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然和芳坤

    杜子然和颜芳坤同龄，一个2017年毕业，一个2018年毕业，是我最近几年，“导师制”名下的学生，两个孩子的家庭、性格、成长经历不同，我总是忍不住将她俩放在一起。


    杜子然


    在我“导师制”名下所带的几十名学生中，杜子然显得特别另类。家境的优渥、父母良好的文化素养、从小熏染的艺术氛围，和一般孩子不同的见识，加上她个人的敏感和聪颖，使得她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认识，和周围的很多人都不同。在我所教的学生中，和我交往较深的孩子，以农村出生的学生居多，城里的孩子，就如沐光所说，尽管文质彬彬，颇有教养，但他们与生俱来的距离感，同样也体现在和老师的交往上。


    但子然不是这样，她喜欢给我写邮件，喜欢和我发短信、微信。她在被各种情绪困扰，感觉需要一个人说话时，我会成为她倾诉的对象。她显然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特立独行的姑娘，并且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年龄的“青春式自恋”。经过漫长的应试教育，还能有如此独特的学生，来到我的身边，这让我有心怀捡漏的窃喜。我们之间不需要开导、灌输、解释和廉价的理解，她非凡的洞察力，在表达的瞬间，就能让师生之间彼此打开和接纳。我有幸见证一个生命、见证一颗心灵，曾经沉默而又毫无保留地在我眼前呈现，这是属于一个老师的踏实和幸运。


    杜子然199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独生女。妈妈1962年出生，从事会计工作，为了兼顾家庭，一直在亲戚的公司工作，三十三岁那年才生下唯一的孩子。爸爸是设计师，毕业汕头大学艺术系。子然对于妈妈的能力，非常自信，“我相信，如果妈妈想要出人头地，她绝对是一个人才，一定是一个大才，但是她因为照顾家庭，耽误了自己更大的追求，也没有什么抱怨。她工作的时间自由、稳定，可以将更多精力倾注家庭，这种平衡，让我看到妈妈的担当和智慧”。


    在子然很小的时候，爸爸喜欢带她外出看鱼、看花、看鸟，还带她收藏邮票。“他年轻时挺文艺气质，但比我务实一些。”子然从小在感伤的歌声中长大，家里到处都是港台和欧美的碟。“爸爸喜欢收集打口碟，家里成堆成堆地放，我几乎在张学友的歌声里长大。”


    子然自认为童年的记忆很贫瘠，“我不爱看动画片，也不是一个过早沉迷书籍的人，我不知道我的童年在干吗。因为独生，我有从小到大的那种发小，我二十二岁，有些朋友已经有二十年的交情了，所以要说童年的记忆，也只有和她们在一块的印象”。子然对童年的叙述，和当下城里独生子女的状况并无两样，他们不像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广袤的田野和众多的玩伴，但他们也没有经受农村孩子，因为物质贫瘠所带来的匮乏。子然对自己的成长，有清醒的认知，父母给她带来的艺术和知识化的生活，在滋养她的同时，也让她承受了一些代价。“长大后，在现实中与人相处，我会更飘一点，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情义会更珍重一些。”


    念到初中，妈妈认为环境很重要，将她送去了当地一所贵族中学。“同学家境都很好，教养也不错，各方面的素质还是蛮高的，我喜欢跟他们相处。”初二时，一次同学请吃饭，结账时，她目睹小小年龄的同窗，“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扔出去，说，买单。这样子，我就从内心认定，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我很清楚，我不太能顺受这种方式，后面的交往就慢慢趋向淡漠”。


    子然坦言，尽管自己来自典型的中产家庭，从小衣食无忧，和同学相处也毫无障碍，但无形中，还是会有一种来自家境方面的自卑。读贵族学校，对子然而言，最大的作用，是让她很小的时候，有机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和有钱人真实相处过以后，她反而获得了物质和金钱的免疫力。“我对物质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憧憬，没有一定要达到某个阶层的愿望。”


