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班主任(1516045班)
3个月前 作者: 黄灯
来到九零后身边
062111班毕业五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九年。1516045班有点特别,大一时,系部没有分专业,中文、文秘、传媒三个方向的学生,混在一起,到大二才按照大一的绩点排名,确定专业。实际的情况是,绩点排名靠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选择了热门的传媒方向;中间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不愁分配的文秘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自然到了高冷的中文方向。这种排法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传媒方向的两个班,没有一个男生,而中文方向,却囊括了80%的男生(尽管如此,男女生比例在中文班还不到1:3)。如果绩点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学生的学习能力,那么,男生在中小学阶段,无法与女生抗衡的局面,哪怕到了大学,都没有获得根本改变。
班上一共有三十七名学生,二十九名女生,八名男生。如果说,在接手062111班时,我对班上的男女比例还有意外,到接手1516045班时,我内心唯有奇怪的感激,一个纯粹的中文班,拥有八名男生,已经是让人欣喜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不希望一个班级,全部是同一性别,单一性别集合的班级,让人产生陌生的失衡感,仿佛与人相处的半径缩小了一半。班上生源依旧以广东为主,除了严闽轩来自福建、何海珊来自广西、苟亚东来自贵州、李萌来自山东、秦思思来自湖南,其他三十二名学生全部来自广东各地:其中茂名六名,潮汕地区五名,珠三角一带六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各一名,中山两名),以及来自诸如信宜、韶关、罗定、河源、湛江、阳江、翁源、化州、云浮、台山、梅州等广东稍微偏远一点的非珠三角地区。
对1516045班的孩子,我有一种与062111班完全不同的感觉。
062111班给我带来的触动,更多来自空间的阻隔,通过他们的语言、性格、爱好、价值观念和文化烙印,“广东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开始植入我的内心。他们让我意识到,在我根深蒂固的湖湘文化视野以外,灿烂而丰富的岭南文化,其实也一直在滋养一群人,一群完全不同于湖南人性格的广东人。
而1516045班,给我带来最直接的触动,则来自时间的隔膜,我不得不感叹,我完整见证长大成人的第一个群体,竟然已经这么大了,竟然已经上大学了。我想到这群孩子,他们的年龄和我大学同学的孩子相仿,和我的两个外甥相仿,一种真实的“代”的感觉油然升起。尽管他们和062111班仅仅相隔九年,但这九年的岁月,足以在我的视野中,淘洗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班主任”类似一种教导者的角色。面对062111班时,我很自然地履行着教导者的职责,当辅导员告诉我,吴志勇有一段时间经常逃课,经常躲在宿舍不进课堂时,我曾理直气壮地去宿舍找他。在楼下的过道中,从人生的意义、念大学的价值、父母的期待谈起,我说服他无论如何要按时出勤,至少要拿到毕业文凭。他听了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类似谆谆教导的话,竟然改变了学习态度,不再逃课,也不再对学习听之任之,不但顺利拿到学位证书,而且在大三那年,履行一个班长的职责,管理班上很多的琐事。
但今天,当我面对1516045班一张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脸时,我突然感到班主任身份以往配备的诸多常规手段,统统失效了。我满腔惯有的热情顿时冰封,他们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给我带来的“权威”,凛凛的漠然中,让我意识到一种真实的尴尬。我感到此前持有的、负载在班主任身上的话语系统,已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更让我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在度量这个群体时,是否依然有效。
仔细想来,为何在面对1516045班时,我会有如此明确的困惑,和我在家族里面真实的经验有关。我大姐的儿子江江,出生于1994年,已从浙江一所二本院校毕业。我二姐的儿子佳佳,出生于1995年,正就读湖南一所理工大学。在养育江江、佳佳的过程中,家人面临了很多全新的挑战。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两个阵营,仿佛两个绝缘、互不理解的黑洞,一种真实的代际,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因为各自经验的异质性,相互感受到一种失控的无力。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早恋,仿佛只要避开了早恋的沼泽,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孩子的前程则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们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如何面对他们对网络的沉迷。
