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思想上的变迁

    第一次讲演是从兵力上看，第二次是从财力上看，讲述的都是从过去到现在逐渐向衰运发展的事实。今天稍微从思想上讲讲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最后对将来之事只稍稍谈及。即便从思想上说，近年来的倾向也对清朝不利。


    有关思想的情况，这里暂且分为两类：一是种族观念的勃兴，一是尊孔思想的变迁。为了尽量在这次讲完，只能讲得极为简单，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尽意，但整体的要点不会遗漏。


    种族观念的勃兴


    种族观念的勃兴，与清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巨大变化很有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尊自大，自称中华或中国，将其他任何国家都称为蛮夷戎狄，只有自己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人才真的是人，外国人是蛮夷，与禽兽相去不远。因此，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国，中国人所说的国指的是春秋</a>战国时代的列国以及汉代以后与郡国并称的诸侯的领土，也就是说，“国”指的是自己国家范</a>围内进一步划分的各国，整个中国则指的是天下。天下即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中国，自己居于天下的正中，外国则附属居于边缘，称为四裔。这是过去的想法，到最近已经不是这样了，这种渐变仅是这七八十年间的事。


    英使马戛尔尼


    距今约一百一十年前的乾隆</a></a>末期，有一位英国使者来华。他叫马戛尔尼，身受来自国王的重要使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以往来华的外国人中，这位使者最有见识，不轻视中国人。但当他谒见乾隆帝时，发生了礼仪冲突。因为中国人将从外国来的人视为来自夷狄之国的朝贡者，因此，即使是从英国来的使者，也必须像中国的臣民一样对天子行礼，比如谒见天子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对天子行三度跪拜、九度叩头这样不合理的尊敬之礼。马戛尔尼俨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不是无礼，自己是英国使者，而非中国臣民，没有理由向皇帝行臣民一样的礼。争论到最后，马戛尔尼说自己带来了英国国王的肖像，他强烈主张如果中国与他同等地位的官吏，对英国国王的肖像三拜九叩的话，他就可以对中国皇帝行同样的礼。马戛尔尼曾经去过热河，谒见过在大蒙古包中接见当时的蒙古王的乾隆帝。关于行礼的争论，结果怎样不大清楚，有人说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有人说没有。总之，在来华的外国使臣中，如此固守自身的尊严，他是第一人。尽管如此，乾隆帝在回复英国国书时，开头写道“谕英吉利国王”，接着写道“尔等”如何如何，使用的是“尔等”这样的词。气态昂扬的马戛尔尼带回的书信，与中国皇帝回复夷狄君主的信没什么两样。这发生于一百一十年前。到了嘉庆帝时期，也有使者来华，但待遇也没有变好。总之，中国承认外国与自己平等，是与外国战争失败的结果。


    对外战争的失败


    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距今七八十年。中国战败，其结果是开五口通商，与外国订立条约。中国人自己的记录依然说是“绥抚”外国人。但在正式的条约文本上，必须使用对等的语言，从这时开始，中国与外国在语言的使用方面实现了平等。后来，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北部，北京几乎被攻陷，中国人此时方才领悟到夷狄的强大和可怕。这时，出现了专门处理外国事务的衙门。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以前处理外国事务的是“理藩院”和“四译馆”，处理与蒙古这样的属国，以及缅甸、暹罗等朝贡国之间的事务。在广东，地方官需要针对到来的外国船只处理一些事务。英法联军入侵之后，中国设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这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承认外国人与自己是平等关系。总理衙门是后来外交部的前身。但即使成立了总理衙门，在中国人的认知里，西洋人只不过是一群拥有军舰、侵扰清朝边防海岸的人。此时中国人只认识到了洋人的可怕，对邻国日本却没有一丝畏惧感，他们认为日本征伐台湾土著、废琉球藩、侵入朝鲜半岛等等，只是效仿西方，并不了解日本的实力，说起来日本不过是一个狂妄的东夷小丑而已。然而，中国人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争中惨败，这才意识到，不管国家多大多小，外国并不是容易欺侮的，清朝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而已，而且还是实力最弱的国家之一。意识到这些后，中国人就明白了外国的强大与可怕，变法自强主义兴起，同文同</a>种的观念产生，也就是种族的想法渐渐发生。夷狄并不是附属在中国的边缘，反而是不同种族建立了不同的独立国家，并且这些国家都比自己要强大。