    子然和妈妈的关系极为融洽，妈妈尽管聪明、果敢，但在养育孩子上，并无半点控制欲望。“我家其实挺民主的，我要什么东西，会表达得很完备，有什么诉求，也一定会不断地和家人讲，会尽量把自己的要求讲明白，就算妈妈反对，也会一层一层地给她讲，会反复地推磨。”妈妈对子然没有太具体的要求，持有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正直的知识女性最单纯的念头，只希望孩子“忠厚，诚实，善良，持着向上的心，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都要看着别人对你的好”。大一时，子然进入一个团队，作为负责人，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忍不住向妈妈诉苦，妈妈明确告诉她，“你身在其位，要谋其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旦果决地做了决定，就去执行”。


    爸爸沉浸于艺术中的审美教育，妈妈纯正的价值观，让子然的内心，充斥着更多单纯的向往。像任何衣食无忧的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一样，子然对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直接的感知，她的优势，来自从未受到伤害的心灵，她的局限，也来自过于纯洁的成长环境，这两者，让她对生活的复杂和多重向度，缺乏直接的认识和感知。子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大学开始，她就和别的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社团，尤其热衷一些公益组织。


    2015年12月，因为参加WABC一个分享会，她第一次见识了“特殊人群”的画，并受到很大震动。“我就想，天啊，她们画得真是太好了！”分享会的主持人问了一句：“这个社会，究竟谁正常，谁不正常？为什么别人不理解这个人群，却要一直去指责他们，中伤他们？”子然被这句话打动，当晚就发微信，和主持人讨论这个问题，主持人也被子然的单纯所感染，邀请她加入团队。因为这个机缘，她以在校生的身份，兼职加入了这个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公益组织，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她眼前打开。第一次，她感到除了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他人的空间。“我以前不知道中国自闭症孩子的状况，现在才知道，一百个孩子里头就有一个，很多人觉得自闭症的孩子没有情感，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情感，只不过他们需要自己的表达方式。”


    子然的具体工作，是帮助一些自闭症孩子，通过绘画的方式，实现自我的表达，提升生活质量。“自闭症的孩子，他们想说，但没法说，我经常看到那些孩子自残，拼命地打自己，敲头啊、敲桌子啊，他们没法说，没法说清要什么、哪里不舒服。家长在一旁，也只能干着急。对他们而言，排解很重要，我会给他们画纸，给他们笔，孩子们很快就会进入绘画状态，画完后，我们机构会从专业的角度，从用色、构图、题材，联系他们的日常行为，综合判断他们的情绪，艺术就是他们的表达通道。”


    子然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妈妈对自己的触动，“十年前，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自闭症，跟我说，当时想抱着孩子往楼下跳。十年后，她的孩子情况好转，她也变得更有耐心。孩子去打球，看到别人抢她孩子的球，她不干预，我问她不着急吗？她说着急，但是你不可能事事都去干预，你一定要让他自己成长。每次出门，她都让孩子查找公交路线，她跟儿子说，你让妈妈上车，妈妈就上车，你让妈妈下车，妈妈就下车。走错了，就重来，没什么。她不将自闭症的事实告诉孩子，认为儿子不能以此为借口，去逃避自己的成长。这个故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问她，如果让你对儿子说句话，会说什么？她说，我一定会说谢谢他，十年后，我希望他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这个妈妈的经历，让子然意识到公益组织的意义，意识到关注特殊人群，就是关注背后的整个家庭，“一个孩子身上的东西，不管他特不特殊，正不正常，他投射出来的，肯定是背后的家庭”。


    当然，在公益机构的工作，也意味着风险。“有一次，我目睹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很强壮、高大，也很有才华，画着画，突然，整个人就冲了出去。我试图抓住他，但没有成功，抓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跟着倒了，我感觉自己没有干预的力量，第一次，我承认内心有深深的恐惧。”尽管如此，子然在公益机构的工作，还是一直持续到了大学毕业，这段经历，显然帮助她实现了更快速的成长。“通过这个机会，我迅速地逼近生活真相，对人性的丰富有了更多的体察，懂得了理解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


