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3个月前 作者： 贺凯
如后文各章所示，中国历史被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在每个时期内，中华文明的模式和它面临的问题都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三个时期分别为：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1850年视为传统中国或古代中国的节点，此后中国历史的主线仅作为后记在文后稍稍涉及。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本书章节按时间排序，因而某一时期内的任何侧面一定先于下一个时期发生。若读者选择按照主题顺序进行阅读，也不会是件难事。涉及通史的章节以及后记部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中国政治史的统观，所附历史年表也具有相似功用。
引言的其余部分旨在介绍为全书奠定基础并贯穿全书的内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土地、人民、语言和文字系统的简要介绍，以及有关中国历史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主题的分析式建议。
国土与人民
地理位置
今天中国的疆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横跨五千多公里；自极北的黑龙江起，南至南海以及与诸多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缅甸比邻的边界，从北到南又绵延五千余公里。中国的地理特征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中国的地形使中国文明自具特色。自远古时代，骆驼商队就穿梭于中亚的荒漠、草原及山地之中，中国和印度洋之间的海路也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畅通，但由于道阻且长，隔绝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因此，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中，地理上的隔绝既可被视作一个限制性因素，也是一个有助于统一的要素。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内部地形最具特色的就是秦岭这片山地地区。广义上的秦岭西起西藏东至安徽，横贯中国中心，亦分隔了黄河灌溉区与长江灌溉区和南部沿海的丘陵地带。中国北方和南方又被绵延的山岭划分成数个子地区。北方包括东部的平原地区和西部的高原地区，南方则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位于四川省的长江中上游盆地地区、集中于东南福建省的丘陵地带、靠近南部海岸的珠江流域灌溉区，以及西南崎岖不平且丛林密布的山地地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地形特征，正如欧洲的民族国家一样众多。
北方和南方的诸多差异还源自中国的两个水系。长江经四川盆地奔流而出，直达中国中心的平原地区，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之一。长江可作为航道一直通行至太平洋，它的众多支流也可直达许多周边地区，因而为南方人的出行、商品交易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交通网。长江复杂的水系还可缓解突发的暴雨所带来的洪水，因而洪水泛滥的情况比较少见。
在这一点上，北方的黄河与长江形成鲜明反差，常常展露极端凶险的一面。黄河水自青藏高原来，为北方农业提供了必要的水源，也规律性地为北方平原地区带来了新鲜的泥土层。但这些优点的代价很大，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要多，泥沙沉积后形成的沙洲使流淌于平原地区的水路不再通畅。且与长江不同，黄河一直都不是有效的交通渠道。更糟的是，黄河没有一个天然、固定的注入太平洋的水道。人们修筑了堤坝，但淤泥的快速沉积使人们不得不修筑得更高，以至一些地区的河床甚至与人们的屋顶齐高，甚或更高。当大坝决堤，河水便会淹没上千平方公里的地区。洪水消退后，黄河有了新的入海河道，从此又开始新一轮的泥沙淤积。如此周而复始，黄河数度改道，入海河道从山东半岛的北侧移至南侧又回到北侧，每次改道都是灾难性的。