    因此，种族观念首先产生于较早与外国接触的地方。鸦片战争时广东人最早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最早具有种族观念。不仅是鸦片战争，每当中国的对外战争失败后，都会产生种族观念。在蒙古灭宋朝的时候，宋朝产生了强烈的种族观念，一直抗战到最后。中国发生过很多革命，但多为重复性的，很少会奋战到最后。但宋朝灭亡时，以前所未有的奋发手段战斗到最后。这是因为有不甘心被蒙古人这样的族群灭亡的种族观念。明朝被清朝灭亡时也是因为这个抗争到了最后。因此，在被外国侵略或战败后，种族观念再次兴起。但是，当国家强大之后，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以中国为尊。总的来说，源自夷狄的清朝，一旦统治了中国，也就自称中国之主，开始蔑视四方蛮夷。如此就会招致失败，继而再次兴起种族观念。清朝是从夷狄入主中国的王朝，其统治中国期间又开启了与外国的关系，是以如今中国的种族观念有双重内容。


    双重的种族观念


    所谓双重的种族观念，其一是整个中国面对外国人所产生的种族观念，其二是回想明朝被清朝灭亡时的历史，对清朝所产生的种族观念。日清战争后公开面世的新作以及旧籍新刊中，有十分明显的反抗满洲人的思想。中国人的反清思想在清朝建立后的两百年间未曾中断过，但康熙</a>、雍正</a>、乾隆时期大力镇压过这种反清思想，使其一时沉寂。日清战争以后，中央政府日益软弱，这种反抗思想又开始复兴。乾隆时代，明令销毁明代有侮辱满洲语言的书籍、讲述明朝遗民和其他人士对清朝的不满或谩骂清朝的书籍。当然，此后不仅禁止出版此类书籍，甚至收藏此类书的人都会遭受刑罚。而如今这些书籍再次面世，再次公开出版和买卖。也就是说，清朝在对外国关系上，促使百姓产生对于外国的种族观念，同时又使自己所统治的百姓产生对自己的种族观念。


    是以如今的革命军</a>也以“兴汉灭满”为标榜，这是近来兴起的种族观念的渊薮。此前的义和团事件由于排斥外国人而兴起，大体而言，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绪。今天的革命党曾在外国留学，具有进步思想，因此对外国人的种族观念没有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第二种的内部的种族观念之上。并且对外国人的反抗思想，一经产生就被击溃。与之不同，清朝极度衰弱，已是强弩之末，一旦反抗观念兴起，就会像今天这样不出旬日就形成土崩瓦解的局势。这是现今清朝在思想上遭受的打击之一。


    尊孔思想的变迁


    现在要讲的与清朝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中国人的思想上近年隐然引起非同小可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情形是否已遍及所有中国人，但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已普遍存在。


