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财政经济上的变迁

    众所周知，清朝是由中国东北的荒野而入主广大的中国。在此前后，中国本土即明朝的财政状况是怎样的呢？有必要预先知道一点。


    明末的财政


    明朝灭亡，一大原因是在财政上。明朝的财政，在处理各种收入时非常复杂。清朝时主要以银核算岁入岁出，但明朝并不只以银计算，接受米等食物，马料等以草缴纳。此外，明朝的特殊通货本应是银——但在中国，人们并不认为银是通货，实际流通过程中纸币被大量使用，称为“钞”。当然，明末纸币大幅贬值，主要用于官方征税以及支付薪俸，除此之外，纸币几乎不流通。明初时，钞一贯文相当于银一两，但到明末只相当于银三厘，一两之下依次是钱、分、厘，因此，一贯钞只相当于原来的三百三十三分之一。因此，虽然名义上银、钞通用，但实际生活中已经不通用了。但到万历年间为止，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仍是用钞计算的。有实际效力的是铜钱和银，因为铜钱不便于向远方运送，因此，军费等需要向远方运输的就使用银，银就成为岁入岁出的主要部分。但在收支方面也还使用除银以外的东西计算，因此今天只看银的话，岁入岁出的定额是很小的。


    根据万历中期户部官员核算后所上的奏折来看，银一项的岁入、岁出是四百万两。到明末支出急剧增加，导致财政不支。为应对日本征伐朝鲜而出兵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战争持续了七年，正规的军费开支是五百八十三万两。此外，还有各种附属费用，数额在三百万两左右，共计支出了八百八十余万两。明朝财政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同时导致万历之后明朝走向衰弱。


    紧接着，随着满洲的强盛，征伐满洲也成了一大问题，这被称为辽东征伐，其军费开支也非常庞大。以往岁出、岁入不过四百万两，明灭亡前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岁出升至一千二三百万两左右，当然岁出的增加是以增税来实现的。到明亡之际岁出渐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银的支出增长至正常定额的四倍以上，就不得不征收重税，因而引起各方内乱，最终导致明朝在被满洲灭亡之前就被起义骚动灭亡了。


    清朝的初期


    如上所述，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财政上。随后清朝从中国东北而来，取代明朝。对清朝来说有一点很有利，那就是进入明朝的土地时，完全不需要像明朝征伐满洲那样，在财政上支出大量军费。所以，清朝免除了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苛捐杂税。但是，清朝入主中国之初，并未完全获得中国的十八个省份，所以岁入比不上明末。此后，年年出现岁入不足的情况。但满洲这样的偏僻小国，野蛮人成为中国中原的大帝，就像贫穷的农民突然进入大都市，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几百万两收入的大富豪，因此在开支方面与明代有很大差异。任何国家走向毁灭时都是如此——帝室开支庞大，明朝末期也不例外。但对清朝这样从偏僻地区兴起的国家来说，并不需要如此大量的帝室费用。而且，清朝也渐渐意识到，不要像明朝那样在帝室费用方面耗费巨资。如此等等，因而财政渐渐宽裕起来。关于此事，康熙</a>帝，即进入北京的第二代皇帝，曾把明代的费用情况与清朝尤其是自己这一代以来厉行节俭的费用情况进行了对比。


    宫廷的节俭


    明朝宫廷花费高达九十六万两白银，康熙帝将此全部用作军费。此外，无论明朝还是清朝，均设有专管宫中用度的机构——光禄寺，工部专司建筑营造事务。这些都需要很多的费用，明朝光禄寺每年向宫中送去的费用是二十四万两，到康熙帝时减至三万两。且薪炭和营缮的费用也加以节减，光禄寺节省了明朝十分之九的费用，工部的费用也减至二三十万两，后又减至十五万两。宫中使役的人数当然也大为减少。康熙帝时还有自从明朝就在宫中服侍的老宦官，据他所言，明朝宫中每年所使用的胭脂、白粉就要花费四十万两。此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出明朝宫廷开支很大。清世祖</a>入北京后，这些费用都被省去了。明朝宫中使役的女子多达九千人，宦官有十万人。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就不知会有多少人因饥饿而死。当然这些话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但如果相信这个宦官的话，那明朝的状况大致如此。到康熙帝时，宫中使役的男女总共只有四五百人。康熙帝还把光禄寺的费用从明朝的六七十万两减至四五万两，工部的费用原来每年大约是一百万两，也减至十五万两。宫中大行节俭之风。换言之，乡下人即使成为身份高贵的人，也不需要明朝那么多的花费。因此，到康熙帝末年时国库出现大量盈余。关于盈余的数目有各种不同的记载，这是中国人自己记录的数字，这些数据之间的差距还挺大的。据魏源</a>的说法，康熙帝十分节俭，其末年留下了八百万两；另有一种说法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国库剩余金额达五千万两。这两者的差距很大，不可能都是错的。也许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导致了上述结果，譬如只计算中央，或把中央和地方合在一起计算。总之，盈余逐渐累积是事实。