初中阶段,江江和佳佳总是偷偷跑去外面上网,姐姐、姐夫束手无策,最后蹲守在湖南汨罗大众南路一家叫智慧桥的网吧,将早已沉迷游戏的孩子捉拿归案,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但惩罚的后果,并未让他们远离网络,青春期的叛逆,使他们面对大人的反对,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佳佳,哪怕到高三,依然沉迷游戏、网络小说,致使亲子关系陷入了难以调节的困境,尽管高考成绩尚可,但到大学后,依然沉迷虚拟的网络世界。二姐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的佳佳,热爱阅读、喜欢思考,成绩也一直很好,如果不是沉迷网络,我们全家都相信,他会有更好的出路。在我们眼中,无形的网络,像一个奇怪的恶魔,会让小时候聪明亲近的孩子,变得眼神冷漠,拒绝交流。
现在,一群与江江、佳佳完全同龄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我突然意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坐实,“代际”这个词,已变成一种坚硬的存在,对我的教学生涯而言,面对更为年轻的群体,将是专业以外的新调整、新挑战。而我再次担任的班主任角色,也将从以往的教导者变成一个旁观者,孩子们青春成长的剧目,早已更换了布景,我在见证过他们中学时期的情景后,终于因为班主任的便利,得以拥有机会看见他们的大学生活。我还观察到,我眼前这帮九零后的年轻人,并没意识到,他们成长所带来的挑战,让他们的父辈,早已置身毫无依傍的茫然。
第一次,我对“代沟”二字谨慎起来,我明显感到,“代沟”的中性、温和,掩饰了我和他们之间更为深刻的差异,横亘在我面前的,显然不是“沟”,而是“渊”,是“海”。身边眼花缭乱的世界,快速得让人回不过神,转型期现实的丰富、跌宕,他们同样是承担者和见证人。虚拟化的网络,不过以技术的名义,掩盖了两代人对社会完全不同的感知,光是一个微信,就足以将更多群体,推向边缘。
对我而言,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视角是,作为公有制尚未解体时成长起来的施教者,面对一群市场化彻底铺开后长大的受教者,这中间的错位,将以班主任的角色,折射一个交织的窗口。在送走062111班后,我接手了更多学生,目睹不少个体的暗处挣扎,内心沉淀的直觉日益清晰:年轻的生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现实甩出,一个群体处境的塌陷,正越来越显示出坚硬的确定性。我内心潜藏的集体主义视角,以及负载在教师职业上的本能牵念,总让我不自觉地越过课堂的边界,将目光投向更多原子化的学生,我一直想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廓清无数年轻人在遭遇教育产业化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命运?他们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教育的质量、整体的经济形势,到底有着怎样细密的关系?一群在我大学时代,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精英群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结构性、整体性的困境,并被学术界冠以“屌丝”和“蚁族”的命名?我面前的1516045班,是否能以更为清晰的特写镜头,让我看清更为细致的肌理?
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的描述,我的大学时代,类似于美国五六十年代提供的教育背景,我的成长,得益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未崩塌的公有制教育。那时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远未达到当下触目惊心的地步,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压力,要比今天小得多,但教育投资的回报,却要更为可靠和确定。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上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比之我大学毕业的1995年,到我接手1516045班的2015年,整整跨越了二十年时空。二十年的滞后,因为班主任的身份,我终于获得机会,走近一个群体。面对他们时,无论我内心有着怎样的慌乱与不踏实,九零后这个群体,还是真实地来到我身边,并成为我工作的依托和载体。七零后和九零后的相遇,是我第二次班主任工作的主题,懂得这一代孩子,已成为摆在眼前的挑战。
而如何让他们感知,一个时代的转型,就在身边悄然完成,是我作为一个见证者,内心最大的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