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兵力上的变迁

    因为职业的关系，数年前我曾专注于清朝现时的局势，但自担任京都大学</a>教官以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宽，就不仅仅是关注时势。要承认的是，对于当前问题的判断有许多不够准确或没能进行充分预计的地方。


    我的讲题是“清朝的过去与现在”，讲演分为三次。比起清朝的过去及现在，今天的人们或许更想听到清朝将来的情况，但一周前我就定下了这个题目。从今天起到讲演结束，需要两周的时间，我们甚至不清楚清朝的状况在这两周内会变得如何。在我讲演期间，只有清朝的过去及现在是确定的，是否存在将来还是一个疑问。所以，这里暂且不提将来。但如果在最后一次演讲的当日清朝还有未来的话，再稍加展望。


    此演讲预计从今天开始分三次讲完，每次会对所讲内容进行小结。谈及过去与现在，时间的范围其实非常广，谈论的话题以及到哪里停止都没有限制。也是基于此想法才定下这个题目。目前清朝的局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我站到这里之前，都很难确定说什么话合适。但到昨日为止的情况是既成事实，所以，就这些情况来谈我想是安全的。因此，我选了一些不论说什么都行的题目，每次一项项地叙述并做小结。今天主要讲清朝兴起以来兵力的变迁。


    兵力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清朝走向衰退。当然，兵力对国家兴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之相同，兵力的衰颓也可能是导致国家衰退的重大原因。所以，今天主要谈兵力的话题，接下来的第二次讲演则是讲述经济上的变迁。第三次现在还很难决定，视清朝是否有将来而定。


    侵入中国本土之前


    在清军还没有进入中国本土之前，即在还没有攻下北京之前，就有引人注目的鲜明特色。清朝兴起的中国东北地区，对以前的中国人来说当然就是野蛮人、非常强悍的民族居住的地方。今天清朝朝廷称为满洲的，清朝以前称之为“女真”或“女直”。有谚语说女直这个民族自古就异常强悍，即“女直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意思是说没有达到一万人的女直军队，如果有，那便无人能敌。总之，自古以来就有关于女真族强悍的评价。因其兴起于北方，这个民族一般被认为与蒙古人一样，但其实与蒙古人非常不同。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最初的满洲人并不是。满洲人虽然靠射猎为生，但不是游牧民族，与蒙古人大相径庭，这是一些清朝历史学家的观点。自古以来被认为强悍的满洲人，其强悍程度与其他强悍的民族相比究竟如何，仍是一个疑问。与东方各国的强悍民族做比较，庆幸的是日本还存在着可以与满洲民族相比较的标准。


    努尔哈赤</a>的兵制


    首先需要对满洲初期的兵制有一定的了解，谁都知道，满洲兴起时就通过所谓八旗的组织建立军队。这是满洲始祖，也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兵制，以三百人为一单位构成最小的军队，由此逐渐往上增加，以三百人的五倍又组成一支大军队。又以此数的五倍再组成一队，是为一旗。所以，一旗有七千五百人，八旗合计六万人。此后又设立蒙古八旗、汉人八旗，但最初的兵制是以纯粹的满洲八旗为基础的。


    清朝的《实录》中记载了这些军队列阵作战的战法。八旗初建之时亦有书籍记录此兵法，但此兵书已失传。不过清朝《实录》中记载了大致情况。观其阵列，与敌人交战时，身穿坚甲，手持长矛和大刀的人作为先锋，身着轻甲的弓箭手在其身后攻击敌人。这里的坚甲和轻甲，在满洲被称为“铁甲”和“绵甲”。满洲的铁甲是用缎子或棉布做成的衣服，在其内部用铁钉缀上长二寸、宽一寸三四分大小的薄铁板，袖子和身体部位也相应缀上薄铁板。在腰部之下是草折，用长方形的细铁片编织而成，与日本的铠类似，缀在缎子或棉布的衣服内侧。与蒙古、朝鲜一样，盔、铠也都是铁制的，只有披肩部分是在缎子或棉布内侧缀上铁板。这种铁甲就叫“坚甲”。绵甲的话只是以缎子或棉布制成，完全没有附着铁片。缎子做的铁甲作为将领的服装，普通的军队穿的是棉布做成的铠甲状的衣服。穿绵甲的士兵也被称为“轻甲”。