    这就是尊孔思想的变迁。要说它的由来，那就很长了，这里暂且不论古代历史，只就最近出现的情况进行讨论。鸦片战争前不久，与外国因素无关，中国学者中兴起一种变化了的思想。它对孔子</a>极端尊敬，在距今七八十年前兴起，是公羊学的一派。《春秋》有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a>》《穀梁传》，其中主张公羊传之学说的学派即为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主张经书并非孔子对古来已有的文献的修改整理而成，而是全部出自孔子之手，也就是说，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对以往的制度进行了变革，作《春秋》是为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新制度。所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孔子口述给自己的得意门生的。《公羊传》便是基于孔子的口述所做的笔记。此书留下孔子经世之真意，《公羊传》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须用《公羊传》的思想批判其他一切经书。这样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就是所有与《公羊传》同时期的西汉流行的今文之学都是孔子的正传，而不该采用东汉以后盛行的古文之学。古文、今文之学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今文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是当时已不通用的籀文以前的文字。秦始皇</a>焚书</a>后，汉初要复兴学术，便请一位叫伏生的老人口述《尚书</a>》，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记录。除此之外，其他经书同样使用隶书书写。孔子时期通行的文字当然为古文，到了西汉，古文已不通用，西汉时用隶书所写的经书就是今文经书，西汉时期今文经书被立为官学。后来，人们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或在其他地方挖掘出以古文书写的书。西汉末年，人们开始研究这些古文经书，东汉的学者都参考今文经书以外的古文经书。其中《周礼</a>》只有古文经书，而没有今文经书，称为古文之学。春秋三传</a>中，《左传</a>》与《周礼》一样，是古文系统，今文时代主要流行《公羊传》，因此《公羊》是今文学，《左传》是古文学。古文、今文的说法是为了区分西汉、东汉的学问，它与《尚书》的今文和伪古文的区别是两码事。今文学家认为今文学为孔子以来微言大义的嫡传，排斥东汉以来章句训诂的古文学。古文学则认为孔子以前就有六经，孔子只是对其内容进行增减，即古文《逸礼》是周公以来就有的，并未经孔子整理。《公羊传》反对这一主张，对孔子的出生，也有类似历代帝王降生的说法，多有奇妙祥瑞之处。公羊学一派还借助当时流行的纬书中喜好说奇事的学问，表现对孔子的极端尊敬，近年来这种思想大大复兴。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a>，此时正住在须磨，他便属于此学派。康有为认为孔子如基督一样，尊为中国之教主。如此极端地尊敬孔子，超过对于帝王，这种思想最近非常有影响。


    但有趣的是，在如此尊敬孔子的同时，康有为一派同样也十分崇尚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自孔子以后不断提出中国古代各种新学说的诸子百家像孔子一样也得到尊敬。康有为等人主张孔子是中国的教主，但是继承了孔子之学的儒家，与属于其他学派的诸子是同等的，不能只尊儒家。这个说法很妙。近年来关于诸子学问的研究十分盛行，与此学派之主张的流行不无关系。


    对老子</a>、墨子</a>的研究


    对诸子百家学问的研究，尤以对老子、墨子的研究最为盛行。特别是墨子的学说与西洋的理学有相似之处，是以对墨学的研究更为兴盛，人们对墨子的尊敬几与孔子相等。随着这种思想日益激烈，革命党的最大学</a>者章太炎</a>表现出尊敬老子胜于尊敬孔子的倾向。若单从学术批判的角度上来评价，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当时社会流传一种论调：孔子在道术上不及其末辈孟子</a>、荀子</a>，但孔子是拥有特别才能的人，堪称经世之才。这一论调的盛行，可以看出人们对孔子的尊崇观念日渐低落。不过这个章太炎并不是公羊学派。近年出现了反对公羊学派的学派，以古文学的《周礼》《左传》为中心。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他大肆宣扬《左传》，此人与众不同，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势力。他长期执笔的《民报》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受欢迎。这极大地影响了最近的思想界，进而促使以孔子为中心的崇拜观念日渐淡薄。


    中国近来的思想发生着从极端尊孔到不太尊孔的演变。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极端尊敬孔子的公羊学派，其信仰逐渐脱离孔子。


    对佛教的研究


    此外，公羊学者之间相当盛行研究佛教。公羊学派中研究佛教最为有名的学者是龚定庵。此人沉溺于读《大藏经》，以天台宗为主，禅宗和华严宗均通晓，自身笃信佛教。他将佛教称为“大法”，尊为西方圣人之教。


    魏源</a>是龚定庵的友人，字默生，著有《圣武记》，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此人与龚定庵非常要好，是最有声望的公羊学家，晚年皈依佛教。


