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史
3个月前 作者： 贺凯
秦朝的土崩瓦解（前209—前206）使中国陷入混乱，但混乱并未持续很久。前206年，新的朝代汉朝出现了。它减轻了秦朝的苛政，利用秦朝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建立了一个延绵到220年的国家制度。中国汉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期，即使它没能超越后者的成就，二者也不分上下。汉朝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贵族社会秩序，在地理和经济上都实现了大幅扩张和增长，其政治影响力不仅波及近处的越南和朝鲜，甚至跨越新疆，远及帕米尔高原地区。直到今日，中国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但汉朝的政府后来也开始从内部腐败，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衰退了，它也与罗马帝国一样，被野蛮的游牧民族入侵和颠覆性的异教击垮了。在中国这里，外来的因素是从蒙古来的游牧民族匈奴和从印度来的佛教。
220年起，汉代让位于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分裂期，匈奴等游牧民族相继取得了汉人的家园，即黄河平原地区的控制权，而汉人在南方建立的式微政权使得汉文化得以持续。在所有地区，半封建的门阀主导着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佛教也成为社会各个层面最核心的文化势力。589年，北方政权隋朝一举统一了全国，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但其间隋朝力殚财竭，在618年被唐朝取代。无论是在机构的稳定性、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是文化兴盛程度上，唐都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
7、8世纪是门阀统治和佛教影响的顶点。唐朝皇帝成为被蒙古的突厥可汗认可的世界性的天可汗，唐朝的文化模式也被越南、中亚、朝鲜和日本竞相模仿。如同汉朝末年一样，唐朝的制度终究难以应付变化的局势，到了907年，在经历长时间的衰退后，中央集权的唐朝分崩离析。南方的军阀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在北方，五个短命朝代相继建立，探寻重现唐朝的辉煌的模式，但终被来自蒙古的游牧敌人所胁迫和牵制。
汉朝（前206—220）
反秦的起义军很快转化为两位非凡人物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人是楚国贵族后代项羽</a>，另外一人是出身草莽的刘邦（刘季）。项羽的贵族光环和在战场中的才智吸引了原先反叛的诸侯们，他们联合在一起，计划通过重建楚国的名义来一统中国。而刘邦则通过和平劝降秦朝首都守将而声名大噪，成为项羽联盟中的汉王。项羽报复性地破坏降都，此举激怒了刘邦，后者用类似的残忍方法逐步离间了项羽的支持者。与项羽不同，刘邦公平、大方地对待部属和军队，宽宏大量地处置俘虏，真诚地表达对民众渴求幸福安康的生活的关怀，从而赢得了大众的支持。项羽则缺乏与民众的接触，尽管未尝败绩，但是逐渐被对手削弱。前202年，项羽在孤立无援中自杀。刘邦之后登基成为汉朝皇帝，即汉高祖。
西汉（前202—9）
刘邦，史称汉高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而成为皇帝的平民。因为这一点，以及他从始至终都带有的朴实又狡黠的农民特质，刘邦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也因为制定了两条贯穿于后世政治思想的行政准则而备受尊崇：第一，应当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将领和随从，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在做决定时坚持从善如流；第二，消除秦朝的集权主义残余，强调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或许是因为一直忙于打击早期同盟军中的反叛者，汉高祖并没有大力推行扩张主义策略，也没有着手开始内部改革。他适度减轻了秦朝的苛政，将赋税降低到十五税一，并保留了秦朝建立的政府组织模式。高祖所做的最大的改变之一是将帝国东边的大部分领土以王爵继承的形式分封给了他最得力的支持者们，此举一来是出于高祖对现实的考量，即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实现秦朝式的中央化，二来是因为他也乐意慷慨地分权给手下。汉高祖的大致方针是稳定秩序，减少政府对人民的干预，让他们得以从秦朝的暴政下休养生息。
汉高祖放任主义的治理方式主导了汉朝前六十年。高祖自己在位时间很短，在前195年去世，年仅四十余岁[1]，但高祖的遗孀，同样出身平民但富有主见的吕后继续掌权了十五年，且政治风格十分保守。高祖的儿子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和孙子</a>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因勤俭和仁爱而著称。从吕后到景帝这五十余年间，所有的高官职位都由高祖的亲信、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出任，唯一足以威胁到国家稳定的事情是发生于前154年，源于国家内部的七国之乱，但很快便被镇压了。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动荡后，汉代早期的安定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高速发展：人口大幅增长、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高度繁荣。景帝在位期间，赋税减半，降到三十税一。即便如此，其在位后期依旧仓廪丰满、国库充盈。
汉朝早期的放任主义滋长了大量不公现象，朝廷官员颇有不满，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前87），朝臣们认为政府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到了这时，精神饱满、兴旺繁盛的中国人似乎变得骄傲、自信并跃跃欲试。武帝少年登基，活力四射、聪明机敏、富于想象并勇于实践。他在位时间之长，直到18世纪才被另一个皇帝超过。他为后来的皇帝们提供了一个颇为激进的统治模式，对比文帝和景帝较为被动的模式，他是阴阳中的阳，而文帝和景帝是阴。武帝的模式之所以能够施行，一是因为关于野心过度膨胀的秦朝的记忆已经淡去，二是无论在经济还是心理上，中国都已经做好了随时舒展拳脚的准备。