    如此一来，军队被分成两类。穿铁甲者在前列，持大刀或长枪。穿绵甲者立于后方，作为射手。除此之外，还设有精兵。第一列、第二列的士兵都下马而立——虽说满洲人几乎都是骑兵，但这些人都是下马而立——只有精兵不下马，隐藏于战场的某个角落，以便伺机而动，突入敌军阵中。以上就是满洲军队的阵列方式。这与同时代的日本，即战国时代的阵列相比，有很大差异。


    虽然日本中世纪的军队阵列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兵法，但铁炮出现后，当时持炮的士兵脚步轻快，最初在较远的地方射击，然后很快地撤退，接下来是射手，分散地发射箭矢，这样逐渐靠近敌方。此时持长枪的士兵从背后突进，最后是旗本的武士与敌人短兵相接。这是日本常见的阵列方式，与满洲的顺序相反，满洲士兵中持长枪者在前，弓箭手隐蔽其后。即满洲的阵列中穿铁甲的相当于日本防御敌人射箭的持盾士兵。射手一般身着轻巧且隐蔽，从暗处射箭。最后，当敌阵出现混乱时采取由骑兵突入，进而破阵的作战方式。这种阵列对于日本那样战斗渐酣后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是好是坏暂且不论。总之，从满洲军队的阵列方式上来看，日本的列阵方式是胆小怯懦的。对射来的箭雨毫无畏惧的士兵站在最前方，从隐蔽处战斗的作战方式，相较于日本兵的排兵布阵方式，其强悍程度要高得多。他们不同于日本兵那样从一开始就认为会遭受敌人的打击。


    满兵与明兵的比较


    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如果把他们与全盛时期蒙古的军队相比较是不合理的，但从战绩来看，全盛时期的蒙古军队强得多。元初因其特别的作战方式，无论金还是南宋，都无力与之抗衡。满洲兴起时，明朝能够与清对抗，这不能说明明兵的强大，而是因为这个时候满洲军队还不太强大。从日本征伐朝鲜时的战斗来看，可以了解明朝军队的强弱，由于对战争逐渐习惯，明朝的军队到明末反倒变得能够对抗满洲军队。特别是明朝军队一开始认为满洲兵非常强悍，野战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于是，明末经略辽东的袁崇焕等人在思考如何以较弱的明兵对抗满洲兵方面下了苦心，野战会产生较大的战损，因此筑起坚固的城墙，并且把此时开始传入的西方火器运用到实战当中，这为明兵对抗满洲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清太祖到目前为止几乎百战百胜，只在攻击宁远时，因为明军用到了前述的方式，即以坚固的城墙加上西方火器进行抵抗，清太祖未能成功攻破此城。这是未曾有过的惨烈的战败，他也因此患病而亡。可以说这种守城方法对明军是非常合适的。取得胜利后，明军自然信心大增，不再那么惧怕满军，明军的战斗力有所提高。当时有祖大寿、祖大弼兄弟两个名将（虽然最后也投降了满洲），特别是弟弟祖大弼异常凶猛，曾突入到清太宗的大本营中，与之短兵相接，差点虏获太宗。又曾企图夜袭清太宗的阵营进行大决斗，用火药爆破阵营，由此可见后来明军的实力。因此，虽然明朝灭亡，满洲入主中国，但实际上，明兵不是败于满军，而是亡于内乱。明朝被来自北方的满洲人夺走天下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所以，满洲军队虽然不能说是弱，但与蒙古族所向无敌、横扫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其强弱的程度最初就可以看出差异。