    厉行节俭，以此减轻百姓的负担。尤其清朝是从外部入主中国的，努力取悦人民，所以大力减轻其负担。


    壮丁税的废除


    减轻百姓负担的手段，首先是废除壮丁税。从明朝起中国没有人头税，但有壮丁税。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子要缴纳壮丁税。而且根据地方不同，壮丁税的高低也有很大差异。低的壮丁税只有银一分几厘，即一两白银的百分之十几，高的壮丁税每人缴纳四两以上，这是明末内乱导致的不平均。总之，平均每人须缴二钱即一两的十分之二（相当于现在日本钱的二十五六钱）的壮丁税。但乾隆</a></a>五年（1740年）废除了壮丁税，而将其摊入地租中一并征收。因摊入地租一起收取，实际上并非完全废除。那何以说减轻了负担？原因在于此前每隔五年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调查五年中增加的人口以收取壮丁税。乾隆五年后便废除了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因此减轻了负担。由于摊入地租，地租是定额收取的，不会增加，这样负担有所减轻。


    雍正</a>的财政政策


    虽说百姓的负担减轻，但国库的收入却在大大增加。康熙帝之后是雍正帝，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但他在财政上的功绩不可小视。他信奉禅学，是一个严肃的人，使用了很多的密探。关于雍正密探有一段逸话，即某大臣在北京的家中与友人一起玩骨牌，其间一张骨牌不知何时不见了。三四日后他去谒见皇帝，皇帝问他，某日某时你在做什么？这个大臣诚实地回答说：实在抱歉，当时在玩骨牌。雍正帝大悦，认为此人是不欺君可信的大臣，表扬了他，并拿出了他丢失的那张骨牌。这便是雍正使用密探的一例。他对财政的管理也十分严明。在位仅十三年，但因为他，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当然，这样作风的雍正皇帝与他的许多兄弟关系并不好，对其兄长处以非常残酷的刑罚。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伟大的。


    耗羡归公


    雍正帝整理财政、增加收入，措施之一就是把耗羡作为地租的附加税，计入政府收入。耗羡是指百姓纳税时，因为意外的灾难中途会有损耗，影响政府收入，因此要附加缴纳保险金。附加税的金额因地方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浙江杭州一带较低，每一两附加四分，即附加税是百分之四。高的是二钱，即附加税是百分之二十。耗羡制度原本就存在，但它是作为地方税，充作地方官厅的杂用（实际上进入中国地方官的口袋）。雍正帝时对此下了严令，禁止一切侵吞公款之举，使得租税的收入平均增加了一成到一成二三分。当然，作为补偿，雍正帝也给官吏们大量津贴，即所谓的“养廉银”。但即便这样也并不能完全遏制官吏们私吞公款。虽说是减少了官吏的额外收入，但又出现了其他名头，因此，只能向人民加税。总之，用这种方法增加了政府收入。


    捐例和盐课


    在中国每逢发生意外，便通过捐官的形式卖官鬻爵。政府在遭遇事变时也往往实行这一特殊政策，如出几百两就可以做县官。但到雍正帝时，有了好歹也算官的候补官，但这类官并不是实任，因此每年都可以卖，捐官成了年年都有的常例。通过捐官每年就可以增加大约三百万两的收入。