最初，汉武帝着手集权化并将皇权拓展到更多的国内事务上。高祖时，半封建的王侯分封制与秦朝时的郡县制并存，而事实证明它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吕后的任人唯亲，甚至对宦官的倚赖加重了这一糟糕境况。尽管新的诸侯王都由朝廷任选，也可以被皇帝免职，尽管诸侯王属地的事务由朝廷任命的行政长官治理，但他们总是试图扩大权力，从而威胁了王室的声望。即使他们不问朝政，也往往会手控一方的经济命脉。前154年，七国之乱被快速镇压后，问题并未得以根除，武帝为了打击诸侯王积极地制定对策，在他之后诸侯王便不过是国家组织中无足轻重的空头衔而已。武帝对诸侯王下达了专断且严苛的经济命令，例如命令他们贡献一种只见于皇家林苑的造价昂贵的白鹿皮。此外，汉武帝还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将诸侯王削官免职，再把他们的封地变为郡或县。仅在前114年一年，就有104位王、侯的财产被充公。武帝即位之初就发布了削弱诸侯王的最有力的法令，命令诸侯在死后将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男性继承人。于是，随着一代代过去，诸侯们的封地变得愈加破碎。
商人阶级是武帝着手打击的另一个棘手的群体，他们利用先前封建制度一时崩溃之机以及汉朝早期的放任主义政策，依靠一些大体免税的行业聚敛起了大量财富，包括冶铁、制盐、造酒以及粮食投机和财产抵押，使大量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沦为了佃户，甚至奴隶。为了打击这些行径，武帝制定了针对商品库存和交通工具的新税收制度，禁止商人保有耕地；设立“常平仓”制度保证国家对粮食供给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将盐、铁、酒的生产及销售归为官营。以上这些政策都使得商人的财富大量流入国库。
在外交关系上，武帝也同样表现得很激进。进入战国时期后，特别是在秦朝崩溃后，一些汉人叛军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许多小国，如在东北地区南部和朝鲜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广东地区。早期的汉朝统治者满足于稳固现有的中国北方腹地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国土，后者在这个时期被彻底纳入汉文化主流。汉朝劝服周边小国的统治者认可汉朝皇帝名义上的封建君主地位，并将之视为一种外交胜利。但从汉朝的角度去看，这些邻居难以驾驭，于是武帝决心严惩它们并捍卫汉朝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前111年至前110年，他发动了征服位于福建的闽越国和居于广东的南越国的战争，从而使汉朝势力一路南扩至今天的越南。前109年到前108年，武帝征服了东北南部和朝鲜地区大部。同时，其他的汉朝军队也对位于边陲的云南和贵州有了松散的控制权。这些被征服的地区都被分为郡，并有汉朝军队长期驻守，其汉化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在朝鲜和越南。此外，汉朝也开始与海外的日本和南海地区的人们接触。
武帝的诸多激进策略，无论是在国内事务还是外交策略上，都是为了强化汉朝，从而与长期威胁汉朝西部、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决雌雄。高祖时期，匈奴在首领冒顿单于的带领下，结成了一个联盟。他们的势力不仅扩展到了整个蒙古地区，还吞并了西域绿洲上的一些小国。高祖曾试图将匈奴逐出汉朝北境地区，但在前200年被困山西一周。侥幸逃脱后，高祖和他的后继者只能寻求一种和解的外交策略。他们视冒顿及其继任者为对等君主，送汉朝公主或贵族女子去和亲，有时也会赠送作为贡品的粮食。冒顿曾傲慢地向寡居的吕后求婚，希望能够通过联姻来合并两个帝国，后继的匈奴首领也不曾停止袭击汉朝边境。汉朝将领十分受挫，朝臣和商人也恼怒横穿中亚的贸易道路中断。他们依赖这条通道获取大量奢侈品，其中包括汉人在仪式中所需的重要象征之物：玻璃、琥珀以及高品质的玉石。[2]因此，武帝被轻易说服：对匈奴的和解策略是失败的，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早就应当开始了。
为了抗击匈奴，武帝希望与月氏的结盟。后者是印欧人种，由于匈奴的扩张而被迫西迁。为此，武帝派遣年轻官员张骞寻找月氏国并与其联盟。张骞在前139年离开汉朝首都，途中被匈奴俘获，但他成功与匈奴交好，并娶妻成家。直至十载后，他才趁机逃跑并继续他的使命。最终，他穿过帕米尔高原，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现了月氏国，但月氏人无意重新卷入东亚事务之中。张骞在回国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但最终还是在前126年回到了汉朝首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张骞的见闻为中国人提供了关于中亚的一手情报，也附带提及了从中国向西南通往印度的贸易之路，从而激发了武帝征服西南地区的兴趣。
同时，前133年，武帝发动了一系列反击匈奴的大型战事，耗时十八年的战争消耗了汉朝大量资源和精力。为首的军事目标是长安以北位于黄河“几”字区的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地区为匈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集结地，使匈奴能够轻易地南下袭击位于陕西和山西的农耕河谷地。前127年，汉朝将领控制了鄂尔多斯地区，在随后的数年中，他们东征西讨，将匈奴逐出了今日的蒙古、甘肃和新疆地区。约有七十万移民徙居到从河西走廊到中亚的一片地区，在更内陆的沙漠地区驻扎着一个个军事殖民地，它们自给自足，一边屯田一边驻守，在军事都护的支持下令其他统治者敬而远之，由此通往中亚的商路被打通了。前104年、前100年，李广利将军甚至率军跨越帕米尔高原，直捣大宛，从位于费尔干纳（Fergana）的交恶国王处夺得了马中极品“汗血宝马”献给武帝。
通过上述一系列战事，武帝直接控制下的疆域便涵盖了近代中国本土的全部疆域，以及越南北部、内蒙古、中国东北南部以及朝鲜的大部分地区。由于中亚地区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汉人式的定居，武帝便持续推进所谓朝贡制度的外交策略。当地统治者被允许保留原先的权力，并获得汉朝地方总督的保护。作为回报，他们需向汉朝王室上贡本地的特产，以示臣服。他们需定期前往汉朝首都来表示敬意，并将儿子留在汉朝宫廷——通常要接受汉式教育，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俯首听命。这一策略成为中国随后处理所有对外关系的模式的基础。
