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史

    前2000—前1500年，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石器文化遍布中国北方。文化间的交融衍生出了君主国商朝，它由乘驾战车的精英统治，拥有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已知最早的汉字书写系统。约在前1122年[1]，商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由位于国土西境的拓荒者所建立的周，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周朝统治者将领土分封给亲族和同盟，从而开启了封建时代（或封建领主制时代）。中国自此由北方向南扩张，进而同化了长江流域地区。中华文明日益成熟，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长久不衰的模式，最终成为后世效仿的理想典范。几个世纪的兴盛安定后，王室式微。前5世纪起，诸侯国之间的区域性内战日益频繁，政局动荡不安，而社会经济变迁、技术革新、行政体系变革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更加速了这一状况。中华文明正经历着一次颠覆性的大变革。


    前221年，位于西境的秦国（Ch''in，西方的China一词正源于这一称呼）最终征服了其余诸侯国，统一中国并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第一个皇帝在前210年去世，此后不久，政局再度陷入混乱，内战爆发。


    史前


    根据中国传说，宇宙本是一团气体，最后缓慢固化成为一块巨石。在这块鸡蛋状的巨石中，生出了盘古</a>。他活了一万八千年之久，每日生长一丈，耗尽毕生之力将这巨石一分为二，一半成为天，另一半成为地。盘古完成使命后力竭身亡，双眼成为日和月，气息化为云，骨骼成了山川，血肉变为土壤，血液则成了江河湖海。


    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传说的一个版本。约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还出现了关于宇宙起源的其他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中国人似乎再也不必为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做更多阐释了。至少在形成阶段，中国人认为宇宙已被视为一个无须赘言的必然，而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文明的进程。因此，早期中国是由文化英雄、改变人们生活的文化和技术要素的发明者所统治的上古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但往往被忽略的地方。在早期传说中，没有关于英雄人物将中国人从他处引至中国的任何记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源自中国——具体来讲，源自位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与平原的交界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人也许和世界上的任何族群都不同，其早期传统中没有造人神话，也没有关于人口迁徙的古代传说。


    在早期记载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三皇”，他们分别是伏羲</a>、神农</a>和黄帝</a>。[2]伏羲的统治约始于前2852年，以驯服家畜、制定家庭生活制度而闻名。神农的统治约始于前2737年，人们认为他发明了锄头和犁，视其为农耕经济、公共市集之祖。黄帝的统治约始于前2697年，木结构房屋、丝质衣物、船、小车、弓箭、陶器以及书写都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创造出来。据传，黄帝在成功击溃了一个约位于山西省的“蛮族”部落后，被尊为统领黄河平原地区的一国之君。一部分作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正是始于黄帝时期。


    在被称作“五帝”的一系列传奇君主中，黄帝位列首位，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更多要素。位于第四和第五的帝尧（约前2357—前2256）和帝舜（约前2255—前2205）尤被人们尊崇。尧制定和颁布了农业生产可以遵循的历法节令，通过礼乐进行道德建设，建立起了中央政府的雏形。尧放弃选择他不成材的儿子接任帝位，寻遍四方，最终找到了能够胜任君主之位的贤才。在尧帝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间，他与继承者舜共同治理国家。尧的继承者舜本是一位贫困的农民，因忠孝而名扬四方。为了让舜的异母弟弟获利，舜的盲父和阴险的继母常常惩戒并数次试图杀害他。然而舜一而再再而三地宽恕了他们，继续扮演孝顺儿子和友爱兄长的角色。继位后，舜不负众望成为一代明君。


    洪水是尧舜任期内的一大难题。在尝试了多种治水措施但均告失败后，舜任命官员禹负责治水。后者为了治水而访遍四方，历经十余年。在这期间，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听到妻儿因孤苦而啜泣也未动摇对治水的专注与热情。他成功地疏浚河道，导水入海。今日中国北方的河道也由此形成。此后，舜任命禹为他的继任者，二人共同治理国家长达十七年。作为一名统治者，禹以仁爱著称。正因如此，在禹过世后，人们无视禹指定的继任者，转而请禹的儿子指导生产生活和主持公道。最终，禹的儿子启在民众的支持下成了统治者。由此，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应运而生。尧、舜、禹三人并称“三圣”，以禹的统治（前2205—前2198）而开启的王朝名为夏。


    据传，夏朝统治者为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诸多贡献，但终被名为桀的暴君终结。前1766年，夏桀被商汤征服并驱逐。商汤开启了一个新的朝代，复苏了文明的进程。但最终，王位还是传到自大黩武、缺乏贤臣辅佐的暴君商纣手中。如同夏桀一样，商纣也被他的一个诸侯国推翻。于是在前1122年，周朝建立。夏、商、周通常被称作“三代”。


    纵观整部中国帝国史，三皇五帝、三圣、三代及相关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从未被质疑过。无论是官方还是大众，尧舜禹以及周朝建国者的美德和仁政一向是传统文学的宏大主题，也是传统教育的经典范本。


    20世纪的考古学家以一种最令人惊奇的方式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商代。同时，考古学家也为商以前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些思路，但至今为止，考古发现并不能完全印证关于商之前的文献记载。在未来，考古发现或许可以确定河南、山西两省的一些早商文化就是夏文化。而这可能暗示舜、尧乃至黄帝这些传说中的文化形象是对华北新石器文化早期首领的记忆。然而至少到目前，在华北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先商文化进程，比传说要可信得多。


