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寻找新主义

    （一）异彩纷呈的新思想


    久衰之余的清帝国在1912年轰然倾覆。袁世凯</a>随即迅速掌权，人们不禁感到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失败。产生幻灭感的不单是国父孙中山</a>一人，许多知识分子都茫然无所适从。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的旧规范已经崩坏，而适合议会政治的新规范并未建立。


    后续的事件说明，1912年清朝的灭亡和1916年袁世凯的去世确实“揭开了盖子”。在当时紧张政局的刺激下，各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社会实验都狂热地迸发出来。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留洋经历。六年之中，他们经历了一连串剧变：1913年国民党反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他们还见证了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以及1919年巴黎和会上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的斗争。1919年的五四运动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a>，这一点也不奇怪。


    1912年至1923年的11年，时间晚近且变化剧烈，研究起来着实棘手。历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也视而不见，实堪浩叹。这11年是现代中国思想伟大的萌芽时期，此点应予体现。导论中已经说过，本书的下限不会超过1923年，因为1923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影响明显成为有待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留待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解决。所以，本书对1912年至1923年的考察是最不充分、最不惬人意的一部分—仅仅是强调了研究它的必要性而已。


    本章首先选取了蔡元培</a>（1868—1940）的两篇文章。他的思想是中国古典传统和欧洲现代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陈独秀</a>（1879—1942）早年与蔡氏类似，崇尚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特别强调个人自由。后来，他和李大钊</a>（1889—1927）都转向了列宁主义。这个与俄国革命一致的倾向，导致了根本上的分裂。胡适</a>是杜威的学生，标举实用主义，代表了五四运动的另外一翼。五四一代涌现出了不少政治家，他们分属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最终将世界一分为二。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政治领袖是脚跨两个阵营的，这一点也不能忽视。


    1911年之后不同的思想派别，都发源于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探索：共和时期的价值和目标为何？中华文明的深刻危机使得这种探索非常迫切，毕竟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密切关注的。观点的碰撞很快触及了“大本大原”问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科学方法的意义，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优点，全盘西化抑或保留“国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有的讨论都致力于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


    读下面几篇文章之前，我们不妨先注意几位大牌政论</a>家的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中国社会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反感借辜鸿铭</a>之口表达了出来。辜氏认为西方功利主义的文化无法滋养心灵，而中国的精神文明则至善至美，不但足以拯救中国，而且可以将西方从文化危机中拯救出来。辜氏认为，西方文明的基础无非是物质至上、恐怖和贪婪。他激烈地排拒科学、机器、轮船和铁路，劝说国人寻求内心的富足，过中国式的生活。作为一种姿态，他不顾非议，一直留着辫发。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梁启超</a>也对西方怀有同样的反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游历欧洲，写下了游记《欧游心影录</a>》，认为欧洲过度崇尚科学，过度发展物质文明，滋养了弱肉强食的风气，造成了人人互相为敌的社会；西方文明已然破产，科学发明助长了战争和对文化特质的无情破坏。整个欧洲社会似乎都陷入了一种怀疑、悲伤和恐惧的状态—简言之，陷入了精神世界的迷惘。


    在这一问题上，胡适与梁启超意见相左。胡适批评那些认为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人。他认为，一种文化的物质和精神两面不是非此即彼的，也不是对立的；精神文化必须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他指出，西方文化并没有忽视人类的精神需求。胡适信奉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


    吴稚晖（即吴敬恒，1865—1953）以铁杆国民党员闻名于时。他接受过传统教育，却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坚定拥趸。他为唯物主义辩护的文章，除了他的追随者曾撰文提及，还未得到认真研究。吴稚晖代表着国民党元老中一条影响不小的思想路线。


    张东荪</a>（1886—1973）代表着民国初年的折中主义哲学流派。张氏既是哲学家、宣传家，也是一位大学</a>教授。从清末起，他的思想一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他成为民盟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他主张中国须深入地吸收西方文化。后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亲身观察，他又认为中国不能完全跟着西方走，自从中国接受了西方文化，政治变得波诡云谲，社会不再风平浪静，而实实在在的进步却微乎其微。张氏认为，如果中国完全采纳西方的物质文化，社会就会变得畸形；最好的出路是复兴中国的精神文化，以平衡西方的物质文化。


    章行严（即章士钊，1881—1973）曾留学日本和英国，精通法学和逻辑学，以文笔简明畅达著称。他是1914年创立的《甲寅杂志》的主笔，翻译了白芝浩（Walter Bagehot）、莫烈（John Morley）等人的著作。章氏早年一度鼓吹自由宪政，最终却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反对者。他反对西方制度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将工业国的政治制度强加在这样一个农业国之上，就像羊披虎皮扮的假老虎，永远也打不过真老虎。中国的精神在于安贫乐道，西方人却看重财货，用金钱左右政治。章氏认为，中国的工业尚处在婴儿期，农业也欠发达，此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将铸成大错。