主导中国的季风气候加剧了南北方的差异。夏天，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灌入中国，直至亚洲内部的低压区。暖湿气流为南方地区带来充沛的雨水，沿海地区能有150厘米的降水量。而当这些气流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时，特别是翻越秦岭之后，气流中的水分锐减，那里的土地也相应变得更加干旱。冬天，气流以相反的方向运动，寒冷干燥的气流从亚洲内部吹过中国，直抵低气压中心覆盖的海洋，雨水也相应稀少。秦岭和其他山脉也不能阻隔冬日的寒流南下，中国南方，甚至南至与哈瓦那同纬度的广东地区也时常结冰。因此，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十分严酷——全年干燥，冬日严寒与夏日酷暑交替往复，适合农耕的时间只有四到六个月。相反，南方的气候就潮湿得多，既不炎热也不寒冷，可耕种的时间有六到九个月，多数耕地都能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
综上，北方的土壤为次生黄土土壤，由于缺乏规律性的充沛雨水，以小麦和小米为主要农作物。牛和驴车、极端的气候以及棕黄贫瘠的土地是北方常见的地区特征。而南方多为冲积土壤，雨水充沛，适合种植水稻和多种水果，水牛、船坞和挑夫随处可见，气候温和稳定，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对北方的严酷和对南方的恩惠，亦反映在南北方人的脾性上。外来者常会发现北方人是当兵的好料子。南方人则多变而机智，是做商人的好手。若从狭义的地区概念出发，中国人对本国人也有诸般成见：山西人精明吝啬，湖南人多智且诈，苏杭多美女，等等。
种族
若单从外形特征划分种族，简单常见的划分办法是将人们分为高加索人种、黑色人种和蒙古人种。中国人认为他们是亚洲独一无二的、在人种上同质的——拥有统一的蒙古人种的国家。此外，历史上中国人较少与其他人种有过大规模交往。到16世纪现代欧洲人入侵亚洲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汉人还是非汉人，都是同一种族的。中国人从未有过人种的概念，即自己与他人是否同属一类。即便如此，中国人依旧从文化角度上来区分自己与他者。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中依旧有着外貌差异，与前文讨论的地形与气候差异相似，外貌差异可依南北划分。大致来讲，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比高加索人种体重轻、身材矮，北方人又比南方人高大强壮些。因此，尽管中国人都有蒙古人种黄肤黑发、少体毛、单眼皮的特征，但北方人相对高大健壮，就像临近的蒙古人、朝鲜人一样，南方人则相对瘦小，如东南亚人和日本人。我们在历史中可探寻南北方外貌差异的原因，亦见下文。
语言和书写
尽管中国的种族单一，但语言种类繁多。多数中国人所说的语言为国语</a>[1]，过去称之为“雅言</a>”或“官话”。官话曾是国家官员的交流语言，即他们必须要学习这种“第二语言”。官话是中国北方以及长江流域地区居住人群的母语，长江三角洲以南至越南之间的沿海地区的母语则另有其他（为古语演进）。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沿海地区的语言模式——吴语</a>、闽语和粤语——并非独立于汉语普通话外的语言系统，而是汉语的方言，每一种方言之下又分多种次方言。尽管如此，方言之间的差异——从发音到词汇再到少量的语法和语法的变化，使操持不同方言的人们彼此无法沟通。说闽语的人无法与讲普通话的人对话。同样，说粤语的人和说吴语的人也无法沟通。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南方有些地区，一个内陆农村的人甚至无法与邻村的人交流。
如此复杂的语言系统是现代社会无法容忍的。20世纪，中国政府在所有学校，以及包括广播和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中有系统地推行普通话。时至今日，大部分非普通话地区的人们相继学会了运用这门语言，少则能够听懂，多则能够用普通话沟通。
我们在邻国的语言中发现了汉语的近邻。汉语、泰国语和越南语可能属于同一语族，而这一语族又与藏缅语族联系密切。这两个语族都可纳入汉藏语系，在关系的层次上与纳入印欧语系的语族相似。然而，纵览中国历史，人们并未发现中国与其北方近邻——如蒙古——在语言上的任何联系。北方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族。时至今日，阿尔泰语系甚至覆盖了朝鲜和日本。这些语言与汉语截然不同，正如汉语与印欧语言的巨大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与日语紧密关联，但没有语言学上的依据证明这一点。语言学研究分析表明，汉语主要有四个特征：汉字通常是单音节的；词语没有形态变化，在表示不同的时态、单复数和主动被动时，汉字无变形；通过不同的声调区分大量近音、同音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有着歌咏一般的特性；汉语句式通常遵循名词、动词、副词、名词的顺序，与英文相似。而日语在以上四个方面与汉语显著不同。让门外汉困惑的是，在早期，同韩语、越南语一样，日语借鉴了汉语的非字母系统，但二者在语言学上又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借鉴汉语的书写形式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并不大，还不如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在世界范围流通的影响力之大。