    此外，因为国家太平，人口不断增加，食用了大量的盐，盐的消费也大量增加。乾隆时一年的盐税与清初相比就增加了三百余万两。


    关税


    中国在自己国境内也设关口。这里的关口，不是像日本德川时代那样审查人们的资格，而是收取货物通行税。在此前，收取的关税只能维持这个关口的开支，因为天下承平日久，没有战争，货物的流通也逐渐增多，所以雍正、乾隆时期关税收入就开始增多。雍正末年，收入更是大幅度提高。


    到底当时的岁入有多少？大致能达到四千五六百万两，且每年岁入都会产生剩余，雍正帝末年国库的剩余金额高达六千余万两。当时，因为出兵讨伐蒙古、新疆等地，用掉了一半，到乾隆初年只有两千四百万两左右。


    乾隆朝的全盛


    乾隆帝统治期很长，有六十年即一个甲子，其间有多次大征伐。如前所述，征伐时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浪费，与清初非常不同。当时将领私吞现象严重，而且战争结束后的恩赏增多，因此开支便大了很多。乾隆帝时新疆纳入中国的版图，为此发动的征伐花费了三千余万两。但此时国库的剩余金额仍有七千余万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的深山之中，长江上游险阻的大小金川地区蛮贼作乱，为平叛而用兵，花费七千万两平定，但同年的上谕中明确写有国库剩余六千万两。紧接着到乾隆四十六年国库剩余金额又达七千八百余万两。乾隆年间一共实行四次全国性地租全免。地租全免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但总之只是免除了输向中央政府的，即《赋役全书》这个中央政府账本上所载的地租额。此项地租额一年有三千五百万两的收入，然而竟然免收了四次。此外，还两次免除了中国南方七省每年要向北京运送的大米。这些事情似乎都很不可思议。当然，只是免除给中央政府的地租这一点也存在争议。因为名义上这些做法都是惠及百姓的，但地租免除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官吏在收取政府税金时，往往增设种种附加税，从而中饱私囊。现在地租全免，本税全无，附加税也就无由征收。免税，官吏就无从获得收入，实则并非如此。纳入政府的这部分租税虽然是免去了，但地方官吏却以其他各种名义收税，导致附加税不减反增。因此，地租全免是皇帝得到了好名声，而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不管怎么说，中央政府免除了税收，国库收入也自然减少。


    国库充盈的乾隆时期，造就了中国的全盛时代，乾隆帝四处巡幸。江南地区风景秀美，为表达孝心，乾隆帝带皇太后不远万里从北京出发到南京、苏州、杭州一带游玩。乾隆一生六次外出巡游，途经之地皆免去租税。而巡幸又有很多花费。全中国地租的免除、南方七省漕粮的免除以及六次巡幸江南，导致国库减少了总共两亿两的收入。可见乾隆帝明知会减少国库盈余而坚持巡幸。即使是这样，乾隆五十年的国库剩余金额仍然有七千万两。


    这时清朝极尽昌盛，乾隆年间还提高了武官的薪俸。当时兵员数当然是增加了，此外给全体成为武官的兵卒提高薪俸，一年的支出需要增加三百万两。从那时起，就有一些异议。当时有名的大臣阿桂</a>担任地方官，上奏说：以增加三百万两的支出来救济武官的穷困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成为常例，那此后每年就必须多支出三百万两。若是一时之举尚且可以承受，但如果成为常例会对将来的财政不利。而且国家的收入终归有限，没有特别的增收，突然增加的三百万两支出从何而来？但由于乾隆时每年能增收五百万两左右，因此，乾隆帝认为增加武官俸禄三百万两不会影响国库财政，也并未采纳阿桂的建议。


    总之，自清初以来到此时为止，清朝财政收入一直在不断增加。这一百五十年间，清朝国库的岁出入一直呈增长态势，清朝迎来了全盛期。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情形：高居人民之上的官吏，几百年来都是如此，既不会由于朝廷行善政而使百姓受益，也不会因为行了特别的恶政而陷于困难。通常中国只要没有连年的战争，人口就会不断增加，而且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未开垦的地区不断被开发，国库收入也会随之增加，国库收入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朝廷开始奢侈起来，文学兴盛，又大兴土木，以此粉饰太平。中国的历朝历代，大体都是在中期的第四五代达到鼎盛，讴歌太平，其实就是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某个皇帝格外伟大。