武帝在位期间，中国文化高度繁荣，出现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a>、汉朝最为人尊崇的诗人司马相如</a>，以及最具影响的汉朝哲学家董仲舒</a>。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采取了一种被重新诠释的兼收并蓄的儒学观点作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创建了培养儒家官员的初级全国大学</a>“太学”。通过推举和笔试系统性遴选文官的制度也在这时出现。国家并未在一夜之间便变为一个儒家的官僚体系，纵观汉朝时期，由世袭贵族构成的门阀世系几乎完全垄断了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层面的影响力。然而，武帝的举措无疑有着重大的长足影响。
无论是从国力、声望，还是从士气来看，武帝的统治都是汉朝的顶点。汉朝军队持续打击匈奴，在前73年，五支联军击垮了今蒙古地区死灰复燃的匈奴势力，由此匈奴分为彼此对抗的两支。前51年，南匈奴首领来到长安，向汉朝臣服。北匈奴则被迫西迁，但在前36年被跨越帕米尔地区，长驱直入到撒马尔罕的汉军击败。据传，汉军在这里击败了包括罗马军团在内的联军。但在大部分方面，武帝的继任者都表现平平。在他们的统治下，武帝建立的对国内经济的管控逐渐失效，大权落入宦官与外戚之手。朝廷任人唯亲之风盛行，庙堂之外，贪婪的地主势力持续蔓延，皇家毫无声望和智勇可言。随着一系列无子嗣的幼年皇帝的早夭，刘姓家族终于失信于朝廷，也失去了天命的宠眷。公元6年，一位襁褓中的婴儿即位，汉朝由摄政大臣主政。9年，权臣王莽在劝进下篡位。
王莽（9—23年在位）
汉高祖以及汉代初期的皇帝从未致力于建设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到了武帝时期，儒学——很大程度被汉朝重新诠释了，由此囊括了命理学和宇宙学的观点——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以及所有官员所受教育的基础。到了公元前最后一百年，这种集大成的汉朝式儒学已经成为朝堂内的主流思想，受儒学熏陶的文官们也正在为后世中国卓越的官僚行政体系夯实基础。推类至尽，儒学支持的其实是柏拉图所言的“理想之国乃是哲学家当国王的国度”的概念。从这一思想氛围出发，王莽的称帝之举才可以被理解，因为他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或追随者。王莽出身强大的门阀世族，其家族长期以来与刘姓皇室联姻。他最初只是家族中一个不起眼的乡野成员，但作为孝顺、仁爱等儒家所称颂的品德的道德楷模，也是儒家学说的坚定支持者，王莽脱颖而出。尽管他反复声称自己并非那么优秀，但由于声望以及其家族在朝中的势力，人们还是公开称颂他为周公再世。最终，在民众的支持下，王莽登基并建立新朝，意为新的王朝。
王莽政权从9年持续到23年，可谓一败涂地，以至于后世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将其视作无恶不作的篡位者。他通过甄选经典和不时地伪造经典来合理化一切事物，着手重建周朝早期的制度并实践“真正的”儒学。他以古代名称来重组政府，将大量王姓家族成员提拔成为半封建的贵族，试图恢复一些旧时封建势力的贵族头衔，并将许多官僚职位变成世袭的。他恢复了对商人家庭的歧视性政策，禁止奴隶买卖，并在总体上试图提高奴隶的境遇。他复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将所有大地主的财产收公，并建立一个分配制度，使所有成年男性都能够分到一块耕地。他声明了国家对山、林、河、泽的所有权，而在之前这些都被认为是公共所有的。他还颁布了新的币制，恢复了武帝时的“常平仓”和国家垄断策略，引入新的税收制度，并加强了国家对市场和信用的管控。尽管王莽的大多数改革策略都被证明难以落实，很快就被收回，但它们几乎激怒了社会中的每个阶层，连匈奴和中亚地区的小国都不满新政中它们有名无实的地位，宣布脱离与汉朝的藩属关系。
从王莽即位之初，一切都好像与他的意志逆向而行，甚至连大自然都是。气候异常带来一连串的歉收，连年的干旱笼罩着首都所在地的陕西河谷地区。更糟的是，黄河一次次的决堤造成了11年的一次大水灾，吞噬了北方平原的东部地区，黄河也从原先的山东半岛北部入海改道为从南部入海。不计其数的人被淹死或流离失所。饥荒带去了瘟疫，而国家赈灾计划力度不足，粮食价格飞涨，流民遍布全国，并在绝望无援的情况下结成了盗匪。到了18年，强大的反叛联盟赤眉军成立。22年，一些刘姓家族成员也加入了他们。一年后，叛军攻入皇宫并杀死王莽。最终，一位刘姓家族的后裔重建了秩序，在25年恢复了汉朝。
传统的观点认为，王莽是一个无情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整个官员生涯都是为了夺取王位而设计的虚假骗局，他当权期间的种种新政无不是为了满足、扩大他个人的势力。但公平地讲，王莽其实更像一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他有许多真诚的人道主义初衷，但被政治野心引诱，最终被权力腐蚀。他情不自禁地被一些无法实践的或是政治上不利的方针纲领吸引，满腹狐疑地拒绝放权，让自己在制定细节上耗费过多精力。总而言之，王莽证明了自己并非领袖之材。
东汉（25—220）
汉光武帝光复汉朝，在邻近家乡的今河南省洛阳市建都，因此，光武帝开启的朝代又被称作东汉或后汉。从汉高祖时期到王莽登基，汉朝都城皆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这一时期也相应地被称作西汉或前汉。
光武帝（25—57年在位）和他的直接继任者汉明帝（57—75年在位）、汉章帝（75—88年在位）都是精力充沛、深明大义的君主。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国恢复了往昔的安定和繁荣。自然灾害和王莽统治时期的叛乱使得人口减少、农商受挫，但随着和平与汉朝早期似的放任主义政策的重新实施，人口数量和经济都回升了。儒家文人备受尊崇，学术、教育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到了1世纪末，中国人的生活又如西汉鼎盛时期一样富足且多彩斑斓了。