    清太宗时期，虽然几度侵入扰乱北京附近到山东边界一带，但山海关外的四城始终没有沦陷，因此一直未能实现灭亡明的目的。直到清世祖</a>继位，其幼年时，明因内乱而亡。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a>针对李自成发起复仇之战，有意借用满洲军，当时清的摄政王知道了吴三桂的请求后，便帮助他取得复仇战的成功，最终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北京，随即建国。得以成功建国，拥有较强的军队可以说是基础，但不久后，便显示出弱化的迹象。


    吴三桂之乱


    距离清朝攻占北京才三十年，引导清兵亡明的吴三桂便企图谋反。吴三桂是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早年在辽东起家，在灭亡明的过程中，又立下大功。清兵入关后，他成为清的爪牙，入侵中国的中部地区，最后被封为云南藩王。他于康熙</a>十二年（1673年）末反叛，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给了清朝很大的打击。虽然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但他身经百战，手下还跟随了一些同样身经百战的大将。于是从云南进入贵州，又打到湖南。与吴三桂同样由明降清立功而受封藩王的，还有福建的耿仲明、广东的尚可喜，吴三桂趁机拉拢他们一起谋反，形成中国南方的大动乱。入侵湖南时，清朝派大军进行抵抗，当时，攻打明朝建立战功的皇族、大将们大部分都已去世，更没有能够与吴三桂匹敌的名将，所以清朝的士兵狼狈不堪，被吴三桂的军队打得四处溃逃。然而清兵最终平定了叛乱，主要是因为吴三桂年事已高，长年征战养成的习惯便是过分谨慎。在进入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岳州后，没有进一步从岳州挺进湖北境内。此时，从四川到陕西一带有响应吴三桂的叛清军队，如果从湖北向中原挺进，孤注一掷进行决战，那么形势的走向无法预测，但由于吴三桂过分谨慎，没有从岳州进入湖北。这时，康熙帝年仅十九、二十，但他从小敏锐且精力过人，每天一个人阅读四面八方来的军事报告，告诉身边的大臣让他们怎样怎样做，从早到晚差不多要批阅三四百份奏折，以此指挥前线的战事。虽然清兵软弱，屡屡逃亡，但因为做了完善的防备部署，不至于大败。这时吴三桂去世，导致叛军大乱，最终清军成功平定了这场叛乱。当时清军兵力的部署可谓十分完善，从北京到西安凡两千六百五十里，到荆州三千三百八十里，五日之内报告可以送达。到浙江是三千三百里，四日可以到达。到甘肃一带遥远的西部，有五千多里，九日可以送达。一天之中可以跑五六百里到七八百里。这就是清朝的驿传制度，此时被充分利用，每天奔驰五百里或六百里传递战事报告。借助驿传制度，清朝取得了胜利。但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不是因为满洲军队的强大，而是起用大量汉人作为征伐大将。康熙帝的方针是：古代就有用汉人平定汉人叛乱的先例，因此，没有必要派满洲人带兵，汉人带兵上前线是可行的。所以，当时汉人多有立功。也就是以汉人征伐汉人，而不是以满洲人征伐叛军。据此可知，满洲人陷入腐败比一般的判断更早。这样，并不是满洲人凭借自身实力的强大平定了这场大乱，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康熙帝以后继位的是雍正</a>帝，他也善于任用汉人为将。岳钟琪就是雍正时期非常有名的汉人大将。曾有汉人文臣劝他谋反，可见其权势之大。此人精通战事，却没有谋反的胆量，在朝廷知晓他被人劝导谋反一事后，遭到了严厉的处罚。


