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有过惊人的表现——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茬，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


    “胡说。”斯皮尔斯说着，把格兰特抬上担架，又一次呼啸而去，这次去了萨尔费尔登。斯皮尔斯听说这儿住着一些德国专家，其中一位是来自柏林的脑科专家。这位专家立即给格兰特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


    枪击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兵营。E连的弟兄们集体出动搜捕肇事者。凶手是在滨湖采尔企图强xx一个奥地利女孩时被发现的，是才加入I连的一个新兵。尽管许多弟兄表示了对他无法抑制的厌恶，大家还是把他活着带到了连部。


    他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好。连里的一半弟兄都围在他身边拷问他，威吓他，对他拳打脚踢，恶毒地咒骂他。弟兄们还没来得及对他施加更严重的刑罚，斯皮尔斯上尉就冲了进来，他是直接打医院来的。


    “枪在哪？”斯皮尔斯对凶手咆哮道。


    “什么枪？”


    斯皮尔斯拔出自己的手枪，手握枪管，用枪把对准他的太阳穴狠敲了一下。凶手尖叫起来。“跟军官说话，要称呼‘长官。’”说着，斯皮尔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国兵瘫在椅子里，昏了过去。与格兰特同在2排的哈克·汉森是格兰特的亲密好友，他冲进总部，拔出手枪，“你这狗娘养的，你比我杀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边骂一边把枪抵在那人的脸上。4个人从身后抱住汉森试图把他拉开，他们喊着：这样就让他死了太便宜了这个畜牲。汉森扣动了扳机，偏了。


    “你真该看看那个家伙的样子。”采访中，戈登·卡森对我说。


    弟兄们把那个家伙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抬到团禁闭所交给宪兵。他醒来后，宪兵们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来到连部，一跨进门就问卡森中士：“斯皮尔斯在哪里？”


    “在二楼，长官。”


    辛克上楼后从斯皮尔斯那里了解了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后，辛克走了，斯皮尔斯走下楼。


    “怎么样？”卡森问。


    “挺难办。”


    “那么，辛克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把那个狗娘养的给毙了。”


    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难得的。我从E连几个弟兄那儿得到的一种解释是，斯皮尔斯肯定是对那个抓来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怀疑。当我向斯皮尔斯求证时，他回答：“在对格兰特中士开枪一事上，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时我肯定有这方面的怀疑，因为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我还从未犹豫过。”


    但我却认为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机会杀死那个懦夫的不只是斯皮尔斯。格兰特刚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发现这个I连的酒鬼时就有机会当场毙了他，而且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E连弟兄都觉得那个畜牲应该被干掉。但当肇事者被带到连部时，虽然E连的很多人都在场而且都带着手枪，但他们中真想杀掉这个美国兵的只有一人，而且还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当年那个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凶手，他们的血在上涌，面对凶手，他们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枪敲打，也不是殴打，而是弟兄们的自制。


    他们已厌倦了杀戮。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斯皮尔斯给福里斯特·古思中士写了一封长信。古思正在英国的医院里住院，他曾在给斯皮尔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调到其他师的想法。斯皮尔斯喜欢古思，觉得他是一个好军人，他欣赏古思总是能将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能力。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锉刀在M—1枪的自动解扣装置上摆弄几下就能让它变成全自动的。（古思改造过的枪温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着，参加朝鲜战争时也带在身边。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尔斯讲述了他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封冗长而且罗嗦的信，讲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后E连发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鲁兹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塔尔伯特中士不想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E连于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做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