    衰运


    清朝也是这样，在一百四五十年间逐渐走向全盛，此后逐渐衰败。历史学家曾研究过清朝衰败的原因。探究清朝走向衰败的原因并非易事，经过不断研究，结果发现岁出的增加是原因之一。从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六十年间，因为岁出增加而造成了清朝严重的衰运。


    皇族的增加


    岁出增加的原因有很多，皇族增加是其中之一。中国皇族历来人数众多，满洲兴起时太祖的伯父、叔父的后代都是皇族，称为“宗室”。此后，每十年查一次族谱，此族谱收藏在奉天及北京的宫殿里，这些族谱足够装满整整一个大仓库。太祖的祖父的兄弟们的后代是准皇族，称为“觉罗”。宗室和觉罗均有一定特权，其中宗室又被称为“黄带子”，有系黄带子的特权，觉罗又被称为“红带子”，有系红带子的特权。这些皇族的人数十分庞大。清朝在进入北京时，皇族有两千余人，但到了道光末年，经过调查，皇族人数已达三万人。这是中国的制度，不仅清朝，明朝也是这样。明末皇族有十万余人。皇族增加如此之多，就按现在统计也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宗室的俸禄也不断增加，也就是帝室的开销大幅增长。原本中国的宗室不像日本的皇族那样，会得到许多津贴，所以，现在北京等地的宗室后裔，为了一个月拿五元或七元的报酬而上门做官话老师的情况也不少见。总之，清朝衰败的原因之一，是皇族数量增加致使皇室开销激增。


    地租收入减少


    地租收入在逐渐减少。地租收入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清朝实行所谓仁政的结果。在中国，通常是每十年调查一次地租减收的情况。每十年一次，把那些征收无望的地租销账。因为有这样的惯例，每当地方遭遇大灾时，可以申请免除地租，或延长收租期限，到了十年这一期限就可销账。由于这样的政策，地租减收就逐渐增多。自康熙到雍正年间，一年的地租减收达六十万两，而乾隆以后到嘉庆、道光年间，一年的未进额升至两百万两。又过了四五年，未进额高达千万两左右。账面上应该征收多少数额，实际收入却不断减少。当然这是清朝引以为傲的仁政带来的结果，即遭遇天灾的地方不缴租，而新开垦的地方也不必缴纳地租。乾隆年间制作了《赋役全书》，今天也仍然按照此书征收租税。如某河的两岸有两个县，由于这条河洪水泛滥，两县的面积一方增加，一方减少，但地租却仍按照以前的规定收取，面积减少的县自然征税减少，而新开垦的土地也会免税，如此一来，实际收入便会减少。


    此外，还有些事似乎应是收入减少的原因，但实际不然。如八旗人口不断增多，按理来说会导致费用的增多，但实际并没有。这就像日本德川时代的军队一样，八旗的全部俸给是固定的，所以并不构成支出增加的原因。


    收入逐渐减少，可以从道光末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间（1845—1849年）的岁入岁出情况看出。岁入定额本来应是四千五百一十七万两，道光二十五年是四千零六十一万两，到道光二十九年变成两千七百零一万两，收入锐减。当然，收入减少，支出也减少了，但较之过去，总之是大幅减少。因此，军队的俸禄缩减为原来的七八成。在中国，政府按照标准发放俸禄的情况比较少见，大致上应发一元，实际只发八十钱左右，以至于必须全额发放时，需要预先在文书中写明情况。这也是收入逐渐减少带来的后果，不这样不行。上述情况是通过对政府的收入支出进行计算得出的，此为清朝衰败之财政方面的原因。