同样，东汉早期在对外关系中也表现良好。匈奴在王莽时期再度成为中国的威胁，而东汉早期时，匈奴的内部矛盾再次爆发。50年，光武帝允许一支前来臣服的南匈奴在中国传统边界线内——山西和陕西北部——定居。据说，到了1世纪末，一部分北匈奴开始向西迁移，最终前往欧洲，成为阿提拉带领下的匈人。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三位将领的带领下，汉朝也重新控制住了其他边境地区。第一位是马援（前14—49），他向南收复了南部沿海和越南北部地区。另外两位是班超（32—102）和班勇（活跃于120年前后）父子，他们恢复了汉朝在西域的威望。97年，班超率军长驱至里海沿岸，并派遣助手前往地中海地区侦察。在回国复命前，班超的助手远达波斯湾或是黑海沿岸。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载着中国丝绸的驼队从中亚去往罗马，而航海家们频繁贸易于东南亚、印度洋和中国南方港口之间。
但1世纪之后，汉朝国内状况每况愈下。同西汉一样，政府放任主义的政策使得农民落入大地主手中，这些人与朝廷或皇家有联系，因而总有办法逃税避税。许多农民再次沦为半封建庄园里实实在在的农奴，大家族豢养成百上千家臣，美其名曰“客”，也组织起由私兵（部曲）构成的整支军队。剩余的自耕农总是受制于地方门阀的威胁。随着赋税的增长和徭役的增加，他们的负担也愈发地沉重。2世纪中叶之后，一系列自然灾害加重了农民的不满情绪。175年，特大洪水和蝗灾来袭。173、179年，瘟疫肆虐全国。农民开始在从道家思想衍生出的宗教中寻求出路，道教为他们提供了有关社会福利的方案、神秘的信仰疗法以及或许可行的炼金术。到了182年，东部的黄巾军和四川地区的五斗米道这两个团体均吸引了大量信众，184年，黄巾军的叛乱加速了已然衰微的汉朝的灭亡。
贵族阶层一方面享用着前所未有的富足，沉浸在异域传入的娱乐活动和奢侈品中，例如中亚传入的新乐器和香粉，另一方面也经历着信任危机。西汉儒学中浮夸的乐观主义已在王莽的溃败中破碎，光武帝培养了一种沉静、真诚、精炼的现实主义，但很快又被宿命论、怀疑主义和最终出现的逃避主义代替。公元元年前后，超凡脱俗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逐渐吸引了这些正在好奇求索的上层贵族。到了2世纪末，复兴的道家学说开始重获知识分子的喜爱，作为大众信仰的道教则在穷人中广受欢迎。
88年，未成年的汉和帝的登基开启了东汉政治恶化的进程，此后，东汉接连出现由一系列短命、孱弱的皇帝所导致的混乱。外戚通过在宫中的阴谋和政变来独揽朝政。为了自保，年幼的皇帝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最受信任的同盟者——宫廷宦官，于是宦官旋即公开在许多政府部门中掌权。尽管文官试图去维持执政的公正，但很快就被宦官和外戚两股势力诬陷、排挤。在太学中作为预备官员的三万学生在宫门前组织声势浩大的抗议，接连支持那些敢于仗义执言的“清流”。很快，阴谋和示威就变为大屠杀。159年，汉桓帝手下的阉党诛灭了梁皇后的家族成员，五名宦官随之被封爵封地，成为一方的总督。166年，官员示威抗议宦官专权，结果两百多名官员和太学生锒铛入狱。169年，在又一轮对宦官侯览（据传他没收了大量房产和土地，最后为自己建造了十座豪宅和一座地面建筑高百尺的陵墓）的抗议中，超过一百名“清流”被以结党叛国之罪投入监牢，冤死狱中，另外还有七百名官员和一千名太学生被投入监牢并遭严刑拷打。
黄巾军叛乱于184年爆发，负责镇压的将军们一举成为地方军阀，最终从宦官手中夺取了对天子的控制权。将军董卓（卒于192年）在190年包围了洛阳。他废掉皇帝，将傀儡天子推上王位，谋杀了太后以及一位皇子，并大量屠杀宦官。一支联合军队起兵反抗他，董卓携傀儡皇帝西迁长安。很快，董卓被杀，天子的控制权旁落到将军曹操</a>（卒于220年）手中。曹操本是宦官的养子，随后成为全境的统治者并成功镇压了黄巾军。220年，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a>（卒于226年）接受了汉朝最后一位皇帝的禅让并自命为帝，建立了新朝代魏朝。汉朝的统治延续了四百年，被古代中国人视作盛世典范，引得后世的伟大王朝争相效仿，但至此，它也迎来了不甚光彩的终结。
分裂时代（220—589）
直到220年，汉朝才正式终结，但自190年董卓围攻洛阳起，帝国就陷入了混乱，并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这段时期通常被视作中国的“黑暗时代”，与罗马陷落后统一欧洲的帝国的四分五裂相对应。[3]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生活仍有创新的发展和复兴，但汉朝之后的政治史无疑是一部四分五裂、充斥阴谋、冲突不断、饱受异族入侵的阴暗历史，中国人并不以此为傲。
在2世纪80年代的黄巾起义后，汉朝末年最重要的人物曹操未能成功统一中国。他的余生都在与有分裂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交战。统一事业中最主要的举措，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战役之一——208年在湖北省赤壁的赤壁之战，曹操被两个对手联合击败。此后，他以汉室的名义掌控中国北方，而两个对手则占据着中国南方。220年，当曹丕在洛阳登基建立魏朝时，对手也在南方先后自立为帝——孙权（卒于252年）的吴国以南京为基地，雄踞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区；刘备（卒于223年）的蜀汉以成都为中心，掌控着四川和西南地区。刘备以及其结义兄弟张飞（卒于221年）、关羽</a>（卒于220年）本是曹操旧时盟友，后来成为曹操最坚定的敌对者，他们的军事冒险式的传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传说，也成了后世小说和戏剧的灵感来源。实际上，关羽本人后来被尊为中国的战神。刘备朝廷中的丞相诸葛亮</a>也极具传奇色彩——他并非关羽一般的猛将，而是足智多谋的策略家，运用高明的策略任意摆布魏国军队。诸葛亮在234年去世，此后的蜀汉再无力与北方的魏国相争，最终在263年被魏国吞并。280年，魏国对吴国的征讨标志着所谓的三国时代的终结。古代中国人赋予了这一时期一个勇往直前的侠义光环，令人不难联系到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在魏国与蜀国、吴国混战时，曹氏统治者的声望逐渐被司马家族的将领们掩盖。265年，司马氏篡位并改朝换代为晋朝。晋击败吴国之后约一代的时间中，中国又一次统一，但却十分脆弱。晋朝的统治者以一种新封建主义的方式将帝国分封给司马家族成员，于是地方王族几乎成了自治的地方统治者。特别是在300年后，由于地方王侯的争权夺利，弑君和禅让频繁出现。汉朝末年，封建主义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开始发展，到了三国混战和晋朝时期则得以蓬勃发展，由是创造了一个由大地主占主导的社会，每个大地主麾下都有大量农奴、门客和私兵。汉朝末年文人的不幸使上层阶级变得极为愤世嫉俗又潜心于文学艺术。佛教思想、艺术和建筑开始主导中国文化，并受到有着佛教内涵的玄学的挑战。匈奴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利用中原的分裂和动荡，趁机一次次渗入边境。304年，一位汉化的匈奴首领宣称自己是王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并在山西建立了汉国（后改称赵国）；311年，匈奴从这一基地出发，洗劫了晋朝的首都洛阳，俘虏并最终杀了晋朝皇帝。在一位新皇帝的带领下，晋朝在西面的古都长安重组，但在316年，长安还是被匈奴攻破了。