西方把非字母系统中的符号或汉语书写中的图形称作“字”（character）。通常，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独立、有针对性的图形来表达某个词语或概念的集合。一本好的字典会收录四万以上的图形（字），正常的阅读需要五千以上的词汇量。人们常将多个图形合并成新的图形，因此又多了上千词汇量。现代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减小书写的难度，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只能将其中一部分极难的文字简化。由于汉语存在大量同音字，加之不同的声调以及其他各类复杂性，它几乎不可能被成功地转化为字母书写系统。中国传统语音学家的努力，可看作一种尝试。
上述图表展示了汉字特征的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类为象形，它们是以某个特定物体约定俗成的图形式符号表示，如“木”或“子”。第二类为表意，是表示概念的符号。部分表意文字的结构简单、直观且易于理解，例如那些基础数字或是“上”和“下”，但大部分表意文字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图形（意象）的复杂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表示着这些图形概念的集合。例如，“好”是女人和孩子的集合，“家”是房屋下有一头猪，“安”是屋内有一个女人，“明”则是将太阳和月亮并置。第三类造字形态是形声，它不仅表示了某一概念还包含了字的发音。形声字是一个象形元素或含义有关联的表意元素与另外一个表示发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在上图的例子中，“桐”字中的元素“同”在单独使用时发音为“tong”，含义为“一起”，另一个元素“木”表“树”的含义，单独使用时读作“mu”。这些元素合起来表示了一个与木或树木关联，同时又发“tong”音的字——名为“tong”的树。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文字属于第三类的形声字。
象形形态
子（来自甲骨文）
木
女（来自甲骨文，暗示一个恭顺、跪着的、双手紧扣腰间的形象）
表意形态
简单：
一 二 三 上 下
复杂：
好（女人和孩子） 安（房屋下的女人）
家（屋顶下的猪） 明（太阳和月亮）
典型的形声形态：
桐，一种树，结合了木（音为“mu”）的含义与同（意为“一起”）的发音
中国书写系统简介
正是由于汉字书写系统的复杂性，对中国人来说，它的价值无限且作用巨大。无论发音如何，汉字图形的表意都不变，从而克服了汉语中同音、声调、方言变化带来的重重困难。即便不能用口语顺畅地交流，识字的中国人也能用汉字来沟通。因此，文字系统成为主流文化的载体和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此外，汉字的视觉美是其他字母式文字系统所不能比拟的，中国人也将伟大的书法作品尊为最好的艺术品。从某种角度来看，汉字书写抵消了中国文字系统的某些弊端。
汉语的书面语远比口语简洁。若书面语和口语本来同源，那么在历史早期书面语就已从口语中分离，并随着时间衍生出了不同的文体。我们把传统书面语称为“文言”，以与“白话”相区分。文言有一套与口语无关的语法规则，晦涩，但有一种优雅的含糊。20世纪现代化运动推进者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推广白话文，这一举动让原本十分难记的汉字变得简单起来。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1920年以前的著作仍旧晦涩，就像古典拉丁文对当代西方人一样。文言从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当代版本的古文需伴以白话注释和译文出现。尽管中国人一早就开始采用圆点来表示语句的停歇和完结，但文人常常随性地选择是否运用它们。一篇文言文常常通篇没有任何标点，这也增加了阅读文言的难度。人们难以从页面格式上判断某一篇文章的文体，因为诗歌和散文都可以不断开地书写。另外，由于是汉字，人们不需要通过大小写来判断专有名词和句首。中国人一贯如此推崇、尊敬他们的文学大家。
中国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延续性
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单元。数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家族姓氏。姓氏按父系血缘传给下一代，财产亦然。财产通常会平均分配给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因此家族会定期分解成为更小的分支。但理想化的中国传统是将多代成员维系在一个家庭中，成为一个大家族。传统的社会就是由数个大家族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结的巨大网络，每个人在其中扮演明确、固定且令人满意的专职角色。个人的成就有益于整个家族，而个人的离经叛道和</a>失败也会祸及整个家族。面对外界时，个人从不是一个人，他既是家族的代表，也需承担家族责任并维持家族荣耀。美式理想中顽强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是不受推崇的。