    物价的腾贵


    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对政府的财政有很大打击，那就是两百六十年间物价的持续上涨。距今三四十年前，有一位叫冯桂芬</a>的名士，他对清朝物价上涨进行了调查。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的绅董将一艘汽船送往曾国藩</a>的安庆大本营，以请求援兵，冯桂芬因写下一份乞援书，受到曾国藩的赞赏，称“尔来东南大局，全在公之一书”。此人是中国改革论的先锋，今天来到日本的康有为</a>最初关于中国改革的意见，主要就是采纳了他的主张。此人擅长西洋数学，聪颖无比。他曾是一甲及第的进士，后来入李鸿章</a>之幕，成为其参谋官，此人针对各种物价的上涨做了调查。这里举一例，康熙年间圣祖皇帝喜好西洋实学，以西洋数学为基础写了一本名为《数理精蕴</a>》的书，书中的数学问题记录了物价，与写此书时的实际物价差别不大。如春、秋两季祭孔时要用羊祭祀，一头羊在康熙帝时是一钱八分即一两的百分之十八，换成日本的钱，只是二十四五钱。到了冯桂芬的时代，羊的价格整整上升了六倍。冯桂芬还见过韩桂舲家的旧账本，那是顺治</a>年间清朝刚入北京时的。根据账本，当时木匠、泥瓦匠的工钱大概是一天二十八文，童工减半。但到了道光初年，即顺治之后的一百七八十年，木匠的工钱涨到了八十四文，涨了三倍。又过了三四十年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即冯桂芬的时代，此价格又涨到了二百二十文，与清朝初期相比几乎涨了八倍。由此可知，物价的上涨极大造成了政府财政困难。


    银价的变化


    另一个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银价的变化。清初的银价，一两可以换七八百文铜钱。冯桂芬认为当时的银价只相当于今天的十分之四五，即从顺治初到咸丰、同治时期，银价上涨了一倍，这对清朝财政造成了极大影响。清初军队的饷银是一天五分，五分即一两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日本钱的六七钱左右。太平天国之后义勇兵兴起，后逐渐成为常备兵，当时给士兵的饷银是一天两钱，两钱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钱。可以看出给士兵的钱增加了。因此一旦有大的工程，就耗资巨大。清初黄河泛滥，一次花费百万两左右，到了道光、咸丰年间，黄河泛滥一次，不得不花费上千万两工程费。开支的激增，导致政府收入鲜有增加。


    可以明确物价上涨造成了清朝财政的贫乏，那么，为什么银价的上涨也会造成清朝的财政困境？这也是制度导致的。在中国，向人民收取地租时，并不是直接收取白银，而是收零散的铜钱，然后再把铜钱兑换成银两送往北京。当银价低时，银与铜钱之间存在一定的兑换比率，如一两银相当于两千文铜钱（当然，那时起用铜钱纳税有增额）。但随着银价上涨，铜钱就会贬值，原本两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银，现在没有三千文就兑换不到一两银。这样，政府收入就大大减少，清朝财政由是遭受很大打击。


    银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印度大量输入鸦片，因而白银大量流出。忧国忧民之士强烈要求禁止鸦片输入，结果引发了鸦片战争，为此，又必须支出大量军费。这也是银价上涨的一大原因。鸦片战争以前，即开埠以前，清朝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每年向国外输出大量货物，与日本长崎的贸易一样。但鸦片贸易以后，中国白银告缺，从而导致银价上涨。因此，道光、咸丰年间，即便天下太平，财政也现出穷乏之势。


    军费的增加


    这里要说到最近的时势。如前所述，军费所耗巨大。以前作为常备军的八旗及各省的绿营，已经派不上用场，因此在支付八旗和绿营兵饷银的同时，各省的义勇兵同样成为常备军，也要给他们支付饷银。平定太平军时，军费一度告急，厘金税便应运而生。


    厘金税


    厘金税指的是内地的通行税，是一种向通过内地各省之间关卡的货物征收的税目。通行税越来越重，近年来已由一千万两上升到两千万两左右。最初中国政府也知道这当然是一项酷重的恶税，宣称战争结束就会废止。但是，战争结束后，因为义勇兵并未解散，通行税也就没有废止。最近的情况是，明治二十七八年以后，中国走入改革时代，形成三种常备军。在旧式兵、义勇兵之外，还有新军。如今的新军在名义上由二十个师团组成，这些新军又需要新的费用。当然，这一时期削减绿营兵，义勇兵也逐渐减少，但整体而言，还是在原有的兵制基础上，层层累加，就像在主菜之外又附上第二道、第三道菜一样。