晋朝在北方溃败的两百余年中，中国分裂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北方和南方。从北方逃难的人在南京建立了东晋，努力收复了一些领土。347年，他们重新攻入四川；383年，他们在著名的淝水之战（淝水位于今安徽省北部）中，依靠军事动员和计深虑远，击退了北方非汉族军队最猛烈的一次攻势；415—417年，东晋大举进军西北方，重夺途经甘肃并通往中亚的贸易走廊。尽管如此，王室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党争扰乱和削弱，一系列篡位导致了一连串越来越孱弱的后继朝代——宋（420—479）、南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这些所谓的南朝自认为是汉文化的代表，在它们的统治下，中国南方的土著以及他们的习俗被彻底纳入中国主流文化。佛教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思想和宗教力量，封建的社会经济模式根深蒂固，贵族变得格外清高、颓废。梁国的开国皇帝武帝本人就是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佛教赞助者和高雅的文学家。
在匈奴大肆破坏了晋朝都城洛阳和长安后，北方出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短命区域性政权，被统称为“十六国”。此时，作为原始突厥人的匈奴开始受到其他族群的攻击，例如原始西藏人（羌人）、原始蒙古人（鲜卑人），以及姓拓跋的另一支原始突厥人。北方还时而涌现出汉人争夺者，特别是来自甘肃的晋朝边境总督的后代[4]。4世纪后半叶，北方暂时由氐人首领苻坚（357—385年在位）统一。他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南征计划，却在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溃败，之后他的前秦迅速土崩瓦解。拓跋鲜卑建立了一个更稳固的北方统一政权，名为北魏（386—534），成为统称“北朝”的一系列朝代中的第一个。除北魏外，北朝还包括东魏（534—550）、西魏（535—556）、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再往北的蒙古地区本是由匈奴、鲜卑等占据，但到了5世纪早期，新的游牧帝国蠕蠕（即柔然）代替了这里的拓跋鲜卑。它是原始蒙古和原始突厥人的混合体。551年，蠕蠕帝国被推翻，向西迁徙，最终成为东欧史上的阿瓦尔人。突厥人则继续统治蒙古地区。
自汉朝末年起，特别是在4世纪匈奴的大洗劫后，大量汉人从华北迁到长江流域。留在北方的汉人通常沦为奴隶或农奴，服务于入侵的部落战士。一些大型门阀借助他们的斯文举止威慑住了游牧民族，成为异族统治者的老师和行政专家。这些门阀通常会坚持保留汉人的儒学传统，因而北方人的思想氛围比南方更冷静、实际并饱含伦理道德。若论及佛教的渗透，北方与南方类似，只不过程度更为彻底，特别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来看时。异族统治者被佛教吸引，通常都将佛教定为国教，他们自己也因此成了活佛。特别是拓跋统治者，都是佛教的大赞助人。
佛教在中国北方异族统治者间大肆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其普救说的观点，这点与儒学中的排他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它也为中国北方的两个群体——以家庭为核心的农民和以部落为根本的游牧战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中国文明向佛教社会的彻底转变或许是文明复兴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在复兴的文明中，汉人和异族都被纳入了一个新的中国的概念之中。这个复兴的文明也为南北方的再次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北方入侵民族的汉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最初，一些游牧民族拒绝任何形式的汉化，这些固执己见的部落保守分子与汉化的提倡者之间的矛盾，也成为4—5世纪的北方异族政权根本的不安定因素。然而，华北的新入主者若不能根据该地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现实进行自我调整，无疑是死路一条。那些固执地保留了民族认同的部族最后不得不退回草原，并被蒙古的突厥人吞并。与此同时，那些提倡汉化的人，例如拓跋氏，最终也丢失了独立的自我认同，彻底卷入中国北方的滚滚人流中，贡献了些许他们的特色。这些部族的领袖建立了政府组织模式，为华北的稳定统一提供了可能，并在与南朝的斗争中得以循序渐进。
隋朝（581—618）
再次统一全国的大业终于由杨坚完成。杨坚的先祖长期为拓跋鲜卑统治者服务。他娶了一位意志坚定的异族贵族女性，成为北周朝廷中位高权重的丞相，并把女儿嫁给了北周皇帝。当尚在襁褓中的外孙[5]即位后，杨坚被说服取代外孙称帝，由此在581年开启了隋朝。这时，南方地区一片混乱。555年，一位北方政权的皇子攻入长江中游流域，并在现在的汉口地区建立了傀儡政权后梁。到了580年，位于南京的陈国饱受朝廷内部的党争摧残。新立的隋朝皇帝，也就是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是精明实际的行政人员和技巧高超的宣传家，他利用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声明和惯例赢得了各方的支持。587年，隋朝军队毫不费力地征服了后梁，588—589年又征服了陈国。
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全国都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因此北方和南方都一片繁荣祥和。隋文帝节俭、温和的政策使得繁荣得以延续，其中央化的政府拥有东汉以后鲜见的权力。584年，重新疏通的运河将隋文帝的都城长安与黄河相连，以帮助他稳固在北方的统治。在随后对南方的征服中，他借鉴了北方的经验。为了改善再度统一的帝国的出行和交通问题，隋文帝着手在东部平原地区的天然水系间修建连接黄河和长江的运河，这一工程也就是今天西方人口中的“大运河”的一段。611年，大运河在隋文帝的继任者在位期间竣工，并进而北延至北京、南扩至杭州。大运河不仅是南北政治统一的象征，也使南方经济增长的财富能够方便地满足北方的军事或政府需求，并为迥异的南北文化的持续交融提供了一个沟通渠道。
