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毋庸置疑，本书所用方法绝非叙述古代中国文明史</a>的唯一方式。然而，在二十五年的教学和写作中，在通过对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演变给予同等关注，试图为无数中国历史的难题找寻公正答案时，我发现本书的方法仍是我最满意的一种。


    本书的重点并非对简单事实的罗列，而是规律和主题。然而，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由于缺乏对中国的研究，他们需要忽略掉那些干扰性的名词和术语。我已经尽力将这些名词术语减到最少。此外，在提到中国地名时，我放弃它们古时的称谓而采取现在的名称，以为读者提供便利。


    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分析、解读与洞见，影响、重塑了我对中国文明的观点，也对本书贡献极大，我非常感谢他们。尽管无法尽抒对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的感激之情，但我仍希望能够在致谢章节中对他们，尤其是芝加哥大学</a>的两位已经退休的杰出学者致敬。在他们两位的谆谆教导下，我充满信心地踏上了中国研究的征程。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与帮助，包括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特别是罗伯特·布劳尔（Robert H. Brower）、道格拉斯·克拉里（Dous D. Crary）、柯润璞（James I. Crump）、杜志豪（Keh J. DeWoskin）、艾瑞慈（Richard Edwards）、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弗吉尼亚·凯恩（Virginia C. Kane）、林顺夫（Shuen-fu Lin）、马伟怡（Wei-yi Ma）、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和万惟英（Wei-ying Wan）。同时，也要感谢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同行们：高居翰（James Cahill）、齐思（W.T. Chase）、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素柏（Alexander Soper）和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尽管他们与书中的实质内容无关，但我仍要感激他们的热心支持，是他们让我意识到创作此书的重大意义。


    我还要特别感谢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写作的重要阶段为我提供了部分的资金支持。也要谢谢我的同事马盛静恒（Jing heng S. Ma），是她帮我完成了第8页[1]的简体书法。两位同样来自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同仁费舍尔·彭（Fischer Peng）和诺拉·灵韵·史刘（Nora Ling-yun Shi Liu），分别为我完成了第240、248页的草书和行草，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还要谢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员工们，包括贝尔（J. G. Bell）、巴巴拉·姆努金（Barbara E. Mnookin）、阿尔伯特·伯克哈特（Albert Burkhardt）等，谢谢他们对本书的关注与垂青。


    在漫长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是我的爱人包容、鼓励并照料了我，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希望她能够持续相信，她的努力并未付诸东流。


    贺凯


    1975年5月于安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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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序言中的这些页码，都指英文原</a>版页码而并非中文译本页码。——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