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与艺术

    形成阶段遗留下来的文学文献，包括第三章中提到的哲学著作，是最受传统中国人尊崇的古代遗产中的一部分。它成了传统教育的科目，因此后世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需要背诵、崇尚并钻研，以汲取灵感并希望获得指引，其程度连西方传统中最狂热的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和拉丁文献的新古典主义者也无法比拟。中国上古时期的艺术对后世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但其中不乏伟大的成就，特别是在青铜铸造领域，至今仍令世界叹为观止。


    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涉及两个难题，一个是真伪问题，另一个是断代问题。这两个难题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以至于基于文本的考据学大行其道，而关于古代作品的文学质量则几乎无人问津。事实上，古代作品被大量用于教化目的，于是它们的含义就比形式更受关注，这也导致人们普遍忽略了它们的文学质量。另外，真伪和断代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没有任何秦朝或先秦文献遗留下来。在形成阶段，人们书写在串联成册并卷曲成卷的木牍或竹简（竹）上，或是写在同样被卷起来的丝绸（帛）上。无论用哪种材质书写，一个卷轴都被称作“一卷”。它是一个没有固定篇幅的类似“章”的单位。丝绸和竹子显然都是极易腐坏的材料，而且，这些书卷在秦朝的焚书</a>政策下损毁严重，更不要说秦朝国家藏书楼在前206年被焚毁。正是由于这些灾祸，对上古文本的重构成为秦朝之后的知识分子着迷的事业，在整个古代帝国时期，学者都在谨慎地考据、校勘这些传世文献。


    散文


    秦朝覆灭后，当儒学刚刚被定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时，一部分形成阶段的文本被选作官方典籍，成为“五经</a>”。“经”的本意是垂直的线，或织布机上的经纱，与水平走向的纬纱含义相反，暗示着一个任意种类的基本矩阵。最初被指定为“五经”的作品被儒学家尊崇为中华文明的文学基石，它们分别是：


    1. 《易》或《易经</a>》。如第三章所述，这部书本是看似神秘的卜官手册，但到了帝国早期时，《易经》多了一些语录，代替了部分神秘的宇宙哲学内容。作为文学作品，它没有任何价值。


    2. 《书》或《书经</a>》《尚书</a>》。这是一部内容不连贯的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的传奇领袖尧、舜直到周朝前三百年的帝王将相之间的论争与劝谏。所有声称是周朝以前的记载都十分可疑，它们更有可能是周朝或是周朝之后的作品。然而，全书一半以上的关于早期周朝的记载被普遍认为是真迹。


    3. 《诗》或《诗经</a>》。它是中国最早的诗歌的集合，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探讨它。


    4. 《春秋</a>》。这是一部编年体著作，记录了从鲁国视角出发的前722—前481年的事情。古代中国人相信《春秋》是由孔子</a>编辑而成的，反映了他对历史事件和名人的价值判断。它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简要至极：“天大旱”“晋侯夷吾卒”“日有食之”“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等等。在较早的时候，《春秋》附加了另外三部释注，以阐释简洁扼要的经文背后的含义。其中两部为《公羊传</a>》和《谷梁传</a>》，二者都没有太多文学价值，只是注疏者（均佚名）所发表的逐条注释，旨在解释孔子的本意，即通过不同的术语来影射褒贬。“春秋三传</a>”中的另外一部《左传</a>》则在以下方面与前两者不同：除了偶尔为主要内容中的术语提供注释外，它还在像报纸头条一样的正文下面添加了鲜载于其他文献中的生动的长篇叙事；它提供了诸多甚至未见载于《春秋》里的富含叙事细节的事件；它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内容。综上，专家普遍认为《左传》本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的独立历史著述，只不过后来有人量体裁衣地将它编辑、剪裁并拼贴到了《春秋》中。《左传》的作者同样不确定，但它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5. 《礼》或称《礼经》。这并非一部书，而是三部同类书籍的集合。它们真正的成书时间应在形成阶段晚期，远比它声称的时间要晚。其中一部是我们在第二章中已有提及的《周礼</a>》，它是一部有关周朝早期政府组织的内容的详尽著述，但显然是后来的理想化描述。第二部书《仪礼</a>》在第二章中也有提到，世传是周朝典礼仪节的典籍，其中包括诸如射箭比赛如何组织、如何举止，诸侯间每一级外交往来中合乎礼仪的用语和举止的惯例等。“三礼</a>”的最后一部《礼记</a>》有两个版本。它是一部关于丧葬、哀悼、祭祀、婚嫁、宴饮以及其他各类制度的汇编。《礼记》的大部分内容都符合孔子本人的口吻，但同《周礼》《仪礼》（古代人声称二者的作者是周公）一样，它的作者归属同样不可信。无论真正的作者为何人，《礼记》中的一些文章都是饱含哲思的文学瑰宝。