理想化的大家庭是由祖先崇拜的信仰约束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它变成一个无限延续的团体，其中的成员对他们的长辈和晚辈都负有责任。大家庭同时由社会经济约束凝聚，家长（或族长）控制了家庭（或家族）的社会经济大权，也对所有成员的活动担有责任。大家庭包含一名家长（或族长）、家长的家庭以及他所有男性后代的家庭。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这些人同住在一个互助式的家庭内。家长去世后，他的财产被分割，他的儿子们便成为各自家庭的新首领（家主）。理想状况下，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是更大的生活、工作单元，即大家庭的一部分。联系密切的家庭自认属于同一宗族或世系，它们以某种合作性的关系联结起来，并由一位年长的家长任族长。这些宗族认为自己与其他同姓氏的宗族有关联且负有义务，从而又组成了共同的世系集团。非近亲结婚原则仅适用于父系宗族：一个男人可以娶他母亲家族的堂表亲，因为她们与他姓氏不同。但这个男人却不能迎娶同姓女子，即使与对方非亲非故、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行。一夫多妻（准确讲为“一夫一妻多妾”）是被接受的，但无论何时，丈夫只有一个主要的或合法的妻子。所有的婚生子女都是合法的，并按长幼排序，但嫡庶有别。家庭称谓广泛运用于社会之中，人们用叔、伯、姨、表、堂、从等词语称呼他们的邻居和朋友，用“父母官”称呼地方官员，用“民之父母”称呼统治者。
不断有人指出远古时期的中国是母系氏族社会，但通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家庭中，妇女扮演的都是从属角色。她们的地位在有文字以来显著下降，多数家庭将女儿视作多余的负担。为女儿包办一门婚事需要嫁妆，但女儿出嫁后却只为夫家做贡献、添福利。贫困家庭常常被迫将女儿卖作女仆、妓女或小妾。在极为艰难的时代，杀害女婴的现象无处不在。无论有多卑躬屈膝和忍辱负重，中国妇女还是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其丈夫的精神力量。中国文学作品和外界的观察都认同中国丈夫在世界上最惧内，而中国婆婆常欺压她们的儿媳。
典型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一户坐落在村庄内、与十余户家庭来往密切的农耕家庭。他们的田地不大，花园有大有小，散落于村庄附近。近几个世纪以来，一户家庭的田地通常不会超过三四公顷。男性负责耕种这些田地，女性也下地干活，但她们多数时间负责看家、喂鸡、养蚕和织布，即“男耕女织”。人们几乎没有任何闲置土地，土地上生出的作物也不会被浪费一粒，即使粮食丰收过后的秸秆，也会作为薪柴来做饭和取暖。
通常，在目光所及的平原和山谷中坐落着一两个相似的村庄，距它们数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集镇，集镇上都是店铺和稍微富裕者的宅邸。农民在集镇上卖出收割的余粮，买入所需的工具和种子，并与熟人互致问候、探听消息。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间，集镇是规律性举办庙会和庆祝节日的地方。庙会和节庆活动由周边的镇子轮流主持，行商会将外来的商品带至庙会兜售。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集镇最远的辐射范围可影响三四十公里外的农民。于是，一部分条件不错的集镇进而扩展为城市，变成附近区域的大宗货物集散地，也成为所有合法政府的最低一层行政单位县衙的所在。
与西方传统中的典型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并不能自给自足和独立生存。从很早开始，至少在近一千年内，中国的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农民习惯于在市集上买入卖出。假使一位农民有一片高产的稻田，并且住在人口稠密、对粮食需求高、粮食价格也高的地区，那么他很有可能倾全家之力，将所有的耕地都用来种植水稻，再全部卖到市场上去。他个人和家庭可能会买入一些低廉的食物，甚至通通购买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粮食。因此，如果市场条件可以提供差异化优势时，即使某一地区适合一年两熟，这里的农户仍有可能只种一季，或者将生产力投入家庭手工业，譬如纺织业等。简而言之，中国的农业经济并非简单和僵化的模式，它随着行情和货币状况而变，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在古代中国，超过80%的人口为农民，现代占比亦重。这些人辛勤劳作并穷尽各种方法来维持生计，却只能勉强过活。他们没有受过正当教育，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和头上无常的老天爷，“靠天吃饭”。在历史上，我们很难知晓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过，仍有区域性的“小传统”，例如民间迷信和历史传说等通过口头流传下来，其中充满了对于生存的热望。而且，这类区域性的历史与城市的高雅文化并非毫无瓜葛。
