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战后生涯

    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腿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爱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惟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话，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掉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他妈的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尔斯上尉回到英国后发现与他结婚的那个英国“寡妇”给他生了儿子，但她当初根本就不是寡妇。她的丈夫从一个战俘营里回来了。她选择了原先的丈夫，抛弃了斯皮尔斯。这对夫妇还拿走了斯皮尔斯从欧洲大陆用船运回来的所有战利品。斯皮尔斯决定留在陆军。他在朝鲜战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场战争中指挥一个步兵连。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学习俄语，然后被派往东德的波茨坦，担任同苏联军队的联络官。1958年，他当上了柏林施潘道监狱的监狱长，鲁道夫·赫斯就被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1962年，他作为老挝皇家军队美国顾问团的一员去了老挝。


    现在，E连的老弟兄们打电话给他时，往往这样开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曾在战争中共事。”斯皮尔斯往往会问，“哪一场战争？”他的儿子罗伯特出生在二战中的英格兰，现在是皇家步兵军团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绿夹克”（陆军特种部队）。他是斯皮尔斯的“骄傲和幸福”。


    戴维·韦伯斯特无法理解怎么竟有人愿意留在陆军。他想当个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写作和发表文章期间，他通过打各种零工过活，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本记述自己战争经历的书。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但他无法为他的书找到出版商。他当了记者，开始时在洛杉矶的《每日新闻》工作，后来为《华尔街日报》效力。1951年，他与一位艺术家巴巴拉·斯托塞尔结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波兰、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大使不沃尔特·斯托塞尔。


    韦伯斯特一直对鲨鱼很着迷。巴巴拉写道：“对他来说，鲨鱼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征。他开始为写一本关于鲨鱼的书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持续了好几年。他身临其境地观察鲨鱼，在水下或在鲨鱼之间游泳，他还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长的小舢板，他叫它图斯塔拉，意即‘说书人’，他就是从这条小船上用无竿钓丝抓鲨鱼的。”书完稿后，虽然前后努力多达29次，他却始终没有让一个出版商相信有人会读有关鲨鱼的书。


    1961年9月9日，韦伯斯特带着作鱼饵用的枪乌贼、一根粗钓丝和捕鲨鱼的钩子从圣莫尼卡扬帆起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的搜索发现图斯塔拉被冲到了离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只桨不见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韦伯斯特的关于鲨鱼的书（《传说与食人鱼》，诺顿出版公司，1963年），这本书还有英国版，在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平装版。1975年《大白鲨》上映时，戴尔公司发行了这本书的平装版，结果很畅销。


    E连弟兄中，有3位士官发了大财。约翰·马丁靠着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的退伍费进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然后又重操旧业，回到了铁路部门。他当上了铁路督察员，有了辆小轿车，有秘书，津贴费也在增加。作为副业，他还投资盖房子赚钱。1961年，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不顾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几个孩子的强烈反对，搬到了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开始投资房地产。当时，他的全部资本仅有8，000美元，大家都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税款就超过了他在铁路上赚到的所有的钱。很快他就开始建公寓大楼和私人疗养院。他把生意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区买了一座养牛的牧场。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仍然喜欢冒险，只不过已经不再跳伞。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他的产业，可他顶住了诱惑；如今，约翰·马丁是马丁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他俩同时还兼任经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退伍费进了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云，到1973年已是纽约一家大广告公司凯赤姆、麦克莱德和格罗夫公司的董事长。4年后，51岁的他退休了，在佛罗里达盖了一处家宅，在那里定居，生活相当豪华安逸。


    卡伍德·利普顿在马绍尔学院（现为大学）主修工程技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乔·安妮给他生了3个儿子。利普顿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职位稳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伦敦，担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8家玻璃厂的生产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1975年，乔·安妮死于心脏病。第二年，利普顿娶了玛丽·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顿的好朋友，玛丽也是乔·安妮的好友。应联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利普顿写了一本名为《领导者》的小册子，这一方面对他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利普顿于1983年退休。他写道：“现在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这是我在麦凯尔营地训练时下决心一定要过上的日子。我的爱好是周游世界、打高尔夫、制造模型、做木工和读书。”


    刘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经营范围极广的家庭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农业。他一边进行经营管理，一边周游世界。如今他的主要爱好是读书。


    “莽汉”康普顿中尉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业，因此他的名声比财富更加引人注目。从1947年到1951年间，他在洛杉矶警察局做侦探，以后的20年担任地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当上了地区首席副检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对西尔汗的调查，并担任该案的公诉人。1970年，罗纳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担任陪审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他在弟兄们中一直享有声誉，因为他始终是E连最优秀的运动员，据说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


    迈克·兰尼中士在北达科他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他在记者、报纸编辑和公共关系顾问等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有5个女儿和7个外孙。1980年，他开始出版他命名的《E连通讯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节选：


    1982年3月号：“宾夕法尼亚小组在迪克·温特斯家中集会，为哈里·韦尔什举办了一次聚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尔、施特罗、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980年号：“这年夏天在纳什维尔的聚会是E连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单：原军官中到场的有迪克·温特斯、哈里·韦尔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汉”康普顿；其他有‘查克’·格兰特、保罗·罗杰斯、沃尔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龙、兰尼、约翰·马丁、乔治·鲁兹、珀康特、吉姆·阿利，当然还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号载：“唐·穆尼从广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顿在新奥尔良聚会了一次。”


    除两位外，这些弟兄们都没有业务或工作上的来往。没有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镇，几乎没有人住在同一个州（除了宾夕法尼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1年1月，穆尼写信给温特斯感谢他的圣诞礼物，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们的最新消息：“塔尔伯特最终被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在互相臭骂了几句后，我们交谈起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很照顾我。元旦那天早上我这边刚6点钟，他就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他喝醉了，但讲话还算有条理。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承认他遇到了酗酒的问题，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场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这些‘特殊’场合中的一个吧。