文帝统治期间的稳定、繁荣以及高昂的士气却在其子隋炀帝（604—618年在位）一朝间灰飞烟灭，致使朝代早夭，隋炀帝也被视作严酷暴君，与前3世纪的秦始皇</a>相提并论。隋炀帝的母亲正是文帝固执的异族妻子，他也有秦始皇一般的狂妄自大，许多史家视其为彻头彻尾的妄人。据传，他通过下毒弑父登基为帝，此后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奢华的行宫并将都城迁至那里。在大运河工程仍未竣工之际，他加重了徭役，修建长城、大型粮仓以及从北方平原通往北方边境地区的道路。他举兵再度讨伐越南北部，并把占人驱逐到了更南方的地区。他还开启了前往台湾的探索式征程，成功打击了西域的突厥人，威慑住了蒙古地区的一些突厥游牧民族，使他们臣服于隋朝。他于612、613和614年分别发动了征服朝鲜地区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事，但均未成功。
隋炀帝疯狂的工程建设和军事活动扰乱了国内的经济，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不满。615年，他的军队被北境的突厥人羞辱。617年，炀帝亲自领兵对突厥军队进行打击报复，但险些被俘。与此同时，各地百姓揭竿而起。为了应对崛起的突厥势力，隋炀帝将打击突厥的工作交付给边境大将唐国公李渊（566—635）。此后，隋炀帝逃到南方并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618年，隋炀帝被一位朝臣刺杀。此时，李渊已经宣布不再忠于炀帝，并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隋朝后裔为傀儡皇帝。炀帝死后不久，李渊接受了隋朝傀儡皇帝的禅让，建立唐朝。
唐朝（618—907）
在唐朝统治下，中国社会之繁荣、文化之兴盛、贵族之成熟、军力之强大以及在外交之中的至高无上均是汉代之后的朝代从未企及的，这一时期无疑是个伟大的时代。唐朝都城长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世界性都市，是商人、使臣和文化探寻者的梦乡。这些人从日本、朝鲜、中亚、越南和南海地区远道而来，从地中海地区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在长安受到了欢迎。后世的中国人视唐朝为比肩汉朝的伟大王朝，唐朝的成就也是后世朝代声称要效仿的典范。
早期唐朝的强大和繁荣大部分要归功于北朝和隋朝时期所建立的日臻成熟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央集权式的稳定行政结构外，唐制中还特别引入了一套文官制度，它是强大的地主门阀的世袭制的补充，改进了汉朝制定的官员任选、评价的条例。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最小化，“均田制”的土地租赁系统实现了财政稳定，国家拥有所有土地，并按照人丁将土地终身租赁给人民，再按人头分配赋税和兵役徭役。军事实力大部分得益于全国性的军事制度——府兵制，这个体系提供了大量颇有名望的志愿军人。这批兵农合一的人靠耕种国家分配的农田生活，轮番参军打仗，有些驻守都城，有些则戍守边境。
唐朝的李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中国的转变，在分裂时期衍生出的新旧两种元素在他们身上都有体现。一方面，李氏家族声称自己是西汉将军李广利的后代，家族可上溯至古代道家哲学家老子</a>李耳</a>；另一方面，由于李氏家族长时间与鲜卑贵族通婚，以至于在汉人的标准下，李氏家族最多只能被视作半个汉人。唐朝的活力可以集中体现在李渊的儿子李世民</a>（599—649）身上，他是唐代真正的开朝国君，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才盖世的皇帝，史称唐太宗</a>。甚至李世民的麾下大将都在后世的民间信仰中被神化为宫殿和庙宇的门神，他钟爱的战马也成为乐师和画师所赞美的对象，即“昭陵六骏”。
617年，正是在当时仅十八岁的李世民的鼓动下，李渊脱离隋炀帝阵营。那时全国有超过一百支起义军队，其中十一支是正在崛起的唐朝政权的主要敌人。七年间，李世民及其手下为争夺霸主地位四处征讨，同时成功地将突厥人拒守于北境之外。最决定性的对抗是发生在洛阳附近的虎牢关之战，唐政权依靠计谋以少胜多，击破了河南的郑国与东北方的夏国的联军。李世民凭借此战巩固了他在北方的统治。此后，通过相对轻松的征战，李世民平复了南方的叛乱。到了624年，唐政权镇压了所有反叛势力，凭借仁政和大赦，这个新朝代也赢得了全国性的支持。同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伏击并杀掉了他的两名兄弟，其中一位是他的兄长，也是顺理成章的王位继承者。于是，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给予了他几乎全部的行政实权。两年后，在李世民的意志下，李渊正式退位。
在登基后，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还取得了诸多军事成就。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使蒙古地区的突厥人在630年尊其为天可汗，成为第一个对北方草原地区有着空前控制权的皇帝。之后他联合汉人和突厥人的力量，将唐朝势力扩张到西域，一路穿越帕米尔直达阿富汗，也将位于中亚西部的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者逐出了当地。639—640、647—648年的西征也使西藏成为唐朝的藩属国。648年，一支唐朝军队从西藏穿越喜马拉雅抵达印度东北地区，惩罚了一位对唐朝使节不敬的地方君主，将其作为犯人押往长安。在7世纪40年代间，唐太宗也曾两次发兵攻打高句丽，但高句丽顽强抵抗，唐朝不得不放弃行动。
除却军事成就，他也被后世的中国人尊为励精图治、聪明神武、宽厚爱民的政治领袖。他发展教育、从善如流、选贤任能并简政放权。对于哲学和宗教事务，他既表现出兴趣又体现了包容。尽管唐太宗主要的行政政策遵循了儒家思想，但他也与道教、佛教交好。635年，他欢迎从中亚来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并批准其建立教堂。在唐太宗的统治期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佛教朝圣者玄奘</a>（约600—664）完成了耗时十六年的往返大唐和印度之间的历史性旅程，之后在皇家的资助下，潜心致力于翻译他从印度带回的佛教经典。
