中国内部的经济矛盾正将它转化为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桶，随之而来的政治腐化也将它暴露于正在强势扩张的西方以及正在高速西化的日本面前，而后者的欺辱最令中国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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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对比，试想1800年美国只有约四百万居民，比中国最小的省的人口还少；英国和法国的人口约为六百万；整个俄罗斯的人口总数估计也只有三千万。
[2]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至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印刷于7世纪初。——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