    “唐·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也过得很好。”


    兰尼退休后打算写诗和回忆录，但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除了海利格、马丁、瓜奈若和托伊，还有几个弟兄从事的也是建筑、工程或制造等行业。克拉伦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当了屋顶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罗伯特·温成了大楼和桥梁的钢铁构架工。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在华盛顿州的高速公路部门工作。“大牛”丹佛·兰德尔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管理员。沃尔特·亨德里克斯从事了45年的抛光业务，和花岗石打交道。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电话与电报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装新线路，最后他当了督学和教师。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后来在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界上高耸的水坝工程上工作。最终，他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除了利奥·博伊尔，还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师的队伍。利奥·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冈波特兰的红十字会里讲授水安全，后来成为健康与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罗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亚的帕叟罗伯斯中学教了30多年残疾人。哈里·韦尔什上尉回国后立即结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罗根穿着由韦尔什的后备伞服制成的礼服。韦尔什在诺曼底登陆的D日就穿着这套伞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把这套衣服带在身边。韦尔什进了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当了中学辅导员，后来成了学校的管理者。福里斯特·古思是教绘画、林业、电力和电子的教师，退休前，他还一直在管理学校生产的音响和舞台布景设备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特拉华的威尔明顿的销售。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讲述了他的的战后生活：“我毕业于1953年，开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级。教了3年以后，又当了27年小学校长，我非常喜爱这一职业。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我被选为得克萨斯州教师协会达拉斯——沃斯堡会分（拥有20，000个会员）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几个伙计们一起去打鸟。我打中了一只，当我低下头去看它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悔。这只鸟儿没妨碍我，也不可能对我有什么危害。我回到卡车那儿，一直等到其他人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猎。”


    埃德·蒂波中士进了密歇根大学，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他在丹佛郊区的中学教了近30年书。退休后，他写道，“我到哥斯达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遇到了34岁的罗泽。我用老掉牙的办法追了她大约一年后，不顾周围人的强烈反对结婚了，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反对我们的结合，除了迪克·温特斯。我也很难责备这些反对的人，特别是因为与一个61岁的老头子结婚，就几乎没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问题对拉美妇女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女儿克里几乎是在我们结婚刚满10个月时就降生了。”后来，罗泽去瓜达拉哈拉的医学院读书，于198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术。“我的妻子、女儿和我刚刚才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也许一个70岁的老头还买房子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们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远也不迟。’”


    罗德·贝恩中士1950年从西华盛顿学院（现为大学）毕业，同年结婚，有4个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当了25年的教师和管理人。夏天的时候，他会“像漂浮的海网那样，追逐着四处逃散的大马哈鱼”。


    埃德·蒂波用一个问句总结道：“如此之多的原E连的空降兵们都当了教师，这是一种偶然吗？也许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中一段时期的暴力与破坏，使他们想在另外一段时期里寻求某些创造性的工作来作为一种平衡。我们在重聚中还发现，在我们当中，从事建筑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数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退役后回到了农场。1990年，温特斯写信给他，说他经常到南方看望沃尔特·戈登，想哪一天顺便到弗里曼那里看看他的农场。弗里曼回信说：“如果你来密西西比看我们的话将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一块顶好的阴凉地中，冬天我们有很不错的取暖设备。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给奶牛割草，在冬天喂养牛群，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钓鱼和打猎。我们这里离汤比格比河很近，我经常看着驳船在河面上来来往往。给你寄去一张我们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块很舒适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坐着聊天。期盼着你的来临。”


    温特斯去了。他们的会面很愉快。他请弗里曼为本书写一些有关他战后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结尾写道：“我写的东西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我的确拥有一段真正的好时光，这段时光我是不会与任何人交换的。”


    理查德·温特斯少校也为他的战后生活写了个材料。他写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刘易斯·尼克松邀请我到纽约与他的父母会面。他的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泽西的尼克松硝化厂的人事部经理。工作期间，我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提供的条件在拉特格斯大学学习了商务和人力管理课程。1950年，我被提升为尼克松硝化厂的总经理。


    “1948年，我与埃塞尔·爱斯托佩伊结婚。我们有两个孩子。蒂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吉尔在奥布瑞特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又被召回了军队。在新泽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为团里的计划和训练参谋。退伍后，我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开始经营农场并把动物健康产品和维生素预混合料销售给饲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卢芒廷脚下的地方买了一个农场——在印第安敦山口以东7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我找到了我在D日时就想着要获得的和平与宁静。”


    这是典型的温特斯式的轻描淡写。诚然，他在他的农场以及赫尔希的一栋小型城镇住房里过着朴实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有殷实收入的人，他通过发明、生产并经销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牛饲料和其他动物的饲料产品取得了成功。


    他还极富绅士风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对我讲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兰那个堤上几乎全歼一个德国步兵连的故事后，我们出来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约30只黑额雁飞了起来；一只雁落在了后面，对着飞走的同伴哀鸣不已。温特斯解释说那只雁有只翅膀断了。


    我建议，趁狐狸还没来抓走它，用一枝步枪打死它，“冻起来留作感恩节的大餐。”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么做！”他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


    他无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从不提高嗓门说话，他瞧不起夸张、自吹或故作姿态。过去想要的东西，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里躺下来小睡一会儿时希望将来能过上的和平、宁静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战中指挥的E连弟兄们的永恒的爱和尊敬。


    在最后的一篇通讯稿中，迈克·兰尼写道：“在我回顾E连的风雨历程时，我的一个孙子问我，‘爷爷，战争中你是英雄吗？’我很欣赏自己的回答：‘不是，但我是在英雄连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