    更难得的是，通过公益组织的兼职，在直面人生残酷的一面，见识到生活中更多的无奈后，子然内心反而获得了一份持久的平和。“通过不断地接触那些特殊孩子，我破除了很多二元对立的成见，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我会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设想一些东西。由这个群体，我突然对过去的很多事情释怀，包括那些中伤我的人，我突然明白，那些伤害我的人，肯定是经历过一些伤害他的事，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投射到我的身上，理解到这个层面，我就能过很多关。”她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候，叛逆、极端。语文老师问她：“为何在高三成绩连续滑坡？”她直接甩过去一句：“因为是你教的。”老师傻了，“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为什么？”子然直接回答：“你一直在教我标准答案，我如果照那个套路，我没法写，我写不了东西。”子然觉得高三时，自己给了语文老师不小的伤害，她突然想和老师见个面。


    尽管妈妈对女儿并没有过多世俗层面的期待，但她还是希望女儿结束漂泊的状态，能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过一种稳定的生活。子然对生活的物质层面，依然没有清晰的规划，但她对独立的空间，对精神的需求，始终清醒而强烈。她害怕自己从事具体工作后，日渐被世俗事务折腾到麻木，也担心自己被细碎的工作缠住后，丧失对精神的追求，像海绵一样被生活吸干。她心里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子然没有婉丽、则良、沐光所承担的压力，他们一毕业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面临生存的问题，背后的家庭，容不得他们有半点闪失，在被子女的教育吸干一个家庭的水分后，干瘪的父母，正等待孩子大学毕业以后的回馈。


    子然没有这些生存烦恼，她所拥有的自由、从容，来自背后家庭的有效支撑。骨子里，她甚至不希望自己快点长大。“我很清楚，长大只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保持足够的开放，去顺受生活的历练，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更多时候，她像一个旁观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判断，除了来自知识，也来自她有意去看到的东西。她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不抗拒去深入底层，愿意以浸入的方式，去承担一些共同的遭遇。在宿舍，尽管她感觉和那些姑娘不在一个世界，但完全不妨碍她对同伴的观察、理解和接纳，她早已习惯女孩之间甜蜜的相处方式。我多次建议她去做一份具体的工作，鼓励她以更大的耐心去承受一份琐碎、卑微的工作，多坚持几年，漂浮的状态就可以落地，个体的进步也会快很多。


    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子然有着清晰的认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很坏的时代。我无法说服自己被物质、金钱的东西麻醉，但对集体意识，我又不是特别信任，我不想沉沦在集体声音的里头，不想跟大家一起去怒吼、呐喊，我一直在规避一些东西。当别人都往前冲时，我反而是一个倒退的人，我愿意倒退一下，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属于九零后，又不太九零后，我并不敢妄言，自己真正了解九零后，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相信物理年龄的人，觉得很多东西可以跨越年龄。”


    子然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也有清晰的期待，“希望自己更加单纯，保持对美的一种关照”。妈妈衡量女儿生活状态的标准，是“体面、开心、干净、舒适，有能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到底，横亘在子然面前的现实，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她并未完全平衡好，她能够意识到精神的那一段，对现实中的她，始终牵扯得太厉害。如果说，更多来自农村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现实，还停留在解决生存问题，那么，来自城市中产之家的子然，她的烦恼，显然更多涉及个体的发展。


    颜芳坤


    “你跟杨老师是初恋吗？”


    芳坤在我办公室坐定，她是唯一问我感情状况的学生。


    在“导师制”的学生中，芳坤的成长，可以用蜕变来形容，她外形的变化，让人完全明白“女大十八变”的神奇。我知道，在辅导员给我的贫困生名单中，芳坤一直是大家公认要给予资助的一个，名单上那个孤单的名字，和她始终灿烂的笑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既让我迷惑，也让我好奇。


    芳坤1995年出生于广西贵港的一个乡镇上。贵港离广东不算太远，云浮过去就是梧州，梧州过去是贵港，现在坐高铁，也只要三个小时。“贵港经济还行，我们那儿的人，都不算太穷。”