    在“五经”被立为经典的一千年后，形成阶段的另外四部作品也被正式提升到与“五经”比肩的地位，它们是《论语</a>》《孟子</a>》以及《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即《大学</a>》和《中庸</a>》，合称“四书</a>”。中国人也常常提及的“十三经</a>”其实是“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以及成书于帝国早期的中国已知最早的词典《尔雅</a>》的统称。


    除却这些经典文本，形成阶段遗留下来的散文著作还包括了墨子</a>、荀子</a>和第三章提及过的道家、法家哲学论著；此外还有两部晚期历史著作或是历史伪作《国语</a>》和《战国策</a>》，以及内容可疑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a>》。《竹书纪年》以《春秋》似的隐秘文体呈现，但却覆盖了远比《春秋》更长的时间范围，从传奇的黄帝</a>时期到前299年。除了《竹书纪年》，以上提及的著作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论


    论是古代中国发展最为成熟的一种散文文体。即使在最早期的著作中，例如归于周朝早期的《尚书》，都展现了论作为文体的气韵与精致。其中一例记载了周公对商朝遗民的长篇大论，当时周公刚刚镇压了殷商遗民的反抗，摧毁了旧都，并将遗民重置在新城洛，也就是现今的洛阳。周公将如下历史（周朝征服者的版本）一再重复给殷商移民：夏朝覆灭，商朝依天命取而代之，之后商朝以同样的方式覆灭，周朝忐忑地承接天命并惩戒了最后一任商王。他谴责了那些不肯接受天命的商遗民，并给出了如下明确的警告：


    “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尔亦则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


    “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


    撰写论述的传统在周朝晚期的哲学论著中得以延续，《墨子》《孟子》《荀子》和《韩非</a>子</a>》都呈现了尤为高级的修辞技巧和极为理性的长篇论证。这种正式严格、几乎富有节奏感的论述模式广为运用，下文选</a>自《荀子》的段落正是代表：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


    通过类比来论证，如上文所提的马与车、水与舟，是早期中国文人尤为喜爱的方法，也日益成为整个古代时期中国散文的一种标准化修辞手段。同样，从上述两段选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在古代写作中同等普遍的修辞手段，称作“连环推论”（若A则B，若B则C，以此类推），它的存在使中国论述与西方论述惊人地不同，后者源于古希腊推论（若A为B，若B为C，则A为C）。中文著作中最著名的“连环推论”见于周朝晚期的著作，即后世成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其中总结了儒家道德典范的规矩：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论述的技巧在《战国策》中或许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战国策》是一部有关周朝晚期诸侯国间外交逸事的汇编。尽管长期以来，它被视作类似《尚书》的历史记</a>载摘要，但《战国策》更像一个训练辞令技巧的纲要，它教导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可以或应当说什么。这些“劝导”通常都会为统治者提供多种可选的行动方法，然后探讨它们各自的利弊以及可能的后果，为统治者提供一个结论性的建议。书中通常包括冗长且复杂的论点，在指出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通过对比历史来阐明这些论点。尽管这些论点充斥了见利忘义的投机主义，但不妨碍它们有强大的话语力量，从而成为后世中国论述写作的范式。