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a>（649—683年在位）以沉迷于其父的妃子武则天</a>而闻名。据传，武则天在唐太宗宾天后退隐佛教寺院，唐高宗将其从寺中召回皇宫，并默许她通过阴谋诡计和下毒杀人成为皇后。660年，高宗视力衰退，于是非正式地令武后摄政。683年高宗辞世，武后先后将两个儿子推上皇位，从而维系了自己的权势。最终，在690年，她废除了第二个儿子的皇位并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着皇帝头衔的女人。她创立了一个新的朝代，以备受尊崇的周朝为名，一直统治到705年她八十一岁高龄之时被迫退位。
武后为后世所唾，被视为无情、残暴的篡位者。的确，她为了一己之私而操控朝政，在政府中安插了大量亲信。尽管如此，她仍不失为一位有担当的统治者，她维系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权威。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强势地干预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内战，在唐的帮助下，新罗得以一统朝鲜半岛。中国势力也开始向之前被朝鲜人占领的部分中国东北地区蔓延。尽管新罗依旧颇为独立，但它还是极不情愿地臣服于唐朝，并在武后一朝对中国恭恭敬敬。
武后退位后的数年间，李姓家族的纷争致使朝政动荡。712年，大唐另一位伟大天子李隆基</a>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至今为止最叹为观止的文化盛世。这便是唐玄宗</a>（712—756年在位），又称作唐明皇。他是尽职且精干的行政管理者，彻底肃清了官僚体系中的寄生虫和宠臣，削减了朝廷的奢侈开销，制定了特殊政策以持续体察民情。他还废止了死刑，并贯彻了先帝们强势的对外政策。此外，唐玄宗还鼓励所有形式的文化发展，在朝廷内部设立了一直得以延续的翰林院，用来庇护那些天资异禀的学者和文人。他还建立了一个乐曲和舞蹈机构，用来培训宫廷娱乐中的戏剧表演者。唐玄宗的朝廷生活颇为多彩精致，在他的统治期间，中国涌现了一批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包括诗人李白</a>和杜甫</a>，还有画家吴道子和王维</a>。
然而，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中国来说，玄宗似乎都活得太长了。他渐渐依赖那些阿谀奉承的朝官和宦官，将边境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奸佞且怀有贰心的异族将军。此后，在745年唐玄宗六十岁之际，他爱上了某个儿子的妃子，也就是丰艳的杨玉环，并成为她宠溺的跟班。她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红颜祸水”，常被称作杨贵妃。很快，她的亲戚便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官职，她最喜爱的大将安禄山（卒于757年）——一个肥胖、机智、大胆的突厥人——作为她的义子，能够自由出入宫廷，并在北方掌控着最精锐的边境部队。
官员向唐玄宗抗议，他一反常态地忽视并开始惩戒进谏者。最终，唐朝政务荒废，军队编制缩减，边境关系恶化。在中亚，阿拉伯的扩张已达鼎盛，开始迫近唐朝在撒马尔罕附近的最远处的藩属国。740年，唐朝不得不镇压反叛的吐蕃和西突厥。747、750年，唐朝军队跨越帕米尔高原去严惩那些洗劫了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难以驾驭的吐蕃人，但751年在撒马尔罕附近的怛罗斯战役中，唐军被一支阿拉伯和西突厥的联军击败，于是撤退到帕米尔高原东侧。在离唐朝中心更近的地方，云南的一位土著部落首领宣告与唐朝脱离关系，建立南诏国。南诏国在西南地区延绵数百年，并在751年一举击退了唐朝的报复性打击。于是，唐政权加剧衰退。755年，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其致命后果之一是唐朝在中亚势力的崩溃，中亚地区于是从佛教文化逐渐变为穆斯林文化，而直到六百年后，中国才重新取得对中亚的控制。
763年才平息的安史之乱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以不可遏止的势头不断侵蚀着唐朝政权的稳定性。安禄山的部队先后洗劫了洛阳和长安，而玄宗和他的宫廷随从则向南逃入四川，情景之凄凉可见著名的诗歌和名垂千古的画作。途中，玄宗的宫廷侍卫将国家的灾难全部归罪于杨贵妃，他们缢死了杨贵妃并将她的尸体投入沟槽。玄宗在羞愧和哀伤中退位。安禄山旋即称帝，并立新朝大燕，但很快就变得盲目、急躁，在757年被其子谋害。但此后，安禄山的儿子也被他的下属史思明杀害。在史思明的带领下，叛变的燕国维系了一段时间，但史思明最终也被儿子谋杀，唐朝遗民趁机恢复了一部分秩序。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机会主义者都举兵造反，唐的节度使和将军通过镇压反叛而手握重兵，成了半自治的军阀。
安史之乱备受历史学家的重视，除了它的高度政治戏剧化外，也是因为它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转变不谋而合、互为因果。安史之乱之际，部分制度已经崩塌，包括被募兵制替代的府兵制，以及关于土地分配的均田制。随着中央政府的疲弱，唐朝早期对剥削的地主所有制、私人贸易和社会流动性的限制也减弱了。旧时贵族阶层的经济和政治显要——唐初盛世的中流砥柱——逐渐在社会浪潮中一去不复返了。到了8世纪末，新的潮流开始萌生，使后唐朝时代的生活与之前的大相径庭。
在回纥人的军事协助下，类似于安史之乱之前的政治秩序终于得以恢复。这些回纥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他们在744年推翻了蒙古地区的东突厥汗国后，甚至占领了中亚的一些阿拉伯藩属国。唐朝政权虽得以恢复，但彻底丧失了之前的对外影响力。随着国内事务上的权威被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地方军阀夺取，朝廷内部也被官员间的党争所困。朝廷渐渐被宦官掌控，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了东汉末年。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和唐敬宗（824—826年在位）都被宦官杀害，唐穆宗（820—824年在位）后，几乎所有的皇帝都由宦官所立，不过是宦官侍从的傀儡而已。
在接下来的年月中，唐朝时而爆发小规模的叛乱和军队哗变，时而被西南方的南诏国侵扰。如此一来，在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年间，唐朝皇帝的声望和权力日渐式微。不过，唐朝的政体仍旧维系了社会基本常态、经济稳定繁荣和文化兴盛，特别是涌现了大诗人白居易</a>和道学家、散文家韩愈</a>。随着佛教势力衰微，儒学开始复兴。841—845年，政府开始积极削减佛寺，令成百上千的僧尼、僧众还俗，如此一来，国家就可以对他们征收赋税、征发徭役了。