    刘师复（1884—1915），广东人，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就是由他创立的。1907年，同盟会重要人物李石</a>曾（即李煜</a>瀛，1881—1973）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介绍给国人。随着1910年《新世纪》停刊和1915年刘师复去世，无政府主义运动就暂时偃旗息鼓了。五四运动兴起后，吴稚晖和李石曾由法国回国，他们仍然推崇无政府主义，但究其实际内容，却已非复当年。


    显然，要这样一一列出每个人的思想，永远也列不完。我们还略去了章炳麟</a>（即章太炎</a>，1868—1936①）这个国粹派的老顽固。章氏早年参加革命，任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晚年却拼命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运动。民国初年，这种前后见解截然两分的名人比比皆是。在下一章，我们试图勾勒出某些知识领袖有代表性的思想进展。


    20世纪的中国变化太过剧烈，如果你坚持一个观点，纵使这个观点当时是激进的，然而转瞬之间就会显得保守了。日后严肃的研究或许能够证实这个猜想：中国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和文化理想的变迁，有一明确的趋势贯穿其中，这个趋势指向的正是群众革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梁启超都是北京知识界的中心人物，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蔡元培1912年至1919年间的几篇文章，以及胡适1919年至1922年间的文章②，都说明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正在茁壮成长。而我们选取的陈独秀1915年至1923年间的文章③，显示出他抛弃了个人主义，转而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中国图存的新指针—这一趋势在当时的美国还鲜有人谈论，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得到关注。无独有偶，梁启超在1922年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④（在这50年中，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投身于实际政治），其文举重若轻，议论精妙。读罢此文可知，尽管梁氏的思想因时而变，但在1922年，他对理性和进步的信念依然同辛亥时期无异。与之相反，孙中山在1919年至1923年间，明显经历了一次与陈独秀相似的大转变。


    可以说，参加革命最为积极的知识分子都是抛弃了西方自由传统的人，区别只在于有人抛弃得彻底些，有人抛弃得少一些。似乎要凝聚革命力量，就非抛弃自由主义不可。我们无须细究早年的陈独秀和孙中山有几分是真“自由主义者”，也不用去管他们后来接受了几分马列主义。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已经证明，从西方自由主义出发直接解决中国问题已不可能。于是，在1923年，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到来了，本书也就此画上句号。


    （二）蔡元培与教育自由


    蔡元培是民国初年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2—1913）、北京大学校长（1917—1927）、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1928—1940）。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最高研究机构。正是因为他早年对教育自由的争取，五四运动才得以孕育，新思潮才成为可能。中国的上一代政治和学术精英多曾求学于北大，并受到蔡元培的影响。


    蔡元培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且一举登科，点了翰林。然而，他的思想并没有被儒家的条条框框所限。他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反对学校供奉孔子</a>，提倡将儒家经典分散在文学、史学、哲学等现代学科之中，做科学的研究，而不要求所有学生必修。


    蔡元培熟悉西方哲学，对克鲁泡特金、达尔文、尼采、冯特、勒庞等人的学说兴趣尤浓。1912年，他退出民国第一届内阁后远赴欧洲，游学于莱比锡大学。在“一战”期间的法国，他写了两部著作，一部关于哲学原理，一部关于欧洲美学史。他的《中国伦理学史</a>》（1931）也是辞约旨博。蔡元培是公认的学贯中西的大家，但他的主要贡献还是提倡教育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相信，学术机构应该免受政府干预。国民党的宣传家曾经称赞，蔡元培领导的知识运动“旨在发现西方富强之原，取其精华纳入中国固有之哲学，在知识和精神上实现新融合，从而使华夏旧文明重获新生”。他在道德操守上堪称表率。虽然身为国民党元老，但他晚年辞职，隐居香港而终，只因看不惯乌烟瘴气的南京政府。


    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蔡氏思想中有着明显的康德烙印，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他坚持不懈地追寻中西道德哲学的相通之处。


    选文57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⑤


    近日在教育部与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议之预备，颇承同志饷以谠沦。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


    提撕实体观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a>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国语</a>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讨论焉。


    选文58节选自蔡元培致林纾</a>（字琴南，1852—1924）的公开信。林纾当时是北大保守教员阵营的一员。⑥ 这封回信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它作于五四运动爆发六周之前，信中提倡学术思想之自由，议论鞭辟入里，正是当时自由奔放的开创性时代精神的象征；第二，写作这封信的1919年，正是儒家帝国的旧统已然斩绝，而现代政党政治的新统尚未能起而代之的时代。


    选文58　蔡元培治理北京大学的方针（1919年）⑦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编者按：《月刊》发刊词作于1918年11月，其中写道：“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a>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①译者按：章太炎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即1869年1月12日，原书所言不确。


    ②见第26章。


    ③见第25章。


    ④见第28章。


    ⑤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1—98页。


    ⑥译者按：1906年秋，林纾任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经学教员，1913年辞去北大教职，1915年起执教于正志学校，1919年时仍在该校，并非北大教员。


    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