    在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居住者发现于北京市西南方周口店村附近的山洞。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20万到50万年前，有约40名个体的遗骸，其中包括14个头盖骨。遗骸表明这是一群近似原始人类的类人猿物种，成熟者身高1.5米左右，直立，脑容量介于现代人类和猿人之间。他们有着扁窄的头骨、凸出高耸的眉骨，还有下陷的双腮。他们的脑容量足以支配语言活动、狩猎、采集、取火。遗骸也暗示着他们很可能是猎人头颅的食人族。这一物种被称为“北京人”（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粗壮猿人”），与在爪哇岛发现的一个物种（爪哇直立猿人）有明显联系。北京人代表着从猿到人过渡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因为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铲形门齿而备受关注。


    考古证据发现，从北京人生活的两个古代冰河时期之间的旧石器时代起，在余下的冰河时期直到后冰河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尼安德特人式的发展进程。直到两万年前，成熟的蒙古人种智人才开始出现。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最后阶段，中国南方开始出现带有黑人种族特征的原人，他们使用的石器较中国北方的稍微落后。然而，东亚地区的石器时代的技术——打制石器的种类与欧洲和非洲的迥然不同。


    约一万两千年前，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和陶器的制作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山西和陕西交界处成为发展的核心地带。这里的人们从以采摘、狩猎为主的迁徙式生活转变为以狩猎、畜牧和农耕为主的半迁徙半定居式生活。最早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3]，以其最初发现地的地名（河南省仰韶村）命名。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遗址超过一千处，分布在黄土高原各处，最西可达甘肃省，每处遗址各具区域性特色。仰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手工制作的、以红黑花纹装饰的红陶、灰陶、黑陶器。这些以彩陶器著称的部族人口聚居在小村落中，最大的村落不过一百间房屋，常坐落在俯视河谷的梯台上。但是，没有一个群体会在一个地点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主要的农作物为粟，家畜主要是狗和猪。他们用箭和长矛狩猎，用丝和麻编织衣物，也运用各式石制、骨制、鹿角制工具。因为人们相信来生，所以人在死后被恭敬地埋葬，他们也举行丰饶仪式。在前3000年前后，仰韶文化达到顶点。


    仰韶彩陶文化逐渐被位于华北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也可以说是它衍生了后者。后者逐渐扩展到了除西南地区外的整个中国本土。如仰韶文化一样，这个文化也有很大的区域性差异。人们以初次挖掘出土的山东省（济南市的）龙山镇的名字命名，称其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轮制的素面黑陶器。黑陶胎薄质硬，光素铮亮。黑陶文化的聚落比彩陶文化更大、更固定，其房屋有墙，坐落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低矮平台或平原的山丘。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广泛，从中国东北地区一直到越南，以及在仰韶文化一度盛行的西北山地地区都有分布。龙山文化的主要作物为粟和稻，家畜包括牛羊，也有狗和猪。比起仰韶文化的先祖们，龙山文化的人们发明了更多样式的建筑和农具。通过墓葬形制，我们发现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有着更严格的地位和阶级划分，职业分工也变得愈发显著。他们的信仰更接近于一种祖先崇拜，而非生殖崇拜。他们用所谓的“甲骨”来占卜，这种形式被后来的商文化继承。分布甚广的龙山黑陶文化在前2000年前后达到鼎盛。很明显，商朝正是从位于河南的龙山文化的一支中演变而来。


    商（前1766？—前1122？）


    现在，商文化已被华北的多处考古遗址所印证。这些遗址散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各处，从最西端，至最东端的山东省。核心区域位于河南省北部——以现在的洛阳和郑州为南端向北直抵黄河北岸的安阳的一个扇形区域。在洛阳附近，人们发现了疑似商代第一个原始都城的遗址，与传说中商汤所建立的都城相佐证。现在的郑州市位于诸多遗址之上。目前，挖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其遗址十分有可能是商代的第二座都城——嚣（隞）。根据早期历史记</a>载，商在嚣（隞）之后有五个都城，但只有最后一个都城殷的存在有确凿的证据。在安阳地区，成熟的商文化共建有17座城池，殷是其中之一。有史以来人们便称之为“殷墟”。共有12位商王在此统治，自前1395年起，历经273年。因此，商代也因其最后一座都城而被称作殷。


    中国的城市文明发展，比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慢了一千年，比印度河谷的印度半岛的城市文明则晚了五百年。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源于西方一些更古老文明的元素通过某种途径（如经过中亚）到达了中国。在安阳最初的挖掘中，人们发现了与下层龙山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暗示着商文化可能是某种舶来品。然而，在近期洛阳和郑州的挖掘中，人们发现了清晰的阶段划分和过渡——从龙山文化逐步演变为商文化。商文化是一个从华北独立衍生出来的文明，这一概念在当今中国不容置疑。


    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文明相比，商文化并不以人口稠密和城市林立著称。然而，商朝城市具备多种功能，其中人口按等级、地位和职业加以区分和分层。每个商代都城都有一个核心区域，其中包括大型公共建筑、祭坛以及统治阶层的住处。这些建筑有着高出地面的夯土地基，地基内嵌花纹对称的大型石制、青铜制铸件，支撑屋顶的木柱就立于其上。其中一处建筑的地基宽8米，长28米。围绕这个核心的行政、宗教区域的，是青铜、陶器、石器和其他工艺品的作坊，此外还有成片的半地穴式民房以及墓穴。