    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和别的男人走了，芳坤记不起与妈妈有关的任何细节，不知道她的长相，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妈妈是贵港周边的人，但从抛下芳坤后，明明知道孩子在贵港长大，却没有回来看过一次，这成为芳坤人生中，一块巨大的空白和阴影。姑姑在芳坤懂事后，会和她聊起妈妈的事情，但她对妈妈真的没有一点印象。她小时候曾经恨过妈妈，尤其看到别人母子亲近，这种憎恨的情绪，更加明显。在上高中以前，芳坤性子阴郁，时常一个人闷闷不乐。她记得自己大哭过两次：一次是小学三年级去寄宿学校，第一个晚上，她没有任何理由地哭了一整晚；第二次是初中军训时，有一个环节是老师安排学生写家书，她莫名地哭了一个下午，吓得老师、同学手足无措。这两次哭泣，像出完了一场疹子，她从此平静下来，“不再想与妈妈有关的任何事情，好像没这个人，以前恨也是恨一个莫名的形，现在感觉无所谓了”。她考上大学后，看着她长大的老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她不应该去找妈妈，妈妈既然狠心丢下孩子，而且从不探望，就当这个人不存在；另一派则认为孩子一定要认娘，没有母亲愿意抛开自己的孩子，她肯定有言不由衷的苦衷。芳坤在两派意见中，不知所措，她对妈妈已完全释怀，没有半点恨意，但她对寻母的念头，从来没有强烈的心愿。“我不知道找她干吗？问之前的事吗？好像也没必要。”


    爸爸倒是一直疼她。爸爸1971年出生，芳坤出生前，就一直在东莞打工。妻子离家出走后，他依旧在东莞打工，一直在各种厂子辗转，工作不定，经常变化，好像还做到过什么主管。现在开了一家小厂，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东莞。


    芳坤的爷爷，死得很早，连爸爸都没见过他。奶奶在芳坤满月时，得乳腺癌去世。姑姑建议将芳坤送去外婆家，但爸爸坚决反对，坚持将她交给家族的堂爷爷、堂奶奶照顾。两位老人去哪，她就跟着去哪，有时候住大伯家，有时候住大叔家，有时候住小叔家，反正和两位老人在一起，“村里每一家的饭，我都吃过，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堂奶奶的儿子、女儿都在外面打工，老人带了一窝孩子，都是子女留下的幼崽，年龄和芳坤差不多。“小孩子特别闹腾，堂奶奶也烦，我从小就闹，堂奶奶不是很喜欢我。”


    芳坤一年和爸爸见两次面，和家里那帮孩子一起长大。爸爸在东莞组建了新的家庭，芳坤的存在，爸爸一开始就对未婚妻进行了隐瞒，直到要举行婚礼，真相才不得不撕开。这导致芳坤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去父亲东莞的新家，“爸爸倒是想让我回去，但是阿姨带过来的儿子和妈妈也在东莞，一般情况下我就不过去。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不好讲，不解释就不解释吧，反正很复杂”。每次逢年过节，芳坤卡在中间，在去爸爸家，还是回广西之间，都要犹豫很久，“你回这边，那边要顾，你回那边，心情又不好”。但多数时候，她会回广西，尽管亲戚家的房子比较小，但他们对芳坤都很亲，“回去时随便住，当自己家那样，但主要还是住大婶婶、小婶婶家”。


    上小学一年级时，芳坤住在伯父家，但因为变故，她随后转了学，她都难以想起自己的二年级，到底在哪儿入读。从三年级开始，爸爸决定让她上寄宿学校，只有周末回姑姑或婶婶家。她更多时候，选择一个人度过，“很多事情也习惯一个人做”。父亲将生活费放在伯父家，每次要花钱，她就向伯父要钱，自己记账，“到现在还有记账的习惯，从小就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对培养我的金钱观，还挺重要”。芳坤自认很敏感，但又记不清以前的很多生活细节，“可能我有点选择性遗忘”。