    金陵刻经处南京杨文会</a>版的《净土四经》，将净土宗的三部经与华严宗的《普贤行愿品》合刻，魏源是校录者，以“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自称，为此书作了序文（《魏源集》中未收入此序文）。魏源也喜好老子，作有《老子本义</a>》，与龚定庵一样皈依了佛教，十分向往净土宗。这里说说杨文会，其人号仁山，与日本南条博士有往来，在南京一生致力于出版佛教书籍。我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南京访问杨文会，当时问他“所安如何”，仁山的回答是：“信仰在净土，义理在华严。”杨文会的答复与魏源《净土四经》的精神宗旨是一致的，由此可知仁山佛教信仰的由来。此外，在《净土四经》的出版捐资者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洋数学大家李善</a>兰、德清</a>戴子高的名字，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德清的戴子高是非常杰出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他抄写过《龚定庵文集》，他的公羊学与同乡友人俞曲园的公羊学存在一定关系。俞曲园是近代经学大家，也对道教感兴趣，写下了《太上感应篇</a>缵解》，对佛教也感兴趣，曾解释《金刚经</a>》。结合这些前后关系可以看出，戴子高、俞曲园不仅是公羊学者，在佛教方面也深受龚、魏的感化，又将这种感化扩及其他公羊学者。由此可见，公羊学派与佛教的关系，并非一时的、一两个人的特例，而是因缘相续形成的结果。（12月30日补记）


    这种倾向，特别是在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人中最为明显，康有为自称研究华严多年。公羊学者之外，也盛行佛教研究，我认识的、时下一流的历史学家沈曾植</a>即如此，早逝的文廷式、活着的曾佑都是对唯识宗颇有研究之人。除了唯识，禅宗也很盛行。章太炎便既研究禅宗又研究唯识宗。章太炎认为中国国民懦弱，应当强化对禅宗的研究，与在日本将禅宗研究当作养成人胆量的手段是一样的。总的来说，佛教思想在中国学者中兴起，影响学者颇深，人们将孔子当作伟人来尊敬，但将孔子视为信仰目标的思想在逐渐淡薄。


    因此，去国外留学的年少气锐的青年，一旦接触了国外的新思想，就容易无视中国的历史和思想而企图实行共和政治。儒教向来最重五伦，其中父子、君臣是非常重要的条目。而实行共和政体，就意味着儒教中的君臣一项完全没有了，这是对伦理的重大破坏。如此无视社会秩序，就不只是政治上的革命，自然也要进行伦理上的革命。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近世思想变化造成的必然结果。在遭遇动乱之时，会产生各种异于常规、畸形的思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如太平军便是因信仰基督教而起的畸形存在，但这类事物不能长久存续。


    妇女地位的突飞猛进也是一例，从中国过去的教化来看，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现在却时常发生这类反常之事。明朝末年有一个叫秦良玉的妇女参加了战争，太平军中也有女兵。中国人的教义与实际不大一致，实际上，他们相当惧内。中国妇女的地位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因此“惧内”“畏内”成了通行语。但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来看，妇女是不应该活跃在社会上的。通常而言，妇女活跃的时期一般都是社会秩序紊乱之时，也是思想变化之时，这种变化是七八十年来各种情况累积的结果。如今革命思想盛行，实行共和政治，传统的五伦纲常被打破，社会秩序也陷于紊乱，主要是因为最近人们接受的教育中，革命思想在不断扩大。


    如上所言，外来刺激引发的种族观念和国人内部思想上产生变化，这两个原因促使国人对朝廷的尊敬丧失殆尽，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能爆发。像今天这样，革命一经爆发，便不可收拾，也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思想是否能打破依照孔子教义而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能永久地存在，是否能永久地在国人之中保持长盛不衰之势。或许遇到什么时机，又会出现对今天的革命思想的反动。我甚至可以举出这样的事例，但太费时间，就此略去。简言之，尽管尚无从知晓目前的思想状况是否能永久地支配中国，但现下的情况，可以说是清朝幼年皇帝与生俱来的厄运。总而言之，从思想上来说，因为丧失了对清朝的尊敬，官兵在如今的事变中纷纷逃亡。而在太平天国之乱时，还有许多地方官都赴死坚守城池，临阵脱逃的地方官会遭受严惩，而如今连惩罚都做不到了。所以说，一旦革命兴起，朝廷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