    乾隆</a></a>时代


    接下来是乾隆时期。此时距离清朝入关已有九十年，对于将领的任用方式也有一些变化。乾隆帝致力于大量起用满洲人，乾隆帝时期在战争中立功的很多是满洲人。其中征伐台湾和西藏的福康安和海兰察即为其例。但立功也并非因为满洲军事实力的强大，而是由于清朝的财政十分富足，用大量金钱鼓励征伐的胜利。给予征伐将卒的恩赏丰厚，极大调动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重赏将卒是乾隆时期的事情，清初的恩赏是很少的。比如立下战功或战死，大概也只是他儿子中的一个会有特殊待遇，有入国子监即大学读书的资格而已，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恩赏了。清初有一个从明代叛降过来的人叫洪承畴</a>，曾被任命为五省经略，立有大功，也只是封了三等轻车都尉这样低等的爵位。根据清朝封爵的规定，此爵只相当于二十几等，立下非常之功，末了只被封了这么一个爵位。汉人名将赵良栋、王进宝两人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中立功，也只封了子爵。到了乾隆时，对将士的恩赏才变重。此时立功的福康安等，超越了公、侯、伯、子、男而受封郡王。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天下趋于稳定，不重赏就难以调动将士作战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在提拔方式上出现了破格录取的情况。若立下一些战功，在一年或半年之内，就能连续升官两级、三级、四级、五级。这也是从乾隆时期形成的风气，但此时不让汉人立功，尽量让满洲人立功。乾隆帝对中国的学问也颇有研究，但他大力保存满洲国粹，抑制了入关后满洲八旗逐渐汉化的趋势。在此前的金代，金世宗极力主张保存国粹，清太宗也效仿金世宗，乾隆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大力推行国粹主义。他还下令编撰满洲语的辞书，通过汉语的转译，把原本贫乏的满洲语词汇变得丰富起来，且给予那些努力保存满语的满洲人重要的政治职位。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二十五岁时即位，到八十五岁时让位于其子嘉庆后，又过了四年才去世。晚年乾隆帝的施政方针更加宽大，不如说是不加约束。因他是让位的天子，故称为“太上皇”，但依然像日本的太上皇一样开始训政。近来西太后的训政，就是效仿乾隆帝，可以说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乾隆在世期间，即使让了位，但实际的政治权力却掌握在他的手上。而且，一味地采取宽大放任的政策，宠幸有名的贪污权臣和珅</a>，导致政治腐败，使得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的七年间中国出现了大动乱（花费几乎九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定）。


    白莲教匪的叛乱


    被叫做白莲教的一种邪教的起义，在今天的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四省连续兴起。虽然是一次起义，但也是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大动乱。为平定白莲教的叛乱，花费了一亿两以上的军费。当时，满洲八旗军队不堪使用，大将皆以战败告终。一般来说带兵打仗失败应受到严厉的惩处，而事实上并没有严</a>惩，反而总是给予宽大的处理。这时候，清朝纲纪已然松弛。乾隆帝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期，乾隆帝也以此自夸，作《十全记》夸耀自己的功绩。这“十全”是指两次征伐蒙古和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一次出征新疆的伊斯兰教徒，两次出兵四川西部金沙江（即长江上游），平定台湾一次，征伐安南一次，征伐西藏西南廓尔喀两次，征伐缅甸一次[1]，共计十次征伐。这十次征伐号称武功圆满，但实际上这里的“全”只是中国式圆满。在征伐廓尔喀时，廓尔喀人正举兵攻入西藏，因此，众多军队列阵而行，实际上只是追击驱散很少的敌兵。即使这样，众军在抵达国境的险要之地时，仍然久攻不下，最终派使者前去诱降，才使之降服。所以，“十全”只是清朝口中的胜利，并不是军事意义上真正的取胜。即便如此，乾隆帝还是非常自夸这十次对外征伐。当然，此时的清朝处于鼎盛期。朝廷尽可能任用满人，但需要很大的恩赏，不宽大处理就驱使不动，这是满洲军队显示出的显著弊端。


    白莲教引起的动乱，暴露了满洲军队的缺点，同时，还为后来遗留下了弊端。白莲教的叛乱对清朝兵力盛衰的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不仅是一次起义骚动，从这个关系上说是一个绝不可轻视的事件。