    爸爸尽管一开始隐瞒芳坤的存在，将事情带入被动的境地，但一旦事态明朗，他并没有在妻子的不满情绪中，减少对芳坤的关心。初中的时候，后妈不想让芳坤读书，想让她打工，“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知的，他们没有跟我讲，应该是我无意听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烦躁，不喜欢跟人讲话”，所幸爸爸没有妥协，坚持一定要送她读书。爸爸是高中生，以前曾是村里的语文教师，没有上大学是他的遗憾，他不想芳坤留下这样的遗憾。


    芳坤和后妈接触较少，“在家里面，该问的就问咯，其实也没什么深入的交流”。她记得父亲结婚时，自己很开心，也很兴奋。“他们结婚时，我感觉好像可以叫阿姨妈妈了，但是结婚后，好像不是这样的结果，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婚礼一结束，父亲就回了东莞，并没有将芳坤带在身边。阿姨不太喜欢回广西老家，和爸爸结婚后，只回去过三次，芳坤失去了和他们相处的最佳契机，准备改口的心愿，自此便再没有机会实现，“那个时候没叫，以后就不会叫了”。因为这件事情，她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有了另一种理解。“其实以前，我还挺恨我妈的，现在没有一点恨的感觉，以前不喜欢母亲节什么的，谁要是提这个话题，就特别难受、特别不喜欢，现在不会了。”


    芳坤一直对爸爸心怀感激之情，她理解爸爸的难处，也知道为了弥补对女儿的愧疚，在很多方面爸爸对她非常纵容，“怎么说呢，我爸一直都没有放弃我吧”。在和爸爸分开的日子，因为居无定所，她不习惯给爸爸打电话，习惯了写信的方式，爸爸也挺能接受写信的方式，一般都会给她回信，她感觉父女的关系更像朋友。


    爸爸对妻子特别好，芳坤的亲生妈妈，尽管在她很小的时候，不辞而别，他还是帮助芳坤外婆家建了一栋房子。对现任妻子，爸爸也是尽力帮助她那边的亲人。“我爸人很好，很疼老婆，他现在给我阿姨那边，也出钱建了房子，阿姨哥哥在东莞买房子，我爸也出钱，他在这一块，用心用力还挺多。”


    与子然通过公益组织，看见另一种生活不同，芳坤从很小开始，就利用假期打工，这成为她人生中很重要的历练。


    小学六年级暑假，她去爸爸的新家。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玩，爸爸又不让她整天看电视，于是就带她进了自己所在的工厂打工。六年级时，爸爸对她的产量没什么要求，主要是为了让她早日体验生活；不过从初二开始，每年暑假的两个月，她都在工厂打工度过。“初二、初三的时候，在东莞桥头，进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作。”当时爸爸在工厂担任主管，流水线上的人，对她还挺关照，倒不显得太累。大一时，她进到爸爸的工厂，做日本车的车模，也是做流水线工作。中学期间她打工，只是做事而已，不会想很多，但进入大学后，来到工厂，她就会想起过去的事，会观察身边的人。她留意到工厂外包了不少事情，一个四川的带头人，将活揽下来，带领很多人在厂里干活，很多做事的，初中都没毕业，一看就是小孩，但整天待在流水线上，这让她想起自己曾进的工厂，其实里面一直也有很多童工，只不过此前，她没有留意。


    大一打工的体验，让芳坤第一次感觉到做工的辛苦，“每天差不多要做十二个小时，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半到五点，晚上还有四个小时，正式工每小时八元，暑期工每小时七元五角，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她注意到流水线的主管不好说话，特别严。“主管也是看人说话，见你不怎么好欺负，就不欺负你；好欺负的，就一直骂，流水线上的小孩，经常被骂哭。”


    芳坤在学校，勤工俭学，常年担任学生助理，一直以办事利索著称。她坦言自己的利索，和流水线上的历练有关。“在流水线上，你不做快，就会挨骂。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锻炼还是挺有用的吧。”她知道这些安排，包含了爸爸的苦心，“相比小时候暑假将我丢在老家，我宁愿进厂和老爸待在一起”。