    记


    在形成阶段，历史记叙文体的发展与论的发展可谓大相径庭。《春秋》和《竹书纪年》只是单纯的编年记载，而更完整的记叙见于《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但它们之中的记叙部分仅仅是作为论述段落间的过渡，其中的历史人物总是为了预测、谋划、汇报、解读、庆祝或哀悼某一事件而出现。不过，《左传》中的叙述被特别尊崇为一种简洁、直接并戏剧化的风格奇迹。下文是它最知名的章节的节选，甚至在英文译文中，我们都能察觉其凝练、有力的语言风格。这个故事记载了前632年城濮之战的始末，强大的半汉化南方国楚国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中原地区的战事，楚国已经包围了宋国的首都。晋文公（此时的头衔仍是公，但不久之后就被周王封为霸主）联合了一支由齐国、秦国和晋国的北方军队去解围，最后成功将楚国驱逐回了南方。下文描述了战事最为胶着的一日：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


    下文的完整选段同样出自《左传》，但它更具代表性，通过直接的人物对话展现了《左传》对于论述的偏重。所载事件发生在前593年，这一年楚国再次发兵北上，又一次围攻宋国都城，并再次与晋公对决（晋国的统治者已经从晋文公处继承了霸主的头衔）：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左传》鲜明的特点——最少化的描述、对事件中个人的关注、简洁的人物行为概括、翔实的对话重现——都成为后世中国叙事作家模仿的对象。


    小说


    这时没有可被归为散文式小说的实质作品，虽然形成阶段留下了彻底虚构的传说，但我们无法证实那个阶段是否有在帝国时期随处可见的说书人。无论如何，所有构成好小说的风格化元素都已经发展成熟了。《尚书》包含了周朝早期的一篇文章《金滕》（金属束着的匣），除了被当作历史外，也可视为一篇情节充实的短篇小说。它讲述了周朝伐商后，武王病入膏肓，周公向先祖祝祷，祈求自己代替武王去死，如此一来，王国拓展疆域的事业就不会受到影响，武王果然康复了。后来，武王死后，周公自命为年幼的成王的摄政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都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心。周公一时失势，于是国家也一时间饱受无尽的风暴等灾害的困扰。此后，年轻的成王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匣子，其中装有周公愿代武王死的祝册。成王和朝野都为他们曾经怀疑周公觊觎王位而感到羞愧。于是周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上天也以丰收来表示其愉悦。


    《左传》中的许多短篇文章也具备了小说的性质，许多周朝后期数百年间的哲学著作也夹杂着高度虚构的寓言和逸闻，在这一点上，第三章中提及的《庄子</a>》尤为典型。但就对后世小说发展的贡献来讲，没有任何著作能与《战国策》比肩，其中随处可见的“寓言式劝导”构成了一个趣事的宝库，详见下文的两个例子。


    孟尝君是齐国宰相，他收留了一位不循规蹈矩、令人捉摸不透的门客冯谖。孟尝君得知冯谖通晓一些数学和会计知识，于是派他去收集属地薛地农民所欠的债务：


    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约一年后，孟尝君偶然间意识到冯谖的用心良苦而对他感激不尽。那时他被迫解甲归田，当回到薛地时，百姓至百里外欢呼着迎接他的归来，于是他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诗歌


    形成阶段的中国人十分重视乐、舞和歌，这不仅仅体现在民间文化中，还体现在贵族生活中。人们认为在宫廷或公众场合的礼乐表演有利于宇宙和谐并能够提高士气。一部分音乐被视作靡靡之音，至少儒家是这样认为的。据传，周王会定期派遣官员去采集、记录在王国四处传唱的歌曲。在周朝封建宫廷中，乐师也是被尊崇的显要人物。


