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方略

    梁启超</a>是士林领袖，一度踏入权力中心，而且大有希望再度踏入。与四海想望风采的梁氏相比，早年的孙中山</a>可以说是个文化边缘人。他上过故乡的私塾，后来又在夏威夷和香港上学，受了完整的西医教育，而对中国的学问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从未成为上层读书人的一员。他同日本的自由主义-扩张主义者一道谋划革命，在海外华商和洗衣工中宣传革命，最终成立了追随者的组织，以资助革命。孙中山和国民党发源于中西交汇的边缘地带。他本人和许多追随者都来自珠江三角洲，这里海外贸易传</a>统之悠久是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及的，而且这里也是排外主义的急先锋。孙氏的思想不属于儒家—可以说他不属于任何一“家”—这使得他能够在激变的社会中扮演一个思想不断转变的角色。


    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小规模地展开了，同清政府的改革几乎并驾齐驱。在这个早期阶段，孙中山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政治纲领，他改造中国的事业与他屡败屡战的反清密谋相比，进展要缓慢得多。


    到了甲午战争时，孙中山的思想更为笃定，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894年写就的《上李鸿章</a>书》和《兴中会章程》最能代表第一个时期。《上李鸿章书》主要谈发展经济的计划，孙中山主张发展经济才是救国之要，船炮并不足恃。从下面的选文可以看出，孙中山几乎只关心培养人才和改进技术；信中只表达了对“西艺”的热望，而丝毫未流露出改造社会的兴趣：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


    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民以食为天，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


    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①


    据谙熟国民党掌故的邹鲁说，李鸿章对这封信很感兴趣，并发给孙中山农学会筹款护照。


    然而，孙中山看到李鸿章年已垂暮，锐气尽失，无意事业，且无洞烛大局之眼光，加之清军败于日本，朝廷威信扫地，于是前往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如果当时李鸿章将孙中山揽入幕府或畀以他职，孙的人生将会全然改写，孙中山就不会是后来的孙中山了。


    《兴中会章程》声言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孙中山同三合会等秘密会党有联络。三合会在华南和海外势力最大，当时也在鼓动反清。《章程》主要鞭挞了清政府的腐败暗弱，其目标是振兴中华，内抗官府压迫，外抗列强欺凌，其措辞大都含混曲折。对于对现实强烈不满的人们来说，共和主义仍然缺乏号召力。


    据孙中山自己说，他的三民主义</a>理论框架形成于旅欧的两年间（1896—1898）。当时他发现欧洲尽管科学技术进步，民族主义发达，也还是为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困。于是，他萌生了民生主义的想法。在西欧，孙中山除了接受智识上的熏陶，还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绑架。1896年，他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拘留，在英国友人和英国外交部的帮助下才躲过一劫。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劫难，他决心将自己的革命目标具体化。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此开始空前地重视掌握领导权。然而，孙氏并没有完全抛弃对旧官僚的幻想，据说他在义和团运动时曾再次联络李鸿章，劝他宣布广东独立，成立民主国。结果信送出去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1900年的庚子之变标志着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思想开始向第二个时期转变。此时，革命的目标已经确定为共和主义，鼓动革命的情感是民族主义，实行革命的手段则是暴力。孙中山就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相信所有的旧制度都将被粉碎，新制度则会取而代之。此外，他还为革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相信革命可以按图索骥而成，足见他还受到了19世纪科学崇拜的影响。


    1905年，同盟会于东京成立。孙氏的上述思想都凝结在同盟会的成立宣言中。《同盟会宣言》中制定的方略，孙中山称之为“革命方略”，其中政治问题居首要地位。孙中山仅仅靠着这一桩功劳，就应该被历史铭记：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核心思想—“训政”。所谓“训政”，就是由一个临时政府来训练不习惯参政的民众，使其最终达到能够参与民主宪政的程度。《宣言》中制定的三个阶段纵使在政治实践上并不成功，但其理论价值依然不可磨灭。


    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揭示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革命思想—平均地权。虽然老套，却有感召力。平均地权的主张和上文提到的其他主张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无疑是因为《宣言》是近代中国第一份明确为政治革命而起草的文件。还有一点值得留意：此前似乎没有任何一位大儒或高官讲过，平均地权应该是自强运动或维新变法的题中之义。本书在前文虽然涉及了一长串人物，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回避根本革新中国</a>生活方式的想法。梁氏和孙氏之前的士大夫都没有设想过，将农民提升为有文化、有恒产、经济独立、政治有权的公民。而梁启超关注更多的也是“新民”的义务，而非权利。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不能将土地改革置于其革命方略的首位。“平均地权”这一西方自由主义概念，已不知不觉地渗入20世纪初的中国。尽管清王朝已气息奄奄，但是慈禧太后和张之洞</a>对平均地权的思想都不会正眼瞧一下。因为这一思想和旧制度的基础—官僚士绅阶层的特权—是对立的。


    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除了提出革命派的目标，也是将来起义后革命政权的布告。


    选文56　《同盟会宣言》（1905年）②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革命军</a>军都督奉军政府令，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


    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此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勠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日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恶贯。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a>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a>，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右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期。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勠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


    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a>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勠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色。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①以上诸段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4—12页。


    ②《中山全书》（四），“宣言”第1—4页；又见《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84页，题为《军政府宣言》。译者按：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该宣言系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a>合作编制于1906年秋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