    芳坤的性格，真正变得开朗，是上高中后。“我真正懂事，是在高中，高中遇到的人，很不一样，他们都很乐观、开朗，我要融入集体，就不能耍小脾气，要学着开朗。那个过程还挺煎熬、挺难受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有什么不开心，就会放在心里，也不和人说，怕负面情绪伤害别人。但现在，我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情绪，也会跟别人袒露不开心的情绪。”


    高三那年，堂爷爷想让她报师范类的学校。堂爷爷退休前一直当老师，还曾作为优秀教师，搭很多天火车去北京领奖。姑姑也曾考上师范，本来打算当老师的，但考上后，去干了别的职业。老人希望这个从小带大的堂孙女，能继承自己的职业，他甚至建议芳坤尝试一下北京师范大学的自主招生。芳坤不喜欢教师职业，选择了金融类的专业。“我是上了广西的一本线，录到广东F学院的，但没有上金融专业，调剂到了中文。”


    调剂到相对边缘的专业，芳坤倒没有太多的抱怨。她回忆自己的青春期，好像从未经历过一般孩子的叛逆，除了没有叛逆的对象，她情绪的排解，主要得益于高中开始的大量阅读。“文学对我来说，帮助还挺大的，高中开始大量看书，语文老师也一直讲心灵构建这一块。”和沐光一样，在身心贫瘠时，正是阅读和文学，帮助他们走出了内心的困惑，也帮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充盈。


    进到大学，芳坤从未为学习发愁，相比高中，她大学期间的生命，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她日渐开朗，也积极参与学校的社团，因为办事麻利，一直在系办兼职。大三时，她开始思考毕业的去向，开始严肃地对待学习，准备考研。


    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喜欢她，“我不喜欢他，但他将事情闹得特别大，很轰动，绝食、考试不写名字，搞到整个年级都知道。因为那件事情，直到今天，我都感觉好怕”。进到大学，芳坤从理智上告诉自己，读书期间谈恋爱不可行，一切等到毕业后再说。但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不经意中陷入一场感情纠葛。


    在考研过程中，芳坤曾向一位已经读研的师兄咨询，无意中，竟喜欢上了师兄，鼓起勇气表白后，没想到遭到了明确的拒绝。这是芳坤多年来遇到的最大挫折，从高中开始调整的良好状态，轰然塌陷。“很难受，很难受，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学习都学不下去，学校也待不下去。向书记请假时，书记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我，我控制不住自己，什么都听不进去，跟她讲话都很强势，只想快点离开学校躲起来。更严重的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对他的判断是否出了问题，怀疑自己去争取的东西没有意义，又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就特别难受，第一次给我爸打电话，使劲哭。”芳坤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小被寄养的生活，让她骨子里产生了太多的不安全感。她平时灿烂的笑容，发自内心对生活的认同、热爱，很难让人将她与一个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联系起来，但冰山下的火山，一旦遇到导火索，也会爆发、失控。


    在独自成长的漫长岁月中，芳坤因为没有父母太多的管教、约束，天性里对于自由，有着更多的向往。因为从小精打细算，就算在大学较为拮据的经济状况中，她也会积攒兼职所得的有限收入，在假期和同学结伴出游，“花不了太多钱，订的酒店都是最便宜的”。芳坤印象中，旅游花费最多的一次，是大二那年暑假去重庆，花了一千五百元。重庆这个山城给了芳坤极为美好的回忆，她甚至将此作为大学毕业后的目标去处。“对我来说，重庆是我去过、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城市，它挺发达，但不像广州这种发达，它有很深的底蕴，我挺想去那边看看。”爸爸不愿女儿远游，只想她留在珠三角一带。