    八旗及绿营的腐败


    关于清朝的兵制，如前所述，满洲八旗当然十分重要，后来又扩展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汉军八旗驻守北京，又叫“禁旅八旗”。比起日本的近卫兵，更像德川幕府的旗本。它由二十四旗组成，共计十万人。此外，地方上有类似八旗分遣队的军队，但并不是各省都有，只有重要地方才设置驻防八旗。驻防八旗一处约三千人。除此之外，各省还有由汉人组成的绿旗兵（一般称为“绿营”），作为各省的常备军。他们受驻防八旗的监督，共同维持地方稳定。但嘉庆时白莲教的叛乱，各省的绿营兵和驻防八旗几乎没有派上用场，从北京前来增援的禁旅八旗也无济于事，一切都证明清朝常备军的无用，因此动乱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其实，从很早开始军队就有弊端，乾隆时期第一个晋爵为王的福康安等人更是助长了这种弊端。乾隆时期对外征伐的将领，归来时都暴富发家。因为乾隆时期为数不多的征伐，耗费了大量财力。比如，两次出征大小金川就花费了七八千万两。后来的白莲教动乱，更是成为大将军们的大好机会，大部分军费都被他们私吞了。因此，暴乱没有很快平息，而是一直持续，结果军费开支超过一亿两。无论清朝的财政有多么富足，也经不住这七八年持续的大笔开销。


    乡勇


    接着到了嘉庆时期，他加强了对军队的管理，镇压了白莲教匪。在兵制上，他采用了什么手段呢？他依靠的是乡勇，即地方义勇兵。最初白莲教匪侵入到湖北随州地区时，官兵无论如何也抵抗不了白莲教的攻击，只得四处逃散，因此此地遭到白莲教匪的蹂躏。这里的百姓意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备，遂开创“坚壁清野”的作战方法，即焚烧城外土地，深挖壕沟，一城人民团结起来保</a>卫城池。结果，此前一直打胜仗的白莲教匪最终没能攻克随州。随州义勇兵的作用为朝廷所知，朝廷渐渐地开始使用义勇兵对抗白莲教。使用义勇兵后，正式常备军的将领们更加卑鄙。原来各省的绿营，即常备军，必须向朝廷上报战死的人数，禁旅八旗这样的近卫军也要向朝廷一一报告谁战死了，这些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隐瞒的。但使用义勇兵后，临时募集了多少兵，报告是胡编乱造的，战死多少人也不见得会报告。如此一来，一场仗打下来不清楚是胜是败。这简直太方便了，便大规模地招募义勇兵，只要给他们武器就可以，粮食等物资可以从地方征收。


    义勇兵不仅用于地方防卫，也用于野战。这时候野战的阵形很有趣。站在最前面第一列的是义勇兵，其后是绿营军，再后面是北京来的禁旅八旗。义勇兵最先吃到苦头，败阵溃散，其后的绿营军斩杀这些逃兵。而绿营军支撑不住败下阵来时，又被最后的禁旅八旗斩杀。白莲教匪渐渐也得到了启发。他们认为与义勇兵即地方人民作战并不能得到什么，于是，攻打某一地方时，就胡乱地捕捉俘虏，让这些俘虏手持武器去参加战争。于是，白莲教匪的阵列，也是俘虏在最前面，让他们对战义勇兵。因此，战争双方站在最前面的，都是本地人。这些人即便战死也不必真实汇报，非常便利，所以义勇兵被广泛使用。弊端也渐渐出现。乾隆去世，嘉庆亲政以后，也渐渐适当嘉奖义勇兵的功劳，义勇兵的将校们也可以向常备军提出恩赏要求。最后，暴乱得到了平定，但大部分的义勇兵却没有得到恩赏。总之，平乱靠的是义勇兵不是常备军之力。


    这成为清朝军队后来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当时，地方官中有人已经察觉到这种趋势。他们认为征发使用义勇兵极为便利，这从朝廷大计而言十分重要，但不免让人以为只要给人民兵器，他们拿起武器就能作战，附带而来的是官兵并不可怕的想法。等到嘉庆时期战乱平息后，就以收买人民持有的武器为名，用金钱解除地方武装力量，解散了义勇兵。当时这件要事就此了结。但是从那时起，清朝过去的兵制已经无用，不得不变革，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太平军