    在安阳，至少有11座墓穴属于殷墟时期的商王（除了最后一位王，据传他死于宫殿内的大火）。每个墓穴都呈方形或长方形，深约9米。墓穴呈南北向分布，周长12—18米，内含一间木制墓室。墓室有2条或者遍布四方的4条斜坡式墓道，最长约30米。随葬品表明人牲的存在，在墓穴和墓道上都有战士和工匠的遗骸。


    人们在安阳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郑州出土了大量夯土墙遗址，它们高约9米、宽20米，墙基最厚处30米，长近7公里。城墙中只有行政和祭祀区域。从安阳地区四散的遗址来看，整个群落至少占地41平方公里。简而言之，商代都城并非小型的聚落。


    除却大型城市，另有三个特征使商文化与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截然不同：马拉战车、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高度成熟的汉字书写系统。


    对于乘驾战车的统治阶级来说，战事似乎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他们随时可能征召1000、3000或5000人不等的平民入伍，对周围非汉人所在的“夷狄”之地进行征讨。然而，战车在战争中的具体作用已经不得而知。当时的战争基本上是近身肉搏，有时也利用弓箭和长矛。贵族会和平民并肩作战。商代的弓由木、骨或角制成，属于复合弓，日后成为草原游牧民族最常见的武器，也就是西方口中的土耳其弓。这种弓要比西方传统弓箭强大，通常有160磅的拉力，能够射杀200码内的目标。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商代贵族会参与到狩猎活动中，一方面是为了采集食物，另一方面也起到军事演习的作用。


    青铜器由可能是世袭且专为统治者服务的专门工匠生产，它们更多是仪式性而非实用的器物。青铜器当然也包括武器、盔甲和战车，但占比例最大的是造型精美、形态各异的爵、角、甗和鼎，其中最重的能达680公斤。它们通常借助模范法分次浇铸，再将各个部件完美拼合，技术之巧妙使当代考古学家一度以为这些铜器是通过失蜡法一次性铸成的。部分青铜器物腹部内侧还有短篇铭文。大体来讲，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受龙山文化甚至仰韶文化的陶器造型直接影响，三足器物造型十分常见。部分商代青铜器显然是宗教祭祀仪式中的酒器，更多的器物则是大型墓葬中的随葬品。这些随葬青铜器往往满盛酒水和食物，供亡灵享用。随葬品中还有陶器，大多呈暗灰色，部分带釉。


    商代史官用毛笔和削成条状的竹简或木简来记录王室活动，竹简、木简串联成册，就像现在的垂直木栅栏一般。这些易腐的材料早已消失，但安阳的挖掘却发现了另一种记录王室活动的载体——甲骨。甲骨由龟壳或牛一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通常用于占卜，由卜官保存。在占卜过程中，人们先在甲骨表面凿一凹槽，再用一枚加热的钻头在槽的一侧钻出一个钻孔，于是甲骨就会爆裂出呈倾斜的Y字形的裂痕。其中一道裂纹从钻孔处贯穿上下，另一道从Y字形的中心斜裂开来。这两道裂纹是卜官判断吉凶的卜兆。不少甲骨上的钻孔都不止一处。


    安阳的档案提供了多达十万件这样的甲骨，其中约两万件有卜官用尖笔刻下的卜辞和解释。甲骨文常见的格式是：“某天占卜，王让占卜的人某某问某件事情。”常见的问题有：“某某王有儿子吗？”“明天会下雨吗？”“明天适合打猎吗？”“国王头痛，是因为祖先某某作祟吗？”“国王晚上会睡好吗？”“现在是祖先某某引起的大干旱吗？”“如果我们派三千人从某地到某地，会成功吗？”“祖先满意仪式和祭品吗？”许多卜辞并非答疑解惑，更像是向神灵汇报，比如战事或狩猎的情况。


    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形态。这些图形与它们的当代变体一同成为当今一大学</a>术成就。这一成就说明了商代的书写系统已然囊括了象形、形声和会意的文字形态，而正是这几种文字形态支撑了今天的汉字书写系统。此外，甲骨文几乎是我们了解商代历史——无论是行政、文化还是宗教——的全部途径。


    商代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这意味着王位常常由兄传于弟，或由父传于子。商王由官员来辅佐，官职的名称通常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功能与区分。官员通常属于世袭贵族，很可能也是王的亲属，而且特殊的职位可以世袭。王会发动针对北境非汉人的“夷狄”的远征，这些北方“夷狄”常被形容为麻烦的入侵者。商朝晚期，王也会发动进攻南方沿海地区或是长江流域的战事。然而，统一的商国却很难将势力扩展到黄河两岸的华北平原之外，虽然不排除它时而与周边文化地区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并传播了文化影响力。对于所谓的商代政治史，我们知之甚少。究竟商朝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原初的封建社会，当今学术界仍存争议。


    西周（前1122？—前771）


    在前1122年推翻商朝的周人，并非入侵的非汉人蛮族。与商代的子民一样，周人也是说着汉语的龙山文化的后裔。几千年前，他们迁徙到了近乎北方农耕盆地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的渭河河谷。但在最初，远在边疆的周人并未对河南的青铜文化的崛起出过力，因而在武王伐纣时，周人仍被商人视作半开化的乡下佬。在被推翻前，商王分封周人的领袖为西伯侯，并按照传统将一名商朝贵族女性嫁给他。周人最初与名为羌的原始藏人结盟并联姻，后者占据了中国本土西境的大片土地。商的统治者十分惧怕、憎恶羌人，视他们为走兽，常派兵讨伐羌人。与周人结盟或许是商朝一个机智的外交策略，其旨在培植周这一诸侯国势力以打压、抑制西方的羌人。