    新旧制度的重复


    新旧制度的重复并不只体现在兵制上，这一情况在官制上也有体现。比如说，以前有国子监这样的名义上的大学</a>，一直由朝廷发放经费。后来，又新设了京师大学堂，需要从别的地方增加收入来维持费用。这就是在旧有机构外设置新的机构，相应地费用也不断增加，其结果就是岁出增加。道光末年岁出入为四千五百万两，但实际只有三千七百万两，日清战争时，中国的岁出入为八千九百万两，近乎翻了一倍。当然，原因之一是海外贸易，使得海关税增收一千万两以上，盐税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总之，道光末年到距离现在十八九年前，清朝的岁出入成倍增加。而调查近年岁出入的情况，可以看出较之以往有所增加，如今的岁出入增加到了三亿两，财政出现异常的膨胀。日本也曾出现过财政膨胀，但由此实行了与明治维新前完全不同的财政方式。近年来，因为财政上的窘迫日本政府厉行节俭，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进行税制改革的声音。然而，中国的岁出入从四千几百万两上升到八千几百万两，再上升到如今的三亿两，财政上出现如此异常的膨胀，却依然沿袭旧的财政方式，丝毫未加整治。因此，每当兴办新事业，财政便会陷入困境。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当一个朝代接近灭亡时就会在财政上出现类似以下的现象。国家初期，中央财政在地方岁出入的比例较少，随着朝廷衰败，中央财政膨胀，其中的皇室费用尤其会膨胀。这是中国历史呈现出的特定现象，明末也是如此。明朝的定额收入为四百万两，到了明末这一数据激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其中皇室费用占了很多。例如，明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皇太子大婚，需要两千四百万两，但当时的户部即财政部没有办法凑到这笔钱，是以下令严查各省的积蓄情况，明朝以来，各省的积蓄有几十万两，但这是制度尚未变坏之时的情况。将各省积蓄收缴起来举办皇太子的婚礼。中央财政膨胀的结果，明末皇室仍有相当的财力。后来，出征满洲的军队失败，户部一时拿不出紧急派兵增援的费用。于是，以内币即由皇室拿出几十万两来补充军费。由此可见，即便国家走向衰亡，皇室仍掌控大量钱财，如今的清朝也是如此。


    皇室的资产


    如今皇室的手中握有多少资产尚不清楚，但根据前几日的报纸，袁世凯</a>调查皇室财政后得知皇室有几千万两金银，这是有可能的。皇室手中何以拥有这么多钱财？其原因在于除常规收入外，皇室还有种种额外收入。比如，皇室接受官员从人民那里剥削而来的贿赂。地方官升任更大的官时一定要贿赂皇室，特别是西太后时，年年上贡以求其欢心，当然上贡之物就是钱了。此外，知县等进京拜谒即被召见，会被记载在吏部的档案中，这是升官的资格之一，然而，这种拜谒不单是拜谒，是要花钱的。如此这般，皇室直接从官吏获得的钱财很多，朝廷也拥有许多与政府收入无关的钱财。所以，如今的皇太后拥有几千万两的钱财，也并不特别不可思议。这是皇室收入的一种膨胀。


    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费用也大大增加。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财政数据为八千九百万两，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五千三百万两，地方财政收入为三千六百万两。但近年的岁出入变成三亿两，而地方财政却没有很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央政府的经费总是膨胀，用去了财政的大部分。特别是明治三十三年的北清战争以来，中国年年加强中央集权，中央财政随之膨胀。


    财政与国运


    不仅中央财政，皇室收入也持续膨胀，这样继续下去，朝廷就要灭亡，这次事件将如何演变，虽然从财政上、从兵略上不好预言，但总而言之，如果不整顿税制和币制，不从根本上改革财政方式，那么朝廷即便以兵力镇压了革命党，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不久也难免进退维谷，最后垮台。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胜伯爵曾说：德川幕府的倒台，不是因为萨长同盟，而是因为德川末年的财政，使其不得不倒。因为胜伯爵的话，人们开始注意到德川末期的财政状况，可以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教训。如今的中国在财政方面与德川幕府相同，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就目前的形势看，清朝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大概还是有将来的。所以，下一次我将谈论清朝将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