    近年来又发生了太平军之乱。这一骚乱发生在六十年前，持续十五年左右，不同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匪之乱，是波及中国十八省份的大动乱。发生这场动乱，表示嘉庆时期已逐渐显现的征兆成为现实。动乱从发生到镇压，简单来讲还是依靠了义勇兵的力量。此时的功臣曾国藩</a>、胡林翼、李鸿章</a>、左宗棠</a>等人，都是以义勇兵立功的。太平军从广西兴起，经湖南、湖北到南京，一路长驱直入。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带着义勇兵前来加入军队，如江忠源等人。动乱初期，用常备军对抗叛军，但觉得不能与之抗衡。于是，曾国藩组建了能够对抗太平军的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是湖南人，时任礼部侍郎，因母亲过世而回乡服丧。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让他募集义勇兵。皇帝原本只是为了镇抚湖南地区，曾国藩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组建义勇兵。但太平军攻入南京，又回头溯长江而上入侵湖南，于是曾国藩训练的义勇兵首次与太平军展开激战。从此次交锋来看，义勇兵的战斗力极强。其强大的原因在于，曾国藩一开始就深知常备军毫无用处，因此采取与官兵完全不同的方式训练义勇兵。他阅读明代征讨倭寇的著名将领戚继光</a>的兵书《纪效新书</a>》（在日本，此书也受到徂徕等人的推崇，曾翻刻出版），按照此书编练军队。此时曾国藩的一个朋友——朱子学者罗泽南</a>，也参与义勇兵的训练，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在地方上拥有自己的弟子，他让自己的门人担任将校，曾国藩十分信任罗泽南，将万事都托付于他，用其门人组织将校，完全不采用常备军制度。如果用常备军的将校训练军队，清军的恶习会传染过来，所以完全不用。完全不曾参</a>加过战争的百姓，完全按照书上的方法组成军队，这样渐渐投入战争，效果并不差。这些义勇兵并没有使用特别优良的武器，只是将校与士兵之间是子弟关系，加之是一个地方的人，彼此相识。此外，因为义勇兵是招募而来的，自然是要发放饷银的。这些用饷银雇来的应募兵与将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凝聚力，所以作战中即使出现军官逃跑的现象，他们也不会临阵脱逃。从这点可以看出义勇兵非常有效，陆军、水军都是。用这种方式训练，逐渐地能够抵挡太平军。这就是湘军，在平定太平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此时已出现义勇兵将士只被与自身有关系的大将驱使，而不听朝廷命令的现象。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湖南进入湖北，再到江西时，在被敌军围困的关键时刻，曾国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返乡奔丧。因此湘军失去了主心骨，曾国藩部下的将校们只得分成各部率领各自的部队。虽说是义勇兵，当然是为朝廷服务的，因此从道理上说应该服从朝廷官员的命令。但是，江西巡抚及朝廷派来的新的大将，对曾国藩的湘军发出的命令，一项都没有执行，谁也不受朝廷官吏的驱使。相对于朝廷的命令，他们更听自己主将的节制，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慢慢出现了。总之，曾国藩利用湘军平定了大动乱。这就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练军方式，虽然是驱使自己的部下，但如同日本陆军一样，不是靠将校之间上下级的关系，而是靠师友关系互相激励。因此，将士们并不是迅速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是出于个人恩义奋战，平定了叛乱。


    平定太平军叛乱后，并没有解散义勇兵。湖南省的湘勇、李鸿章出生地安徽省的淮勇，以及胡林翼长期做巡抚的湖北省的楚勇都在各地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结束后，朝廷并没有收回武器，就地解散他们。依照中国兵制，向来只有常备军在名义上存在，不得不发给饷银。如今，新的义勇兵也被看作是常备军的一种，也必须发给特别的饷银。如此一来，不得不维持二重兵制。