    同对商代历史的了解一样，我们对周人早期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根据传说（如《诗经</a>》），我们可以相信周人最初是在名叫亶父的先祖的引领下，从蛮夷之地迁徙至陕西盆地中部。他带领周人依照商人的方法开垦农田，并在周原地区建邑筑城，这也就是“周”之名的由来。亶父的儿子、他的继承人与一名商朝贵族女性结婚，所生的子嗣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即周文王。在早期文献中，文王以仁慈智慧的楷模形象出现。但很显然，文王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削弱商政权。他开始与周围的部族首领联盟，最终得以发动对商朝的总攻。根据一些传说，文王势力大到商统治者不得不将其囚禁在羑里，但文王的支持者最终还是以高价将其赎回。


    周文王的儿子武王于前1133年前后即位，他将首都东迁至今天的西安附近，新的都城名叫镐京。即位后的九年里，武王继续贯彻其父合纵的政策，同时也开始发动对商朝的战事。起初，武王被击退，但两年后的前1122年，他又卷土重来。据传，武王的五万大军需要对抗商朝的七十万大军，但商朝军队由于不满商纣王的统治，士气低落，甚至转投武王阵营。纣王最终只得退回他的宫殿，自焚而亡。然而，“小邦周克大邑商”，周朝在记述这段历史时显然有所偏颇，双方军队规模的巨大差异也显然不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商周之间必然发生了一系列战争，最后以周的胜出告终。


    历史传说并未将武王刻画成如他父亲一般的仁爱君主，而是将其塑造成强大、严厉、在短时间内恢复国家秩序的君王。武王无意彻底剿灭商朝，反而任命商王室的后裔为殷都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显是让他们继续供奉其伟大的先祖。但同时，武王也委派了他的两三个兄弟密切监管殷都。此后，武王返回镐京。前1116年，仍然十分年轻的武王去世。


    武王虽然推翻了商代，但却无力控制曾是商代故地的更东边的平原地区。我们有理由相信武王以及他的追随者没有过大的野心，只是想掠夺殷都或者杀掉商王一雪前耻。而武王的弟弟旦，也称周公，因为目光长远并为长久不衰的周朝建立了一系列基础制度而被历史称颂。因此，当后世的中国人提起周朝建国初期时的贤王时，除文王、武王外还包括周公。


    武王宾天之时，其子周成王仍是幼童。成王的叔叔召公与周公一起担起了监国的职责，前者统治陕西的周朝故地，后者掌控新征服的东部平原。很快，周公掌权，为成王摄政。与此同时，驻守在殷都的周公的兄弟迅速联合纣王之子谋反，企图恢复商政权。也许是由于嫉妒，有关周公篡夺年幼侄子王位的谣言四起。但周公反应及时，成功镇压了反叛，并处决了纣王之子以及参与谋反的一位兄弟。他向东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扩张，最终将黄河流域平原地区收入囊中。据称在这一系列扩张中，周公灭掉了五十个小国，并且在那些地方新设立起七十一个行政机构。之后，他在位于平原西部的今天的洛阳附近新建了一个都城。新的都城作为周朝的陪都，可以更好地统治东面领土。许多商朝贵族遗民从被夷平的殷都纷纷迁往洛阳。这批人在河南省东部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宋。为了更好地对他们加以控制，周公亲自负责管控他们。在完成以上诸事后，周公在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此后，他仍不断辅佐成王，教导侄子为君的职责。到前1079年成王一朝结束，周朝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已在中国北方稳定下来了。


    周朝从来都不是统一的国家。周王室通过分封制将东部平原地区的领土分与亲族、亲信。这些被分封的诸侯组建戍边军队、建立要塞，周围都是东方的土著。在一些情况下，当地的首领臣服于周朝，于是被视为周朝新的拥护者。如上文所示，商代遗民被恩准获得一小块领土。因此，平原地区出现了一批四散的城邦（国），它们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逐步扩展到了城邦（国）周边的村庄中。可以说，周人及其同盟者对东方平原地区实施的是军事占领。早期的周朝统治者善于快速打击甚至罢黜地方领袖，同时详加甄选地方领袖的继任者。


    周统治者按不同等级、头衔来分封区域性的城邦首领，就像分封王室成员一样。分封的等级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尽管“公”的头衔往往限于王室后代，但地方首领也时常，甚至通常被赐予“公”的称号。这些首领被统称为“诸侯”，实际上，早期小国的首领往往位列“侯”一级。


    由于周朝的制度在一些方面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颇为相似，于是西方人和当代中国人常将周朝归为一个封建时期，其中的诸侯便是封建领主。如果封地和分封制度被视作封建政治组织的核心元素，那么周朝无疑是一个封建国家。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又有迥然不同之处。除了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原始契约性关系外，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周的统治阶层是由血缘维系的。在此之前，家族间的关系并未通过婚姻来安排确定。于是，诸侯都认同作为大家族族长的周王的地位，并且认为他们自己身上也流淌着周人先祖的血液，正如周的开朝君王一样。