    直到很后期，中国才有了乐谱系统，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商周时期的音调。但那时已然有了成熟的音乐理论，其中五音音阶的形式成为后世国乐的基础。那时的乐器多种多样，包括鼓、钟、石磐、埙、笙以及数种管弦乐器。宫廷乐队阵容庞大，一份文献显示该乐队人数多达三百。在礼仪表演中，乐队之外还有舞团，通常包括六个队列或六个等级，每一列或级都有六个人，或是八列每列八人的阵容。舞蹈包括头、臂、上肢的舞动——在当代西方人眼中无疑是一种巴厘岛式风格——也包括腿和脚的舞步。舞者常持有波浪形的羽毛杖。


    如同其他文化一样，中国的诗与歌从一开始就形影不离。数千年来，随着新乐器和曲调的引入，诗词风格和体裁也随之变化。最初，大部分诗都是唱或是以一种半音乐性的方式吟唱出来的。在近代，即使曲调早已被忘却，传统学者依旧能在仪式表演中吟唱诗词。一些散文作品也能以近似的方式朗诵。


    诗歌遍布古代中国的记叙或逸闻散文作品中。其中一部分源自早至孔子时期的一部诗集，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遗产。在周朝，它被称为《诗》，但随后则被称作《诗经》。据传，孔子从鲁国乐师收集的三千余首诗歌中甄选了305首。通过《论语》的记载，我们知道孔子不仅清楚《诗经》的存在，也尊崇《诗经》的地位。至于他是否参与了作品的采集和编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诗经》被普遍视作形成阶段中国最伟大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后世的各类文学作品频繁引用《诗经》，其频率是其他作品无法比肩的。《诗经》中的一大半都是民歌，但自然被加工成了文学形式。其余作品包括官方的颂歌或赞歌，被用于封建朝廷中的礼仪性场合。作品通常四字一句，分为两段或更多段，最常见的是四句一段。其韵律有多种形式：ABCB式很常见，也就是第二句和第四句的句尾押韵；ABCA式也很多，也就是第一句和第四句的句尾押韵。行中韵也时常出现。尽管那时并没有固定的关于格律和韵律的标准，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元素。汉语单音节的特色使得抑扬格（弱—强）或是强弱弱格（强—弱—弱）行不通，《诗经》中的诗歌有着节拍器式的平稳节奏，即强—强—强—强。


    除了格律和韵脚外，《诗经》中那些不知名的作者还娴熟于押头韵，并通过叠字、叠句来加以强调。他们也很擅长运用隐喻，通常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来象征或反衬歌者所想要表达的情感。诗歌篇幅通常短小精炼，但题材却涉猎甚广，包括了日常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爱情、工作、战争和伟人。有些诗是愉悦的，有些则是哀伤的。下文的几首民歌是关于求爱和婚恋的：


    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终风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


    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


    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终风且曀，不日有曀。


    寤言</a>不寐，愿言则嚏。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


    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有一些作品显然是有关日常农耕劳作的，例如下面这一首：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在周朝早期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宗教情感也见于下文这首颂歌：


    我将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


    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飨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丝衣


    丝衣其紑，载弁俅俅。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鼒，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诗经》中的一些作品独具个人特色，例如下面这首来自被贬官员的哀歌。后世中国文人倾向于将这类作品视作暗指人事变动的政治隐喻，但我们并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


    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楚辞</a>》中的诗歌则以截然相反的面目出现，其创作日期上至周朝末期，部分作品下至秦朝甚至秦朝之后。正如其名，《楚辞》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南方的传统文化，其中约一半内容的作者都是屈原</a>。他是整个形成阶段唯一有名有姓的诗人，也是南方大国楚国的贵族成员。据传，屈原为人正直，因而被流言所枉，为君王疏远，最终被流放于朝堂之外。屈原为此感到羞耻和哀伤，在前298到前265年的某个时间投水自尽。在文学和民间崇拜中，屈原成为英雄，端午节期间中国长江流域著名的赛龙舟，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进行的象征性活动。