    洋式兵器与戈登将军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对其下的名将戈登十分依赖，任用戈登对义勇兵进行西式训练，效果最显著的，就是所谓“常胜军”。从此以后，就让义勇兵携带洋兵器。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主导中国政治，给义勇兵配备新式武器，相信这样能够训练出精兵，但是，这时候发生了日清战争。李鸿章原本认为凭借西式训练，再配备西洋武器，不管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都能取得胜利。中国拥有了与西方一样的新兵和新式武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从日清战争中与日本兵的冲突来看，还是不行。李鸿章手下拿着西式兵器的义勇兵在与日本兵对阵时，很快就败了下来。这导致清朝的军备观念又一次改变，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新式教育、推行新式组织。这就是当前正在企图革命的新军的源起。


    袁世凯</a>的新军


    日清战争结束后，人们意识到，至今为止中国式的练兵方法是不行的，仅靠装备西洋的武器或依靠西洋人布置海防，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军备力量，必须雇佣日本、西洋的士官，接受完全西化的训练，培养出新兵。袁世凯是最早开始进行这类训练的。在小站这个地方，袁世凯仅以一万人开始编练新军。效果非常显著。北清事变之前，时人评论中国只有袁世凯的军队是最优良的军队。北清事变后，因为袁世凯去了山东，没有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所以不清楚这支新军的实力，但当时一般认为，袁世凯的军队是能够与外国军队抗衡的。北清事变结束，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训练了数倍于过去的士兵，于是有直隶第几镇、第几镇，以之为基础，成立了现在的新军。


    留学生士官


    今天的新军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士兵仍然依靠招募而来，但对待士兵的做法在招募之前及之后有很大差异。原本士兵大多是无赖之徒，因此，中国有一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即以前应征入伍的都是最下等的无赖汉。但是，袁世凯编练新兵的时候，会寻找一些多少识字的人，招募后让他们受教育读书，这样他们的品类与之前的兵大为不同，要好得多。同时清廷还考虑到，只雇佣外国士官是行不通的，于是雇佣外国士官先创设兵校，再从这里向国外的士官学校派遣留学生，让他们能担当起培养未来军队的重任，因此向日本派遣了许多的武官留学生。最近在石家庄被杀的吴禄贞等就是第一期的毕业生。


    就这样，以向日本为主送出了大量留学生。但是，送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到了外国，接受了新的教育，没想到带回来的竟然是对朝廷不利的知识。所以，清廷认为去往日本的留学生都成为了革命党。实际上并不是来日本后成为革命党，而是来日本的留学生最多，自然在数量上出身日本的革命者也就最多。总之，他们到了国外，读了新书，就不愿再臣服于清朝的统治，这成为革命的基础。如前所述，在太平军之乱时，士兵不听朝廷派遣的大将的命令，只为组织自己军队的主将的恩义而战。现在，接受了外国新思想的士官在训练士兵的同时，也训练了革命思想。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革命党的数量也日渐增加。这样，无事时士兵是顺从的，即使有革命思想，也没有展示的机会。如果士官们没有谋反的意图，自然风平浪静，但一旦士官们有谋反的意愿，就会立刻造成今天的局面。也就是说，以满洲兵为中心，有一个渐进的变化：（一）使用汉人，（二）利用义勇兵，（三）义勇兵成为常备兵（产生尾大不掉的弊端），（四）新军和革命思想养成。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如果尽早防备的话也许还有手段，但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天革命在武昌突然发生，变成一场大骚动，震惊了世界的耳目，然而探究其根本原因，完全没有不可思议之处。总而言之，清朝在两百多年间从政策上自然养成了针对自身的革命思想。今天革命骚乱的发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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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8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自日本回国，以《荷兰王国海外领土地图》与高桥作左卫门交换《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事发后，西博尔德被幕府驱逐出境，高桥作左卫门入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