    时光流逝，数十年、数百年过去，早期的亲缘关系自然疏远。诸侯逐渐更加认同他们的区域性地位而不再尊崇周王。即使是在平原地区的宋国（商遗民）和鲁国（周公后代），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对于边境地区较大的诸侯国，这种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比如位于今天陕西省的秦国、北京地区的燕国以及山东半岛的齐国。到前8世纪，已出现了近两百个诸侯国。此外，还有一些未被同化为汉人且不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它们与周朝和各诸侯国时有军事或外交往来。西方高原地区有许多这样的部族，被统称为“戎”。聚集于北方的人群被称作“狄”，占据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的人群被叫作“夷”，同一时期，南方的非汉族人群则被统称为“蛮”。南方政权楚国与周朝分庭抗礼，盘踞于整个长江中游河谷地区。尽管早在前8世纪楚国就接受了周王的分封，但楚国的首领仍自称为王。此外，在政治上稍逊于楚的吴国也盘踞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越国则在更南方的今天浙江省境内。


    在武王伐纣后的三百年间，周的统治者基本上维持了在中国北方的政权并扩展了疆域，但这期间不乏麻烦和灾祸。周昭王（前1053—前1002年在位）不断南征长江流域，但却死在最后一次征程中。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前1002—前947年在位）有着层出不穷的传说，据传他是一位强势的征服者和冒险家。根据一个版本的传说，周穆王曾</a>远征中亚并造访了西王母。对于西王母，我们所知甚少，19世纪的传教士通过扎实的研究，试图将西王母与示巴女王联系起来。前9世纪以后，诸侯们便不再重视他们对周王室的义务，开始你争我夺。与此同时，周朝周边的蛮夷也趁火打劫，在边境频繁滋扰。据记载，周厉王（前879—前828年在位）一度发动了长达十四年的抗击南方和西南“蛮族”的战争，但均告失败。在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周宣王（前827—前781年在位）几乎需要不断地抵御北戎的进攻。到了前771年，宣王之子周幽王死于北狄之手，都城镐京也被洗劫一空。历史常将此难归咎于幽王对妃子褒姒的痴迷和宠爱。只因褒姒喜欢看皇家军队整装列阵，幽王便常乱点烽火示警。幽王的军官们都厌烦了这种游戏，于是当北狄真正来袭时，无人再注意幽王点燃的烽火。


    在面对外族入侵时，镐京的地理位置因过于暴露而不堪一击。幸免于难的王室继承人和遗民便舍弃镐京而东迁陪都洛阳。平王东迁标志着周朝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周王朝被称作西周，以区分之后位于洛阳的周朝政权。前770—前256年这段时期的周朝被称作东周。


    东周（前770—前256）


    西周于前771年的灭亡标志着周王绝对权力的终结和诸侯混战局面的开始，诸侯之间的动向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焦点。周朝初期的城邦小国，尤其是那些位于边缘地区的小国已然成了雄踞一方的霸主，许多诸侯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比周王强大得多，而周王只能龟缩于洛阳附近的一小片王室领土。位于陕西的王室故土被托付与秦国，而在此之前，秦国不过陕西北部的蕞尔小国。但它很快成长为与东方齐国、北方晋国比肩的大国。到前700年前后，这三个北方国家与南方半汉化的楚国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权力中心。位于黄河流域平原中心地带的周王朝的势力被夹在其中，成了为数不多的享有文明、地位尊贵却又不具实力的小邦，因而各大诸侯对它只是表面尊奉而已。


    东周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前722年到前481年，称作春秋</a>时期。这一名称源于鲁国文献《春秋》，它记载了中国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大事。这时大小诸侯国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即不断地合纵连横</a>。皇室权威的瓦解使得中国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而各个小国也努力通过合纵连横来维系现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大，数个强大的诸侯国则足以扰乱现有秩序。如此一来，周王得以继续做名义上的统治者，但诸侯国内的事务则完全由诸侯自己做主。各国之间战事时有发生，但并不十分惨烈。诸侯国之间的角力主要局限于外交斡旋、认真学习并合理运用的外交礼仪。


    前8、前7世纪，除了政治角力，我们称之为“霸主”的霸权政治开始涌现，成为春秋时期最显著的特征。“霸主”的出现是为了在不挑战周王权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削弱周王室的实权。楚国在前680年前后开始屡屡侵扰中原地区的小国，这些小国转而投向山东的齐国寻求保护，于是就出现了“霸主”。齐国有着稳固强健的经济以及庞大的军队组织，其首领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由精明的辅臣管仲</a>相佐，于是在那一时期成为中国北方最受尊崇的诸侯国。为了吸引更多周边小国，齐桓公于前681年会盟诸侯，诸侯盟誓、订立共同防御的条约，同时还约定了违反条约的惩戒措施。次年的会盟有更多诸侯参加，并由周王派来的大夫主持。所有中原和东部地区的诸侯都争相加入该联盟，在前678年的一次会盟中，诸侯们公开拥立齐桓公称霸，同时尊崇周王的地位并与其和平往来。在齐桓公在世前，他一直维系着这个联盟，在情形紧迫的时候临时召集会议，帮助其他诸侯国免于羌和夷的侵扰，并成功遏制了楚国的扩张。前656年，楚国甚至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承诺会定期向周王室进贡，第一次向周朝臣服并被囊括进了周朝的封建秩序。


    齐桓公之后，霸权制度不再重要，但仍延续了两百年之久，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时而举行。齐桓公之后有一任诸侯值得一提，即晋国的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前632年，晋文公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此役之后，周王亲自赴会庆贺，并册封晋文公为新一任霸主。霸主之名于是传到晋国，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前5世纪才逐渐消亡。