剩余的约20%的人口参与到了“大传统”，即同质的书写文化之中，并做出贡献。由于中国人口在公元元年时已达六千万人，到1100年前后已有一亿人左右，这群有文化、出身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过去的两千年间，无论在什么时间点，这群人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超越了许多现代国家。此外，社会的运转模式削弱了城乡间的二元化。判断政府好坏的单一标准以及单一价值系统，自上而下地主宰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底层的群众未被逐出，反而被囊括进了这个系统。因此，若把“大传统”视作掩盖无声、被压制且充满愤恨的大众的单薄饰面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出类拔萃，但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能与和谐的自律相比肩。
边境关系
历史起源之时，汉人并未拥有整个汉地，但是，他们通过逐步的发展，从华北平原这片最初的家园扩展到了整个汉地。正因如此，不同时期的中国有着不同的地理实体，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早在公元前汉人就开始了对长江地区的开发，但直到8世纪前后才完成。到12世纪，南部沿海地区才被正式纳入中原中央政府版图。自15世纪起，汉人才开始大力开发位于西南高原地区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虽然北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12世纪后重心开始南移。时至今日，南方依旧在经济和文化上领先。
中国南方早期并非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中国未像美国那样驱逐不相干的“野蛮人”。当中华文明在北方平原地区崛起时，南方的土地上也居住着一群人，属于汉藏语系的蒙古人种，是汉人的近亲。而且至少在当时，这群人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远远落后于汉人。汉人和中华文化逐步成为这些南方人和他们文化的主流，一部分是通过军事化行动，但更多的是通过和平融合，将这些非汉人吸收到中国中。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刚刚被征服或同化的南方人并不会自动变为北方人，他们的信仰、习俗或是生活方式亦然。然而，当新人将他们非汉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华文明时，中国的含义也随着每一次的新扩张而改变。因此，中国版图的南扩可被视作中国人民和文化的一种渐进充实，也解释了广泛存在于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形体、语言的多样性。
中国人称自己为汉人，名字取自早期的朝代名称。汉人熟悉许多部落名称，最常见的集合称为蛮夷戎狄。并非所有部落和族群都被中国同化或融合了，那些极不情愿成为汉人的部族与相对先进的中华文明渐行渐远。他们选择执着地发展自己的文明，使之相对独立。在中国的历史记</a>录中，有汉人与这些部落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多数情况下，汉人会试图缓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南方和西南的部落民族依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他们依旧以少数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生存，被冠以苗、瑶、壮、彝族和摩梭人等称谓。在近几个世纪中，中国政府默许这些民族及部落的存在，将它们划为国家的自治地区。20世纪，政府也一再尝试保护和鼓励部族的本土文化。一支很有趣的族群叫作客家人，遍布中国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客家人被认为是在12世纪从华北迁徙到今日的所在地，他们与周围的民众隔绝，严格保护着“纯正”的北方生活方式。
中国很久以前就对越南北部有很大影响，但中国版图的南扩还是止步于今日汉地的南界。中国政府先是在13世纪，随后又在15世纪派遣海军远征。15世纪的那次出海控制了印度洋地区，船队直至非洲东岸。然而，中国并没有尝试把这些海外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大量华南沿海居民开始向南洋迁徙，到20世纪，这些华侨已然遍布东南亚国家，有的还成为当地的经济大鳄。