    《楚辞》中的诗歌或挽歌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诗经》：从《诗经》的角度来看，《楚辞》中的作品都十分冗长，情感表达也更加直接且烦琐；大量描述性段落由许多副词和形容词堆砌而成；拥有许多感官、情欲的想象。总而言之，《楚辞》的语言丰富、装饰性强，《诗经》则精简洗练。除此之外，《楚辞》透着一股哀伤、郁郁寡欢的气质，这在《诗经》中是不得见的。屈原的诗作被认为创作于流放期间，都是哀伤苦闷的内容，表达了不被君王重视、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悲愤。《楚辞》的格律也与《诗经》有所不同，一句中通常有六七字，其中一些字明显是非重音（强—强—强—弱—强—强）。在一些作品中，无义的“兮”字常被插入诗句中，就像旧时英文歌谣中的“法拉”（fa）。这种韵律显示出诗歌的配乐与中国北方流行的音乐大有不同。


    《楚辞》中最长、最著名的一篇叙事性诗歌名为《离骚》，作者是屈原。全诗以第一人称和神秘的象征性语言来歌颂自己的品德，记叙了自己遭遇的诽谤中伤、对邪恶势力的憎恶、为了寻求善和欣赏而前往上天和神境之旅，以及受挫后的极度痛苦。这篇作品的大体风格见于下文的节选部分：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


    ……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楚辞》中有数篇迎神或女神的祝歌，比较著名的一篇是《招魂》，至少在象征层面上是为病入膏肓的君王即将放佚的灵魂而做的（一家之言）。它警示君王在自然界和非自然界间有随处游走的鬼魂和灵异事物，同时又以详尽和带来感官愉悦的细节来描述若灵魂归来可感知到的快乐——宫殿之乐、庭院之乐、宴飨之乐，特别是床帏之乐。其内容见下文节选：


    室中之观，多珍怪些。


    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二八侍宿，射递代些。


    九侯淑女，多迅众些。


    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


    容态好比，顺弥代些。


    弱颜固植，謇其有意些。


    姱容修态，洞房些。


    蛾眉曼睩，目腾光些。


    靡颜腻理，遗视些。


    ……


    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若联系严肃的儒家和戏谑的道家之间既冲突又互补的文学风格，《诗经》和《楚辞》中所呈现的截然相反的诗歌路数便不显得奇怪了。很快，二者将融为一体，并为帝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和生命力。


    艺术


    帝制时代的中国人认为绘画和陶瓷是他们最杰出的艺术创作，而造像由于与佛教的相关性，被纳入一个特殊的次级类别中。但艺术史学家发现，在上古形成阶段，这几种艺术类型都不是代表性的艺术形态，那时的艺术形态并不被后世视为纯艺术，而是近似于手工艺，例如无釉的陶器、玉雕、漆器和青铜器。而对于这一领域，考古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要比艺术史学家更为熟悉。然而，其中的青铜器却是一种精美的独特艺术形态，无疑可被纳入纯艺术的范畴。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和地区的青铜器品质能够与形成时期的中国青铜器比肩。


    古代中国青铜工匠生产了各式各样的铜器，包括武器、战车、农具和铜镜。最值得一提的也是最宝贵的一类，是青铜器中的礼器，它们用于仪式和贵族随葬品之中。中国藏家收藏、编目青铜礼器的历史已有一千余年，数百件青铜礼器如今散落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专家将它们划分为三十余种各异的器形，基于对纹饰类型的细致分类，当下的专家能够对某件器物做出精确到十年的断代。