    晋国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内部的衰弱常常使它无法领导中原诸国。于是，楚国不断取得对北方平原的控制权，齐国则偶尔称霸。但到了前6世纪，位于西境、汉化程度并不比楚国高的秦国开始了一系列入主中原的举措。晋国时而与齐联盟以击退楚国，时而与楚国结成不稳定的联盟以对抗秦国。前453年，晋国内部统治力式微导致了一系列内战，最终致使“三家分晋”。晋王作为这三家所保护的主公得以残喘。到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了晋国三家的诸侯国地位。此后，能一统中原的势力只剩下北方的秦国、齐国以及南方的楚国。


    春秋早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多是礼仪性的竞技。真正的战事鲜有发生，人员伤亡也极少。战场上被别国计谋所挫的诸侯常遭到对手的羞辱，但他们作为周王封臣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时，外交艺术是头等重要的。但到了前5世纪，政治气候改变。从任何角度去看，战争都不再是彬彬有礼的竞技。军事硬实力成了主要的目标。这时的战争往往十分严肃，常伴以惨重的伤亡。败北的诸侯会亡国甚至丧命。


    激烈的战争延续到了战国时期。“战国”得名于《战国策</a>》（交战各国的谋策）一书，一般以前403年三家分晋为开端。参与混战的列国变少了，于是彼此间战争的残酷程度也直线上升。主要的参与者被称为七雄，为首的是西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和南部的楚国；其次是位于现在北京的燕国，以及三家分晋后的赵、韩、魏三国。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越国偶尔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前333年被楚国一举征服。


    由于此时形成的传统已强调华夏一统，并且每个诸侯都渴望成为大一统的君主，于是战争持续不断。不是赢就是输，不是被吞并就是吞并别人，不是被杀就是杀人。局面如此混乱，直到一个最终的赢家击败所有对手，一统中国。在此期间，人们签订停战协议、合纵连横、互换人质、复兴霸主会盟，还进行了种种试图限战的措施，但都徒劳无功。


    这是一个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化迅猛且混乱的时期。一旦周朝早期的礼教，即强大的祖先崇拜被证明无益于保证战事胜利和提供抵御时，它即刻被抛之九霄云外。当周王的权威在整个疆域内衰减时，诸侯在国内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三家分晋之后，齐国在前5世纪也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分裂局面。但它的衰落势头在前391年时被遏止，齐国的国相家族攫取了权力，罢黜了齐公，依靠支持者重新组织国家。其他诸侯国内部也有类似的篡位，诸侯成为国相的傀儡。大体来讲，他们逐渐丧失了对贵族官员的管控。当战事愈发频繁和激烈时，君王们的权力普遍被削弱了。血统越来越不重要，而个人能力则反之。在获得一定的成就和功绩后，个人也能从普通百姓变成大权在握的股肱之臣。同时，战争的白热化加速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于是，略显讽刺的是，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得到空前加强。


    战争策略的转变也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动荡。在战争中，长江三角洲，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潮湿又多沼泽的地区无法使用战车。因此，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依靠步兵崛起。在组织纪律良好的前提下，吴、越的步兵并不逊于乘驾马车的贵族军队。同样，山西的山地地形使晋王及其后代大量依靠组织化的步兵，在与他国的军队对抗时，晋国军队不曾落入下风。随着战争的扩大，战车的高昂造价及其易损的特性使得它愈发不实用。在战国时期，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据记载，到了前300年，诸侯国在对战时会派遣出成千上万的步兵。至此，贵族血统再无任何优势。在作战中，贵族礼仪和教养反倒成了战场上的实际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和西方的非华夏族群正缓慢地向彻底的游牧形态过渡。到了前4世纪，西北方的诸侯国发现他们需要应对战术高度熟练的骑兵，这正是游牧民族的优势。到了世纪之交时，山西北部的赵国开始在部队中引入骑兵，秦国也很快效仿。至前3世纪，骑兵已经成为各国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这一发展成为压倒乘驾战车的贵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弩和铁制武器也在约前5世纪时被引入，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


    由于诸侯国此时已经大量依靠步兵打仗，因此每个国君都需要确保有足够可支配的兵力、高昂的士气以及充足的军备。我们无从得知那时的人口数据，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尽管战事频发，但中国人口在战国时期仍在高速增长，人口数量达到了五六千万。人们大量开荒，尤其是地处边境的秦、楚和齐。特别是在前7世纪大量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后，农业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如果一个诸侯想要拥有甘于付出的士兵和工匠，他就要考虑到子民的安康。传统上的阶级区分不可避免地被弱化。可能社会阶层的平等化最主要还是因为周朝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统治者发现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比受制于土地的农奴干起活来更加卖力，被征召入伍时也更意愿打仗并表现得更出色。


    除了良好的军队和充足的补给外——当然，也为了确保拥有这些——各诸侯国还需要尽可能培养或吸引治国贤才。为了争夺和吸引人才，各国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于是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有志、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向求贤若渴的主顾们建言献策。这一阶段各派哲思争芳斗艳，史称“百家争鸣”。其中著名的派别有道德至上的儒家、自然主义的道家，以及通常归类为法家的宣扬执政效率学说的专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与之相关的价值系统，周朝的各个侧面都在转变。