    我曾建议芳坤报考重庆的研究生，诸如西南大学中文系，算是先通过读书，体验一下重庆的生活，但在考研的目标上，她又舍不得离开广州，她喜欢中大，也喜欢暨大。上一届师兄何建建非中大不考的决心，对下一届影响极大，更多想考研的孩子，受到何建建孤注一掷勇气的鼓动，铁了心要考中大，想通过考研实现名校的梦想，但何建建以超过三百八十的高分，进入面试遗憾失败的结局，让他们多了一层担忧和害怕。名校考研对第一学历的看重，成为学生中隐秘流传的魔咒，在孤注一掷的勇气和明知失败的结果中，芳坤理智地选择了暨南大学作为目标。她第一次意识到，高考没有进入一本院校，没有进入985、211等高校，早已给她未来的选择，设置了重重的障碍。这些事实在高考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一些孩子放弃内地偏远处排名靠前的大学，进入广州这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院校，如果他们想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考研深造，南方的这座都市，事实上并没有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方便。


    芳坤的性格里，没有一股非如此不可的狠劲，她的成长，在灿烂笑容的遮蔽下，更像一场意外的绽放。妈妈在给予她生命后，就立即离场；爸爸因为生计，根本没有时间，见证她的蜕变；更多成长的脉络、细节被时光冲淡，内心的沉疴，随着岁月的流逝，稀释在日益蓬勃的青春中。截至目前的生命中，她唯一争取过的东西，就是对师兄强烈的爱，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一次主动，却在最理性的拒绝中，消解了一个女孩对青春的确认。


    芳坤对未来的生活，没有特别功利、清晰的渴求。高中阶段，她排解学习紧张的手段，是中年妇女喜欢的刺绣。“刺绣时，人很沉静，不会想太多东西，不会有那种很浮躁的情绪在。我骨子里喜欢刺绣、手工、泥陶等一切手工，我喜欢动手操作，感觉做这些事情很开心。我知道毕业以后，不可能和爸爸住在一起，我肯定先要找赚钱的工作，然后到三四十岁，才有可能实现我的手工梦。”


    从2017年开始，芳坤着手考研，接受高考以后最为艰难的考试。在她身边，从大二、大三开始，并不清晰的就业前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考研队伍。考研结束，等待成绩的日子，给她带来的不是释放，而是另一重更为真实的迷茫，“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重要目标，感觉被掏空了，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却无从下手，感觉很迷茫，不知道往哪里走。找工作，简历拼不过人家；考完等结果，又不能对可能到来的面试不准备，什么都比别人慢了一拍”。芳坤的宿舍中，找到工作的舍友很少，外出实习的，主要是帮助单位运营公众号。在经济活跃的广州，貌似有很多就业机会，但摸不到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芳坤隐约发现，如果不能考上研究生，手里的一纸文凭，含金量并不高。有些工作，即使不读大学，也能找到，大学生的竞争力，在现实中，并不是很强。2018年3月，她奋战了一年的考研成绩公布，三百六十多分，上了国家线，在激烈的竞争中，她与暨大失之交臂。调剂过程中，她明确不去那些太一般的学校，最后重复了师兄何建建的命运。


    尽管念大学以后，她回广西的机会少了很多，但她还是为所了解的情况忧虑：养育自己长大的堂爷爷的大儿子，也即他的大伯，产生了很大变化。他以前当兵，后来做司机，不做司机后，迷上了网络，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做酸菜去卖，但禁不住诱惑，陷入了赌博，负债累累，生活一塌糊涂；更让她难以安心的，是大伯的儿子，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弟，和他爸爸一样，沉迷网络，还到处找人借钱。芳坤的爸爸，曾将侄子带到身边工作，每个月给他两三千的零花钱，但他嫌钱少，也吃不了那个苦，根本不愿做下去。堂爷爷面对这种境况，特别难过，感觉没出几个像样的后代，他当了一辈子老师，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儿孙，会在不缺吃少喝的时代，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故乡的事情，因为和自己有关，会让芳坤在远方发愁，但她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有办法安慰沮丧的堂爷爷。考研失败后，她耽误了最好的找工作机遇，她从来没有想过寻求父亲的经济支持，她已下定决心，准备二战再考一次。