    常见的青铜器器形包括腿部中空的三足鬲、四足鼎、带盖和不带盖的甗、深腹的簋、浅口的盘、圈足外侈的高足豆、壶、带盖或不带盖的匜（觥）、窄身的酒杯觚、带提梁的卣、爵、尊。按照推定的用途，它们可以被归为更大的几类：蒸炊器、盛食器、盛酒或饮酒器，以及储水、盛水、饮水器。商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用作祭祀，但待祖先灵魂享用过祭祀后，人们也会继续使用这些礼器来饮用、食用剩余的食材。到了周朝中期之后，青铜器的器形变得十分繁复，以至于它们失去了实用性，只能用作装饰。


    基于类型学标准，我们将早期青铜器分为大致三期：（1）商朝和周朝早期，这一时期是青铜器工艺的上升期和顶点；（2）周朝中期（前10世纪——前6世纪），这一期可见艺术风格的倒退；（3）周朝晚期（前6世纪—前3世纪），这一期虽然未能重现商朝和周朝早期青铜器制造的繁荣，但涌现了一股艺术复兴潮流，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地区。第一期的一些青铜器遍布纹饰，另一些则只有细线环带状的纹饰。纹饰总体上变化不大，底纹通常是重复的几何或螺旋状纹饰，其上有浅浮雕组成的动物图案。青铜器的器形和装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凝结为紧密结合的美学整体，因此，尽管部分青铜器器形巨大，但仍具备了一种优雅的美感。周朝中期的青铜器则不同，它们粗糙、庞大、笨拙且艳俗，大多器身缀满了动物形态的装饰，使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到了器物本身之外。此外，器身边角上尖锐的大型扉棱使其更加粗笨。第三期的周朝晚期青铜器又变得优雅起来——时而装饰华美，时而文雅精致。其中一部分巧妙地融合了镶金、镶银和镶玉技术。周朝晚期的风格有时被称作淮风格，这得名于最早出土于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分水岭淮河的几件器物。


    早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是饕餮图案，它是一个正面视角的动物面部。它有时能够被识别出，但有时因为高度风格化而变得像一个神奇的怪兽。饕餮有时在器物平面的一侧，有时则蜷在器物的边角。无论装饰在什么地方，饕餮脸部中央都会有一条扉棱将它分为对称的两半，每一半都有一只凸出的圆睁的眼睛。每一侧的脸——有些比例协调，有些不协调——连接着延伸的身体，与另一侧形成完美对称，就像一具骨架从脊柱剖开，两半身体像翅膀一样被打开叠平，再连接在头上。饕餮纹身体蜿蜒，近似于龙，有着卷曲的螺旋或几何状的折返，其上通常也满饰雷纹、几何纹，甚至包括小型饕餮纹。同样的饕餮纹常常多次出现在同一个器物上。它引人注目、强大有力并独具一格。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究竟象征何物。


    艺术史学家一直着迷于研究早期中国艺术中具象艺术与非具象艺术之间的转换。帝国时期的艺术无疑是具象的，尽管它时而追随写实主义又时而尊崇抽象元素。然而，形成阶段的艺术形态却是以非具象、纯装饰性的艺术为主。早期（仰韶时期）彩陶上的纹饰主要是涡纹和曲折的几何纹，其中也出现少数鱼、鸟、植物甚至人类的形象，但制陶工匠还是乐于将它们风格化为无法具象辨识的图案。晚期（龙山文化）的黑陶素面无纹，是抽象主义和非具象精神的体现。类似的装饰性、非具象的特质也体现在早期青铜器上。浮雕的动物纹饰下方的底纹通常是细密的窃曲纹、云纹、涡纹、雷纹或鳞纹，这些图案也装饰在浮雕图案之上。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浮雕的动物纹饰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发抽象和风格化，饕餮纹也不例外。在此后的战国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动物和人形的装饰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器物上，有些造型十分逼真。这时期的装饰仍混杂有早期的非具象图形，但很显然，那些曾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几何纹饰和纯装饰性元素已经走向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