    战国时期的政治史复杂而混乱。在一百余年间，胜利的钟摆总是肆意徘徊于齐、秦和楚几个大国之间。到了前335年，诸侯开始自立为王，很快，每个诸侯都变成了王。以至于在前256年，当最后一任周王被废除、土地被秦国所兼并时，却引不起一点涟漪。到前323那年，秦和楚达成停战协议并约定一同快速打击齐国。但短短四年之后，楚又组建了一个抗击秦国的同盟。前302年，齐、楚、秦几乎三分天下。但到了前297年，秦国俘虏了楚王并向楚国境内大举逼近，这一举动使得中原的其他国家不得不结成一个大联盟以压制秦国。到了前285年，所有国家，包括楚和秦又开始联合对抗齐国。齐国十分狼狈，甚至一部分领土被北邻的燕国吞并，与燕国的战争也因此持续了多年。于是秦国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在前236—前221年，它发动了一系列战事，并将对手一一击败、吞并。楚国于前221年陷落，当秦军逼近齐国时，齐国竟不战而降，由此中国一统。


    秦朝的胜利（前221—前206）


    从很多方面来看，秦的崛起与千年前周朝的崛起十分相似。秦也位于国家的西境，在与非汉人部族多年的交战中得到了历练。它吸纳了许多戎狄，制约周朝贵族的制度和礼教对于它来说作用甚微。就像周人一度被商人视作乡巴佬一样，秦人对于周人来说也是顽强、粗鲁、奸诈的恶霸。据载，前260年秦国在山西长平打败赵国时，它屠杀了所有降服的赵军，共四十万人，而这只是秦国一系列极端残忍的暴行中的一项。


    秦朝的崛起有许多要素，其中一点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秦国的大本营主要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在前316年新扩展的领土则位于今天的四川省。这两个地区几乎是中国本土最坚固的自然要塞，有峡谷和山脉作为隔离东部地区的天然屏障。从陕西往外则有直通华北平原的黄河河谷通道，四川也有类似的通往长江平原地区的通道。但这个地形很难从东向西入侵，秦朝的腹地从来没有成为战场。对比来看，楚国的位置就十分易于攻击，秦国可以从陕西或是四川两路夹击楚国。齐国则暴露于一个三方都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平原上。在这几个主要的大国中，秦明显占据地理优势。


    此外，地理位置还给予了秦国经济优势，秦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渭河河谷很早以前就以肥沃的良田而闻名全中国，秦国也是诸国中较早开发水利系统的国家。吞并四川为秦国带来了另一块沃土，以及丰富的矿物和森林资源。由于秦国的边境位置和半开化的文化传统，它从未像其余中原诸侯国一般完全浸淫在周朝的礼教之中。因此，在前4世纪从农奴制到自由土地保有制的大过渡中，秦国一马当先。最后，尽管秦国残暴，但其国内的稳固和安定依然吸引了大批国破家亡的中原人口，秦国也欢迎各国的移民前去发展农业。如此一来，秦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牢固的农业基础并囤积了富足的粮食。在前230年秦国发起统一中国的总攻时，它已然占据了中国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对外吸引治国贤才方面，秦国在那时也是相争列国中最积极的国家。部分原因在于，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在给人才加官晋爵一事上从不犹豫。其中，从邻国魏国招纳来的公孙鞅（常称作商君）在前356—前338年担任秦朝的首席大臣，对秦国后来的强大居功至伟。他制定并严格执行了法家的法令，重视农业，强化国家秩序；他将农奴解放为缴纳赋税的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制定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系统；他将所有家庭都划入互相监督的单元，违法者重罚，举报者则重赏。另外一名游士吕不韦</a>本来是河南的商人，前249—前237年在秦国为相。前237年，来自楚国的李斯</a>成为秦国朝堂上的股肱之臣，并最终成为秦朝的丞相。同时，李斯还是前221年后秦推行于天下的法家体系的主要集大成者。


    秦朝的大一统最主要还是归功于秦王嬴政</a>。嬴政于前247年继承王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最终通过一系列军事胜利统一了全国。嬴政以“秦始皇</a>帝”——秦朝第一个皇帝——之称见于史册。在统一了全国后，嬴政认为“王”的称呼已经不再适用，他需要一个新的头衔，由神和神话英雄的称号“三皇五帝”组合而来，即“皇帝”。“皇帝”的头衔被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最后一天，西方将皇帝译作“emperor”。嬴政十分自信，相信他和他的法家辅臣创建的这个国家机器能够万世万代永世长存，于是自命为始皇帝，并规定继承者依次名为“二世”“三世”，以此类推。然而，嬴政的苛政、对那些后代掌管史册的儒生的迫害，以及前210年他死后政策的彻底崩溃，使他以残忍、卑劣的暴君形象留在中国古代史书中。以任何标准去衡量，嬴政都不是一位模范统治者，但不可忽略的是，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权倾天下的男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完成了被视作历史必然的大一统。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王朝，秦朝的成就在于去封建化，这也让短暂的秦朝霸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去封建化表现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其中的非封建、非继承性的官僚行政机构。旧时的诸侯国都被废除了，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身份在全国普及。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甚至开始避免任人唯亲。统一的帝国被分为三十六个（后来变为四十二个）行政区划，被称作“郡”。郡下又设置“县”，后者至今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的一个基础行政区划。县对郡负责，郡对位于今天陕西省的中央政府负责，后者则最终由秦始皇本人直接掌握。


    中央集权需要并推行了标准化。周朝晚期的最后几百年间，地方主义盛行，随之而来的是各类事物的多样化，例如度量衡、货币、车轮距离以及字体。秦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统一标准（“车同轨”以及“书同文”），规范了以上诸多事物，并以谋反的名义严惩地方上的标新立异者。