    芳坤的当务之急，是在备考期间，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在呈现刘婉丽、李沐光、杜子然和颜芳坤的生命故事后，我突然对自己多年来私自实行的“导师制”产生了疑惑：在精英化和精细化教育幻象的牵引下，在一地鸡毛的大环境中，我不能掩饰自己，重回教育本源图景的企图。我想知道，在无数次粗疏而隐秘的师生交流中，这些自愿跟随我的学生，到底获得了怎样的滋养、成长？文学对于他们坚硬的生命和赤裸的前途，到底留存了多大的弹性空间？


    我明显感到，世界的丰富维度，正以开放姿态呈现在所有群体面前，如何面对世界的发言，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声音和话语权。对年轻人而言，在真理逐渐模糊的时代，对真相的尊重，成为他们理解和进入世界最可靠的入口。单向度的金钱标准、消费主义的疯狂肆虐、信息时代对生命的占有、奴役、大学教育赤裸的就业导向，正构成我课堂下的年轻人，最真实的生命场景。他们必须拨开这重重迷雾，冲出无数疯狂的包裹，在个体虚幻的自由中，重建生命的踏实和妥帖。尽管在各类课程尝试中，我深刻意识到，尊重个体生存体验，对接独立思维能力，打通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边界，是当下大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但面对知识密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中的痼疾，我无法在单一的课堂实践中，达成如上目标。“导师制”的私下实行，不过为了听到学生的真实声音，进而在真实的交流中，促成他们面对自我，坦然清理个人的经验，并能在大学阶段，实现对自己内心的整理，也让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真正达成。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我悄然印证了自己的一种直觉，在艰难的生存突围中，文学曾经打开了他们生命的另一扇窗口，对文学没有理由的热爱、一所简陋的乡村图书馆、高中的课外阅读、一个好的语文老师，都曾是他们精神航标中的小确幸。在或黯淡或顺利的青春岁月中，他们内心持有的文学光芒，曾让年轻的生命发光。从孩子们的讲述中，我看到了一种从容，看到了文学对他们的抚慰，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柔韧和开放，看到了年轻个体，不得不赤膊上阵面对时代洗刷的淡定、从容还有顺受。我喜欢子然常用的“顺受”这个词，这一代人的青春和命运，其实早已在无人喝彩的开场中，下定决心独自面对。而“导师制”之于我，不过在教学之余，像一个好奇的旁观者，利用职业的便捷，获得一个机会，与他们相处，并由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扫描。


    我惊讶地发现，和班主任经历提供的整体性认知相比，我“导师制”名下学生的个体命运，依然呈现了彼此吻合的特征：越是和学生深入交流，越能感知其背后的家庭，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我同样惊讶地发现，尽管在代际的偏见中，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往往被贴上更多的标签，而事实上，如果能获得和他们平等交流的机会，其个体的丰富性，便会于自在的打开中，昭然若揭。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就业的局促、房价的高涨，已成为他们一毕业就无可逃避的生存压力，但某种建设性的力量，还是从他们身上倔强地生长。无论是婉丽、沐光、芳坤对故乡、亲人的回望和牵挂，还是子然小小年纪就投身公益的热情，都让我看到喷薄而出的生命热力，和来自青春的尊严与尝试。


    更重要的是，对我而言，因为“导师制”所带来的近距离观察，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丰富性，极大地纠正了我的偏见。客观说来，尽管对他们而言，“读书改变命运”的成色，在教育市场化的语境下，早已褪色了很多，但在和更多的学生具体交流后，我还是能感受到农村孩子上大学的重要意义。他们从最底层的社会挣扎出来，在转型期的驳杂中，经历的心灵磨难、挣扎，并不比父辈少半点。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当我从他们的讲述中，感知到身后一群群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如何在底层挣扎的图景，我能明显感到，那群被抛出的孩子，其无望、狂放，早已成为社会触目惊心的疤痕。对沐光而言，在破败的村庄，若不是通过读书，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二弟的命运。就算暂时不能在城里立足，他来到广州的突围，也算得上一次胜利的逃离，通过念大学，他至少避免了变成烂仔的可能。


    作为一所普通大学的教师，我切身感受到处于高校生态链末端的二本院校，有着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和无数普通青年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