中国北部边境则面临着彻底不同的局势。尽管在种族上与汉人相近，但北方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阿尔泰语系，与汉人语言不通。此外，北境民族为游牧民族，而汉人过着农耕生活，二者不同。历史中的很多篇幅都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西方草原民族与定居不动的汉族之间为赢取胜利的斗争。游牧民族在移动性上占优，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短时间内在中国边境的任何位置集聚起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汉族农民不擅长养马和骑术，因此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需要强大的补给车队。但交战时间一长，汉人军队的持久力就能逐渐消磨掉游牧民族的爆发力。因此，战事主动权常在双方之间流转。直到18世纪，现代大炮的出现才打破了边境双方的力量平衡，自此中央政府稳操胜券，加强了对新疆和蒙古等地区的直接管理。
最初，北方的民族并非游牧民族，最早的汉人也非定居的农耕民族，二者都是以畜牧、采集和原始农业为生的迁徙部落。在中原地区崛起的汉人逐渐依赖农耕，而北方的部落并没有发展农业。也许是因为极端的干旱气候，北方部族反而愈发致力于发展更加有利的游牧生活。骑马游牧出现于前9或前8世纪，到前5或前4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至此，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道扬镳。也是自那时起，北方游牧民族成了中原政权存亡的威胁。北部的防御问题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续的重大问题。
中国持续南扩的部分原因其实是为了应对北方游牧部落不断联盟的压力。对于一个游牧部落的可汗来说，掠夺城市甚至政治占领是其野心再自然不过的表现。一部分游牧民族难免会留了下来并成了汉人。于是，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文化元素，正如中国的南扩也会吸收南方的血液和文化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游牧民族未能占领中国，同时又受到更北方的部族的欺压，于是向西迁徙，跨越中亚，成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和突厥人。同样，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原住民向南迁，成为东南亚史中的越南人、泰国人和缅甸人。
国家统一与朝代更迭
若不论其他而只从内部看，中国史是反复实现、重现政治统一的一长串奋斗过程。中国本土的复杂地形、多样的文化和语言，以及持续变化的汉人族群，使维持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自然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军阀势力周期性地兴盛。
经典的朝代更迭模式是：一个军事强人靠武力统治全中国，然后将皇位传于长子。开国皇帝的活力往往能巩固其子孙的统治，他建立王朝机构体系，以此巩固政权并维持后代的和平与繁荣。但数代后的皇帝则生于宫墙之内，被宫中妇人和宦官的阿谀奉承娇惯，远离宫外的现实世界。一旦登基，他们便成为不切实际且不负责任的君主。同时，政府机构和政策不能及时适应急速变化的生活水平。国家机器不能对新的国家需求做出及时应对，于是地方豪强或军阀——本土的叛军或北方的入侵者便趁机分裂国家，突然发动内战。最终，一名军阀会镇压其余人，建立一个新朝代，然后开始同一个循环，即统一、巩固、停滞、最后四分五裂地陷入混乱，此后再周而复始。
诚然，上述模式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朝代更迭；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更迭都与中华文明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这种循环——从强到弱、从集权到分权、从秩序井然到兵戈扰攘、从天下一家到四分五裂，尽管很难被解释清楚，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正是由于中国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社会、政府系统，部分朝代才得以持续了三百余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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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洋政府时期民族共同语的称呼，1949年后改“国语”为“普通话”。目前，“国语”主要是中国台湾地区对汉语普通话的称呼。——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