    同样，思想上的标准化是法家和秦朝政策的重要目标。他们认为哲学思想危害国家急需的高效的工作和打仗，各种学说会导致人们对于国家政策产生叛逆性的质疑。因此，秦朝禁止了一度盛行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严禁赞扬过去或者批评现在。到了前213年，除了秦朝一国的史书以及一些实用书籍，譬如占卜、农业、医药等，其余书籍都被毁之一炬。过去的文献都由政府授权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以便咨询，其余地方不得私藏。由于知识分子难以接受这种巨变，为了制止各种非议，秦始皇在前212年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学者以警世人。即使是秦始皇的皇长子也未能躲避责罚，由于反对这些政策，他被调至北部边境。


    秦朝的另一个成就是皇权和皇城的强化，二者都是集权化的表现。秦始皇建立了一座宏伟精美的宫殿，他数次周游天下，并伴以华丽浮夸的阵仗以威慑子民。在前221、前219和前213年，秦始皇将富庶之家和没落贵族迁往首都，以便密切监控他们，并为都城的生活增添活力。据载，仅在其中一个迁徙工程中，就有约十二万户家庭被迫迁移。秦始皇还活着时就开始修建陵墓，这一工程规模庞大、耗资巨大，但隐蔽性极好。根据传说，在秦始皇下葬后，数百工匠和侍卫被活埋。陵墓中设置了各种机关以杀死任何盗墓者。陵墓上是一个巨大的土丘，以模仿天然的山丘。


    此外，秦朝还修建了其他大规模工程。例如宽五十步、从首都辐射到帝国每个部分的交通网，它既方便了秦始皇的出游视察，又能使中央军队快速到达暴乱地点。水道也在不断改进，秦国大臣李冰在四川成都地区建造了一个非凡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另一些秦朝工匠开凿了联通长江水系与南方珠江水系的运河，使秦国的军队能够直达国境最南端。秦朝的常胜将军蒙恬领命在北境加固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从而建造了从甘肃省一直延绵到太平洋沿岸的万里长城。这些宏伟的工程是用数百万苦力的生命换来的。


    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主要依赖于对秦朝无所不包的法律的严格执行。成百上千的人们被罚劳役，其余的刑罚还包括割掉鼻子或砍掉脚、活埋、烧死、在鼎里煮死、车裂等。


    秦朝除了成功征服了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地外，还举兵征服了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区的百越。与百越的战争持久而艰难，主要是由于百越人习惯于不与秦朝军队正面战斗，而是依靠游击战术使得秦朝要塞和行政中心时常处于防御状态。直到前210年，秦的势力才抵达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即使如此，秦朝南部沿海的郡县——它们在名义上被纳入统治，但同越南河内地区一样遥远——与孤立的岗哨没什么两样，南方的人们远没有被同化或牢牢控制。


    秦始皇也向北进军内蒙古地区，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正在此形成第一个强大的大联盟，即匈奴。然而，秦朝忙于巩固中国本土的势力，无力在北方推行积极扩张主义策略。于是，它修筑长城，认为与匈奴保持一定的攻击距离就足够了。


    在落实安抚和集权化政策的过程中，秦朝政府摧毁了所有城市和地方的城墙，以杜绝地方割据活动。秦朝还收缴了军需以外的所有武器。多余的金属武器被融化铸成鼎和铜人，用来装饰秦始皇的新宫殿。


    秦始皇生性多疑，在经历三次刺杀未遂后，他开始害怕死亡并迷信术士、方士、道士，以乞求长生不老之道，于是朝政大权旁落于大臣李斯和宠宦赵高之手。前210年，秦始皇在寻求不老药的巡游中驾崩，下旨将皇位传于被流放的皇长子。但李斯和赵高隐瞒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假传圣旨命令皇长子和大将蒙恬自杀，篡改诏书助秦始皇的二儿子登基。


    秦二世生来懦弱，于是大权很快便牢牢地掌握在赵高手中。赵高设计将李斯投入监牢，李斯受尽严刑拷打，最终被杀。到了前207年，赵高毒杀了秦二世，并立秦二世的太子子婴为帝，后者旋即将赵高斩除。到这时，整个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到了前206年，新王子婴（不敢自称为皇帝）向起义者投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朝恰恰毁于它的严刑酷法，而这又是法家笃信的政策。不过，推翻秦帝国的星星之火源于楚地草民陈涉。陈涉带领和指挥一队新征召的士兵前往北境服役，途中被暴雨耽误了行程，他意识到他们无法按时到达集结地。根据秦律，类似的微小失误也要施以重罚，且无法减轻罪责。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与其被当作罪犯处置，不如落草为寇，陈涉遂自命为楚王。出乎意料的是，数千名对秦朝不满的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时间，类似的起义运动在帝国四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尽管秦朝将领四处奔走镇压反叛，甚至逮捕并处死了陈涉，但起义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由于知晓镇压反叛未遂的惩罚，这些将领开始转投起义军。于是，一个巨大的起义军联盟形成，并打着楚国贵族后代的名义。其中一支军队进入陕西，并于前207—前206年间攻占了秦都。很快，随着秦朝灭亡，起义军也开始彼此争斗。各方势力争夺分裂帝国的控制权，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割据混战的局面。


    * * *


    [1]我国史学观点一般认为，武王伐纣，商灭周兴是在前1046年。本书写于1970年代，作者的认知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信息与今略有不同，为尊重作者原作计，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予以保留，不再作出说明。——编注


    [2]关于“三皇”，流传最广的版本中，“三皇”分别为燧人、伏羲和神农。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的说法见于东汉《帝王世纪》。——译注


    [3]仰韶文化并非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已知的新石器文化中，挖掘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被测定约在距今7000—8000年前，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符合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且时间上早于仰韶文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