875—884年，再次出现的叛乱终将盛唐的余威一扫而空。其导火索只是因干旱而造成的河南人民起义，但这很快横扫了中国东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官场失意的盐商黄巢的带领下，起义向南扩展到杭州和广东地区。879年，叛军占领广东，屠杀了在这里频繁进行海外贸易的上千名穆斯林和犹太教、基督教及摩尼教的商人。此后，黄巢举兵北上，在881年围攻长安城。如安史之乱期间一样，唐皇室向南奔逃，而黄巢也称帝并建朝大齐。突厥势力从北方集结，帮助唐朝遗民镇压了叛军，黄巢在884年自杀，但此后的唐朝已经名存实亡。将军和节度使愈发横行霸道，其中两名强将在争夺对宦官专权的朝廷的控制。一是李克</a>用，他是一名突厥将领，在镇压黄巢起义中颇有功劳；二是黄巢的部将朱温，他精明了得，在恰当的时机投降，靠镇压曾经的同伴而闻名。到了900年，朱温已然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阀，唐朝靠他残存着最后一丝的声望。901年，朱温入长安挟持天子并屠杀了腐败不堪的宦官。仅仅一年后，他便将被软禁的天子投入洛阳大牢并杀掉了他，另立一位年幼的继位者。最终，907年，朱温接受了傀儡皇帝的退位并登基为帝。他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一直统治到91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
五代时期（907—960）
在接下来的两代人的时间内，黄巢叛乱后开始的政治纷争日趋白热化。朱温创立了后梁，并在根据地开封建都。紧接着，朱温的敌对军阀也与其分裂，在中部和南方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都依循唐制。这所谓的“十国”[6]都是因对北方篡位者的痛恨而建立的，大多心向安定、留恋晚唐的文化繁荣。因此，没有一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去统一南方，更不要说去统一全国了。它们踌躇不前，似乎十分享受所占据的一隅的繁荣，坐等着实力更强大的北方军阀来决定中国的命运。
但对于北方来说，统一事业远没有那么简单。随着军事力量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北方先后有五个朝代崛起并灭亡——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以及后周（951—960）。这些北方政权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发展文化，一心只想维持它们多变的军事权威。只有对政府进行彻底重组，持续多年的权力分散化的局面才能被扭转，一个曾经给予早唐天子无上权力的强大中央政府才可能出现。然而，即使在最佳的条件下，重组政府也非易事，五代的统治者并未掌握有利的时局。在他们的北边，一个新的游牧势力正在崛起——原始契丹人。905年，他们在中国北境集结了一个部落联盟。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在916年称帝，朝代名也很快改作辽。936年，契丹协助一位节度使在洛阳建立后晋。作为回报，后晋将全部北京地区割让给辽国，并每年定时给辽国上供岁钱和丝绸。但后晋的第二位统治者拒绝承认辽国的宗主国地位，挑起了旷日时久的战争，最终以后晋的失败告终。契丹人占领了开封，在946—947年统治着北方地区，但最终因为实力不足而不得不放弃对北方的长期占领。此后，北方的国家再也不去刺激自负的辽国，今天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也就依附于地处今日蒙古地区的契丹国了。
不幸的是，10世纪的中国几乎复制了汉朝的最终崩溃。人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中国会再次堕入汉朝后期的模式，他们将进入一个悲哀且漫长的政治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时代。
* * *
[1]刘邦实为六十余岁（前256—前195）。——编注
[2]政府和私人对矿产和奢侈品，如珍珠、象牙的需求，在汉武帝努力控制东南和南部海岸地区的策略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3]这一时期又被称作六朝时期，因为汉朝的“正统”继承者定都现在的南京：吴（229—280）、东晋（317—420）、宋（420—479）、南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
[4]十六国时期从304年延绵至439年，为了方便，我们以地区（当今的名称）分组，在下文一一介绍：山西和陕西：汉或赵（匈奴，304—329）、后赵（羯人，319—351）、秦或前秦（氐人，350—394）、夏国（匈奴，407—431）和西秦（鲜卑，385—431）。四川：成汉或蜀国（巴氐人，304—347）。河北：燕或前燕（鲜卑，337—370）、后燕（鲜卑，384—407）、南燕（鲜卑，398—410）和北燕（汉人，407—436）。甘肃：凉或前凉（汉人，317—376）、南凉（鲜卑，397—414）、后凉（氐人，386—403）、西凉（汉人，400—421）和北凉（匈奴，401—439）。其中大多数政权所带的“前”“后”“北”都是后世史学家为了区分不同统治世系而贴的标签，但这种努力也不是十分成功，因为一共有三个国家叫作后凉，有上文提及的386—403年位于甘肃的后凉，也有位于长江汉口附近的555—587年的小国后梁，又有907—923年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后梁。几乎所有帝国时代早期的朝代名称都来自周朝封建领主之名。
[5]周静帝即位时已有七岁，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婴儿了。——译注
[6]历史学家习惯上把位于中原和南方的地方政权统称为“十国”，它们分别是蜀（903—925）以及蜀国的后继政权、位于四川的后蜀（933—965）；位于湖北的南平国或称荆南（924—963）；位于湖南的楚国（907—951）；吴国（902—937）及其后继政权；基于南京市的南唐或齐国（937—975）；浙江的吴越国（907—978）；福建的闽国（909—945）；广东的南汉或越国（917—971）；山西的北汉（951—979），是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傀儡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